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說法，叫作“受騙中計”說，大意是：石達開部在紫打地被圍後，進退兩難，急需尋找出路。清將楊應剛等利用這種情況，去石營遊說，以談判出路為餌，誘騙石達開到清營；石達開因而當了俘虜。根據主要是《越□廳全志》。此書能夠證明石達開是“受騙中計”麼？否。因為事實真相是： 

　　第一，石達開部“進退戰守俱窮，頗有降心”。 

　　一八六三年五月十四日，石達開率領三、四萬大軍，經冕寧小路，進抵紫打地，準備越過大渡河直取成都。這裏地勢險惡，四面受敵：北面是大渡河和總兵唐友耕等的部隊，西面是松林河和土司王應元等的反動武裝，東面是馬鞍山及土司嶺承恩、越□營參將楊應剛的兵勇，南面的山徑險路被嶺承恩砍倒千年古樹堵塞，又有遊擊王松林的兵勇在筲箕灣等處堵守。從五月十七日起，石達開曾多次組織渡河戰鬥，均遭失利，傷亡慘重。由於四面被圍，糧道斷絕，“摘桑葉，掘草根，殺羸馬為食”(黃彭年：《代劉蓉致駱秉章稟稿》，《太平天國資料》第218頁。)。六月九日清軍乘勢攻陷紫打地大營，石達開率殘部七、八千人東向突圍，奔至老鴉漩，“複為夷兵所阻，輜重盡失，進退無路”(駱秉章，《生擒逆首偽王石達開等並剿滅發逆巨股折》，《駱文忠公奏稿》卷6。)。“入夜昏黑，饑甚，覓食無所得，有相殺噬人肉者，達開莫能禁”(都履和：《翼王石達開□江被困死難紀實》，《新中華》復刊第3卷，第9期。)。面對這種艱險形勢，石達開動搖了；十之六七的部將動搖了，有個姓鄒的宰輔甚至“先送家屬為質，約為內應，立功贖罪”(黃彭年：《代劉蓉致駱秉章稟稿》，《太平天國資料》第219頁。)：有些士兵也“疑貳無鬥志”(都履和：《翼王石達開□江被困死難紀實》，《新中華》復刊第3卷，第9期。)。由此可見，否認當時石達開部傷亡慘重，“頗有降心”，是不符合事實的。這正是敵人誘降的條件。 

　　第二，周歧源擒石“密計”。 

　　周歧源鑒於石達開部“進退戰守俱窮，頗有降心”，就急忙“畫策”，授“密計”于楊應剛、王松林。要想弄清“密計”的內容，唯一的辦法就是從王、楊的言行中去探索。王、楊曾相繼赴石營遊說。楊應剛“先貽書約誓，待以不死”。但石部“未之信”，有些將領甚至“懼欲傷應剛”。楊應剛施展陰謀詭計，先危言恫嚇，然後同王松林一起“指天誓日”，力圖消除石達開等人的疑慮。非常明顯，楊應剛所說的為石部“尋生路”，就是要停止其鬥爭，如果石部遵命照辦，就可“待以不死”。 

　　當時擺在石達開面前的“出路”是什麼呢？石達開心裏十分清楚：一，“血戰出險”(□福成：《書劇寇石達開就擒事》，《庸庵文續編》卷下。)。二，“縱死□江定不降”(都履和：《翼王石達開□江被困死難紀實》，《新中華》復刊第3卷，第9期。)。三，“真心投誠，或可僥倖免死”(《石達開自述》，《太平天國》第2冊，第781頁。)。“罷兵讓路”使石達開率部安全轉移麼？周歧源不會用自己的腦袋作代價“放虎歸山”。 

　　“罷兵讓路”既不現實，允其“解甲歸田”倒有可能。安順場士紳賴執中說：“（當石達開被圍時）。四川總督駱秉章遣越□參將楊應剛，勸石達開解甲歸田。謂大渡河天險，決無法飛渡，今既已被圍，請解兵柄，來共商善後”(朱□：《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死事考》，《東方雜誌》第38卷，第21號。)。所謂“解甲歸田”，其實只不過是“投誠免死”的較為文雅的說法而已。 

