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歷史上，自從有了戰爭，就有了一定性質的工程保障，進而也就有了執行這一任務的部隊。但在我國幾千年的戰爭實踐中，擔當這一任務的部隊，一直是由步兵臨時替代的，晚清以前歷代都沒有在建制上成立任何性質的工程兵部隊。太平天國之所以能首次組建正規的工程兵部隊——“土營”和“水營”，是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的。 

軍事技術的進步和發達，國家軍隊體制的改革．是太平軍建立工程兵部隊的內在導因。恩格斯曾經指出：“裝備、編成、編制、戰術和戰略，首先依賴於當時的生產水準和交通狀況。”[1](P206)太平天國起義時，中國的社會狀況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在一方面促使中國封建社會解體，促使中國發生了資本主義因素，把一個封建社會變成了一個半封建社會；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們又殘酷地統治了中國，把一個獨立的中國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國。”[2](P630)在社會矛盾和社會性質的不斷變化之中，西方的先進技術和先進武器的輸入，不時促進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到19世紀50年代，中國火器的創制和使用，經過長期蹣跚演進與吸收外來技術，在種類、數量和性能等方面也有了較大的提高。據統計，此時期清軍中使用熱武器的人數已超過60%[3](P198)。軍事技術的進步，一方面促進了整個作戰方式、方法的進步；另一方面又刺激著城防技術的提高，使建築材料和築城技術得到了較大發展，城牆相繼加高鞏固，各種類型近似永備工事的築壘也相應地有所發展。軍事技術上的長足進步，使我國陸軍由傳統的單一步兵向多兵種“分化”的趨勢發展，並達到了“幾乎強制地、而且往往是違反指揮官意志”[4](P215)的程度。與此同時，西方工業化國家的軍隊，在不斷改進武器裝備的同時，軍兵種的“分化”、“獨立”相繼開始或基本完成。英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就已經使用了工兵。在這種前“拉”後“推”的情況下，中國工程兵的誕生也勢在必行，不可阻擋。 

作戰任務的要求、武器優劣的懸殊以及地理環境的變遷是太平軍萌發建立作戰工程保障兵種的直接原因。太平軍起義時，僅有陸營（即步兵），編為10軍。當時，由於清政府害怕人民反抗，對火器的製造、使用，採取了嚴格的控制政策，致使太平軍初期使用的主要是些冷武器和低劣的火器。因此，在太平軍進入湖南以前的一年多戰鬥中，雖然靠機智勇敢取得了一系列勝利，但在攻城問題上，也屢遭挫折。如在起義之初的江口戰鬥中，太平軍在挫敗清軍進攻後，清軍被迫轉入防禦，楊秀清等原計劃一舉突破清軍營壘，東出平南，但由於清軍堅守營壘，兼有大炮，太平軍始終未能攻破敵營。1852年5月，太平軍在攻桂林時，因“石城堅厚”又兩面環水，圍攻月餘，水陸24戰，終未破城。[5](P21)這種“矛”與“盾”發展的不平衡，不能不引起太平軍高度重視而積極尋求解決的辦法。1852年6月12日攻克湖南道州後，太平天國領袖們一邊擴充隊伍、鑄造土鐵炮與其他軍器；一邊對下一步的進軍方向進行了商討。最後一致同意了東王楊秀清提出的“循江而東，略城堡，舍要害，專意金陵，據為根本，然後遣將四出，分擾南北”[6](P291)的戰略計畫。這一計畫的關鍵是“循江而東、專意金陵。”戰略計畫的確立，使太平軍的作戰情形面臨兩點變化：一是作戰地區將由湖南等地轉到鄂、贛、皖、蘇等省的長江沿岸，長江的戰略地位將明顯提高。同時，如何“循江而東”將成為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二是攻城問題也將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金陵當時為我國第二大都城，龍蟠虎踞，城廓巍然。此外，欲“循江而東”，則沿江之武漢、九江、安慶等重鎮，亦為必攻之地。所以，攻陷城池、克服水障以及利用江河使軍隊作戰更為機動已上升到戰略問題上來。這兩方面，都直接影響到太平軍戰略計畫的實現。總結前一段作戰得與失，籌畫未來作戰方式都使得土營與水營的建立，由潛在需要變為現實的必須。 

