清代理學沿承宋明理學而來。康熙帝尊崇程朱理學，將朱熹從原配享孔廟東廡先賢之列升為大成殿十哲之次，頒行《朱子全書》、《四書注釋》，定其《四書章句集注》為科舉考試的依據，由此，程朱理學便成為官方的統治思想和學術主流，呈一時之盛。當時還出現了一批理學“名臣”、“名儒”，如熊賜履、李光地、陸隴其、張履祥、陸世儀等。但到了乾隆年間，漢學考據興盛，理學逐漸衰退。昭梿《嘯亭雜錄·續錄·理學盛衰》說：“自乾隆中，傅、和二相擅權，正人與人梗者，多置九卿閑曹，終身不遷，所超擢者，皆急功近名之士。故習理學者日少，至書賈不售理學諸書。”
理學在乾隆時為何衰退？前人說法不一。按前引昭梿所說，是出於政治的原因。他在《嘯亭雜錄·書賈語》中又說：“自於、和當權後，朝士習為奔競，棄置正道。黠者訴詈正人，以文己過，迂者株守考訂，訾議宋儒，遂將濂、洛、關、閩之書，束之高閣，無讀之者。”據此，理學衰退的原因可歸為二：一是和珅等人的擅權，造成士風敗壞，殃及理學；二是漢學考訂者貶斥宋學。乾嘉時，由於漢學興盛，成為學術主流，宗理學者以為受到漢學家的擠壓，致使理學不振。現代研究者也有循此思路，將理學衰退歸之于漢學的“一元壟斷”以及漢學家對理學的排斥。
乾嘉以來理學衰退，與上述原因應有關係。如政治上的影響，不僅是昭梿所說的由於和珅等人擅權所致，而且與康熙帝對理學的態度也有關。康熙帝既尊崇程朱理學，但也抑制了它的發展。對於理學，他並不關注其學理層面，而是強調“道學者必在身體力行，見諸實事，非徒托之空言”(《康熙起居注》第2冊，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194頁)。他尤其強調綱常倫理，突出理學對皇帝的忠誠，“使果系道學之人，惟當以忠誠為本”(《清聖祖實錄》卷163，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8頁)。至於宗漢學者抱門戶之見，貶抑宋學，也是事實。江藩所著《國朝漢學師承記》，明顯揚漢抑宋，如他將黃宗羲、顧炎武“附於冊後”，不入正傳，理由是“兩家之學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漢儒為不可廢耳。多騎牆之見，依違之言，豈真知灼見者哉!”
宗漢、宗宋者互為門戶，彼此攻駁、詆譏，這是事實，但也不宜把他們的門戶之見過於誇大，應全面看待二者的關係。乾嘉漢學盛時，盡管理學的學術地位下降，但程朱理學畢竟還是官方統治思想，科舉考試仍以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為據，儒者從小就濡染於是。而程朱理學所倡的綱常倫理，又是儒者所共同遵行的。即使深持門戶之見的江藩，在制行上也效法程、朱，且指責于漢學“有一知半解者，無不痛詆宋學。然本朝為漢學者始于元和惠氏，紅豆山房半農人手書楹帖雲：‘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不以為非，且以為法，為漢學者背其師承何哉？”(《國朝宋學淵源記》，《國朝漢學師承記》附錄，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54頁)治漢學者除“百行法程朱”外，在學術上也有對宋學持平兼采的，並不都是貶抑。如著名漢學家戴震、紀昀等對漢學之短並不回護，對宋學也不一味排斥。戴震認為：“聖人之道在六經，漢儒得其制數，失其義理；宋儒得其義理，失其制數。”(《與方希原書》，《戴震全書》第6冊，黃山書社1995年版，第375頁)紀昀則說：“漢儒重師傳，淵源有自。宋儒尚心語，研索易深。漢儒或執舊文，過於信傳。宋儒或憑臆斷，勇於改經。計其得失，亦複相當。”(《閱微草堂筆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頁)戴、紀二人對漢學、宋學的長短、得失的評論，可謂實事求是，無所偏向。