　　第三，石達開“釋兵表降”。 

　　石達開為什麼要親赴敵營呢？《越□廳全志》說，楊應剛、王松林到石營勸降，約許“待以不死”，石達開信之，“與之訂盟”，然後同至洗馬姑。 

　　都履和《翼王石達開□江被困死難紀實》說：“達開當此欲進不得，欲退無所，……將自刎，會一將自梁橋馳陟高阜，急呼王應元各軍停攻：‘吾已奉令俯准石達開降免矣’。應元視之，乃參將楊應剛也。達開聞訊，不得已率其子定忠及各官佐釋兵表降”(都履和：《翼王石達開□江被困死難紀實》，《新中華》復刊第三卷，第9期。)。 

　　黃彭年《代劉蓉致駱秉章稟稿》說：“該逆逃生無路。適管帶南字營王松林到防，情願親往賊巢，誘降石逆。唐鎮等即飭唐正品、雷顯發……等同往，豎立‘投降免死’大旗。……王松林複親至石逆營內，反復開導，令其率眾來歸。二十五日，石逆率眾概行投誠。(《太平天國資料》第219頁。)” 

　　駱秉章在《生擒逆首偽翼王石達開等並剿滅發逆巨股析》中說：“當經楊應剛等以該逆無路逃生，于洗馬姑豎立‘投誠免死’大旗，石逆裹攜其一子及偽宰輔曾仕和……等並餘黨至洗馬姑乞降”(《駱文忠公奏稿》卷6。) 

　　當時駱秉章任四川總督，劉蓉為四川布政史，黃彭年在劉蓉幕中。都履和《翼王石達開□江被困死難紀實》主要導源于許亮儒的《擒石野史》，而許亮儒則是土司王應元的機要幕僚。駱、黃、許等人都直接參預了鎮壓石達開的勾當，可以稱得起是知情人，應該說他們所記是比較真實的。《越□廳全志》是光緒朝修的，當是根據公私記載編寫而成。這些當事人和地方誌的記載，雖然細節有些出入，但卻有個共同點，即敵人“誘降”，石達開“釋兵表降”。 

　　安順場士紳賴執中說：楊應剛勸石達開“解甲歸田”，“來共商善後”。石達開“見大勢已去，不得已輕騎前往，楊乃設伏於涼橋，遂致被擒”(朱□：《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死事考》《東方雜誌》第38卷，第21號。)。當然，如果從和平使者立刻變成階下囚這一點來說，石達開確實是“受騙中計”了。但是，敵人的狡詐並不等於石達開“無辜”。問題的關鍵在於石達開親赴敵營“共商善後”，究竟是屬於什麼性質的舉動？他屈從敵人的意旨，答應“解甲歸田”，放下武器，交出軍權，自投羅網，恐怕怎麼也不能算作是“忠於革命”的行動！《石達開自述》說：“達開正欲投河自盡，因想真心投誠。或可僥倖免死(《太平天國》第2冊，第781頁、據方詩銘同志從毛祥麟《三略彙編》中發現的新本《石達開自述》說：“達開原想投河，轉念投誠出來，救全殘眾”。)”。石達開自述同其他公私記載是吻合的。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所謂“受騙中計”說是不符合歷史真實的，與其說“受騙中計”，勿寧說“乞降被俘”更為恰當。 

　　有人總覺得石達開是個英雄怎麼會乞降呢？其實，歷史上常常出現這類矛盾現象。有些人能夠在勝利進軍中，馳騁疆場，同敵人殊死搏鬥，卻經受不起失敗的考驗，在軍隊潰散，身陷重圍時，喪師辱志便接踵而來。在這裏起決定作用的是主客觀條件。 

