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事變”前，東王楊秀清是否稱“萬歲”與“逼封萬歲”，這是關係“天京事變”起因和評價楊秀清功過的一個重要問題。對此，近百年來，史載互異，眾說紛紜，褒貶不一，乃是太平天國史上一大懸案。最近，我重讀了《歷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六期《如何評價楊秀清？》和《歷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三期《對“天京事變”幾個有關問題的探討》兩篇文章，對郭毅生和周自生同志的兩種截然相反意見，我皆不贊同。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本文試就楊秀清封“萬歲”及“逼封萬歲”的真相問題，再作一些探索和考證，談一點粗淺的不同看法，作為質疑，求教于郭、週二同志和史學界諸同志。 

一 

怎樣看待太平天國東王楊秀清稱“萬歲”一事，郭毅生同志于其所撰寫《如何評價楊秀清？》一文中，主要取證于“太平玉璽”上鐫有“八位萬歲”璽文，參證《朝天朝主圖》，載有“爺哥朕幼真天主，光明東西八數龕”句。於是，郭毅生同志據此斷定，“一八五六年楊秀清封萬歲”不僅是個事實，而且確認“楊秀清稱萬歲是經過洪秀全加封，合乎太平天國體制的。” 

筆者擬就太平天國的歷史事實，從三個方面來考察和檢驗郭文提出的論據是不可信的。 

首先從郭毅生同志所引證的“太平玉璽”真偽考證來看： 

其一，在玉璽的規制上，“太平玉璽”系青玉製成，紐背刻雲紋，紐側刻雙鳳朝陽文。徑寬一尺六寸一分強（市尺下同），高八分強，紐高二寸二分（《圖片》，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以下簡稱《叢刊》）《太平天國》（一）第4頁。）。左上角刻一“玉”字；右上角刻一“璽”字；左首邊上刻“恩和”二字；右首邊上刻“輯睦”二字；中間一行上刻“天父上帝”四字；兩旁刻“太”、“平”二字；下刻“天兄基督，天王洪日，主王輿篤，救世幼主，真王貴福，八位萬歲，永定乾坤，永錫天祿”八句（《圖片》，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以下簡稱《叢刊》）《太平天國》（一）第4頁。）。而就所見輯錄太平天國的金□和□文記錄考訂，天王手書《命薛之元詔》上所蓋的金□，是今能見到的太平天國最早的□文。其規制卻是：金質製成，八寸見方；四邊雲龍；中空一行刻“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九字；左上角鐫一“金”字；右上角鐫一“璽”字，並改“璽”作“□”；左首邊上刻“奉天誅妖”四字；右首邊上刻“斬邪留正”四字（張德堅：《賊情匯纂》，《太平天國》（三）第166頁，第171—172頁，第206頁，第48頁。《韋昌輝傳》，第166頁。）。太平天國從定都天京到八年間所頒佈的詔旨、文獻，皆蓋此□。到太平天國後期，所頒《天王手批艾約瑟文》、《天王詔旨》和《救世真聖幼主詔旨》上蓋的金□，可知金□變換多次，□文內容也有改變，而四邊天雲龍等金□規制照舊。顯而易見，“太平王璽”的規制，且與太平天國真□不合。 

