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平天國革命是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爆發的一次偉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農民革命運動。洪秀全是太平天國革命的傑出領袖。楊秀清是洪秀全的得力助手，是一位農民革命英雄。
太平天國革命前期，它的領導集團是團結的。對於洪秀全、楊秀清、馮雲山、蕭朝貴等領導人之間的親密友誼，以及這個領導集團團結的威力，就連太平天國的敵人也不得不承認。反動的《賊情匯纂》所收集的情報說：洪、楊等人“起自草莽結盟，寢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於一室，得計便行。機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勢。”（張德堅：《賊情匯纂》，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Ⅱ，第172頁）只是到了後來，才出現了裂痕，給革命事業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失。
前幾年，“四人幫”在評價楊秀清的問題上，散佈了許多謬論，搞亂了人們的思想，搞亂了歷史。他們出於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大搞影射史學，玩弄實用主義的手法，把楊秀清打成“尊孔、倒退、分裂的總代表”。對此，我們必須撥亂反正，堅持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對楊秀清這個歷史人物進行階級的、歷史的分析，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清除“四人幫”的惡劣影響。
下面，談談我們的一些看法。
楊秀清是為太平天國革命立下殊勳而又犯有重大錯誤的一位元農民革命英雄。他是廣西桂平縣人，世代以燒炭種山為業，幼年喪父母，零丁孤苦。在太平天國起義前，最先與洪秀全一起組織拜上帝會的馮雲山一度被地主團練逮捕，洪秀全回廣州設法營救，拜上帝會一時無人主持，人心渙散，不少人對革命發生動搖。在這個關鍵時刻，楊秀清曾假託“天父下凡”，代天父傳言，以安定人心，團結會眾。洪秀全回廣西後， 承認了楊的這種天父代言權。當時，楊秀清恰當地運用了這個身份，處處維護洪秀全的革命領袖地位。例如，一八五一年四月，楊秀清在東鄉的一次“代天父傳言”中，告勉全軍將士說：“我差爾主下凡作天王，地（他）出一言是天命，爾等要遵。爾等要真心扶主顧主，不得大膽放肆，不得怠慢也。若不顧主顧王，一個都難也”。（《天命詔旨書》，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I，第60頁）
楊秀清在協助洪秀全制定一系列革命的方針政策、推動太平天國革命事業方面，是有著傑出貢獻的。
一是，他決心推翻清朝反動統治。他與西王蕭朝貴聯名發佈了《奉天誅妖救世安民諭》、 《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和《諭救一切天生天養中國人民諭》等三篇檄文，嚴厲斥責清朝政府的民族壓迫和封建剝削的罪行，宣傳太平天國起義的正義性，動員群眾參加太平軍，為推翻清朝反動統治而戰。
二是，他堅持反侵略的立場。一八五四年六月，英國新任香港總督兼駐華全權代表約翰·包令訪問天京，派麥勒西致函交涉，太平天國以楊秀清的名義答復了英人所提出的三十一個問題（實際上只有三十個），其第一條答文是：“一複平定時，不惟英國通商，萬國皆通商，天下之內兄弟也。立埠之事，俟後方定。害人之物為禁。”這條答復，正如羅爾綱先生所述，明確地表示太平天國三項對外政策：一、太平天國革命成功後，歡迎萬國來華通商，天下的人都以兄弟相待；二、所謂“立埠之事”，指的是訂立通商條約，此事要到革命成功後再定，也就是表示所有以前清朝與外國人訂立的條約都不予承認；三、禁止鴉片毒物的輸入。（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稿》增訂本，第211頁）