　　石達開的“低首乞降”(餘鴻觀：《蜀燹述略》卷1。)主要導源於失敗主義。 

　　石達開一八五七年公然率部出走，企圖“獨樹一幟”，“擁眾自雄”。他在軍事上放棄江西根據地，避開敵軍主力湘軍，陷於無後方流動性作戰的困境中；在政治上對太平天國的典章制度多所更改，“其動靜行為，多滋物議”(《吉慶元、朱衣點等六十七將領上天王奏》，《近代史資料》1955年第3期。)。一八六○年石達開轉戰廣西時，其部眾逐漸覺醒，紛紛“萬里回朝，出江扶主”(《吉慶元、朱衣點等六十七將領上天王奏》，《近代史資料》1955年第3期。)，石達開弄得眾叛親離，心灰意冷，“想要隱居山林”(《石達開自述》，《太平天國》第2卷，第781頁。)，但因清政府“到處懸賞嚴拿，無地藏身”(《石達開自述》，《太平天國》第2卷，第781頁。)，只好召集數萬之眾打出廣西，挺進兩湖，企圖入川。後因清軍追堵，而敗走雲貴。一八六二年石達開軍次貴州烏江渡口，曾題詩述懷：“垂翅無依鳥倦飛，烏江渡口夕陽微。窮途縱有英雄淚，空問西風幾度揮”(貴州通志館《採訪錄》，轉引自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中冊、第1523頁。)。石達開深感前途之渺茫，吟歎來日之無多，風雲壯志消失了，絕望的寒流陣陣襲來。一八六三年石達開率部在四川大渡河畔陷入絕地，“糧盡術窮”，“進退無路”。在他給川督駱秉章的信中，表白自己本想“矢堅貞以報國”、“待平定而歸林”，但“事拂人謀”，理想終於化成了泡影。前者“功竟難成”，後者“願終莫遂”。他回顧十餘年的戰鬥經歷，“轉覺馳驅天下，徒然勞及軍民，且歎戰鬥場中，每致殃連雞犬。帶甲經年，人無寧歲，運籌終日，心少閒時。天邪人邪？勞終無益。時乎運乎？窮竟不通”。他把自己的遭遇和革命戰爭的失敗，統統歸之於天命，“天既如此，人將奈何”(《石達開致駱秉章書》，《太平天國》第2冊，第759頁。)？在他看來，戰則亡，但若“真心投誠，或可僥倖免死”，有可能得到清朝統治者“推恩以待，布德而綏”(《石達開致駱秉章書》，《太平天國》第2冊，第790頁。)。正是這種悲觀主義，導致石達開“低首乞降”。所以敵人說石達開“勢窮事迫，是以率眾來歸”(黃彭年：《代劉蓉致駱秉章稟稿》，《太平天國資料》第219頁。)。 

　　據有關文獻記載，石達開在被執前一星期，要求部屬“血戰出險，毋徒束手被縛”(□福成：《書劇寇石達開就擒》，《庸庵文續編》卷下。)。石達開被執前五天曾題詩於壁：“大軍乏食乞誰□，縱死□江定不降”(都履和《翼王石達開□江被困難死紀實》，《新中華》復刊第3卷，第9期。)。石達開在被執前一天晚上還贊同部屬的意見：“妖來背水一戰，幸而勝則圖前進，不勝則主臣赴彼清流，斷不受斧鉞辱”(都履和《翼王石達開□江被困難死紀實》，《新中華》復刊第3卷，第9期。)。 

　　怎樣解釋石達開的這種“決死氣概”與“低首乞降”的矛盾呢？ 

　　石達開的思想有一個發展變化過程。石達開率部途經紫打地，本想搶過大渡河以入四川腹地，不料卻陷入絕地。起初石達開並無乞降之意，他曾多次組織搶渡，“誓于死中求生”(□福成：《書劇寇石達開就擒事》，《庸庵文續編》卷下。)。所謂“血戰出險”，“縱死□江定不降”云云，正是這種思想的反映。但是，由於搶渡失敗，糧盡勢窮，加上敵人設計誘降，需要在堅持戰鬥還是繳械投降二者之間作出抉擇時，石達開就趨向妥協，終於從“寧死不降”滑向“低首乞降”的邪路。 