其二，在璽文的內容上，“太平玉璽”上鐫有“八位萬歲”句，是和太平天國的政體及歷史事實相抵牾的。史載，早在拜上帝會創建之初，洪秀全就以“君王”（《福音敬錄》，《太平天國》（二）第516頁，第515頁。）自許。金田起義後，洪秀全東鄉稱天王，正式呼稱“萬歲”。在永安，頒佈《太平禮制》規定，天王長子洪天貴福為繼承者，也稱“萬歲”。又規定：東王楊秀清“位下一階”，且節制諸王，為左輔正軍師稱“九千歲”；西王肖朝貴為右弼又正軍師稱“八千歲”；南王馮雲山為前導付軍師稱“七千歲”；北王韋昌輝為後護又付軍師稱“六千歲”；翼王石達開為左軍主將稱“五千歲”。定都天京後，天王洪秀全稱“萬歲”的禮儀更為森嚴、隆重。天國軍民對天王要“三呼萬歲”（張德堅：《賊情匯纂》，《太平天國》（三）第166頁，第171—172頁，第206頁，第48頁。《韋昌輝傳》，第166頁。），而“臣下呼稱幼主萬歲”（《太平禮制》，見《太平天國》（一）第103頁。），　“但不三呼”（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太平天國》（四）第704、706頁。）。此外，楊秀清等諸王向天王具奏“本章”，頒行《曆書》等，對洪秀全稱呼皆循規一式，均特別書明或無不附有“啟奏我主萬歲萬歲萬萬歲禦照施行”（張德堅：《賊情匯纂》，《太平天國》（三）第166頁，第171—172頁，第206頁，第48頁。《韋昌輝傳》，第166頁。）、“伏奏我主我兄天王萬歲萬歲萬萬歲”（《頒行曆書》，《太平天國》（一）第171頁，172頁。）和“謹獻我主萬歲萬歲萬萬歲”（《頒行曆書》，《太平天國》（一）第171頁，172頁。）之辭語。直到太平天國後期，向天王呼稱萬歲的禮儀，仍照例施行於太平天國軍民之中，凡每年“御批”、頒行《曆書》等，其卷首奏文裏列銜者雖有變更，但呼稱天王萬歲的辭語照舊，甚至在東王楊秀清“升天”後的第五年，一八六○年，天王洪秀全所頒《夢兆詔》中，記敍東王、西王、南王在死後，一如生前一樣，照樣遵例呼稱天王萬歲。臣下不得潛越。這些事實雄辯地證明，在太平天國的政治制度中，尊卑十分分明，君臣秩序備極森嚴，“總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福音敬錄》，《太平天國》（二）第516頁，第515頁。），不僅有嚴格的等極制，而且存在著封建的世襲制。“萬歲”一詞，則是天王及其繼承者幼主洪天貴福的專稱。顯然“太平玉璽”上“八位萬歲”，既不合太平天國的政體，又不符歷史事實。 

其三，在璽文的排列樣式上，按照太平天國嚴格的禮制，“貴賤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周自生：《對“天京事變”幾個有關問題的探討》，見《歷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3期第37頁。）太平天國十四年間，金□變更多次，□文內容從定都天京之初“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奉天誅妖，斬邪留正”；到天國後期強調“天父天兄天王幼主”，“同坐天國”（榮孟源；《太平天國的璽文》，見《歷史教學》1979年第6期。）的政體變化。但璽文的排列卻是尊卑有別，“下不可以卑□尊”（《醒世文》，《太平天國》（二）第505頁。），天父、天兄、天王和幼主的排列次序是很嚴格的，既不准平列，又不能混亂的。而“太平玉璽”卻一反太平天國禮制，璽文“天兄基督”、“天王洪日”、“救世幼主”三者不僅平列，竟尊卑高下倒置。 

其四，在玉璽的來源上，據曾國藩同治三年七月二十日奏摺雲，太平天國玉璽兩顆，金印一顆，均送軍機處。（榮孟源；《太平天國的璽文》，見《歷史教學》1979年第6期。）可知此方玉璽是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國天京失陷後落入清軍手中者。但詳考太平天國詔旨和文獻記載、“太平玉璽”的來路至今不明，查無旁證。刻制和使用年月，現尚不知。細檢今所見太平天國現存詔旨、文告、曆書、奏章等，亦均無“太平玉璽”的蛛絲馬跡可尋。 

由以上四點，可知“太平玉璽”非太平天國的真□，而可能是清朝時“古玩商人偽造大批太平天國銅石以售”（李宏生：《有關太平天國史中兩個問題討論綜合》，見《歷史教學》一九七九年第10期第60頁。）的膺品之一。所謂“八位萬歲”的璽文，系偽造者的杜撰，與史實和道理上都難以說通。 

其次，郭毅生同志論及楊秀清稱“萬歲”，在文章中還引用《朝天朝主圖》中“爺哥朕幼真天主，光明東西八數龕”句，和“太平玉璽”上“八位萬歲”相印證。這條論據也是令人難以信服，理由如下： 

