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秀清是太平天國的傑出將領，為太平天國革命事業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他的軍事才能、行政才能和組織才能都是出類拔萃的。但是，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由於當時沒有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生產關係，沒有新的階級力量，沒有先進的政黨。因而這種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得不到如同現在所有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正確領導，這樣，就使當時的農民戰爭總陷於失敗。”（《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封建社會的農民戰爭不管規模多大，領袖多麼傑出，歸根到底總是要失敗的，這是農民階級本身的局限，任何天才的農民領袖也是超越不了的。楊秀清也不例外，他在為太平天國革命立下豐功偉績，在和清王朝搏鬥的戰場上叱吒風雲的同時，卻暴露了農民階級的自身的弱點，保守、偏安的農民思想對他的局限，使他在軍事行動和建都等問題上犯過很大的錯誤，終於導致太平天國革命事業不可挽回的損失。但是，所有這些並不能歸咎于楊秀清本人的缺點，而是農民階級對他的局限，是不能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本文就楊秀清的功績、局限和結局作一些論述，以此參加關於評價楊秀清問題的討論。 

傑出的將領 

楊秀清出身于桂平縣平隘山的燒炭工人，他家“世以種山燒炭為業。”（《太平天國野史》卷十二）祖輩都是窮苦的燒炭工人。《天情道理書》說：“至貧者莫如東王，至苦者也莫如東王：生長深山之中，五歲失怙，九歲失恃，零丁孤苦，困扼難堪。”在太平天國首義諸王中，楊秀清出身是最苦的，他深受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因而革命性也最強。他為人豪爽，講義氣，群眾稱他是燒炭工人的領袖。地主階級則罵他是“無賴”，“為隸為傭皆不稱意。”（《賊情匯纂》卷一，楊秀清傳）可見，他從小對受奴役的地位就極為不滿。這種極端低下的社會地位和複雜的階級鬥爭現實，正是造就楊秀清成為太平天國傑出將領的重要因素。 

楊秀清在首義的太平軍將領中，參加革命是較早的。他是馮雲山在紫荊山地區發展的第一批拜上帝會會眾，紫荊山根據地是他和馮雲山一手開闢的。然而，楊秀清由於對地主階級零星的反抗行動到加入革命組織、準備“圖大事”，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當馮雲山向他宣傳革命道理，勸他謀求根本出路“共圖大事”時，他並沒有思想準備。他說：“我們這些燒炭工人有什麼本事圖大事？但求得溫飽就謝天謝地了。”（《太平天國在廣西資料彙編》59頁）楊秀清這些話很象一個沒有經過革命洗禮的農民說的話，至敦厚又樸實。但他一經接受革命的洗禮，加入拜上帝會後，就象入海的蛟龍似的卷起了巨浪。他參加拜上帝會後，很快就成為拜上帝會的篤誠人物，在發展會眾，建立紫荊山根據地方面作了重要的貢獻。首先他把蕭朝貴吸收入會，然後和馮雲山、蕭朝貴“到處邀人參加，一個串一個，這樣拜上帝會的人就多起來了。”（《太平天國在廣西資料彙編》60頁） 

從楊秀清加入革命組織到他被害之前，革命的每一個關鍵時刻，都和楊秀清的努力和作用有關。一八四八年，當馮雲山被捕入獄、洪秀全離開紫荊山時，拜上帝會脫離洪、馮的領導，群龍無首。加上地主武裝團體的壓迫，以及混進革命隊伍內部壞分子的破壞，拜上帝會面臨著分裂瓦解的危險，他毅然挺身而出，替天父下凡，揭露了敵人的破壞活動，穩住了革命組織內部的情緒，從而克服了太平天國革命的第一次危機；金田起義的前夕，敵我雙方都處在十分緊張的時刻，清軍尋州副將李殿元，突然率兵包圍了藏匿在花州的洪秀全、馮雲山，革命領袖又一次處在危急之中。這時，正在生病而且處在“昏迷中”（《太平天國起義記》）的楊秀清，得悉之後，立刻親自部署了這場花州救主的戰鬥，派熟悉花州地形的蒙得恩率精兵去花州救主，把清軍打得大敗，清巡檢張庸當場被擊斃。洪、馮安全地回到了金田，起義得以按原計劃進行；當部隊到了湘桂邊界時，太平軍遭到蓑衣渡慘敗之後，有的太平軍將士發生了動搖。他們一離開廣西，就懷土重遷，不願繼續前進。楊秀清當即指出，已經騎上“虎背”了，不能對家鄉有什麼“顧戀”了，出路只有一條，就是“舍粵不顧，直前衝擊”（《賊情匯纂》卷十一），在關鍵時刻統一了部隊的思想，指明了革命的方向。果然，太平軍進入湖南後就得到了很快的發展。 