士兵成份的變化，是太平軍組建工程兵的“催化劑”。恩格斯指出；“軍隊的全部組織和作戰方式以及與之有關的勝負，……取決於人和武器這兩種材料。”[4](P214)太平軍起義之初，士兵身份多為耕山、燒炭及製造木具為主的貧苦農民及手工業者。除此之外，還有秦日綱、石達開率領參加起義的礦工。由於當時中國尚未有獨立編成作戰工程保障兵種的先例，因此，太平軍初期僅編有陸營。起義後，這些編在陸營的礦工們利用其一技之長，發揮了獨特的作用。1852年6月，太平軍進入湖南，在道州、郴州、桂陽等處又有大批“挖煤夫”參加隊伍；12月，在益陽、嶽州等地，又有大量“船戶”投奔太平軍。這些“挖煤夫”和“船民”的加入，不僅增加了太平軍的數量，而且使太平軍的組成成份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他們給太平軍帶來了熟練的掘地爆破攻擊技術和行船技能，這些技能在作戰中以其獨特的功能，為太平軍在攻城與機動作戰方面開闢了新途徑，解決了太平軍作戰的迫切需要，因此，建立新兵種“土營”和“水營”的條件已經成熟。 

二 

任何一種軍事上的變革，都需要有一個逐步發展、完善的過程。太平軍之工程兵——土營和水營的建立，也是在實踐中，隨著工程保障任務的加重而逐步建立的。金田起義時，就有廣西貴縣兩支礦工隊伍參加。一支是秦日綱率領的貴縣北山銀礦工人與桂平縣白沙鐵礦工人共約二千餘人；另一支是石達開率領的貴縣龍山銀礦工人一千余人。”[7](P55)這兩支礦工隊伍是起義的重要力量，他們為起義趕制硝藥並鑄造了鐵炮。[7](P55)在起義後的第一仗大湟江口戰鬥中，他們在江口以東的碧石村，埋設地雷，大敗清軍。9月在攻打永安縣城時，又成功地使用了火藥技術。攻克永安後，為破數萬清兵對永安的輪番進攻與圍困，秦日綱受命率礦工隊伍在城外險要據點處，築寨挖壕，建立了牢固的防禦工事，使清軍“始終無由破之”[7](P56)。這對保衛永安起了巨大作用，也奠定了後來建立“土營”的基礎。同時我們還可看出，礦工運用火藥與清軍作戰，已成為太平軍的重要手段，“土營”雖尚未編成，但已處於自發運用階段。 

自永安突圍後，太平軍北上直撲省城桂林，在圍攻戰鬥中，太平軍初次使用了“穴地攻城法”（即掘地道爆破城垣戰術），由於桂林城東、南兩面有灕江逼近城牆，北、西兩面又多山，“城根多堅石”，“掘之屢旬不能入”[8](P601)，所以這次“穴地多道”未能攻克桂林。可在攻打全州戰役中，“穴地攻城法”一舉成功。當時礦工士兵們在城外一民房處暗挖地道，通至城下，將大量火藥置於城牆下，火藥爆炸“崩塌城垣二丈餘”[7](P57)，太平軍由缺口突入城內。“穴地攻城法”的初次勝利，更增添了太平軍向湖南挺進的鬥志。經過一年多的戰爭實踐與鍛煉，已取得了運用地雷、火藥的作戰經驗，建立“土營”的時機更趨成熟。而就在此時，太平軍從全州撤離，向北進發到蓑衣渡口時，遭到了兇悍的江忠源楚勇的伏擊，太平軍幾乎陷於崩潰。因此，失去了建立“土營”的機會。 