第一，從《朝天朝主圖》產生的歷史背景來看。眾所周知，《朝天朝主圖》頒佈於太平天國後期，因為，當時太平天國革命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自“天京事變”後，東王楊秀清殉難，韋昌輝被誅，翼王石達開出走四川，太平天國的領導核心遭到破壞，革命內部人心渙散。尤其是安慶失陷後，天京上游屏障盡失，天京處於清軍威脅之下，致使局勢更加困難。天王洪秀全面對如此嚴重局勢，為加強和鞏固領導權威，重振人心，團結內部，鼓舞士氣，擺脫窘境，於是頒佈了《朝天朝主圖》，這是太平天國文武大員在榮光殿朝會時座點陣圖，且與東王楊秀清所謂封“萬歲”無涉。查閱該圖通篇字句，概未發現楊秀清稱“萬歲”的字樣。 

第二，從《朝天朝主圖》的內容來看，在該圖的“說明”中，不僅用了“爺、哥、朕、幼、光、明、東、西”這“八數”；而且還應用了很多數位，如“爺哥朕幼東成主，爺排五數主當擔”（《朝天朝主圖》，《太平天國》（二）第673，672，673，673，674頁。），“上帝基督共朕三，爺哥朕幼三一添”（《朝天朝主圖》，《太平天國》（二）第673，672，673，673，674頁。），“爺哥朕幼光明東，七數安息太平兼”（《朝天朝主圖》，《太平天國》（二）第673，672，673，673，674頁。）和“長次加尚（上）十全吉”等（《朝天朝主圖》，《太平天國》（二）第673，672，673，673，674頁。），假如憑“爺哥朕幼光明東西”這“八數”，便確定為“八位萬歲”，那末，《朝天朝主圖》“說明”中的一連串數字，豈不是也都可以斷為“萬歲”嗎？但事實並非如此，“萬歲”乃是太平天國不容“臣下”僭越的一項稱號。 

第三，從《朝天朝主圖》所蓋的□文來看。所用的不是“太平玉璽”，而是天國十一年四月間，重刻的一方金□。印文是：中間一行刻“天父上主皇上帝救世主天兄基督天王大道君王全救世幼主真王福”二十八字。左右兩行則是一付對聯：“父子總號太平，幼主一直承一統；公孫同坐天國，真王萬歲照萬方”（榮孟源；《太平天國的璽文》，見《歷史教學》1979年第6期。）。據查，和太平天國後期所頒《天王詔旨》載：“爺哥朕幼坐天國”（《朝天朝主圖》，《太平天國》（二）第673，672，673，673，674頁。），“父子公孫永作主”（《朝天朝主圖》，《太平天國》（二）第673，672，673，673，674頁。），爺哥朕幼父子公孫同登天國”（榮孟源；《太平天國的璽文》，見《歷史教學》1979年第6期。）等，意義相同。此外，□文只見“真王萬歲照萬方”，並無“八位萬歲”字樣。由此不難看出，郭文把“爺哥朕幼真天主，光明東西八數龕”，作為“八位萬歲”璽文的注釋，這顯然是不正確的。 

再次，為論證楊秀清屬“八位萬歲”之一，郭文中又提出三點推理，據筆者考證，這三條推理，均與史實相悖。現將推理條列於下，逐一辯證。 

（一）郭文推論說：“天王與幼主以父子同稱萬歲，則上帝為洪秀全之‘天父’，自然得尊為萬歲。耶穌是‘天兄’，既然其侄‘幼主’稱萬歲。耶穌得稱為萬歲方合於體制。因此，在太平天國之初就存在著四位萬歲”。這條推理是和天國歷史事實相抵牾的，詳考天國文獻記載，筆者認為，“天王與幼主以父子同稱萬歲”是事實，但在太平天國之初，天父、天兄是不稱萬歲的。 

根據拜上帝會的教義聖規，天父皇上帝，主宰天下凡間一切。“全能天父是為神”（《太平天國起義記》，《太平天國》第847頁。），“無年紀，無歲數也”（李宏生：《有關太平天國史中兩個問題討論綜合》，見《歷史教學》一九七九年第10期第60頁。），“君民一體皆敬拜皇上帝”（《原道世訓》，《太平天國》（一）第96頁。）。天兄耶穌救世主，受天父差遣下凡拯救世的，稱“聖子”。很明顯，天父、天兄都是“至尊至貴”的神，而不是人。天父、天兄和天王洪秀全同稱萬歲，且與天父、天兄的身份不合，觸反天國教義聖規。如，天國壬子二年（一八五二年）所頒《天條書》，規定“朝晚拜上帝“，“食飯謝上帝”和“祭告皇上帝”等宗教儀式，概未發現天父、天兄稱“萬歲”的條文。 