三是，他指揮太平軍，取得軍事上的重大勝利。楊秀清具有卓越的軍事組織才能，得到洪秀全的信任和全軍將士的擁護。從一八五一年金田起義到一八五三年定都天京，一路上，他指揮太平軍斬貪官，殺土豪，燒田契，毀債券，把糧食和財物散發給貧苦農民。廣大貧苦農民紛紛參加太平軍，使革命隊伍迅速壯大，號稱百萬。他治軍“軍令嚴整，賞罰分明”。太平天國中的散漫分子“獨畏楊秀清，令嚴弗犯”。（佚名：《武昌兵燹紀略》，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Ⅳ，第572頁）在進軍途中，他警覺地偵破了混入太平軍“誘惑軍心，較通外攻內應”（《天父下凡詔書》，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I，第14頁）的反革命分子周錫能，清除了一大隱患。
在一八五二年六月，太平軍進入道州，能作戰的“仍不滿萬人”（張德堅：《賊情匯纂》，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Ⅱ，第290頁），在殘酷的鬥爭中，有些人看不到革命形勢的發展，產生畏縮情緒，“懷土重遷，欲由灌陽而歸”（張德堅：《賊情匯纂》，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Ⅱ，第290頁），如果依了他們的意見折回廣西，就有斷送革命的危險。楊秀清堅決反對這種錯誤主張，並以堅定的革命意志，勉力繼續進軍金陵。他說：“已騎虎背，豈容複有顧戀？今日上策，莫如舍粵不顧，直前衝擊，循江而東，略域堡，舍要害，專意金陵，據為根本，然後遣將四出，分擾南北，即不成事，黃河以南，我可有已。”（張德堅：《賊情匯纂》，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Ⅱ，第290—291頁）洪秀全欣然接納了楊秀清的建議，率領太平軍繼續前進。
四是，他與洪秀全共訂建國方略。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國頒佈的《天朝田畝制度》及婦女政策、外交政策等等，都是楊秀清等協助洪秀全共同制定的。“天王駕入南京，後改為天京。開立軍伍，整立營規，東王佐政事，事事嚴整。立法安民……嚴嚴整整，民心佩服。安民者出一嚴令，凡安民家安民，何官何兵無令敢入民房者斬不赦，左腳踏入民家門口者即斬左腳，右腳踏入民家門口者斬右腳。故癸好年間上下戰功利，民心服。”（《李秀成自述》，見《中國近代史資料選輯》三聯書店版，第155頁）
當然，楊秀清是生長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小生產者，自有其階級條件和歷史條件的局限。他居功驕傲，獨斷專行，態度粗暴，甚至犯有要權要位元的重大政治錯誤。但是，有的同志脫離當時歷史的具體情況，抓住某些問題，便判定他是一個篡權奪位的野心家。對於這類論斷，我們持有不同的看法。
（一）關於要求“封萬歲”問題
有一種意見認為，一八五六年，楊秀清逼洪秀全封自己為“萬歲”，是他篡權野心的大暴露，標誌著他已走上了徹底背叛人民革命事業，發動反革命政變的可恥道路。這種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對於“逼封萬歲”之說，根據史學界研究的若干成果，我們認為以下三點，是應當加以考慮的。
第一，“萬歲”的政治含義，在太平天國時期，並非專用于天王一人。大家知道，太平天國有“五主”、“六王”（後期封王更多）和“八位萬歲”。“主”、“王”或“萬歲”的地位是平等的。這種政體既是農民的平等思想的反映，也受了西方基督教的某些思想的影響，認為人人皆“上帝”子女，地位應當是平等的。太平天國建都天京以後，所發的玉璽，就有“八位萬歲”之稱。璽文寫著：“太平玉璽，天父上帝，恩和輯睦，天王洪日，天兄基督，救世幼主，主王輿篤，八位萬歲，真王貴福，永定乾坤，永錫天祿。”關於八位萬歲的含義，羅爾綱先生在考證中說到：至八位萬歲一句很費解釋，按《朝天朝主圖》有爺哥朕幼光明東西八數龕等內容。“爺指上帝，哥指耶穌，聯乃洪秀全自稱，幼是幼天王洪天貴福，東是東王楊秀清，西是西王蕭朝貴，光是洪秀全第三子光王，明是洪秀全第四子明王。這八位在太平天國視為一體，所以有‘八數龕’的話，光、明為洪秀全兒子，父稱萬歲，子也稱萬歲，東王為上帝降托，西王為耶穌降托，上帝、耶穌既稱萬歲，他們的降托也稱萬歲，理都說得通。”（羅爾綱：《太平天國文物圖釋》，第26頁）看來，羅爾綱先生的考證是可信的。