從湖南到南京的進軍途中，楊秀清連續發佈了三篇戰鬥的檄文，號召各階層群眾起來響應革命，檄文指出：“今各省有志者萬誅之眾，名儒學士不少，英雄豪傑亦多。誰願各各起義，大振旌旗，執不共戴天之仇，共立勤王王勳，本軍師有所厚望焉。”（《奉天誅妖救世安民諭》）三個檄文起了鼓舞群眾和動員群眾的偉大作用，楊秀清推波助浪，親手創造了革命的大好形勢。蓑衣渡戰敗之後，太平軍還不到一萬人，入湖南後，太平軍競發展到十倍以上，攻克武昌後，太平軍總人數達“五十萬有奇。”即大軍攻下南京時，太平軍總數競“逾三百萬矣”（《賊情匯纂》卷十一）。誠然，這個數字有所誇大，但太平軍的迅速發展卻是事實。清人李汝昭在《鏡山野史》中形象地描繪了太平軍從岳州到南京的盛景。“千舡健將，兩岸雄兵，鞭敲金凳響，沿途凱歌聲。”這是多麼壯麗，多麼動人的進軍場面啊！《天情道理書》豪邁地描繪了這段動人的歷史：“自武□到金陵，地經千里之遙，關津之險要若何？城池之堅固若何？攻取似非易，即曰可勝，亦將曠日持久而後可耳。乃不過一月之久，由武昌順流而東，曆江西，過安徽，直搗金陵，豪無阻滯。至省城，其城垣之高厚，地方之遼闊，實倍於他省者，攻之宜較難焉。熟知十日之間，一舉而成。”（《太平天國》卷一，369）洪仁□在談述這段歷史時，也引為驕傲，他說：“自金田而至天京，勢如破竹，越鋼關而掃鐵卡，所向無前。”（《太平天國》卷二658） 

在建都天京之後，楊秀清和洪秀全共秉朝政，制定了各種規章制度，他除了繼續統帥太平軍和指揮戰爭外，還親自總理內政外交，成績篤著。一八五六年五月，他還親自率部踏破江南大營，把建都以後太平軍的軍事形勢推向一個全盛時期。 

楊秀清對太平天國革命的傑出功績，不論是太平天國內部還是清軍方面都是公認的。由於他富有謀略，又對革命事業忠心耿耿，洪秀全對他“頂而信用”，“一朝之事，概交與他。”（《忠王李秀成自途》）階級敵人說太平軍“自廣西至金陵，悉聽其指使。”（《金陵癸甲紀事略》）“一切軍務皆委之”楊秀清，“任其裁決。”（《賊情匯纂》洪秀全傳）洪秀全很信任楊秀清，而楊秀清也絕不辜負洪秀全的信任。李秀成說“東王佐政事，事事嚴整。”民心佩服。”由於他政績篤著，甚至連李秀成這樣的人，也驚歎楊秀清是“天意如何化作此人。”（《忠王李秀成自述》）而湘軍頭目曾國藩對楊秀清也讚歎為“堅不可拔”。（《曾文正公書劄》卷四）張繼庚則說，“官軍追剿，數數窮感，秀全及群賊皆有散志，獨秀清堅忍，多施詭計，籠絡群醜，敗而複熾。”（《賊情匯纂》卷一，楊秀清傳）楊秀清在當時的作為，連敵人也都驚歎不已。 