按照天國嚴格的禮制和敬避制度，“貴賤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史載，天父稱“上”、“聖”、“帝”等。天王洪秀全要“避潛”，只稱“王”、“主”、“朕”等，如洪秀全在永安封王詔中雲：“繼自今，眾兵將呼稱朕，為主則止，不宜稱上，致冒犯天父也”（《天命詔旨書》，《太平天國》（一）第67頁。）。天兄稱“救世主”、“天父長子”，洪天貴福要“避潛”，只稱“幼主”、“天王世子”。對此，洪秀全曾三令五申，要天國軍民“各各凜遵”，違者是要嚴懲的。由此可知，天父、天兄和天王及幼主同稱“萬歲”，是違反天國禮制和敬避制度的，當為天國所不取。再依據天國詔旨、文獻和時人記載，天父，天兄無論在“高天”的呼稱；如在天國之初，洪秀全親自頒佈《太平天日》，記載他在“高天”四十餘日，親聆天父、天兄教誨，據查該書通篇字句，只宣傳天父與天母並尊，天兄與天嫂並尊，皆未出現天父、天兄稱“萬歲”。天國後期，所頒《王長次兄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記述洪秀全升天受命事甚詳，仍稱天父“爺爺”，而非萬歲。是為天父、天兄在“高天”不稱萬歲的鐵證。再看天父、天兄在“凡間”的呼稱，如天國之初，所頒刻的《天父下凡詔書》之（一）、之（二），分別記述一八五一年和一八五三年所謂“天父下凡”處理“凡間”事務，二書均載有天父下凡和回天的禮儀，只見臣下向天王洪秀全“山呼萬歲”，而對天父稱謂卻是“天父勞心，複又下凡”等，均無尊稱“萬歲”的禮儀。證以天父、天兄下到凡間是不稱萬歲的。 

（二）郭文還推理說：“聖神上帝既然是萬歲，那末，聖神的凡間代表——聖神風——楊秀清稱萬歲也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同樣，耶穌既然稱萬歲，傳耶穌‘聖旨’的西王肖朝貴稱萬歲也並不奇怪。”於是，則認為“一八五六年楊秀清封萬歲，增為五位”。這條推論既不合天國體制，又不符歷史事實，是難以成立的。因為，史實證明，無論東王楊秀清或西王肖朝貴都是不稱萬歲的。例如，在太平天國之初，辛開元年（一八五一年）頒行的《太平禮制》，除天王及幼主以父子可稱萬歲外，明確定東王楊秀清“九千歲”，西王肖朝貴稱“八千歲”。又如，定都天京後，刊行於癸好三年（一八五三年）的《太平救世歌》載：“賜爵東王，九千歲錫”，“壽算九千蒙天賜”。再如，到天國晚期，楊秀清“升天”後的第二年，天國重新頒刻《太平禮制》，規定東王楊秀清及其世子稱“九千歲”，西王肖朝貴及其世子稱“八千歲”照舊。辛酉十一年（一八六一年）的《頒行曆書》，仍沿用楊秀清和肖朝貴名義領銜具奏，依制稱天王為“萬歲”，則自己仍稱“臣”，並未“潛越”稱“萬歲”字樣。歷史事實無可辯駁的表明：東王為上帝降托，西王為耶穌降托，上帝、耶穌既沒有稱萬歲，他們的降托者又沒有稱萬歲。可見，郭文關於東、西王稱萬歲的推理，是找不到詔旨文獻根據的。 

（三）、郭文又推理說：“從辛開元年（一八五一）所頒《太平禮制》來看天王諸子還只稱千歲。但到戊午八年（一八五八）頒的禮制中已改為：‘光王王三殿下永歲’；‘明王王四殿下永歲’。由‘千歲’改稱‘永歲’，說明稱謂在變化。而‘永歲’與‘萬歲’，字異而義相近，既然如此，可以推知光王、明王的萬歲稱號當加於戊午八年（一八五八）之後，亦即‘太平玉璽’啟用之前。”這條推理也是難以成立的： 