1852年6月，太平軍在困苦中進入湖南，12日一舉攻下道州，在此“得掘煤夫二千餘人”[8](P364)。不久，攻佔桂陽，17日攻克重鎮郴州，在這兩地又“得採煤山夫千餘人”[7](P58)。為適應戰爭需要，太平軍領袖們迅速將這些“專以挖地道為得計”的“挖煤山人數千，另立土營”[6](P138)。如果以太平軍8月17日攻佔郴州，9月11日抵長沙，並在長沙攻堅戰中首次使用土營來推算，“土營”的建立，當在1852年8月下旬。初期，土營僅設“指揮一人，將軍分一二正副四人”，規定其任務是“專充穴地之役，鮮使打仗”。定都金陵後，擴建為兩軍，“封指揮至三十余人，將軍六百余人，其總制、監軍、軍帥至兩司馬俱備”[6](P285)。編制與陸營基本相同。土營在太平天國的長期對敵鬥爭中，凡需攻堅，都屢建殊勳，受到全軍優待與尊重。當時清方記載說：“凡土營之眾，賊中呼為‘開壟兄弟’，賊目優視之。”[6](P138)對土營發揮的特殊作用，清方無不哀歎：“賊到處俱用湖南煤夫揠掘地道，恃為長技，無堅不破”[8](P365) 

水營的誕生過程同土營一樣，是太平軍進入湘、鄂之後逐步建立的。1852年9月，太平軍圍攻長沙3月不下，被迫於11月3日用“民船”夜搭浮橋，迅速渡過湘江北上。12月3日攻下益陽，在湘陰臨資口徵用民船千隻，渡過洞庭湖，13日，又攻下嶽州，又有5千船戶帶著船隻參加了太平軍。這些船戶大多是從事水上運輸的勞動群眾，有沿江的纖戶、碼頭腳夫、鐵工匠作等。他們“皆終歲勤勞，未嘗溫飽”[6](P294)。參加起義後，與太平軍水乳相融，迅速成為太平軍中的一支骨幹力量。在岳州，為充分發揮這批船民的專長，洪秀全、楊秀清將船戶按諸匠營制度予以編組，任船戶首領唐正財為“典水匠”[6](P69)，職同將軍，統轄船隊。為搶在清軍向榮部之前攻下長江中游重鎮武漢，太平軍自嶽州水陸東下，強大船隊順流挺進湖北，於12月23日一舉攻佔漢陽。為保障大隊人馬快速機動地攻克長江對岸的武昌，唐正財充分發揮自己“在漕運中學得一手搭浮橋的好技術”[9](P1963)，率船隊在漢水江面搭造浮橋，渡大軍進攻武昌。1853年1月12日，太平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第一次攻佔了省城武昌。對唐正財率領船隊發揮的重要作用，東王楊秀清“嘉其能，始立水營，以唐正財為指揮，總統水營船務”[6](P141)。可見，太平軍水營成立的時間應在1852年12月23日攻佔漢陽後，搭浮橋于漢江到1853年1月12日佔領武昌之間。進軍途中，水營分前、後、左、右、中五軍。定都金陵後，水營已有徵用、“俘獲”來的民船“不下萬艘”，東王楊秀清又升唐正財為殿前丞相，水營增至九軍，編制如同陸營。為使水營長期發揮重要作用，並能控制長江水道，唐正財在天京設立了造船廠，因受條件限制（長江下游不產造船用材），造不出新船，主要是對大量民船進行“修補”[6](P141-142)和改造。在湘軍水師沒有出戰之前，清方記載說：水營“行則帆如疊雪，住則檣若叢蘆。”“所恃者船多，載賊登陸，以人眾驚我，既陷一處，悉載糧米下行……專以人眾船多勝我。”[6](P141)水營一度控制了長江水道。 

從1854年2月，曾國藩率剛編成的湘軍水師出現在江湖後，水營與對手在多年爭奪長江控制權的較量中，雖有不少勝利的記錄，並於1855年下半年開始在安徽、江西等地仿造湘軍水師戰船，然而接仗終究不是湘軍水師的對手。到1857年10月，水營在第二次湖口水戰中被湘軍徹底打垮。從此長江數千里幾乎全歸湘軍水師掌握。這種可悲局面的形成，成了太平天國走向失敗的致命傷。太平天國具有如此龐大聲勢的水營，為何不敵一介書生曾國藩在整整遲到兩年後才編練的湘軍水師呢？學界論評，說法多種，而筆者認為，對水營性質的定評涉及評價的關鍵。 

