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發於19世紀中期的太平天國起義，是中國近代史上聲勢浩大的農民革命運動。在長達14年之久的革命鬥爭過程中，太平天國不僅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對封建統治階級進行了猛烈的衝擊，而且在文化和教育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對作為封建統治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展開了猛烈的抨擊，對封建舊文化舊教育進行了一次大掃蕩，制定並推行了一系列新的文化與教育政策和措施。太平天國的文化與教育改革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深入研究這些特點，不僅有助於加深我們對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認識，而且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瞭解太平天國的文化與教育改革在中國文化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一、文化教育的平等性 

太平天國政權在1853年冬頒佈了政治綱領《天朝田畝制度》，除在政治上要建立一個“處處平均，人人飽暖”的理想社會外，還在文化教育方面提出了教育的平等政策。《天朝田畝制度》規定：“凡禮拜日，伍長各率男婦至禮堂，分別男行女行，講聽道理……凡內外諸官及民，每禮拜日聽講聖書，虔誠祭奠，禮拜頌贊天父上主皇上帝焉。每七七四十九禮拜日，師帥、旅帥、卒長更番至其所統屬兩司馬禮拜堂講聖書教化民……”[1](P322～326)這種人人都必須參加的“講聽道理”、“聽講聖書”的平民化教育，說明太平天國力圖建立的是一種平等的、普及性的民眾教育。太平天國這種平等的教育制度，在實施過程中具體表現為： 

第一，實行平等的婦女教育政策。在《天朝田畝制度》中明文規定：凡是天國內的婦女，在禮拜日時，必須與男子一道到禮拜堂內“講聽道理”和“聽講聖書”，並可以與男子平等地同排列在一行。這樣，婦女的教育平等權得到了承認。據清人張德堅記載：太平天國內除一般婦女有平等的教育權利之外，還在婦女中挑選通文化、懂上帝教義的優秀人才做群眾的老師。清人馬壽齡在記載太平天國的婦女教育狀況時說：“聽者已倦講未已，男子命退女子，女子癡憨笑相語”，都樂於參加天國“講道理”的活動。[2](P266) 

第二，實行平等的兒童教育政策。為了讓兒童接受太平天國的文化教育，太平天國專門請人為少年兒童編寫了蒙學讀物，例如，《幼學詩》、《三字經》、《禦制千字詔》等。這些兒童教育讀本在採用了中國古代傳統蒙學教材形式的基礎上，著眼點在向兒童灌輸反對清朝、崇敬上帝、“敬耶穌”、“順內親”等知識，以從小培養他們“敬上帝”、“戰勝妖”，敢於反抗封建傳統，立志推翻清王朝的思想。 

太平天國的兒童教育有著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方式和方法，這表現在：其一，在京城天京“設育才書院，延師教各官子讀書，名育才官”[3]，專門教育未成年的兒童。除天京外，當時在太平天國控制的一些地方，也有類似天京“育才書院”的教育機構。其二，在各地開辦“義學”。據《梟林小史》記載，太平軍在上海等地設有供平民子弟入學的“義學”。“義學”聘請識字的文化人作老師，分班進行教學。儘管當時戰亂不斷，但太平天國的“義學”在對民間子弟的教育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其三，在太平天國各級官員中推行一種“帶徒弟”的教育措施，即讓各級官員對隨從身邊的兒童進行經常性的實踐教育，以在革命鬥爭的實踐中培養有作為的新一代。按這種“帶徒弟”的方法，當時太平軍官員隨從身邊的童子少則幾個，“多至數十人”，他們“行則背負刀劍，住則環侍左右”，在行軍打仗和日常的生活中，在各級官員的言傳身教下，學習武藝，學習上帝教教義。 

太平天國的兒童教育由於缺乏和平的生活環境及足夠的師資，系統的文化知識教育不可能實現，但是，由於太平天國採取了比較切合實際的教育政策，特別是“帶徒弟”教育措施的推行，因而太平天國的兒童教育取得了較大的成績。據張德堅《賊情匯纂》記載：太平天國的兒童“皆不畏死，臨陣勇敢直前，似無不一以當十”。面對太平軍的兒童教育，張德堅發出了“賊之移換人心，果操何術以至此也”的喟歎。甚至部分清朝官員也認為，消滅太平天國後，捕殺太平軍的兒童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因為在他們看來，“劇賊而外，惟從童子，亦心腹之大患”。這說明太平天國的兒童教育確實收到了成效。 