首先，郭文關於“永歲”與“萬歲”，“字異而義相近”的解釋，理難說得通。筆者認為，“永歲”與“萬歲”字異，卻是說明君臣之別，呼稱之差，高下之分。 

其次，據天國敬避制度的規定，“一切至尊至榮之字，必在天父天兄天王幼主份尚（上）方可稱用”（《文書》，《太平天國》（二）第699頁。），並不包括天王之子，即光、明二王在內。如天王與幼主以父子同稱萬歲，但在天曆八年（一八五八年）所頒佈的禮制中，光、明二王只稱“永歲”，而非“萬歲”。此外，天國後期幹王洪仁□頒佈的《天朝爵職稱謂》中，記敍天王洪秀全第五子洪天佑，過繼到楊秀清名下，仍稱王五殿下幼東王“九千歲”而並非“萬歲”。顯然光、明二王不能和天王的繼承者幼主洪天貴福同稱“萬歲”。 

再次，查考天國詔旨、文獻和中外官方及私家著作，均無發現光、明王封“萬歲”之稱號。 

二 

“天京事變”前夕，東王楊秀清有無搞“逼封萬歲”？對此，周自生同志在《對“天京事變”幾個有關問題的探討》一文中，主要根據《李秀成自述》所記楊秀清“逼天王親到東王府封其萬歲”，列舉《金陵省難紀略》載：“洪賊曰：‘東王既萬歲，世子亦便萬歲，且世代皆萬歲’”和《天朝爵職稱謂》雲：“王五殿下幼東王九千歲”的兩條旁證，肯定了楊秀清“逼封萬歲”是事實。 

這裏，我僅對周自生同志論及楊秀清“逼封”的若干意見，重作一些考察分析： 

首先，周自生同志論證楊秀清“逼封萬歲”所引用的第一條重要證據，即根據《李秀成自述》載：“因東王天王實信，權太重，要逼天王封其萬歲。那時權柄皆在東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逼天王親到東王府封其萬歲。”據此，便解釋說：“它的意思是‘以權力相威脅’，‘權’是‘逼’的基礎，洪秀全在權的威脅下，不得已而封楊秀清為‘萬歲’”。這條推論，然細加推考，未必可信： 

第一，據《李秀成自述》所記楊秀清“逼封”史料來源的考察，無疑雖是李秀成於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國失敗後被俘，在獄中親筆供詞，但所記“逼封”之真相，並非第一手信史。這是因為，一方面楊秀清在天京所謂“逼封萬歲”的時候，李秀成正在句容、金壇和丹陽一帶和清軍作戰，並不在天京，未親臨“逼封”之事，另一方面在“天京事變”前，李秀成“時官小，不甚為是”（《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國》（二）。），他只是一個地官付丞相，還不能直接參預天王、東王、北王、翼王諸王間活動。由此可見，《李秀成自述》所記“逼封”一事，不是李秀成直接獲悉的“逼封”之真情，而是傳聞所得，當然不能盡實，錯記、誤記難免，未必可信。 

第二，依據《李秀成自述》所記楊秀清“逼天王親到東王府封其萬歲”內容的考證，且與天國史實相悖。細檢天國文獻記載，除《李秀成自述》所記“逼封”外，均無此說，孤證不立。另參證《李秀成自述》中“天朝十誤”的第五誤是：“誤因東王、北王兩家相殺，此是大誤”。《洪仁□自述》載：“東、北二王到天京後不久，即自起內訌，兩均被殺”。顯然對“天京事變”起因記載完全一致，是說楊秀清和韋昌輝之間矛盾爆發，並無楊“逼封”之意，可為楊“逼天王親到東王府封其萬歲”不是事實的旁證。 