三 

關於太平軍土營與水營的性質，目前學術界一般認為，土營“其性質相當於現代的工兵部隊”[7](P58)，或認為“相當於今天的工程兵”[10](P12)。對水營性質有的學者認為如同今天的“海軍”[11](P21)，也有的論者認為是一支“如同湘軍水師一樣的江湖水軍”（即水上戰鬥隊）[12](P174)，也有學者認為“只是一群群運輸船舶隊”[9](P1966)，還有的論者認為是一支“舟橋兵部隊”[14](P11)。對土營性質，自無疑問。而把水營性質列入“海軍”之列實未敢苟同。而把分別承擔“水戰”、“運輸”、“架設舟橋”等等任務的水營視為不同性質的水上兵種，有進一步商榷的必要。筆者近期重新檢閱相關資料與有關新資料，發現至1857年10月水營在湖口徹底失敗為止，無論從其創建的動因，實行的編制和擔負的主要任務，還是從作戰方式上看，水營都是一支以擔負江河作戰工程保障任務為主的水上機動兵種，主要屬性相當於今天的工程兵系列兵種。 

從動因上看，太平軍建立水營的初衷是保障陸營機動。這主要出於兩方面的原因；一是作戰地理環境的需要。太平軍起義之初，主要在廣西、湖南、湖北等地作戰，其間水系較為發達，大、小河流縱橫，而太平軍的主要作戰形式又是機動作戰，在這種地理環境下實施機動，克服江河障礙和利用江河之便是不可避免的任務。這也關係到太平軍的生存與發展。在廣西境內，太平軍也曾利用水陸機動，如桂林戰役撤退時，即是採用水陸兩路撤離的。這種水陸機動完全是一種保障性質。二是執行“循江而東，專意金陵”戰略方針的產物。在這一戰略方針中，核心是“專意金陵”，而“循江而東”只是為實現“專意金陵”之目標所確定的一條進軍路線，其基本意圖是充分利用長江水陸機動，這時期並非馬上要控制長江和實施水上作戰。後來，太平軍在“循江而東”的過程中，將沿江已奪取的重鎮武漢、九江、安慶等地都自動放棄了，這進一步說明了組建水營的初衷是保障機動。這一點與湘軍水師組建目的專為“肅清江面”[15](P32)是截然不同的。 

再從水營實行的編制體制（包括船制）和擔負的任務上來看。部隊實行的編制與作戰中遂行的主要任務是確立其性質的主要標誌。作為海軍或江湖水軍，其編制（包括船制）與執行任務時至少有三方面是不可缺少的：一是編制必須要與艦船上的武器裝備與施行戰術相適應；二是作戰任務應以水戰為主，船艦是其不可脫離的陣地；三是主要攻擊武器應以艦（船）載火炮為主。這三方面是海軍、江湖水軍與其他兵種包括水上保障系列兵種（如負責水戰工程保障系列兵種、水戰後勤保障系列兵種、水上治安、水上通訊等等兵種）的根本差異。 

一種部隊的編制體制，反映了戰鬥力諸要素之間的結構。結構決定系統的功能，進而決定該系統的作用、性質以及與其他系統的區別。太平軍水營編制如前所述，如同陸營。由於天國領袖與水營負責人唐正財都“不明船制，不嫻戰術”[16](P351)，對所轄的大量船隻既不接船形大小、武器裝備與戰術需要去配置專業人員，也沒有按其性能用途作必要的區分，一船多用，各船混用。當用清方多次偵察到水營不講船制的情況：“不分炮船、戰船、坐船、輜重船，所有船隻皆載賊軍，皆載糧糗，皆載器械炮火，凡有船皆戰船，凡接仗皆出隊。”[6](P141)船上武器裝備主要是些自鑄的200斤左右重的前膛生鐵炮（射程近，炮膛易炸裂）、銅炮，加上一些繳獲清方的舊鐵炮，以及舊式抬槍，鳥槍和刀矛供士兵使用。當時向榮向清廷彙報說：“賊船與炮雖多，皆不堅利”[17](P62)，瞭解內情的地主文人記載說：“賊自始至終，火器皆不及官軍”[8](P401)。連曾國藩在寫給家人與同僚的信中也譏笑水營對俘獲來的先進船炮都不會利用之：“得我之戰船洋炮，並不作水戰之用，以洋炮搬於岸上紮營，而戰船或鑿沉江心，或自焚以逃，亦或收戰船之用。”[18](P307)對於使用大量民船作戰船，而專業水手（負責駛船、修船等）的作用在當時甚至超過專業炮手等方面情況，清方也深為瞭解：“（偽水營）船桅篷索俱全者僅十之三，水手也複寥寥”[17](P62)，就是到1855年下半年，水營增置新戰船時，戰船上的水手配置也很緊缺：“偽水營中往往難於調撥，非船不足數，即水手無多，每船隻能熟諳駛船者一二人在上，其餘水手等系外行。”[8](P634)正因為水營不講船制，武器裝備與人員素質較低，當時為曾國藩專門收集情報的張德堅認為：太平軍對“水師實非所習……船隻大小不一，未經訓練，其實不能接仗。”[6](P141-142)這些清方記載，雖有貶低的一面，但基本上反映了水營的實情。 