既然，太平天國時期，除洪秀全外，被稱為萬歲的不只楊秀清一人，又怎能根據楊秀清請求加封自己為萬歲，就斷言他有“篡權野心”，而且是什麼“徹底背叛人民革命事業”的“大暴露”呢？
第二，楊秀清要求“封萬歲”，並非取而代之，而是在承認洪秀全最高領袖地位的前提下進行的。一八五六年六月間，太平軍攻破江南大營後，南京圍局暫解。一八五六年八月，楊秀清更是居功驕傲，進而要求洪秀全封他為“萬歲”。楊秀清認為他為太平天國立下很大功勞，“九千歲”還不夠，要求加封一千歲，與洪秀全同稱“萬歲”，同樣享受最高政治榮譽。就當時的具體情況而論，洪、楊都明白彼此誰也離不開誰。在天王洪秀全的旗幟下，東王府事實上掌管天朝軍政實權，並不存在取而代之的問題。
第三，楊秀清要求“封萬歲”，更非蓄意搞反革命政變。據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之《東北賊遞殺大略》記載：“一日，詭為天父下凡，召洪賊至，謂曰：‘爾與東王均為我子，東王有□大功勞，何止稱九千歲？’洪賊曰：‘東王打江山，亦當是萬歲。’又曰：‘東世子豈止是千歲？’洪賊曰：‘東王既萬歲，世子亦便是萬歲，且世代皆萬歲。’東賊偽為天父喜而曰：‘我回天矣’。”（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Ⅳ，第703頁）從這段記載中，看不出有殺洪秀全之意。楊秀清要求封萬歲後的一個多月，據親赴天京晉見過東王的肯能說：這段時間天京城中，寧謐如常，市旅不驚。他還“常常到天王宮外觀望”，並沒有看到楊要暗殺洪的任何跡象（《逸經》第33期，第19頁。轉引自《歷史研究》1978年第6期）。從後來洪秀全對楊秀清的態度看，說明洪秀全自己也並不認為楊秀清要加害於他。
當然，楊秀清要求“封萬歲”一事，加深了洪、楊的矛盾，給階級異己分子韋昌輝發動反革命叛亂以可乘之機，對太平天國革命造成極大的危害。因此，楊秀清在要求“封萬歲”的問題上，是犯了重大政治錯誤的。楊秀清為什麼會犯這個錯誤呢？應當根據當時的歷史條件加以解釋。農民小生產者既不能創造新的生產方式，就不可避免地要回到封建生產方式去。無論是天王洪秀全以“萬歲”自尊，抑或是東王楊秀清要求加封“萬歲”，都反映著掌握革命政權的太平天國領導集團日益濃厚的封建性傾向。這正是這次單純農民戰爭的悲劇所在。而楊秀清的要求封萬歲，以及由此而導發的韋昌輝久經蓄謀的反革命暴亂，則是這個悲劇中慘痛的一幕。
（二）關於杖責天王問題
有一種意見認為，楊秀清杖責天王就是篡權奪位。我們認為，這個看法也是值得商榷的。
洪秀全是太平天國反封建反侵略的旗手，是農民革命的傑出領袖。他的性格暴躁如烈火。隨著命革形勢的順利發展，他的農民小生產者的落後性也與日俱增，在封建意識侵蝕下，終於萌發為萬人之上的帝王思想。他幽居深宮，威臨全朝，動輒腳踢嬪妃，杖責女官，引起了部下的不滿。一八五三年十二月廿四日，楊秀清以洪秀全杖責女官為由，假借“天父下凡”，要杖責天王。據《天父下凡詔書二》記載：“天父怒天王曰：‘秀全，爾有過錯，爾知麼？’天王跪下，同北王及朝官一齊對曰：‘小子知錯，求天父開恩赦宥。’天父大聲曰：‘爾知有錯，即杖四十。’其時北王與眾官俯伏地下，一齊哭求天父開恩，赦宥我主應有之責，小子等願代天王受杖。天王曰：‘諸弟不得逆天父之旨，天父開恩教導，爾哥子自當受責。’天父不准所求，仍令責杖天王。天王對曰：‘小子遵旨’。即俯伏受杖。天父詔曰：‘爾己遵旨，我便不杖爾。’”（《天父下凡詔書二》，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I，第30—32頁）這個材料說明，當洪秀全表示認錯，楊秀清就代天父宣稱取消處分。也就是說，楊秀清的目的並非要搞倒洪秀全，也不是要淩駕于洪秀全之上，而是採用天父傳言方式實行杖諫，用忠誠的信仰，來糾正凡俗的魯莽，以維護天王的尊嚴。楊秀清如以個人名義進行勸諫，洪秀全是不會聽的。所以，他只能借天父下凡，以天父名義來教訓洪秀全。如洪秀全接受，改變粗暴的作風，像在革命初期一樣平等待人，必將得到群眾由衷的擁護和信任，必將加強以天王為中心的農民革命隊伍內部的團結，有利於農民革命政權的鞏固。從這點看來，楊秀清此舉是值得稱許的。