第三，從《李秀成自述》所記楊“逼封”時，又載：“北、翼兩王不服，密議殺東王一人，殺其兄弟三人，源清、輔清而已”的辯證，可見和天國史實不符。因為，（1）、“密議”的時間、地點不合。眾所周知，“天京事變”之前，即所謂楊秀清在天京“逼封”期間，韋昌輝和石達開都不在天京。史載，石達開在五月底就到達湖北洪山一帶與清軍激戰。韋昌輝亦於六月初，在破清軍江南大營前到江西饒州、南昌、瑞口等地。韋、石二人相距千里之遙，不論從時間或地點上看，“密議”是不可能的。（2）、倘若“北、翼兩王不服，密議殺東王一人，殺其兄弟三人，源清、輔清而已”，無疑韋、石就是同謀者，當韋發動“天京事變”誅楊及其部屬時，石必有所配合，殺掉他部下的楊輔清。但事實卻相反，石不僅沒有配合，而是在湖北“聞有內亂之信”，（《石達開自述》，《太平天國》（二）第781頁。）匆匆趕回天京排解，石回到天京“先見洪‘賊’得其情”後，才去誡責韋，“語不合”（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太平天國》（四）第704、706頁。），“昌輝殺楊秀清求輔清，達開不與”（《太平天國野史·韋昌輝傳》。），韋責駡石是“子亦党于楊”（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太平天國》（四）第704、706頁。），並把石列為剷除對象，揚言“不去石氏，吾患未已”（《太平天國野史·韋昌輝傳》。）。在石逃出天京後，韋不但懸賞捕拿石，而且仿誅楊之例，亦把石的家屬全部殺掉。其後，“石達開急行集合忠實的部隊，及既得有足用及可靠的兵力，即上奏于天王，要求韋昌輝之頭”（羅爾綱；《太平天國史事考》第267頁。）。這些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表明，石對“天京事變”是從維護天國革命大局出發的，已鮮明地站在韋的對立面，對韋殘害天國將士的暴行採取了堅決抵制和反對的嚴正立場。足證以“密議”內容不符合史實。（3）、據楊秀清對石達開和韋昌輝間關係的分析，石、韋“密議”誅楊不合情理。史載，楊對石是非常信任的“喜其誠愨，故屢以軍事”（張德堅：《賊情匯纂》，《太平天國》（三）第166頁，第171—172頁，第206頁，第48頁。《韋昌輝傳》，第166頁。），節制江、皖、鄂諸省。而對陰險狡詐的韋昌輝則是“加意防範”（張德堅：《賊情匯纂》，《太平天國》（三）第166頁，第171—172頁，第206頁，第48頁。《韋昌輝傳》，第166頁。），“韋昌輝屢受其辱”（《石達開自述》，《太平天國》（二）第781頁。）。此外，石對楊是“深信不疑”（蘇雙碧：《石達開與誅楊密議質疑》，見《歷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2期第72頁。），“尊若神明”（張德堅：《賊情匯纂》，《太平天國》（三）第166頁，第171—172頁，第206頁，第48頁。《韋昌輝傳》，第166頁。）。而韋對楊表面上是阿諛奉承，骨子裏卻包藏禍心，處心積慮“陽下之而陰欲奪其權”，妄圖“代楊氏秉朝政”（《太平天國野史·韋昌輝傳》。）。由此可知，石、韋“密議”誅楊恐難足信。 

第四，按照洪秀全和楊秀清間“君臣契合”（《太平天國詔書》。）關係的分析，楊“逼封”不是事實，而是韋昌輝策動“天京事變”誅楊的偽造口實。先看天王洪秀全對楊秀清的信任依重。如太平天國從金田起義至攻佔南京期間，洪對楊所作出的重大貢獻，在詔書中給予肯定說：“東王贖病是聖靈，爺爺降托滅妖精，誅了無數死魔鬼，故能如此早到今”（《詔西洋番弟書》，見《太平天國史料》第78頁。）。又如定都天京到“天京事變”前，由於楊對天國革命事業的忠誠，富有才幹，竭力奮鬥，“天王頂而信用，一國之事概交於他”（《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第2頁。），洪讚賞楊“直言無隱”（《天父下凡詔書》，見《太平天國印書》第11頁。），是“骨鯁之臣”，（《天父下凡詔書》，見《太平天國印書》第11頁。）“誠為啟朕心之良弟良臣也”（《天父下凡詔書》，見《太平天國印書》第11頁。）。於是在楊秀清生前曾加封為“禾乃師、勸慰師、左輔正軍師、贖病主”，稱“東王”是“九千歲”。再如楊秀清殉難後，天王洪秀全不僅緬懷他，而且頒予殊典，崇禮有加。天曆九年頒行曆書、詔旨中，欽定“七月二十七日（九、二）是東王升天節”（《頒行詔書》。），列為天國六大節日之一，要“天國代代莫些忘！”緬懷之情，溢於言表，到天國晚期，每值國事艱難之情，洪對楊更為思念，手詔雲：“九重天上一東王，輔佐江山耐久長”（《賜西洋番弟詔》，見《太平天國文選》。）。 