與之相反，曾國藩為“肅清江面，直搗金陵，”[15](P101)，針對太平軍水營“全憑船隻之多”，編制混亂，不講船制的弱點，首先立下了編練水師“必須選百練之卒，備精堅之械，舟師則船炮並富”的方針[19](P21)。他在湖南衡州等地精選良材，仿造廣式戰船，力奏清廷從廣東進口威力大、射程較遠的“洋莊”熟鐵炮800尊等裝備戰船，後陸續增置，到1857年3月，新式戰船已達500餘艘，“洋莊”[15](P275)等已達2000餘尊。湘軍水師不但船堅炮利，而且在編制上，規定每營不同性能的船隻相互配套，水手、炮手、槳工、櫓工等分工有序，任務明確。船制規定：每營配快蟹船1只，長龍船10只，舢板船10只，官勇425人。第一次湖口戰役中，湘軍水師中有作戰能力的主要是舢板船，於是決定裁快蟹船，減長龍船為8只，舢板船增到22只。一營共有30艘戰船，500名官勇，成為定制。[20](P94)總之，各種船隻所配火器及配置人員都有明確分工。 

綜上所述，兩支水上武裝由於編制、武器裝備與人員素質諸方面存在著很大差別，這就預示著兩者在進行水戰中，將以承擔不同任務的兵種和採用不同的戰術來進行較量，同時預示著雙方戰鬥力水準的發揮也將不同。 

在爭奪長江水域控制權的長年水戰中，太平軍水營“屢行于武漢、黃州、樊口、田家鎮、半壁山諸處：于武漢則搭浮橋，于田家鎮、半壁山則橫攔鐵鏈，于黃州則堅築壁壘……”[6](P132)，主要擔負的是“搭浮橋”、設置水障、構築岸防工事等水戰工程保障任務。首先，水營承擔了水上舟橋工程的搭造任務。如前所述，太平軍水營的建立，是楊秀清“嘉其能”而設立的。那麼這裏的“能”指的是什麼呢？顯然是指“典水匠”唐正財率船隊在漢水江面搭造的“人馬往來，履如坦途”[8](P594)的浮橋技能。既然有此特長，那麼這一“能”便不可避免地要被水營發揚下去，因為有大量的民舟器材可就便利用，所以搭浮橋便成為其主要任務之一。事實上在後來與湘軍水師長期爭奪戰中，水營為太平軍實現戰略計畫與新的軍事行動，架設了一座座快速機動的浮橋，並承擔了其他水上作戰工程保障任務，發揮了多種職能作用。當時，一些清方記載也說水營“見水善搭浮橋”[13](P1157)，連老對手曾國藩在奏稿、書劄、家書、日記中也頻頻記下了水營善搭浮橋、用兵神速、甚至給湘軍水師造成“慘敗”的情況。例如，1855年1月，翼王石達開命水營在湘口速用民舟聯起浮橋兩道，上鋪木板，加以土石，堵死水卡，將湘軍水師切為兩段，曾國藩當時哀歎說：“該逆搭浮橋兩道，舊卡一道，關鎖牢固，勢難衝擊”。[15](P90)結果，水營用小劃分頭出擊，焚燒敵船，造成湘軍水師大敗而逃。 