當然，掌握著軍政、宗教大權的楊秀清，在太平天國領導集團的政治生活中，並非時時事事都能正確處理上下關係。他個人作風專橫，處理問題不當，對上粗暴，對下跋扈，經常以“杖責”來對待太平天國的將領。例如，一八五四年五月，燕王秦日綱有一個牧馬兵坐在門前，見楊秀清的同庚叔（即拜把兄弟的叔父）到而沒有站起來。秀清的同庚叔生了氣，便把牧馬兵打了二百鞭，然後交給秦日綱。秦日綱未處理，又送付黃玉昆。秀清因見秦日綱、黃玉昆等未按他的意志去處理，便杖責秦日綱和對此事持正確態度的興國侯陳承□、衛國侯黃玉昆等，還將牧馬兵五馬分屍。這種動輒杖責將領甚至草菅人命的做法，實際上是一種封建衙門的惡習，是極其錯誤的，它是農民小生產者受封建思想影響的結果。這必然使將領們“積怨於心，口順而心怒。”（《李秀成自述》，見《中國近代史資料選輯》三聯書店版，第155頁）楊秀清的專橫跋扈，對太平天國內部矛盾的加深，是負有政治責任的。
（三）關於所謂尊孔與反孔問題
有一種意見認為，楊秀清“背離了洪秀全的反孔路線”；楊秀清“尊孔”，洪秀全“反孔”，反映了太平天國內部兩條路線鬥爭。我們認為，這種提法是站不住腳的。
眾所周知，洪秀全以砸爛孔丘牌位為走上革命的起點，又以猛烈的反孔鬥爭伴隨著軍事政治鬥爭，但是，縱觀太平天國的歷史，並未形成一條洪秀全的反孔路線。
洪秀全是太平天國反封建反侵略的農民革命領袖。他是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最早“向西方尋找真理”（《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1358頁）的先進的中國人。他把基督教教義中的平等思想與農民革命的要求結合起來，創立了農民革命組織拜上帝會。他從反封建的革命立場出發，敢於公開否定孔丘的神聖地位，砸爛孔丘的牌位，毀掉孔廟，焚燒儒家經典，下令不准買賣藏讀孔丘之書。這種強烈的反孔行動，在中國思想史上是破天荒的大事。洪秀全曾借皇上帝的名義指出，“孔丘教人之書多錯”（《太平天日》，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Ⅱ，第635頁），但是，錯在哪里呢？他卻講不出道理來。後來，在天京設立“刪書衙”，刪改《四書》、《五經》，刊印了《幼學詩》、《三字經》等，但也沒有針對儒家思想的反動實質進行批判，沒有對儒家經典進行過實質性的刪改。《幼學詩》、《三字經》等甚至還反映了儒家的君道、臣道、父道、子道、夫道、妻道、男道、女道等等級思想。
楊秀清從反封建的立場出發，在洪秀全的農民革命思想指導下，在行動上也進行過反孔鬥爭。他領導的太平軍，所到之處，也焚孔廟、毀學宮。據《武昌縣誌》記載，太平軍路過武昌，就毀掉了學署和書齋等。（《武昌縣誌》，卷三）佔領南京後，楊秀清又將江甯學宮“改為宰夫衙，以壁水環橋之地為椎牛屠狗之場”。（張德堅：《賊情匯纂》，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Ⅱ，第327頁）此外，太平天國還由楊秀清發佈命令，決定成立刪書衙，規定要把孔孟經書刪改後，才准人們閱讀。這些事實說明，楊秀清也是反孔的。當然，他也和洪秀全一樣，對儒家的那套保守甚至反動思想並沒有進行過實質性的批判，甚至還受儒家的某些思想的影響。例如，他曾借天父下凡，聲稱“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及事父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等尚非妖話，未便一概全廢。”（張德堅：《賊情匯纂》，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Ⅱ，第327頁）在他所寫的《太平救世歌》中，就夾雜有“救齊弟妹，忠孝宜陳；人倫有五，孝弟為先”（《太平救世歌》，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I，第246頁）等儒家思想。可見，洪、楊二人都是既反孔而又不徹底的，他們對待儒家思想的態度是基本一致的，不存在什麼“根本的對立”，更談不上什麼“兩條路線鬥爭”。