階級的局限 

毫無疑問，作為太平天國的領袖人物之一的楊秀清，其形象是比較高大的。但是，楊秀清和其他傑出的歷史人物一樣，他是逃脫不了歷史和階級對他的局限的。楊秀清在太平天國建立了豐功偉績的同時，農民階級的局限性，在他身上卻不時有所流露和表現，這就決定了他的命運和天國政權一樣，最終只能鑄成歷史的悲劇，以失敗而告終。 

蓑衣渡戰敗之後，太平軍在通州實行整編，正當許多太平軍將士思想發生動搖、退縮時，楊秀清提出“今日上策，莫如舍粵不顧，直前衝擊，循江而東，路城堡、舍要害，專意金陵，據為根本。然後遣將四出，分擾南北，即不成事，黃河以南，我可有已。”（《賊情匯纂》卷十一）這些話在當時撥正了一部分太平軍將士的錯誤思想，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即不成事，黃河以南，我可有已”的想法，卻暴露了農民階級的狹隘和偏安的思想。楊秀清之所以“專意金陵”，無非是為了“不成事”時，可以憑藉著長江天險，成南北對峙。這種念頭的出現，為後來偏安保守的思想伏下了巨大的禍害。 

本來太平軍進取武漢時，隊伍已經擴充到五十萬以上，象一股巨大的激流，頗有吞沒一切之勢。然而，對於太平軍來說，武漢就象一個“十”字路口，是揮戈北上，進取河南，直搗北京呢？還是按照原來計畫“專意金陵”？北上和東下反映了進取和偏安的思想矛盾，實質上也是革命和保守的鬥爭。就當時的情況看，不願北上，理由是不充分的，當時河南地區，雖然有清軍防堵。但清王朝在河南的力量很薄弱，綠營軍和八旗軍都很腐敗，在河南糾集了一萬烏合之眾，而統率這支軍隊的將領是琦善和陳金綬，這兩人都是老而怯弱，根本不能打仗。如果太平軍開進河南，形勢就會有很大的變化，河南得手，清北京政權立刻就動搖。然而，楊秀清並沒有能夠認清這個形勢，在偏安保守思想的指導下，採取大軍順流東下的方針。在建都問題上，對那種“欲圖北京必先定河南”（趙爾巽、柯劭□等《清史稿》，洪秀全傳）的正確意見，根本聽不進去。而對那些所謂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余，尚不立都，爾往河南何也？”（《忠王李秀成自述》）的獻策，卻聽之成理，同意了這種意見。 

建都南京是楊秀清保守思想的大暴露，也是楊秀清平生最大的過錯。誠如恩格斯指出的，“在戰爭中，第一原則是迅速行動，直到獲得決定的勝利為止。”（恩格斯：《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很明顯，太平軍的迅速行動目標應是直指北京。建都南京使部隊停止了行動，而以後太平軍的用兵主要目的則是為了鞏固天京政權，保衛天京政權。這樣就不但使敵人從驚慌失措中鎮定下來，而且給敵人有足夠的時間用來重新組織力量對革命政權實行反撲。 

出於農民階級的局限，太平天國的英雄們在南京建都時，到底要建立一個怎樣的政權，在他們的思想中是不明確的，他們更沒有“改變國家制度的要求。”（列寧：《給農村貧農》）儘管他們明確以推翻清王朝為目標，並且在建都後頒發了《天朝田畝制度》，主張四大平等。但是，這些除了起鼓舞士氣的作用外，是不可能真正付之實行的。而且既然建立政權就必須有體現這個政權性質的各種制度，這是不可少的。洪秀全、楊秀清親自領導建立的各種新的等級制度，雖然是為適應革命和戰爭的需要建立起來的，有其積極的一面。但是，如同一切舊式農民戰爭一樣，這些制度又都帶有封建性的一面，即消極的一面。而這些消極面，恰恰迎合了農民階級固有的弱點。因此，農民領袖楊秀清，既然成了這個政權的主要執政者之一，他自身的弱點便隨著這些消極的等級權力的增長，而逐步擴大，在思想領域裏助長了封建專制主義的思想。於是，等級的專制和權力的施展，在他的頭腦中就佔有了地位。佔領南京的勝利完全是按照他略城堡、舍要害的戰略思想來進行和取得的，因此，他的驕傲情緒便日以彰著。李秀成說他“威風張揚，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忠王李秀成自述》）他出門要排儀仗，放禮炮，儼然享受了封建統治者所享受的特權。 