第三，把民房、村落作為“講道理”的“禮拜堂”，讓民眾的文化教育普及、易行。清人馬壽齡在記載太平天國“講道理”的情況時，曾這樣描述：“鑼敲四聲麾令旗，聽講道理雞鳴時，桌有圍，椅有披，五更鵠立拱候之。日午一騎紅袍馳，戈矛簇擁簫管吹，從容下馬嚴威儀。”據當時曾目擊太平天國“講道理”的人說，太平軍每到一處，不論在城市還是鄉村，均“動輒鳴鑼傳集賊眾百姓，于何日何時齊集何處聽講道理”[4](P736)。這種不分地點、不分場所的教育形式，自然使得太平天國的文化教育簡單易行，使平等教育的政策能夠得到真正的實施。 

在太平天國內，受教育的對象是全民性的，凡天國平民，不論男女，不分年齡，不分民族，都享有平等的教育權利。雖然太平天國的平等教育缺乏系統性，粗糙而不完善，但它卻富於民主和革命的精神，它充分地反映了廣大農民反對封建特權，追求平等平均的願望。 

二、文化教育的傳統性 

太平天國的文化教育改革，是在繼承了中國古代文化優秀傳統的基礎上進行的，因而具有傳統性的特點。太平天國文化教育的傳統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在戲劇、曆法方面沿用了中國傳統的表現形式。太平天國後期，在蘇南和浙江等地都上演過地方的花鼓戲、昆劇、徽劇和皮影戲。雖然戲劇的內容有重大改革，但表現形式仍然沿用中國傳統形式。例如，皮影戲源起北宋，元、明、清三代都廣泛流傳，太平天國在繼承了傳統皮影戲的基礎上，加以發揚光大。當時在太平天國統治的浙江嘉興，不少酒店“日中用奏演曲，夜以影戲娛賓客”[5]。在曆法改革方面，太平天國新曆採用的節氣，如立春、清明、芒種、立秋、寒露、大雪、春分、小滿、大暑、秋分、小雪、大寒等，基本上仍是中國傳統的節氣稱謂。 

第二，在蒙學教材的編寫上，採用了中國傳統的蒙學教材形式。最典型的是太平天國編寫的《三字經》、《禦制千字詔》，基本上沿襲了中國傳統的《三字經》、《千字文》的舊形式。太平天國癸好三年（1853年）編印的《三字經》，除沿用三字一句、押韻順口的表現形式外，還使用了舊《三字經》的一些詞句，如“商有湯，周有文”等。甲寅四年（1854年）編制的《禦制千字詔》，總計1104字，四字一句，基本上沿襲了古代《千字文》的表現手法。 

第三，在文化書籍的內容上，除對個別文字略作改動外，仍然沿用中國傳統的《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太平天國於癸好甲寅年間（1853～1854年）印刷出版過《四書》《五經》，但對其中的文字作了形式上的改變：一是在文字上作改變。例如，將經書中的“上帝”二字改為“皇上帝”，把《論語》中的“夫子”改為“孔某”，“子曰”改為“孔某曰”；二是刪省部分太平天國認為是與上帝教相違背的內容。據清人李圭說，太平軍將經書中涉及“鬼神喪祭”的內容去掉。汪士鐸也記載說，太平軍把《四書》《五經》中有關鬼神、祭祀、吉禮等迷信的內容刪省。 

第四，在科舉考試中，考試的名稱、文體基本上仍沿用過去的舊方式。從清人方玉潤在湖北省黃梅縣收集到的太平天國一份試卷中可以看出，當時參加考試的人，在答卷時仍須作八股文，即文中有破題、承題、起講、領題、起出股、起對股、出題、中中股、中對股、後出股、後對比和結題等八股文的文體結構。這說明太平天國在科舉考試改革中，仍保留了許多傳統的東西。 