辛酉十一年，當安慶被清兵圍緊急之時，洪親籌應敵之策，日思夜寢，常與東王“夢魂相依”，頒佈詔書雲：“東王奏兵交妹夫，殺妖滅鬼有伊當”。（《夢兆詔》，見《太平天國文選》第66頁。）鼓舞士氣，以圖合解安慶之危。類似上述事例甚多，為史學界所熟知，勿庸贅列枚舉。再看楊秀清對天王洪秀全是擁戴的。如金田起義前夕，楊秀清親率精兵去花洲營救洪秀全。又如金田起義後，由湖南進軍南京期間，楊頒佈三篇誥諭，號召天國將士“扶天王以開國”（《頒行詔書》，見《太平天國印書》。）。再如定都天京後，楊又佐輔天王洪秀全治理天國政事和軍事，“東王佐政事，事事嚴整，民心佩服”（《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國》（二）。），功績篤著。直到“天京事變”楊殉難前，他生前最後撰編的《天情道理書》和《行軍總要》二部重要文獻中，一如既往，仍把自己置於“佐輔天王主宰天下”的地位，稱“臣”，呼稱“九千歲”，並無潛越之跡。不難看出，楊所謂“逼封”絕非事實，難以成立。 

其次，周自生同志論及楊“逼封”，引用的旁證之（一），即根據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載：“東王既萬歲，世子便萬歲，且世代皆萬歲”，肯定“洪在被逼封楊‘萬歲’時，是連同世子一併加封的”。筆者認為，這條論據是不可信的。因為，張汝南於一八五六年撰寫的《金陵省難紀略》中《東北賊遞殺大略》一節所記述楊“逼封”的經過，都是道聼塗説的傳聞，難免有自許之意和錯訛之處，未必可信。我們只要參證《金陵省難紀略》另一段記載：“東王楊秀清天父第四子，稱九千歲”和“其子為世子稱殿下亦稱‘千歲’”，便可以發現，張汝南所記楊“逼封”一事，是自相矛盾的。另參見天曆八年頒行的《太平禮制》，仍載楊秀清及其世子稱“九千歲”。證以周文所謂“洪在被逼封楊‘萬歲’時，是連同世子一併加封的”看法，是缺乏史實根據的。 

再次，周文論述楊秀清“逼封”，還引用旁證之（二），即依據天國後期幹王洪仁□頒佈的《天朝爵職稱謂》中，第一條稱謂幼東王是“王五殿下幼東王九千歲”的記載，來說明“洪對被逼而封的‘萬歲’事後即不承認，不算數”，“洪秀全仍然吝惜這‘一千歲’，不承認楊為‘萬歲’”，可為李秀成所記楊“逼封”說的旁證。據考證，周文中的這條推論是解釋難通的。筆者認為，在“天京事變”中，楊秀清及其兩個世子皆殉難，天王洪秀全在天國後期，為了給東王楊秀清續嗣，於是便將他的第五子洪天佑過繼到楊秀清名下（楊全家在“天京事變”中遇難，絕嗣）。封為“幼東王”，予作“正九重天庭”（王韜：《□牖余談》：《洪逆瑣記》。），亦稱“九千歲”。考其意義就在於繼承天國前期，東王佐輔天王總攬軍政大綱，統一事權的傳統，並意味著楊秀清的爵職和呼稱“九千歲”照舊。史載，“王五殿下幼東王九千歲”恰恰是楊秀清沒有“逼封萬歲”的確證。 

綜上所考，所謂楊秀清稱“萬歲”和“逼封萬歲”說法，都是缺乏歷史事實根據的。從天王詔旨和天國現存的文獻記載看，楊秀清爵職雖續有增封，唯獨“九千歲”之稱照舊。參證清方和私家著述的記載，雖真偽間雜，互有歧異，但關於東王楊秀清及其子東嗣君稱“九千歲”，和天國詔旨、文獻記載是完全一致的。我們應當尊重歷史事實，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 

以上就是我對東王楊秀清非“萬歲”或“逼封萬歲”的初步考證，特提出來與郭、週二同志商討。 

（資料來源：《江蘇師院學報》198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