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五六年九月二日，在太平天國內部發生了一起震驚中外的大屠殺，這就是東王楊秀清及其部屬突然慘遭韋昌輝等人殺害。對於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真相，長期以來，由於缺乏史料，加上對現有史料分析研究不夠，史學界一直存在著不同爭論。其中一個重要問題：韋昌輝等人究竟是“奉詔誅楊”還是“矯詔擅殺”？最近，蔡少卿同志在一九七九年第四期《百科知識》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轉引了英國太平天國史專家柯文南教授著作《太平天國造反者》中一大段中國學者未曾見過的重要史料，從而為我們進一步瞭解“天京事變”的內幕，提供了又一可靠見證。本文將根據我們過去掌握的史料，結合蔡文引用的新史料，就楊秀清的死難真相，談一點個人的淺見，希望得到同志們的批評指教。 

一、有關史料的來源及其價值 

關於楊秀清被殺害的歷史記載很多，這些記載歸納起來大體來自三個方面：第一，來自太平天國方面，如《李秀成自述》、《石達開自述》等；第二，來自清方記載，如張汝南的《金陵省難紀略》、知非子的《金陵續記》、汪士鐸的《乙丙日記》、王韜的《□牖余談》、李圭的《金陵兵事匯略》，以及咸豐六年十一月初二、初三清兩江總督怡良、湖廣總督官文、湖北巡撫胡林翼根據情報得來的消息等；第三，來自外人記載，如一八五七年《華北捷報》上先後刊載的兩篇通訊，一是布列門治的《太平天國東北兩王內訌紀實》，一是麥高文的《太平天國東王北王內訌詳紀》。 

在上述資料中，有些資料如《□牖余談》和《金陵兵事匯略》兩書，不僅成書較遲（前者撰成于清同治十三年即西元一八七四年，後者撰成於清光緒十二年即西元一八八六年），而且基本上根據“天京事變”後一、二年內已發表的中文材料撰寫的，我們可以暫不去涉及它。至於其他的資料，我們必須根據資料來源的具體時間、地點以及提供資料者在這一歷史事件中的身份、地位和所處的環境，進行認真的全面的綜合分析，才能由此及彼，去偽存真，區別野乘、信史，從而確定其史料價值。為此，我們不妨作如下的比較。關於清方的記載。由於材料主要來源於混到天京去的密探的報告和從天京逃出來的所謂“難民”的口述或私人筆記一類。這些材料不僅大多得自傳聞，而且也往往作了歪曲，真實性大打折扣。關於太平天國方面的記載。石達開和李秀成作為太平天國的重要領導人，他們提供的材料當然要比上述傳聞真實而重要得多。楊秀清被殺害時，李秀成本人不在場，當時他正在丹陽前線，他知道的關於天京事變的情形，或者如他本人所說“天王詔書明教”、或者就是後來洪氏集團中的人提供的，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仍屬傳聞，但畢竟不同於道聼塗説，它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當然《李秀成自述》中亦有不可靠之處。例如，，有人相信《李秀成自述》中的說法，認為石達開是參與韋昌輝等密議誅楊的，其實這是不可信的。石達開是在韋昌輝等人殺害了楊秀清並大肆屠殺楊秀清的部屬時，才得到消息，“返回金陵，要與他們排解”。根據石達開的身份及其所處之地位，應該承認在東王楊秀清被殺害這個問題上，《石達開自述》比《李秀成自述》更直接、更可靠。儘管石達開在提供這一情況時身陷囹圄，許多問題不能盡道其詳，但從字裏行間還是有蛛絲馬跡可尋的。關於外人的記載。布列門治和麥高文所提供的材料是兩個歐洲人（其中一個就是愛爾蘭人肯能）的口述。這兩個歐洲人於一八五六年四月在鎮江投入太平軍，以後跟隨燕王秦日綱參加天京事變，後來在安慶離開太平軍回上海。他們在太平軍裏呆了約九個月時間。布列門治的通訊是在天京事變不久，採訪了這兩個歐洲人和一個不記姓名的中國人，並根據他們的口述記錄整理發表的。麥高文則是在布文發表幾個月以後，覺得有些重要情節還需進一步敲實，再次採訪肯能寫出的通訊。一方面由於被採訪的幾個人都是秦日綱的親隨，參與殺害楊秀清的密謀行動和目擊事件的經過；另一方面由於他們口述這一事件經過時，處在既不受清方管轄、也非太平天國勢力所及的上海租界，其身份是自由的，其言談是無拘束的，因此，以往研究天京事變都把這兩份材料看作是最具有權威的第一手材料。 