三、文化教育的創造性 

太平天國的文化教育改革在繼承了中國古代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在思想上給封建主義予以了強烈的衝擊，在文化教育上對封建陋習進行了大規模的掃蕩，並在蕩滌封建文化教育糟粕的同時，在內容和形式上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創新。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醫療制度方面，大力宣傳吸食鴉片和嫖宿娼妓對人身健康的危害。太平天國經常教育人們，要戒鴉片不嫖娼。洪秀全在宣傳革命時，曾編過一首勸戒鴉片的順口溜：“煙槍即炮槍，自打自受傷；多少英雄漢，彈死在高床。”在太平天國政權建立後，洪秀全又於太平天國癸好三年（1853年）四月下了一道《戒吸鴉片詔》：“吹去吹來吹不飽，如何咁蠢變生妖！戒煙病死甚誅死，脫鬼成人到底高。”在《太平刑律》中，太平天國規定“不准吹洋煙，吃黃煙”，“凡吹洋煙者，斬首不留”。在《革除汙俗禁娼鴉片黃煙誨諭》中，太平天國禁止嫖娼。在刑律上更是禁止“姦淫”。《太平刑律》明文規定：“凡強姦經婦女喊冤，定即斬首示眾，婦女釋放。如系和奸，即屬同犯天條，男女皆斬。”另外，太平天國還破除迷信，嚴禁以符咒給人治病。 

第二，在曆法改革方面，太平天國創制了自己的新曆法。金田起義後，太平天國將反封建的矛頭指向了清朝的夏曆。為了廢除清朝“正朔”，太平天國於壬子二年（1852年）頒佈了一部特殊的曆法——天曆。天曆以366日為一年，不用閏法，一年分12月，大月31日，小月30日，每月一節一氣。天曆採用節氣為制曆的基本法則，分一年為四季，以12節氣為12個月的開頭和月中，而以立春為歲首。這種新曆以節氣定歲時，具有新的創造性，特別是它刪除了過去曆書中的封建迷信曆注，宣佈年年、月月、日日均“是吉是良”，反映了當時廣大農民的要求，比較符合農民的願望，因而受到了部分農民的歡迎，並得到了實施。據記載，在天京之外的不少地方，凡逢天曆新年之日，金鼓喧天，農民都按新規定，“燃通宵巨燭，放爆竹，眾人歡欣，慶祝新年”。就是在太平天國失敗後，天曆的一些節氣干支，仍在民間使用。清人丁葆和在《歸裏雜詩》中說，民間的不少人在清朝恢復舊統治之後，仍然“不覺草茅忘忌諱，亥開醜好未全芟”。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太平天國的天曆能為一般民眾接受。 

第三，在美術繪畫方面，太平天國也有自身的創造性。首先，規定繪畫不准畫人物。由於太平天國崇拜基督教，而《舊約》中有許多禁止繪畫人物的宗教禁忌，因此，洪秀全曾下詔：“土、木、石、金、紙、瓦像、死妖該殺的六樣”，即禁止用土、木、石、紙等材料製作人像。另外，在山水花鳥繪畫中，為了表現農民反封建的叛逆精神，太平天國把被舊社會認為是不吉祥的一些東西，如蟑螂、蠍子、芭蕉、蒲公英、殘花、敗月等畫在圖中，現存太平天國的繪畫《秋景圖》《彩蝶圖》就是如此。 

第四，在書籍印行方面，太平天國也實行了大膽的改革。一是曾一度實行過免費向民間發放書籍的措施。據清人趙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記》記載，太平軍定都天京後，曾用小船裝滿太平天國自己印刷的書籍，從長江上游漂送到下游，讓民眾傳閱。太平軍凡攻佔一個城市，就建立印刷作坊，印刷書籍，故當時有太平軍“所到必刻偽經示眾”[5]的說法，甚至說太平天國的書籍“汗牛充棟”，達到了“人人習見”的地步。[6]二是大量印刷各種書籍，初步形成了太平天國自己的圖書系統。據英國人艾約瑟的回憶，他當年在蘇州時，曾見到過太平天國出版的許多書籍，其種類多達50多種[7]，而內容則涉及政治、經濟、宗教、蒙學教材、日曆等各個方面。 