在建都初期，楊秀清曾經設想建立一個“聖君賢相”的天朝，他勸天王要“體恤臣下”，臣下才能“自效其忠”。（《天父下凡沼書二》《太平天國》卷一）勸洪秀全對臣下要寬恕，不能任意戮殺等等，無疑這些都是正確的。然而，當利益關及到自身時，他的行為卻和他勸慰天王的信條背道而馳。因為燕王的一個馬夫得罪了楊秀清的同庚叔，竟株連到燕王、黃玉琨、陳承□都受杖責，而馬夫更處以五馬分屍。這些都是做得太過分了，也都是有損於革命陣營內部的團結的。 

誠然，我們把楊秀清的偏安與保守、驕傲與專權說成是農民階級對楊秀清的局限，並不是說每一個農民領袖都要和楊秀清一樣犯有相同的錯誤。而是說，楊秀清的這些錯誤，其階級根源是由於農民階級。“因為他們沒有而且當時也不可能有象工人階級這樣的領導者。”（《史達林全集》第11卷129頁）所以，他們的弱點是不可克服的，農民戰爭領袖不是在這個問題上受到農民階級的局限，就是在那個問題上受到農民階級的局限。他們的錯誤雖然往往以不同形式表現出來，但最終都是導致革命的失敗，要麼是被階級敵人鎮壓下去，要麼成為地主階級改朝換代的工具。 

悲痛的結局 

農民階級的局限，使楊秀清未能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來處理隨著建都之後帶來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但是，在太平天國將領中，他畢竟是比較有作為的。建都南京後，形勢迫使他只能從進攻轉入防禦，從進取轉入偏安。不過，他在立足南京、分擾南北的思想指導下，還是力爭使太平軍能在最大範圍裏取得勝利的。只是因為南京既然成了首都，軍事上的行動就只能在保衛首都的前提下進行了。　 

以北伐為例。洪秀全、楊秀清對奪取北京的重要性都是認識到的，但力不從心。奪取南京後的第五十天，楊秀清在安排好建都的最起碼的工作之後，於一八五三年五月八日，便派驍將林鳳樣、李開芳率軍二萬北伐，十天之後才部署西征。可見，楊秀清還是把北伐放在更重要的地位的。洪秀全在北伐軍出師前也下過一道詔令，要林、李等將“師行間道，疾趨燕都，無貪攻城奪地縻時日。”（趙爾巽、柯邵□等：《清史稿》洪秀全傳）洪秀全對攻克北京的重要性也是有足夠認識的。然而，認識到北伐的重要性是一回事，實際可能投入北伐的力量又是另一回事。天京建立後不久，清軍便相繼在南京周圍紮下江北大營和江南大營，天京必須投入大量的兵力來保衛，為了鞏固南京政權又必須投入很大的力量實行西征。北伐在一個時期裏只能有林風祥、李開芳的兩萬兵力，而且是孤軍深入，儘管他們是一支罕有其匹英勇善戰的部隊，但靠這僅有的兩萬太平軍，要攻克清軍層層衛護的北京城，當然是不可能的。楊秀清對這一點也是清楚的，當北伐軍在靜海、獨流河苦戰時，一八五四年二月，楊秀清從西戰場抽調了曾立昌、陳仕保、許宗揚等率部北上救援北伐軍，經過兩個多月奮戰，四月十二日攻佔山東臨□，離北伐軍據守的阜城只有二百多裏地，但終因內部意見不一，導致失敗。一個月後，即一八五四年五月，楊秀清又派秦日綱再次率兵救援北伐軍，並在出師前奏封秦日綱為燕王，可見決心之大，信任之重。然而，秦日綱卻不顧大局，以“北路官軍甚多，兵單難往”（《賊情匯纂》卷一，秦日綱傳）為由，拒絕北上。北伐軍在沒有任何救援的情況下，繼續苦戰達一年之久，而最後失敗。從此，太平天國再也沒有力量言及北伐了。 