　　石達開在傾向妥協之後，一面致書川督駱秉章乞降，並接待清方代表“與議降事”(任乃強：《記石達開被擒就死事》，《康導月刊》第5卷，第7、8期。)；一面又表示贊成部屬的意見，勝則前進，“不勝則主臣赴彼清流，斷不受斧鉞辱”。既然已經同敵人接洽投降，又有什麼“寧死不降”之可言？他此時此刻的所謂“寧死不降”云云，顯系企圖矇騙部屬，掩護投降談判。 

　　有人還用石達開被俘後的表現來否定他的乞降行為。劉蓉在《複曾沅浦中丞書》裏說：石達開“供自金田發難之後，一切悖逆情狀歷歷如繪。其梟桀堅強之氣溢於顏面，而詞氣不亢不卑，不作搖尾乞憐之語。自言南面稱王十餘年，所屠戳官民以千萬計。今天亡我，我複何惜一死！臨刑之際，神色恰然，實丑類之最悍者”　。他的記載可信，問題在於怎樣解釋。 

　　首先，石達開以太平天國翼王之尊，身經百戰之軀，率部入川，本想“擁眾自雄”，不料在大渡河畔陷入絕地，只好“釋兵表降”。他的乞降是被迫的。所以昔日王爺的風度，戰將的舉止，還不時流露出來。因此，劉蓉在“提訊”石達開之後說：“其梟桀堅強之氣，見於詞色”(黃彭年：《代劉蓉致駱秉章稟稿》，《太平天國資料》第219頁。)。 

　　其次，石達開率部“投誠”，是企圖“僥□免死”和“按官授職，量才擢用”。為此，他曾懇請清帝“推恩以待”。清方代表也“指天誓日”，保證“待以不死”。但當石達開率部“棄械投誠”之後，等待他們的並不是“恩赦”和“生路”，殘酷的現實粉碎了石達開的幻想，使他認識到向敵人獻諛乞憐是無濟於事的，因而他懷著受騙的悲痛和對劊子手的仇恨走向刑場，“神色淒然，無一毫畏縮志”(周詢：《蜀海叢談》卷3，《石達開》。)。 

　　究竟應該怎樣看待石達開的“釋兵表降呢”？ 

　　這裏有個怎樣看待農民軍將領晚節的問題。 

　　在階級社會裏，每個階級都基於各自的經濟地位而各有自己的特殊的氣節觀。 

　　封建社會裏的農民階級具有二重性。農民階級是同分散孤立的小農的生產方式聯結在一起的，是勞動者，又是小私有者。農民階級由於遭到地主階級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曾多次地舉行起義，以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但是，小農不是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無力掙脫傳統的封建思想和道德倫理觀念的束縛。小農的政治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持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所以歸根到底，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力支配社會”(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93頁)。農民的這種特性決定了農民起義軍將領的氣節觀，主要表現為反對壞皇帝，而擁護作為他們“主宰”的“好皇帝”。一句話，就是“忠君報國”。這種道德觀念既是農民階級思想的重要內容，又滲透著那個時代佔據社會統治地位的意識的影響。農民起義軍的任何個人也無法超越這個界限而達到無產階級氣節觀的高度。 