四、文化教育的宗教性 

從思想上分析太平天國革命，我們可以看到它有明顯的宗教性。自1847年洪秀全、馮雲山等人在廣西桂平紫荊山區建立“拜上帝會”後，太平天國的領導人一直都把上帝教的教義作為宣傳和發動農民起義的思想武器。在南京建立革命政權之後，在文化教育中，太平天國利用上帝教教義來教育民眾的做法就更為突出。太平天國的文化教育表現出了濃厚的宗教性，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太平天國編寫了一整套較為系統的闡釋上帝教教義的書籍。其主要代表作有《真天命詔書》、《舊遺詔聖書》和《新遺詔聖書》。《真天命詔書》是1853年以前，洪秀全、楊秀清頒發詔書的彙編，又稱為《天命詔旨書》。《舊遺詔聖書》和《新遺詔聖書》是基督教的《舊約聖經》、《新約聖經》的重譯本，它對原來新舊《聖經》中不符合太平天國要求的部分內容進行了刪改、注釋和重編。除這三本書外，太平天國的《十款天條》也包含著濃厚的基督教思想。1851年由洪秀全、馮雲山等人制定的《十款天條》，既是“拜上帝會”的主要信條和教規，又是教育太平天國民眾的重要工具。十條紀律中的第一至第四條，均與“皇上帝”有關。《十款天條》與兩本《聖書》及《詔書》相結合，構成了太平天國宗教文化教育的主要圖書體系，它們在太平天國的文化教育和軍事教育中，起著主要的作用。 

第二，在具體的“講道理”中，向民眾灌輸拜上帝教的宗教思想。在日常的“講道理”中，常有“爾輩生逢太平日，舉足便上天堂梯……妖魔掃盡享天福，自有天父天兄為提攜”之類的套語。[4](P736)這種“講道理”，其大部分內容與太平天國的新舊《聖書》有關。按照《天朝田畝制度》的規定，凡禮拜日，太平天國的地方官“兩司馬”必須向民眾宣讀《舊遺詔聖書》和《新遺詔聖書》。除禮拜日外，“講道理”的活動亦十分普遍。《賊情匯纂》說，太平天國每事必“講道理”：“刑人必講道理，擄人必講道理”，“選婦女為偽嬪妃必講道理”，“逼人貢獻必講道理”，總之，太平軍的“講道理”時時可見，處處進行。 

第三，在太平天國新曆中，貫穿著“獨一真神為上帝”的思想。南王馮雲山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在廣西桂平縣監獄中創造出了一種新曆法，該曆法於太平天國壬子二年（1852年）正月頒佈實行。在太平天國新曆法中，隨處可見“天父上主皇上帝”、“太平主”、“太平天日”、“天父”等宗教術語，通篇散佈著“獨一真神為上帝”的思想。據清人胡長齡《儉德齋隨筆》記載，太平軍凡攻克一地，便立刻推行新曆法，甚至規定民間契券必須採用太平天國日曆，以天曆記年月。太平天國新曆的推行，是從曆法的角度對民眾進行宗教宣傳，換言之，是利用群眾日常生活須臾離不開的曆法，灌輸上帝教的思想。 

第四，在科舉考試制度的改革中，強行宣傳上帝教的教義。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1861年）頒行的《欽定士階條例》規定：“擬文士子所習之經，須欽遵聖詔，習理《舊約》《新約》《真約》諸書：《舊約》即《舊遺詔聖書》，《新約》即《新遺詔聖書》，《真約》即《天命真聖主詔旨書》，以及欽定《天條書》《三字經》等，皆宜時時攻習，以悟天真。”[8]除指定考試用書外，在試題的擬定上，太平天國領導人也煞費苦心，極力通過考試試題來宣揚上帝教教義。例如，太平天國甲寅四年（1854年）八月，湖北省鄉試試題中就有“真神獨一皇上帝”、“皇上帝乃真皇帝”、“真命天子福命將”等試題。在詩詞試題中，也有“天父下凡事因誰？耶穌捨命待何為？”等試題。太平天國庚申十年（1860年）八月，在蘇福省（今蘇州一帶）的鄉試中，出現有“同頂天父天兄綱常”、“禾王作主救人善”等試題。同年五月，常熟縣等地的試題中亦有“天父有主張，天兄有擔當”，“誅殘妖以安良善策”等試題。[9](P1310)通過考試用書、宗教性試題，太平天國把研習上帝教書籍作為讀書人的晉身之階，其目的在於籠絡知識份子，強行灌輸上帝教教義。從時人的記載看，太平天國的這種作法，在當時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清人王德森說：“其時有新陽廩生孫啟懋，號吟秋，考中長毛解元，其文有‘恨不得殺盡妖頭，上答天王之高厚’句，得意甚，逢人輒曰‘吾道行吾’。設立解元公館，引進其弟正齊名啟榘者，為賊招致本地人為偽官如軍帥、師帥、旅帥之類，樂於從事者不少。”[10] 

五、文化教育改革的落後性 

由於受當時政治、經濟條件的局限，加上農民階級所固有的狹隘性，太平天國的文化教育改革表現出了較大的落後性。太平天國文化教育上的落後性是由農民階級的小農經濟意識和不開闊的視野所決定的，其主要表現在盲目性方面： 

