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近年來思想史學科表現很活躍。您是我院近代思想史學科的帶頭人。請問，近代思想史學科是怎樣成長起來的？ 

耿雲志：中國的思想史學科是五四以後隨著中國現代學術體系的建立而逐步成長起來的，此前的思想史方面的內容被包涵在經學史或學術史之中。比如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于近代思想史多有論述。比較早以“思想史”命名的思想史著作是梁啟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1923年），而就近代思想史而言，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大北書局，1935年）比較最早。檢視五四到1949年間的近代思想史研究，主要是圍繞若干重要思想家，如魏源、康有為、梁啟超、嚴複、孫中山等進行的，尤其是孫中山的思想頗為當時學者所關注。這時期的近代思想史研究多半是分散的個案研究，不成系統，研究範圍也較為狹窄。1949年後，近代思想史研究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學者們的相關著作因力求貫徹馬克思主義指導，故多半略能成一系統；而且出現了一些思想史中的專門史的研究，如近代經濟思想史等。但這一時期的許多論著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教條主義的毛病，習慣以階級或派別劃線，將思想家簡單地分為進步或落後、革命或反動，加以主觀的褒貶，而於思想家思想的內容及其淵源、價值與實際影響等，卻缺乏實事求是的深入研究。“文革”期間，和其他學科一樣，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也完全處於停頓狀態。但此時期海外學者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倒是取得了明顯的進展。限於當時條件，他們的研究成果都無法得到及時的引進和介紹。 

中國大陸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真正繁榮，是隨著改革開放而逐步實現的。首先受到關注的，是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陸續出版近代政治思想史的著作不少。有些雖不以政治思想史為名，而實際上是政治思想史，至少是以政治思想史為主要內容的。相比之下，其他方面的思想，如經濟思想、法律思想、宗教思想、軍事思想、學術思想、倫理思想等等，雖也有學者涉足，並有著作出版，但總的來看，無論數量還是品質，都無法與政治思想史研究相提並論。這一時期最引人注意的是，隨著社會開放和思想解放的進程，學界對於以往研究中有些被視為共識或定論的東西提出質疑，並以大量的史料為根據，對一些人物和思潮作出新的研究，得出新的結論。比如對於洋務思潮，對於清末以來的和平改革思想，學者們都提出了新的見解；對於一些因為政治原因而被冷淡或被否定的思想家，如戊戌以後的梁啟超以及現代的胡適等人，都有許多新的研究成果，廣受海內外學界的注意。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的近代思想史研究在貫徹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方面是有了很大的進步。在研究成果的數量和品質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記者：那麼，最近十幾年的情況如何？ 

耿雲志：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其主要趨向是，第一，思想家個案研究進一步擴展、深入。一方面，研究者的視野越來越開闊，許多過去沒有或少有關注的思想家，如曾國藩、倭仁、陳熾、張之洞、梁漱溟、林語堂、杜亞泉、章士釗、張君勱、張東蓀、林語堂、羅家倫、吳宓、陳序經等，開始進入到研究者的視野，並取得了顯著成果。另一方面，對過去研究較多的思想家的研究進一步深化、細化，並提出了許多新的觀點。比如，戊戌變法後到辛亥革命期間，梁啟超是中國思想界執牛耳的人物，由於梁啟超當時居住在日本，其思想深受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思想的影響。然而以往學術界對此缺乏深入細緻的研究，談到日本思想對梁氏的影響時都比較空洞。新近出版的《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一書（鄭匡民著），對於梁啟超所受日本思想的影響進行了細緻的梳理，大大深化了人們對於梁啟超思想的認識。此外，隨著文化保守主義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現代新儒家”的一批思想家也引起學者極大的興趣，出現了大量的論著。第二，思潮史研究備受青睞。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前，中國近代思想史多以思想家的脈絡為主線，但從80年代末期開始，中國近代思想史著作則越來越多的以社會思潮為主線，出版了不少著作，並整理出版了一些相關資料。此類著作以吳雁南主編的《中國近代社會思潮》最為重要。此外，一些重要思潮的專題研究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民族主義、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等都有專門的研究著作問世。第三，近代學術史的研究開始受到極大的關注，其中學術轉型的問題又是學者關注的重點。其表現，一是對康有為、梁啟超、嚴複、章太炎、王國維、胡適、陳寅恪、陳垣、傅斯年、顧頡剛、吳宓等人的學術個案研究有相當深入的探討，二是對清末民初的重要學術流派展開了頗有成效的研究。第四，對思想史研究的相關理論和方法論問題展開了深入的討論。思想史界以前缺乏方法論的自覺，近幾年來，學者對於思想史研究的物件和範圍，研究的方法等問題，通過學術研討會和報紙刊物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討論。可以預期，通過這些討論，將會推動思想史研究的深化。第五，這一時期的近代思想史研究，問題意識有明顯的提高。近代中國思想中的“激進”與“保守”的問題，改革與革命的問題，民族主義的問題，思想、學術與文化轉型的機制與條件的問題，現代化的基本趨向的問題等等，都是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學者們非常關注的問題。 