建都南京後，唯一可以算是主動向清王朝的首都進攻的北伐戰爭又告失敗，楊秀清轉而努力經營蘇、鄂、皖、贛等省，希望實現“黃河以南，我可有已”的偏安設想。從一八五五年下半年到一八五六年上半年，楊秀清在這些地區的軍事上取得了重大進展，到了一八五六年四、五月間，楊秀清更親自指揮解鎮江之圍，擊斃江蘇巡撫吉爾杭阿。接著，他又親自率大軍攻破江南大營，迫使清王朝的欽差大臣向榮“自縊而亡”。為南京政權造就了一個軍事上的全盛時期。 

建都以後，楊秀清雖然遭到偏安保守思想的制約，使他不可能有更大的作為，但他所指揮的對清軍的戰爭，還是取得了輝煌戰績的。但是，正當一八五六年上半年在軍事上取得偉大的勝利時，在某種程度上，楊秀清產生了新的驕傲情緒，加上他著力於軍事行動上，急於在對清軍作戰上取得更大勝利。因而，對階級異己分子韋昌輝放鬆了警惕。事實上，韋昌輝的奸險成性，是不難識破的。清方特務人員早已看出韋昌輝對楊秀清是“陽下之而陰欲奪其權。”（《賊情匯纂》卷一，韋昌輝傳）而太平天國的理論家曾劍揚、何震川也早就提出警告，認為“北王奸險而殘剖，今□之而不怒，其心叵測，蕭牆之禍正恐未遠。”（《太平天國野史》卷十二）原先，楊秀清對韋昌輝還是有所提防的，不敢輕易把他放出去獨當一面，如一八五四年五月曾經派韋昌輝去湖北，臨走時又改派韋俊、黃再興等，同年八月，又派韋昌輝去湖北、安徽，剛行到採石，楊秀清又命令把他調回來，改派石達開。但到了一八五六年上半年，隨著軍事形勢的勝利發展，楊秀清對韋昌輝的防範也放鬆了，他把江西的軍事重務委給韋昌輝，讓他就督贛事。但是韋昌輝心懷叵測，他在出征前曾經在洪秀全面前離間過洪、楊的關係，遭到洪秀全的痛斥，洪秀全不但不聽信他的讒言，還說要封楊秀清萬歲，這就是石達開說的是“韋昌輝請洪秀全誅楊秀清。洪秀全不許，轉加楊秀清偽號，韋昌輝不服，便將楊秀清殺死。”（《石達開自述》）正是由於有請誅的前因，便帶來擅殺的後果。韋昌輝到達江西後，並不專心和清軍作戰，他在江西“屢戰皆不利”，（《太平天國野史》卷十二）被清軍奪去“黃轎繡傘”。楊秀清對韋昌輝從江西敗回，竟無任何戒備，使韋昌輝的三千親兵直入東王府，更無任何還擊之力。當然，從這一點也可看出楊秀清並沒有任何篡權的野心，否則他不會不作任何戒備的。楊秀清是韋昌輝擅殺的，這本來是一件非常清楚的事，但由於韋昌輝在襲殺楊秀清時，宣佈了他是奉洪秀全“密詔”誅楊的，理由是楊秀清曾經“逼封萬歲”。這兩件事便構成了許多歷史疑案。對於楊秀清的死，有的認為是洪秀全“詔殺”的，有的則認為是韋昌輝擅殺的。我同意後一種意見，是韋昌輝擅自殺了楊秀清，而他誅楊的目的是為了奪取太平天國的最高領導權。這個問題可以從韋昌輝殺了楊秀清之後，又慘無人道地誘殺了太平天國將士二萬多人，以及他公然認為“不去石氏，吾患未除。”（《太平天國野史·韋昌輝傳》）最後甚至派兵圍攻天王府等等事實中可以得到證明。 