乾嘉漢學家中，主漢宋兼采者確不乏其人。如程晉芳治經“綜核百家，出入貫串于漢、宋諸儒之說。”(翁方綱《蕺園程先生墓誌銘》，《複初齋文集》卷14)阮元治學也持漢學、宋學之平，龔自珍稱其為“匯漢、宋之全”。劉寶楠治經“不為專己之學，亦不欲分漢、宋門戶之見，凡以發揮聖道，證明典禮，期於實事求是而已。”(劉恭冕《語語正義》後敘》)以上事實說明，乾嘉漢學盛行時，治漢學者並不絕對排斥宋學，不僅有較客觀地對待宋學者，且有漢、宋調和、兼采者，認為漢學“一元壟斷”，“狐狸”當道，以至使理學衰退，未免太過。
其實，理學的衰退，並不始于乾嘉漢學鼎盛之時，而在此前已顯露出來。乾隆帝於五年的詔旨中說：“朕命翰詹科道諸臣，每日進呈經史講義，原欲探聖賢之精蘊，為致治寧人之本。道統學術，無所不賅，亦無往不貫。而兩年來，諸臣條舉經史，各就所見為說，而未有將宋儒性理諸書，切實敷陳，與儒先相表裏者。蓋近來留意詞章之學者尚不乏人，而究心理學者蓋鮮。”(《清高宗實錄》卷128，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876頁)乾隆初年，乾隆帝已在感慨“究心理學者蓋鮮”，因而要臣子們切究宋儒之書，精研理學，可見在乾隆朝之前，理學即在衰退。而乾隆初，治經者雖或援引漢、唐箋疏以為經書考據，但尚未盛行。乾隆九年，惠棟撰《易漢學》，專標漢幟，開乾嘉漢學風氣之先。乾隆三十八年四庫館開，戴震等人被延聘入館修《四庫全書》，四庫館被稱為“漢學家大本營”，於是漢學鼎盛，如日中天。由此看來，將理學的衰退歸之于漢學盛行的擠壓，也並不完全符合實際。
一種學術的盛衰，固然有其外在的原因，但主要還在於自身的原因。經學考據，自康熙至乾隆前期，並未受到朝廷的重視和提倡，皇帝所尊崇、宣揚的是程朱理學。然而二者的趨勢卻截然不同，經學考據不斷發展，至於鼎盛，理學則日趨衰落。姚瑩慨歎：“自四庫館啟之後，當朝大老皆以考博為事，無複有潛心理學者。”(《複黃又園書》，《東溟文外集》卷1)問題需要從理學自身來找。清代理學，于學理無甚創新，多在於維護與闡釋程、朱之說。對康熙帝尊崇程朱理學產生重要影響的熊賜履，認為治學“只將《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等書及宋、元、明諸儒語錄從頭細看，自一一了然，更不必去起爐作灶，架屋疊床，生出無限枝節”(《答劉藜先論學書》，《經義齋集》卷9)。理學名臣張伯行認為：“內聖外王之道，燦然著於六經，折中於四子，而發揮闡釋于周、程、張、朱五夫子之緒言，至矣，盡矣，不可複加矣。……有志聖賢之學者，惟取六經、四子與夫周、程、張、朱五夫子之緒言，虛心學問，俛焉日有孳孳，而著書立說，不惟不可，亦不必也。”(《思辨錄輯要序》)可見，乾嘉時，漢學興盛而理學衰退，理有固然。道光後，理學雖有復蘇，但重在經世，學理並無創新，仍只在程、朱腳底下盤旋。晚清名儒賀瑞麟說：“自孔、孟沒，聖學失傳。宋興，人文再辟，周、程、張、朱之數子者，斯道大明，如日中天。後之學者，但當守其軌轍，不當另立門戶，宗程、朱即宗孔、孟，非程、朱即非孔、孟。”(《李桐閣先生墓表》，《清麓文集》卷23)清代宗理學者在學理層面無甚創新，只重綱常倫理規條的應用，不可避免地會使理學喪失學術上的活力，趨於枯萎。
清代宗程朱理學者門戶之見甚深。清初熊賜履撰《學統》，即為“衛道”、“明統”，以孔、孟、程、朱為道統正宗，排斥陸王心學。陸隴其、張履祥等理學名儒也都是尊崇朱熹，斥黜陸王心學。及至晚清，宗程朱理學的唐鑒、羅澤南等承襲陸隴其等人的風習，仍力排陸王心學，“同室操戈”未已。同時，宗程朱理學者對漢儒、漢學也予以抨擊、貶抑。宗程朱理學者既排斥陸王心學，又排斥漢學，門戶意氣，無疑也會阻礙程朱理學的發展。
（資料來源：《光明日報》2006年12月11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