為什麼洪秀全、楊秀清能發動一場對孔丘偶象崇拜的猛烈衝擊，卻不能針對孔丘的思想謬誤進行實質性的批判，反而接受了孔丘某些思想的影響呢？這是由當時階級條件和歷史條件所決定的。洪、楊從反封建的革命立場出發，必然要反孔，但他們都是出身于農民家庭，都是小生產者，在沒有科學的世界觀，沒有銳利的思想武器的情況下，不可能認識儒家思想謬誤的實質。儒家思想在中國已有兩千多年的深遠影響。洪、楊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特別是洪秀全為了科舉功名，從小就閱讀四書五經，又有十多年讀書和教書的經歷，受到儒家某些思想的影響，是不足為怪的。太平天國革命爆發後，他們感到只有理想中的神天上帝的權威，而沒有人間君主的權威，只是憧憬天上的天國，而沒有地上的天國是不夠的，他們決心建立農民革命政權，建立地上的天國，樹立人間君主的權威。要這樣做，就不可避免地要借助於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傳統觀念。因此，在他們的著作中，不同程度地夾雜著儒家思想。作為農民階級政治代表的洪秀全、楊秀清，他們反對封建反對孔丘的革命性一面是主要的。我們決不能因為在他們身上還保留有儒家思想的影響，就得出什麼“尊孔、復辟、倒退”的結論。
（四）關於“照舊交糧納稅”問題
有一種意見認為，洪秀全頒佈《天朝田畝制度》，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而楊秀清主張實行“照舊交糧納稅”政策，繼續保存原有的生產關係，背離了洪秀全的路線。這是太平天國內部“兩條路線鬥爭”，是“革命和復辟”的鬥爭的又一表現。他們以此為理由，否定楊秀清。
誠然，《天朝田畝制度》是中國農民戰爭史上前所未有的反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革命綱領。它把兩千年來農民反封建鬥爭的水準，提高到了單純農民戰爭所能達到的最高限度。這種按照人口平分土地的主張和“天下一家，共用太平”的美好理想，正反映了千百萬農民群眾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天朝田畝制度》的革命精神是永垂史冊的。
但是，應該看到，《天朝田畝制度》所描繪的“天下大家處處平均，人人飽暖”的理想社會，在當時是不能實現的。因為這種絕對平均主義，“只是農民小資產者的一種幻想”。（《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89頁）這個土地綱領超越了歷史客觀過程的要求。它企圖廢除一切私有財產，但當時還沒有具備那樣的物質基礎。何況這種平分土地的具體辦法，規定得如此細緻，土地等級的劃分如此機械，而土地與人口分佈的實際情況卻又非常複雜，在當時戰爭頻繁、戶冊散失的情況下，怎麼能夠做到平均分配土地呢？恩格斯曾經指出，如果一種政策“不僅是超出現在，甚至是超出未來，那末這種超出只能是蠻幹的超出，空想的超出，而在第一次實際試用之後就不得不退到當時條件所容許的有限範圍以內來”。（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第38頁）
當時，洪秀全、楊秀清率領太平軍從廣西進軍南京，在途中曾提出“概免租賦三年”的口號。但沿途許多貧苦農民紛紛參加太平軍，革命隊伍迅速發展到幾十萬人，糧食需要量激增。一八五三年六、七月間，太平天國內部糧食供應緊張，開始“減扣食米”，尚“不足充饑”。（《向榮奏稿》，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Ⅶ，第160頁）據《賊情匯纂》記載，一八五四年五、六月間，天京城裏的糧食幾乎用盡，太平天國即下令除各王外“概食淖糜，有敢吃飯者斬首”（張德堅：《賊情匯纂》，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Ⅱ，第276頁）。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繼續實行“概免稅賦三年”，拿不到最低限度的軍需糧草，太平天國革命政權就有瓦解的危險。楊秀清面對現實的困難，不是採取超現實的辦法企求解脫，而是在頻繁的戰事活動中，把政策放到現實的基礎上，提出在安徽、江西一帶實行“照舊交糧納稅”的政策，從而解決了軍民對糧食的迫切要求，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據太平天國治理六年之久的安徽潛山的材料，農民革命政權在那裏並沒有按照《天朝田畝制度》的規定來平均分配土地，而是從實際出發，依照舊的徵收糧賦的辦法來徵稅征糧。（羅爾綱：《太平天國史事考》，三聯書店1955年版，第202—203頁）事實上，這種“照舊交糧納稅”的政策，是鞏固政權、推進革命的政策，決不是“復辟、倒退”的政策。提出這項政策，正表現了農民革命領袖楊秀清有著非凡的政治才能，是他對太平天國革命所作出的傑出貢獻。