另外，韋昌輝襲殺了楊秀清之後，洪秀全曾派人去指責韋昌輝：“爾我非東王不至此，我本無殺渠意。”韋昌輝回擊洪秀全說：“我為渠除大害，今反責我而欲沽名耶！”（《金陵省難紀略》）這段對話，說明洪秀全是沒有下過誅楊“密詔”的，洪秀全說“我本無殺渠意”，而韋昌輝則說是為洪“除了大害”，反遭洪的指責。兩人的說法都和石達開說的韋昌輝的“請誅”和“不服”是相一致的。如果確有“密詔”，洪秀全絕不會說出“無殺渠意”的話，而韋昌輝也絕不會不指出洪秀全有過“密詔”其事的。 

這裏還想附帶說幾句，關於“逼封萬歲”的問題。這個問題，清方記載不少，但岐異殊多，取材多源于韋昌輝而經報探訛傳，出入很大。不過，用別人的封賞來達到篡權的目的，在常情上是缺乏說服力的，對這些材料不想詳考了。但是“李秀成自述”中說楊秀清“逼天王親到東王府封其萬歲，北、翼兩王不服，密議殺東王一人，殺其兄弟三人。”（《忠王李秀成自述》）這是最引人注目的一條材料，　有的認為“自述”是信史，不能隨便懷疑。從這條材料出發他們認為楊秀清是“逼封萬歲”或“該封萬歲”，有的則認為李秀成是叛徒，其言不可信。我們認為對待《忠王李秀成自述》完全當成信史或因李秀成晚節不終，而否定“自述”的史料價值都是欠妥的。應該看到，李秀成在獄中寫了這份“自述”，儘管他在“自述”中有向曾國藩屈膝求降的可恥行徑，但“自述”仍然不失為研究太平天國歷史的重要史料。不過，李秀成寫的自述，是把他的經歷及所有見聞都羅列出來。所記當然不能盡實，其中錯記、誤記在所難免。所引材料同樣應該作具體分析。 

我個人的看法，李秀成所記關於“逼封萬歲”這段材料漏洞很大。其一，李秀成當時正在丹陽、金壇一帶與清軍張國梁部作戰，並不在天京，所記系傳聞所得，並非第一手材料；其二，時間對不上號，他說北、翼“密議”一事，其實是不存在的。韋昌輝六月初就督贛事，石達開五月底就到達湖北洪山。楊秀清如是在北、翼離開前“逼封”，則誅楊“密議”之後北、翼當會有所行動，而不會立即出征。如果楊秀清是在北、翼離開後“逼封”，則“密議”根本不可能。因為，李秀成明明說的是“逼封”後才“密議”的。其三，不合情理，如果說北、翼是同謀者，那麼，韋昌輝叛亂，石達開當會有所配合。而事實上，石達開不但沒有配合，卻是聞訊後才趕來排解的，韋昌輝也明白的把石達開當作一患，列入剷除之中。石達開逃跑後，韋昌輝不但懸賞捉拿石達開，而且把石達開的家屬全部殺掉。可見，韋昌輝對石達開之恨並不亞于對楊秀清之恨。由上可知，“密議”並非事實，不過是當時猜傳當中的一種訛記而已，並不可信。因此，我們認為所謂逼封也不是事實，如上所述，“逼封”的說法本來是洪秀全對韋昌輝離間洪、楊關係的痛斥之詞，後來被韋昌輝篡改後用來作誅楊的口實的。 

（資料來源：《開封師範學院學報》197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