其次，水營在進行水戰之前和之中，還承擔了設置水障、建造水上營壘和構築岸防工事等水戰工程保障任務。定都後，為保衛天京，阻擋清方水師戰船從長江口而上，水營在江都、瓜州、鎮江等地江面上多次設攔江“鐵索”、“排舟江中”、“作巨附圖”（一種用圓木做的巨型水上防禦工事，水營稱作“木附圖水城”）進行攔截，使得清水師“不能破”也“不能進”[21](P110-114)。在西征戰場上，水營經常“沿江增築土城，安設炮位，江用鐵鎖橫互，阻截舟師”[15](P90)。1855年初，為攔截曾國藩在長江中的大戰船與闖入內湖舢板船的匯合，水營在湖口專造“木附圖數十丈，橫亙江心，附圖側有炮船，附圖外有鐵鎖、篾纜，層層固護。兩岸營牆百炮轟擊，皆以堅守此附圖，百計攻之，終不能沖入”[15](P118)。 

承擔水戰工程保障任務的多樣化，直接反映出水營並不專以戰船為陣地，也不專以船載火炮為主要攻擊武器。這完全說明水營是以水戰為形式，執行江河作戰工程保障任務為主的水上工程兵性質的兵種，而湘軍則是以遂行水戰任務為主的江湖水軍，兩者兵種性質不可混同。 

當然水營兵種性質的定評並不代表它不具有多種職能：為保障水戰與陸戰的共同進行，為保證首都天京與統治區的物資供應，水營在戰時還承擔了運輸軍需輜重、糧草供應、巡查河道、遞送文報等任務，平時還負責管理船舶關卡，查驗往來船貨，進行貿易交流等任務。這方面不少論者都有評述，在此不贅。這些任務的承擔，如同湘軍水師也有不少相同任務一樣，並不影響水營主要性質的定評。 

在作戰方式上，如上所述，水營以多樣化的作戰方式面對強者水師，這種大量利用民舟等就便器材，因陋就簡式的作戰方式，可以說，是太平天國的獨創，也是太平軍對中國古代江湖水戰樣式的一次歷史性突破，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因為這種多樣化的打法，不光簡便易行，還有靈活機動的一面，也是弱者對付強者的有效手段，運用得好，可以以弱勝強。但是這種打法，從戰術角度看，仍屬於防禦性的打法，容易被動挨打，起不到有效保障作用。因為水戰中運用這些簡陋的工程保障工事（舟橋、攔河大鐵鏈、巨型木筏、龜船、岸防工事等等），雖然當時把巨型“浮筏營壘”放在第一線，可是這些巨型水上工事，體大笨拙，進退不便，它與簡易戰船也形不成水戰陣法。同時這些簡易水戰保障工事都不能發揮掩護簡易戰船的作用（因火炮皆不及湘軍洋炮射程遠），更代替不了各類戰船去實施攻防結合打法。所以，當湘軍水師戰船實施攻擊時，水營各種保障工事、“浮筏營壘”、簡易戰船與各類船隻鞭長莫及，被炮擊中，往往出現混亂，並容易擁擠在一起，不能“迴旋取勢”[15](P80)，極易被湘軍炮船攔堵實施火攻，岸上固定的江防工事也易被火炮擊毀。在西征水戰中，水營大多採用這一不以戰船為主要陣地的多樣化打法，由於工程保障能力弱，“近萬艘”各類船隻被湘軍水師用“火攻”焚毀。從此元氣大傷，後因天京事變，新造戰船（並有洋炮配置）也無回天之力。曾國藩在水營多次失敗後總結說：“該逆水中屢次大敗，皆因民舟太多，被我燒毀。”[15](P103)1857年10月，在徹底打敗水營後，他得意地說：“論船炮之精，戰陣之法，官軍實遠勝於賊。”[15](P150-151) 