二、楊秀清被殺害的直接原因 

在布列門治的通訊中寫道：“先是楊秀清有一心腹部將為其親信，不知何故，向洪秀全告密。洪立即召其心腹盟弟北王韋昌輝回兵勤王，一以保護其自己生命，次則以誅滅謀篡位者。”（轉引自羅爾綱《太平天國史事考》第263頁） 

後來麥高文經過進一步詢問，又作了如下報導：“緣那大僭竊者（東王）自一八四九年起自稱得上帝附體，因之而成為全軍的實際的元首，卻被陰謀所算而被殺。人皆相信彼有奸謀，欲弑天王而奪其位，他卻被一同盟的高級人員所賣，對天王告密，而自告奮勇願負掃除奸黨之責。洪秀全於昏□□閉之中忽然醒悟，立傳諭詔召出征安徽之北王韋昌輝及方奔丹陽之頂天侯，或並有其他首領回京。”（轉引自羅爾綱《太平天國史事考》第263頁）在這篇報導中還有這樣一段話：“有一位首領，即他們教外國人稱為‘第八位’者，亦即後來人所認為倒戈賣主（東王）者。” （ 轉引向羅爾綱《太平天國史事考》第281頁）（筆者注：這個“向天王告密”的人就是指豫王胡以晃。） 

可見，東王楊秀清被殺害的直接原因是出於胡以晃的“告密”，而不是由“逼封萬歲”所引起。麥高文記錄肯能所說，洪秀全事先毫無戒意，只是在聽了胡以晃的告密以後，才“從昏□□閉之中忽然醒悟”，很顯然，後來《李秀成自述）以及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知非子《金陵續記》中記述的所謂“逼封”等的流行說法，可能屬誤傳。 

其實，我們從《石達開自述》中也能窺見其端倪。無論是收錄在《太平天國》資料叢刊中的《石達開自述》，還是新發現的《三略彙編·石達開自述》，均未提及楊秀清挾洪秀全去“逼其封為萬歲”的事。顯然，楊秀清被殺害的直接原因與胡以晃的“告密”有關。 

既然胡以晃的“告密”是楊秀清被殺害的直接原因，那麼“告密”是確有證據的事實，還是別有用心的誣陷呢？為了昭雪楊秀清的百年沉冤，關於胡以晃的“告密”，在這裏有必有作一些分析。 

第一，胡以晃封過豫王，後被革爵，改封為護國侯。胡的降級顯然與楊秀清有關，楊、胡之間可以說本來就有成見或私仇。同時，太平天國定都天京以後，胡一直帶兵在前線作戰，沒有直接參予過天京政事。如果楊秀清要“弑天王而奪其位”，他可以找更為信賴的楊輔清及其胞兄計議，為什麼偏偏找了個胡以晃，以至事機不密而為其所出賣？ 

第二，如果胡以晃的“告密”確有證據，那麼，胡本人就是最好的人證。石達開趕回天京“排解”時，按理，洪秀全完全可以引胡與石當面陳述楊秀清的這一不軌圖謀。可是，洪秀全不但沒有這樣做，相反始終對此事諱莫如深，直到胡被處死。 

第三，如前所說，胡以晃並非楊秀清的知交和親信，既然楊秀清找胡來密謀“篡位”之事，那麼，參加密謀的背定還有其他人，可是，楊秀清被殺害之後，為什麼沒有一個人出來提供證據呢？ 

第四，在洪、楊矛盾日益尖銳的情況下，如果胡的“告密”證據確鑿，那正是洪秀全“倒楊”的一把匕首，洪即使不把此事公佈於眾，至少可以在高級將領中“攤牌”，以便名正言順地“掃除奸黨”，鞏固自己的絕對統治。可是，不僅下詔的洪秀全本人，就是連執行命令的韋昌輝、秦日綱，為什麼都始終沒有拿出楊秀清任何“密謀”的材料來呢？ 