首先，太平天國盲目地把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套在中國傳統的文化上。洪秀全、馮雲山等人在組織和發動農民起義之初，主要是把經過改造過的西方基督教即上帝教作為從事革命活動的思想武器。利用宗教發動和組織農民起義，雖然在宣傳和動員農民方面具有積極的作用，但太平天國崇拜西方的“上帝”，表現出了極大的盲目性，特別是把“上帝”等字眼生硬地套用到中國傳統的儒家經典上，更反映出了太平天國領導人的無知、落後和盲從。這具體表現在：其一，盲目套用“皇上帝”文字，把《四書》《五經》中所有“上帝”字眼，皆改為“皇上帝”。例如，把《孟子》中“則可祀上帝”，改為“則可祀皇上帝”，《詩經》中的“蕩蕩上帝”、“上帝扳扳”改為“蕩蕩皇上帝”、“皇上帝扳扳”。其二，在蒙學教材《三字經》《禦制千字詔》中，向兒童灌輸“皇上帝”和“上帝創造了物”的思想。例如，《三字經》開篇便是“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的文字。在全文300多字中，僅“皇上帝”三個字就重複了二十餘遍。其三，在太平天國印行的日曆、史書、兵書等書籍中，一律套用“上帝”或“皇上帝”的文字，灌輸上帝教的思想。太平天國這種胡亂套用西方“上帝”字眼，盲目崇拜基督教的做法，造成了太平天國思想上的混亂，並為太平天國在思想上、軍事上的失敗埋下了禍根。 

其次，在對待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上，太平天國不加分析地盲目排斥。一方面，太平天國對孔子塑像和儒家經書採取了一概搗毀、燒毀的做法。1851年初，太平軍在金田起義後，即實行了激進的反儒反孔政策，把儒家經典斥為“妖書”、“邪說”。凡太平軍所到之處，都搗毀孔廟，焚燒經書。太平天國明文規定：凡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屬妖書邪說者盡行焚除，皆不准買賣藏讀，否則問罪。洪秀全甚至下令：凡一切妖書如有敢念誦教習者，一概皆斬。史載當時的焚書情況是：“搜得藏書論擔挑，行過側溷隨手拋，拋之不及以火燒，燒之不及用水澆。”[11]這種盲目排斥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做法，雖然在定都天京後得到了形式上的糾正，但太平天國在思想上尊重、信奉基督教而輕視儒家文化的政策並未在實踐中得以改正。另一方面，太平天國在文字上盲目地使用代用字、新造字和隱語，表現了起義農民在文化知識上的愚昧和落後。太平天國常用的代用字有“皇上帝”、“耶穌”、“天王”、“聖”、“神”等字。為了避天王的諱，太平天國沿襲了歷代皇帝的避諱方法，採用了避火、洪、秀、全、福、清、貴、山等的代用字。太平天國後期濫行封爵，字書上的字用完了，就造了許多新字供封爵使用，這些新造字除封爵時使用外，沒有多少實際應用價值。在隱語上，太平天國創造了如“高老”、“禾王”、“小天堂”、“山山”、“潤泉”等用語。此外，太平天國還根據兩廣方言創造了一些字詞，例如，將廣東粵語的“不可能”改作“不好”，將“少有的”改為“少何”等。太平天國這種濫用代用字、新造字和隱語的做法，破壞了祖國語言文字的知識性和系統性，這除了表現出起義農民在文化知識上的落後性外，對文字改革毫無積極意義。 

綜上所述，太平天國的文化教育改革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太平天國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反映了廣大農民的利益和願望，其文化與教育改革既繼承了傳統，又有所創新，更體現了平等的思想，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另一方面，由於受階級和時代的局限，太平天國始終無法衝破封建主義的束縛，缺乏從根本上摧毀封建文化教育的原動力，因而其文化與教育改革宗教色彩濃厚，並帶有很大的盲目性、落後性。在近代中國，太平天國的英雄們無法完成中國文化與教育改革的任務，因此，創造中國嶄新文化教育制度的重任，歷史地落到了代表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身上。 

【參考文獻】
[1]中國史學會.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第一冊[M].北京：神州國光社，1952. 

[2]中國史學會.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第三冊[M].北京：神州國光社，1952. 

[3]（清）張汝南.金陵省難記略[M].上海：著易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