當然在爭奪長江控制權的過程中，從水營與湘軍水師進行過的眾多戰例中，我們發現，凡能取得勝利的作戰，主要是兩種基本戰法的結果：一是“水陸依護，協同作戰”法，這是太平軍運用的最成功的作戰方法。即水陸營分別結成對子，行進時，水陸營“夾江而行”或夾河而行“，到達戰區後，水營中一部分登陸，與陸營一起實施攻擊。如在西征之田家鎮水戰中，水營用民船500余隻載陸營士兵，乘清軍不備，一舉佔領田家鎮對岸的要隘半壁山，然後居高臨下，集中炮火向清軍水師炮船轟擊，迫敵水師潰敗，太平軍一舉佔領了田家鎮。二是採用黑夜奇襲法。在攻擊方式上，多利用黑夜，以障礙物（水障）為配合，對敵船施以火攻。如在第一次湖口水戰中，水營即先以障礙隔斷湘軍水師重船與輕船之聯繫，爾後乘夜暗火攻長江上敵之大船，一舉獲得成功。除此二法外，凡在正規的水面交戰中，水營基本上難以抵擋湘軍水師的攻擊，到1855年之前，幾乎少有獲勝的記載。這種戰法及結局，實質上反映了兩者兵種性質不同的必然結果。 

四 

土營和水營，作為近代中國第一支列入編制的工程兵部隊，不僅對太平天國運動具有重大的意義，更為重要的是，在長期武裝鬥爭實踐中所探索的一系列作戰方法和運用原則，為我國近、現代工程兵的發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奠定了初步的基礎。現僅就土營和水營對後來一些戰法上較明顯的影響，作一些歸納： 

1.“穴地攻城法”開闢了攻城的新途徑。“穴地攻城”，是土營的主要攻城手段。城牆為歷朝幾千年來實施防禦最得意之法，一道城牆幾千年來幾乎使得進攻者一籌莫展。依城牆堅守數月以至年餘的戰例不勝枚舉。而太平軍卻能審時度勢，將古之鑿地道之法與爆破技術結合起來，開闢了一條攻城的新途徑。曾出任湘軍陸師統領的李元度對土營所為十分佩服，他在筆記中說：“嘗遍閱兵家言，古法鑿地道，止用以撼城基，或出奇兵掩敵，無潛納火藥轟城者，故備禦之法，于古未聞”。[7](P61)這一戰法的創建，更為深遠的意義還在於將工程技術直接運用到作戰之中，使其成為戰鬥力要素，成為我國近現代主要攻城方法而被廣泛採用。 

2.將營壘運用於進攻作戰，拓展了工程兵戰術的新思路。今天，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工程兵已經開始由保障兵種向以工程技術手段殺傷敵人的戰鬥兵種發展，可是這種戰爭的性質是怎樣的呢？太平軍對營壘的運用，對我們的思考有很大啟迪。 

在古代，營壘一直是和防禦聯繫在一起的，“止則為營，行則為陣”，因此，工程設施多以其防護作用出現在防禦戰鬥中。太平軍在作戰中，創造性地將營壘用於進攻戰鬥，創造出諸如“包營為營”、“包城為營”、“以村為營”、“阻山為營”等戰法，先用營壘將敵人四面圍住，而後在有利的地形上，留出一條通路，設伏兵於通路兩側，迫敵突圍，一舉殲滅之。[3](P352)使工程措施更為直接地起到戰鬥作用，從而發展了工程保障任務的性質。更為重要的是，土營的這種嘗試，為我們今天研究工程兵戰術的發展趨勢，拓展了一條全新的思路。 

3.在陣地構築上，趨於系統完整。對營壘、溝壕等工程障礙物的運用，古已有之，但太平軍運用這些手段時，不仿前人舊法，而是根據地理條件和作戰特點，側重於體系的系統完整，使所設營壘“必堅必固，且能倚伏相救，聲氣相聯。”[6](P132)而且在每一營壘中，各種工程設施和障礙物也都相互配套。其基本做法是：在“營房外構築有土牆，牆外挖有壕溝（溝內置竹簽），壕溝外構築有重牆，牆外再挖重壕，壕的週邊釘有木樁，木樁向敵面設置交叉竹簽。[3](P356)這種多性能帶有一定縱深的障礙區，使敵人難以用一種方法攻克。此外，每營（或數營）中還設有“望樓”，配專人晝夜視察敵情。可見，土營在戰術發展上已較完善。 