第五，石達開的出逃也說明了胡以晃的“告密”純屬誣陷。《石達開自述》中有這樣一段話：在韋昌輝殺楊秀清後，“達開返回金陵，要與他們排解，洪秀全心疑要殺韋昌輝；達開見事機不好，走到安徽，妻室兒子留在金陵，均被韋昌輝所殺。”眾所周知，《石達開自述》是石達開被俘後受審的記錄，不是石達開的手書，記錄者因石達開的口誤而致誤不是不可能的。在上述引證中，筆者以為“洪秀全心疑要殺韋昌輝”這句話，可能記錄有誤，疑是“洪秀全心疑要殺石達開”，這樣才與下文的“達開見事機不好，走到安徽，……”等情節相吻合。因為石達開是反對韋昌輝殺楊秀清的，如果“洪秀全心疑要殺韋昌輝”，這正好與石達開心照不宣，為什麼石達開反而要出城他逃呢？石達開在“自述”中說，他趕回天京，“要與他們排解”。作為太平天國第一流的軍事家和政治家的石達開，他的精明練達，是想弄清楊秀清被殺害的真相的，可是，石達開的意圖不能不引起洪秀全的疑慮，因為這樣查下去，勢必要洩露天王輕信告密而下詔韋昌輝誅楊的天機。於是洪秀全一不作，二不休，索性把石達開也殺掉，只不過公開出面的還是韋昌輝而已。這才是石達開出逃的合乎邏輯的歷史事實。洪秀全的心虛，恰恰說明了問題，因為事情很簡單，如果胡以晃不是誣陷，或者韋昌輝誅楊與洪秀全無關，那末為什麼不讓石達開追根究底呢？ 

第六，洪秀全思想上的矛盾也證明了這一點。洪秀全聽信“告密”下詔殺了楊秀清，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洪、楊圍繞權力之爭，這就帶來了“逼封萬歲”之說；而“逼封萬歲”之說又與為楊秀清恢復名譽的作法相矛盾，於是洪秀全只好明頒詔書，叫大家不要去“妄為推測”。請看下列記載：“七月念七東升節，天國代代莫些忘，謝爺降托贖病主，乃□世人轉天堂。天國代代遵三重，天情真道福無窮。妄為推測有何益，可憐叛徒成臭蟲！”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一），第208頁）為了維繫天國的革命理想和宗教信念，洪秀全已經意識到，替楊秀清部分恢復名譽勢在必行，這樣既可以告慰死者，更能安撫活人。至於錯殺這一層，為了自已的尊嚴，是不便說的，後來就乾脆不讓說，這就是“真相一直掩蓋，謬誤流傳至今”的原因所在。 

三、韋昌輝“奉詔誅楊”似可確認 

關於韋昌輝等人是否“奉詔誅楊”的問題，在石達開、李秀成等人的“自述”中，沒有明確說法。在清方的記載中，如杜文瀾的《平定粵匪紀略》、張汝南的《金陵省難紀略》等，都說洪秀全曾密詔北王、翼王殺東王楊秀清，但這些記載，有的已帶有傳奇色彩，有的還自相矛盾。布列門治、麥高文的通訊，雖然肯定天王密詔誅楊，但記載含糊。而在蔡少卿同志的文章中，轉引的資料提供了比布列門治、麥高文的通訊更翔實、更重要的情節。為了說明問題，不妨摘引如下： 

“我們（按：指兩個歐洲人，其中一個就是肯能）的住宅距東王府約五十碼，在街的對面。我們聽說N0．2（按：指東王楊秀清，以下凡遇代號均譯王號姓名）曾命令北王韋昌輝的部隊從駐地調往別處。在丹陽的燕王秦日綱被調往安徽。他在途中遇韋昌輝。韋昌輝問他到哪兒去？秦日綱回答說：遵東王之命去安徽。韋昌輝說：你得跟我一起回南京，因為我有天王信件，這是你所不知道的。在他們到達南京前，秦日綱一直不知道怎麼回事。他們在城外停下，這時韋昌輝才告訴秦日綱，他得到天王命令，要殺掉東王。” 