記者：在您看來，近代思想史研究，當下有些什麼值得注意的問題？ 

耿雲志：問題總是會有的，沒有問題，也就不會再有進步了。問題的被提出，被認識，被解決，就是學術進步的過程。首先，最為大家所關注的一個問題，也是整個學術界帶普遍性的問題，就是學風問題。一些學者的工作不夠踏實，表現有急功近利，空疏、浮躁的毛病。這既有環境方面的原因，也有學者個人自律的問題。我們於整個環境的改變，無可為力；但我們作為學者，應當嚴格自律，不應被不好的潮流所裹脅。 

至於近代思想史學界存在的具體問題，就已引起多數人比較注意的問題，可以舉出一些。如，一些論著一味求新，或好以己意斷是非，以當代人的需求甚或僅僅依據個人主觀的好惡去“解讀”歷史，把歷史研究當作是當代人自己發表感想、議論的工具，這是很不嚴肅的。還有一些思想史研究論著，只局限於對思想家本身的著述作介紹和評論，對於思想家思想與其時代的議題之間的關係缺乏把握，對於思想家的思想淵源沒有進行細緻梳理，對於思想家的思想主張以何種形式對於當時社會發生了何種實際的影響，也沒有進行具體考察，對於思想家的思想與其同時代的其他思想家的思想之間的互動關係缺乏瞭解。於是，思想家的思想和主張似乎成了思想家閉門造車的產物，成了脫離現實歷史進程的遊魂。我個人以為，在思想史研究中，應當力求對思想家作全方位的把握。又有一些思想史研究著作，把思想史研究與一般的歷史研究混同起來，往往以大量的篇幅介紹思想家的生平，闡述其政治活動或社會活動，而於其思想本身反而研究甚少，甚至對思想家思想的基本脈絡都缺乏準確的把握。這反映出，其作者缺乏必要的專業訓練。因此，近代思想史研究隊伍的建設，仍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又有一些研究者，把歷史研究當作注經，習慣于把經典作家的某些觀點當作先驗的結論，找一些材料，搭配上去，就算是完成了自己的研究。這反映出，教條主義仍有一定的影響。另外，目前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中思想家的個案研究，專門思想史，如哲學史、政治思想史、經濟思想史、法律思想史、宗教思想史、文化思想史、學術思想史等等，雖都有一定的進展，但要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構築綜合性的“中國近代思想史”學科的基本框架，寫出一部全面、系統的而又有相當深度的綜合性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著作，還需要做很大的努力。 