4.浮橋相聯，水陸配合。利用民舟架設浮橋，在歷史上也有記載。水營在作戰中除了擔負架設浮橋任務外，在運用中還非常重視水陸配合作戰。“夾江為營”、“夾河為營”是這種配合的典型戰法。行軍時，水營和陸營沿江三路並進，行則同行，住則同住。駐紮時，水營船隻分靠兩岸停泊。陸營靠近江岸設置營壘（或住在船上），兩岸以浮橋相聯，“一橋擔兩岸”，使兩岸相互策應，水陸營相互配合。這樣既可以防敵人從陸上攻擊水營，又可以防敵人由水中偷襲陸營。此外，在戰法上，水陸營配合還常用襲擾戰術，即在對敵水師作戰中，陸營在兩岸“每隔40步安排一二個士兵，在夜暗中專放噴筒，相間排列至10餘裏”[6](P157)，形成一種先聲奪人之勢。在對沿江城市的清軍作戰時，水營派數隻小船來往于江面，造成攻城之勢，使清軍時時防備，以達疲敵之目的。 

5.注重運用水障。太平軍水營作戰的另一特色，是廣泛運用水障，特別是在江河防禦和戰略重鎮的保衛中，水營常常構築不同種類的、多層次的水中障礙物，以遲滯和阻止敵軍進攻。他們的通常做法是：在淺近岸灘，設置帶有竹簽的木樁，以阻敵登陸；在江中多建“木附圖水城”，以阻敵進攻；有時還在上（下）遊一定距離處搭浮橋，橫鐵索，阻擋敵船通過。這種遠近、深淺相互配套的障礙運用，在我國歷代戰爭中也是少見的。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太平天國之土營和水營，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支列入編制的工程兵部隊，其產生與發展，是近代社會發展的產物，也是生產力推動軍事技術發展的必然結果。它的產生，不僅在整個太平天國運動中起過獨特的作用，是一種新的具有獨特性質的兵種，而且對我國軍隊的近代化建設和工程兵的發展，也產生了巨大影響。當然，太平軍工程兵的建設與運用，僅處於低級階段，存在保障能力弱（主要是利用就便民用器材）的缺陷。其在編制、裝備、人員素質、作戰樣式水準等諸方面與同時期的湘軍相比，顯得還比較落後，這正是太平軍水營不敵湘軍水師的一個重要原因。［收稿日期］2000-12-27 

【參考文獻】 

[1]恩格斯．反杜林論[A]．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三）[C]． 

[2]毛澤東．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A]．毛澤東選集：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中國軍事史[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 

[4]馬恩列斯軍事文選[M]．北京：戰士出版社，1977． 

[5]夏燮．粵氛紀事（卷一）[M]． 

[6]張德堅．賊情匯纂[A]．太平天國資料叢刊（三）[C]．北京：神州國光社，1956． 

[7]梁任葆．太平天國和礦工[A]．太平天國研究文選[C]．甫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1． 

[8]中國史學會．太平天國資料叢刊（四）[C]．北京：神州國光社，1956． 

[9]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第三冊[M]．北京：中華書局，1992． 

[10]楊生祥．太平天國軍事制度概述[J]．天津：歷史教學，1990，(9)． 

[11]吳傑章．中國近代海軍史[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 

[12]張寄謙．大平天國的水軍[A]．大平天國史新探[C]．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 

[13]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第二冊[M]．北京：中華書局．1992． 

[14]盧開宇，薛秋林．太平天國工程兵建設與運用探略[J]．徐州：徐州師範學院學報，1993．2． 

[15]李翰章．曾文正公全集（二）：奏稿[M]．卷一卷二．上海：世界書局出版，1936． 

[16]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稿（增訂本）[M]．北京：中華書局，1962． 

[17]向榮奏稿：卷三[A]．太平天國資料叢刊（七）[C]．北京：神州國光社，1956． 

[18]曾國藩家書家訓日記[C]．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19]李翰章．曾文正公全集（三）：書劄[M]．上海：世界書局，1936． 

[20]羅爾綱．湘軍兵志[M]．北京：中華書局，1984． 

[21]中國史學會．太平天國資料叢刊（五）[C]．北京：神州國光社，1956． 

（資料來源：《徐州師範大學學報》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