韋昌輝等人殺了東王楊秀清及其大批部屬以後不幾天，又利用天王詔旨令其受鞭刑之機，屠殺了東王六千將士。韋昌輝如何搞這場受刑把戲，原文是這樣記載的： 

他們（韋昌輝、秦日綱等）“一起跪在天王府門前，每人脛上帶著鎖鏈，頭裹蘭巾，他們並不象犯人那樣。天王的一個女宣詔使帶出一塊兩碼半長、半碼寬的大黃綢，上面寫滿了紅字，擺在他們面前，他們看著，東王的一些官員也擠上來看，看完之後就交出去貼在天王府對面的牆上。……北王和燕王就退到一間小屋子裏共同商量。最後兩個女宣詔使就宣佈，北王和燕王每人受鞭刑五百。……很多東王官兵也在場，但他們已成羈押犯，脖子上帶著沉重鐵鏈和繩子。六千左右東王將士毫無猜疑地被押在天王府旁兩間大房子裏。”“當天夜裏，我們跟隨北王和燕王去查看扣押那六千人的房子，他們在窗外，偷聽並謀劃如何消滅這批人。第二天黎明，他們把關押室門窗打開，堅守出口，把若干炸藥包扔到被押的人群中。他們的士兵進入其中一個房間，幾乎沒有遇到什麼反抗，就將被押者全部殺死。但是在另一個房間，被押者用牆上的磚拼死抵抗了六個多小時才被消滅。屠殺者除了用槍以外，還用裝葡萄彈的炮。這些可憐鬼脫光了衣服，其中不少精疲力竭地倒下。最後北王燕王為了讓他們的人與東王的人區別開來，就命令他們的部眾將右臂從袖中抽出，然後沖進去將剩下的全部殺光。不一會兒，我們就進去，我的天啊！這樣的場面。有的地方屍體堆了五六層，有的自己吊死，有的在炸藥包爆炸時受了嚴重的燒傷。屍體都被運到一片草地上，沒有遮蓋。” 

“東王被殺後六星期左右，翼王帶一部分軍隊進天京，到了天王府，遇到北王和燕王。他們給他看了他們的行動記錄，翼王就說：‘你們殺了東王和他的主要將領還不滿足嗎？為什麼還要殺這麼多為我們打仗的弟兄？’……此後，翼王說：‘你們既然已經走到這個地步，你們自己可以了結這件事，我就不管了’。當天晚上，他悄悄集合部隊來到西門，但不經北王許可是不得出城的。他就殺死守門者，同他的大部分部眾出了城。要是那天晚上他不出走，那就要被殺。” 

根據上述記載，再比較參證其他有關材料，我以為韋昌輝“奉詔誅楊”這一點似乎可以肯定。 

第一，洪秀全“密詔誅楊”，作為一次重大的歷史事件，決不是偶然的，它是太平天國革命各種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儘管在革命前期，許多矛盾被軍事上的暫時勝利所掩蓋著，但是，隨著時間推移和革命的深入，這些矛盾就逐漸暴露出來了。“天京事變”前，太平天國雖然維持形式上的統一，但在領導集團內部，尤其是洪秀全與楊秀清之間圍繞權力明爭暗鬥，愈演愈烈。在布列門治和麥高文的通訊中，均提到“告密”一事，《石達開自述》中也從側面證明了這一點。胡以晃的“告密”，不僅說明洪秀全“密詔”事出有因，而且正好為洪秀全“誅楊”提供了一個“秘密武器”。 

第二，關於“奉詔誅楊”的問題，最直接的當事人韋昌輝、秦日綱沒有留下任何記載。但從肯能等人提供的材料來看，這一點似乎是可信的。秦日綱是太平天國早期領導核心中的重要成員，不是一般將領，韋昌輝把他從丹陽叫回天京，執行天王的命令——“殺掉東王”，這件事非同小可，這裏雖然沒有涉及命令的具體內容，但秦肯定是親自看過“信件”，否則他絕不會盲目跟隨韋昌輝幹這種事。 

第三，東王楊秀清及其大批部屬被殺不幾天，韋昌輝等人被詔到天王府受所謂“鞭刑”。從事情的前前後後來看，這場受刑把戲的總導演，可能就是天王洪秀全。因為按照太平天國的規定，擅殺東王楊秀清等人，不是“受鞭刑”的問題，而是非殺頭不可的。同時，就在韋昌輝、秦日綱受刑的第二天黎明，又屠殺了六千左右東王將士，而且此事就發生在天王府，不難想像，如果不得洪秀全許可，或者洪秀全沒有什麼把柄抓在韋昌輝手裏，韋昌輝等人敢膽大妄行到如此程度嗎？ 

洪秀全作為農民革命領袖，烙著幻想和渴望無限擴張個人權欲的小生產者的印痕，終於給韋昌輝找到了“奉詔靖難”的藉口，乘機發動了反革命暴亂。從此，太平天國元氣大傷，一蹶不振，形勢急轉直下，以致最後失敗，這個歷史的教訓值得後人永遠記取。 

（資料來源：《江蘇師院學報》198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