記者：請您談一談，近代思想史學科今後的發展趨勢會是怎樣的？ 

耿雲志：根據目前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狀況，我覺得今後一段時期，它的發展可能會有這樣一些趨向。第一，有關思想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問題的討論會進一步深入。單是思想史研究物件與範圍的問題就已提出許多說法。多數學者基本上仍認為思想史應以研究思想家的思想為主；有的則提出應以研究大眾的思想為主；有的則採取折中態度，認為研究思想家的思想與大眾思想同等重要。我在《近代思想史研究物件與方法的思考》（《廣東社會科學》2003，2）及《中國近代思想史集刊前言》（《中國近代思想史集刊》第1輯）兩文裏，已較詳細地說明了我對此問題的看法，這裏不須多談。我只想強調一句，今後思想史的研究，應在充分研究思想家的思想的基礎上，注意研究思想家的思想與大眾觀念的互動關係。即努力探求思想家的思想在其形成過程中，大眾觀念是否起了某種作用，以及思想家的思想既經形成之後，又在怎樣的程度上影響了大眾觀念的變化。第二，思想家的個案研究仍將吸引許多學者的注意，研究的範圍會從主要的思想家擴展到一般的思想人物；從政治、哲學思想人物擴充到經濟、文化、宗教、科學、文學等方面的思想人物；研究也會更深入、更細緻、更平實；對於思想家思想的來源及其影響的探討將會成為深化思想家研究的重要路向。第三，學術史研究將會受到更多的關注，並將在深度和廣度上有進一步的提升。第四，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若干重大問題，如革命與改革、激進與保守的思想分野與其互動關係；近代中國文化轉型中，傳統因素與西方文化的作用及其相互關係；中國近代思想中的國家、社會與個人的關係；以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等問題，將會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第五，多學科、跨學科的研究將會受到越來越多的學者的注意，因而會不斷加強，尤其是思想史與社會史、思想史與政治史、思想史與文化史的結合研究會取得較大的進展。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發展，海內外的學術交流不斷增加和擴大，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將會被吸收和運用。但無論方法怎樣更新和如何多樣化，一切學問都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充分佔有資料，發現資料之間所蘊涵的內在聯繫，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只有如此，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與基本方法正是這樣。現在有些人對任何“新”的理論與方法都感興趣，這本身沒有什麼不對。但吸收和運用一種新的方法，決不是簡單套用；而是要在一個具體領域，一個具體問題上，獨立地搜集充分的材料，獨立地運用你所感興趣的方法做實際的深入研究，看看得出的結果能否經得起檢驗。由此來檢驗那種理論和方法是否可靠，或檢驗你對那種理論與方法是否真正正確掌握了。 

記者：我們知道，近代史所思想史研究室是您親手創立起來的。現在想請您談談這個研究室的工作和今後的設想。 

耿雲志：近代史研究所的近代思想史研究室成立於1991年（其前身是1988年成立的思想史課題組），2002年被列為院第一批重點學科。研究室的人員不多，但結構梯次比較合理，隊伍堪稱精幹。自成立以來，本室同仁各自發表了一系列研究論著，整理出版了多種近代思想史資料。同時，完成了院重點課題《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國》。從2001年起，又在做院重大課題《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研究》，刻下正在進入結項階段。目前，研究室同仁正準備著手作多卷本的《中國近代思想通史》。我們打算在已有的研究積累的基礎上，充分吸收海內外同行相關研究成果，對中國近代思想史作出比較全面的、系統的、綜合性的研究。此項課題已列入我所和我院十一五規劃中，大約明年適當時候即可開始。另外，我們在做好個人研究工作的同時，為推動中國近代思想研究的發展，還做了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成立中國近代思想研究中心（2005年8月正式成立），團聚國內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隊伍，加強交流，促進發展。第二，編輯出版《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作為海內外同行發表最新研究成果的一個園地。目前已經出版兩期（第一期《思想家與中國近代思想》，第二期《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國》），出版後頗得學界同道的好評。第三期《中國傳統思想的近代轉換》，將於2006年底出版；第四期《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正在編輯中，將於2007年初出版；第五期也已開始組稿。我們計畫至少每年出版一期。第三，就相關熱點和前沿問題組織系列學術研討會。從2002年中國近代思想史學科被評為第一批院重點學科以來，我們已經和兄弟單位聯合舉辦了“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學術研討會”、“中國近代史上的激進與保守研討會”、“第一屆中國近代思想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研討會”、“第二屆中國近代思想史國際研討會”等學術會議。以上這些工作，對推動國內外近代思想史研究，建立和擴大我們與國內外同行的聯繫，充分發揮思想史研究室作為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心的作用等方面，都大有裨益，產生了很好的效果。以後，我們還將繼續這些工作，為推動近代思想史學科的發展盡力。 

（資料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6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