　　太平天國領導者十分重視氣節問題，他們把“為國忘家不顧身，事主盡忠無改節”(楊秀清：《果然真心扶主》，《太平天國》第1冊，第395頁。)，看作是最高的美德。他們要求廣大將士要“忠於天王、忠於太平天國。凡是盡忠報國者則為忠”，(《天朝田畝制度》，《太平天國》第1冊，第323頁。)反之則為奸。忠者倍受讚賞，“□常竹帛紀勳名”。(楊秀清：《果然真心扶主》，《太平天國》第1冊，第395頁。)奸者要受譴責甚至懲罰。他們把投降清王朝稱為“變妖”，(陸筠：《海角續編》，《漏網隅魚集》第132頁。)把叛徒叫作“反骨妖人”。(《天父下凡詔書》（一）《太平天國》第1冊，第8、19頁。)早在永安時期，洪秀全就號召“立志頂天，（真）忠報國到底”。(《天命詔旨書》，《太平天國》第1冊，第66頁。)楊秀清假借天父下凡，懲辦了叛徒內奸周錫能。洪秀全還特意頒行《天父下凡詔書》（一），廣為宣傳這次事件。(《天父下凡詔書》（一）《太平天國》第8、19頁。)建都南京以後，洪秀全、楊秀清把嚴禁“反草通妖”定為法律。(張德堅：《賊情彙纂》卷8，《太平天國》第3冊第229頁。)到了後期，李昭壽降清，李秀成致書聲討，斥責他是“反骨之人”。(《李秀成諭李昭壽》，《太平天國》第2冊，第605頁。)由此可見，我們既不能因為時代和階級的局限，而否定太平天國有自己的氣節觀，又不能脫離時代和階級的局限，而對太平天國的氣節觀提出不切實際的要求。考察太平軍將領氣節的標準，似乎應該是看他們對待大清帝國與太平天國、清朝皇帝與天朝天王的態度。太平軍將領的晚節大至有三種類型。 

　　一、以身殉節的英雄。其中有的是奮戰疆場、英勇殺敵、血灑江天的，比如與九江、安慶共存亡的林啟容和葉芸來，有的是落入魔掌、寧死不屈、 慷慨赴義的，比如洪仁□、陳玉成、賴文光等。洪仁□以文丞相為榜樣，堅信“天國祚雖斬，複生待他年”！(《洪仁□絕命詩》，轉引自胡濱：《關於洪仁□的幾個問題》。)陳玉成怒斥妄圖誘降的勝保：“大丈夫死則死耳，何饒舌也”！(佚名：《陳玉成被擒記》。)賴文光悲壯的表示：“古之君子，國敗家亡，君辱臣死，大義昭然；今予軍心自亂，實天敗於予，又何異哉！惟一死以報國家，以全臣節”。(《賴文光自述》，《太平天國》第2冊，第863頁。)可見，他們正是懷著忠於太平天國及其領袖天王的心情，大義凜然的面對屠刀的。他們是太平天國的英雄，是中國農民階級的傑出代表。 

　　二、投降變節的叛徒。比如錢桂仁、韋俊、鄧光明、郜永寬、陳炳文等，他們叛變投敵的共同之點是：死心塌地、拉走隊伍、獻出城池，調轉槍頭。比如韋俊、程學啟就分別率部以池州和集賢關降於清軍，成為清朝鎮壓太平天國的勁旅。蘇州郜永寬等八人以慕王的頭顱和蘇南根據地首府作為晉見禮率部投奔李鴻章。聽王陳炳文等在給鮑超的乞降書中，表示自己原先“並非甘心”投賊，“現有眾六萬人，洋炮隊七千餘杆，甘願效納，隨侍鞭□，進剿殘逆”。(《陳炳文等叛降鮑超書》，《太平天國》第2冊，第772、773頁。)這些傢伙成為大清帝國的鷹犬，絞殺太平天國的兇手。 

　　三、是介於以上兩種類型之間的，石達開就屬於這一類。石達開不同於以身殉節的英雄們，因為他在危急關頭，經不起考驗，“釋兵表降”了。不過石達開也不同于死心塌地的叛徒們，他的“釋兵表降”是迫於無奈，正如敵人所說的，他“並非真心反正之歸順”；(黃彭年《代劉蓉致駱秉章稟稿》，《太平天國資料》第219頁。)他“釋兵表降”的目的之一，是真誠地希望拯救部下將士的性命，這說明他對清朝統治者缺乏認識，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他在臨刑時的表現是好的。綜觀全局，可以說石達開確有變節思想和行動，但還不是叛徒。 

　　【資料來源：《東北師大學報》198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