楊秀清提出“照舊交糧納稅”的政策，是否背離了洪秀全的《天朝田畝制度》呢？答案是否定的。大家知道，《天朝田畝制度》是太平天國的領導人洪秀全、楊秀清等共同頒佈的；“照舊交糧納稅”的政策，是楊秀清等人提出並得到洪秀全批准才實行的。據《賊情匯纂》記載，楊秀清與韋昌輝、石達開俱奏請天王洪秀全，建議籌糧：“我主二兄建都天京，兵士日眾，宜廣積米糧，以充軍儲而裕國課。弟等細思安徽、江西，米糧廣有，宜令鎮守佐將在彼曉諭良民，照舊交糧納稅”。洪秀全的批示說道：“禦照：胞等所議是也，即遣將施行。欽此。”（張德堅：《賊情匯纂》，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Ⅱ，第203—204頁）可見，洪秀全與楊秀清之間在土地政策問題上意見是一致的，根本不存在什麼兩條路線的鬥爭。
通過楊秀清問題的討論，我們得到的啟示是：
第一，對中國近代歷史人物的評價，必須根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發展變化，分析其在當時社會主要矛盾及其各個發展階段中所起的作用。
毛主席指出：“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些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種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這些矛盾的鬥爭及其尖銳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發展的革命運動。偉大的近代和現代的中國革命，是在這些基本矛盾的基礎之上發生和發展起來的”。（《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594頁）太平天國革命就是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日益加深，國內的封建統治者的壓迫剝削日重的情況下爆發的。太平天國的領導人洪秀全、楊秀清等在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兩個主要矛盾面前，都是站在廣大人民群眾一邊，代表著農民階級的利益，向外國侵略者和封建統治者展開鬥爭，對歷史發展起著重大的作用。
“四人幫”的幫刊歪曲近代社會的主要矛盾為尊孔與反孔的矛盾，對近代歷史人物荒謬地按儒法劃線，濫用尊孔的帽子和反孔的桂冠妄加貶褒。他們不僅是要否定這位農民英雄的歷史地位，而且還在於從根本上篡改近代社會的主要矛盾，從而否定反封建反侵略的人民革命運動。
第二，對中國近代歷史人物，要作階級的、歷史的具體的分析，不要苛求古人。
在階級社會中，每個人的思想都會打上階級的烙印。歷史人物的活動，是和他所代表的階級密切聯繫的。所以，我們必須堅持馬列主義的階級分析法，去弄清歷史人物是那個階級利益的代表。但在進行階級分析時，還要結合當時的歷史條件，進行具體的分析，不要苛求古人。
列寧指出：“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列寧選集》，第二卷，第512頁）毛主席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也指出：“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歷史人物大都有他們的缺點一樣，孫先生也有他的缺點方面。這是要從歷史條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於前人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12頁）我們在評價楊秀清的功過時，也必須遵循這一方向。
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必須防止簡單化、抽象化和現代化的弊病。誠然，洪秀全和楊秀清都是傑出的農民革命領袖和農民革命英雄。但是，也要看到，他們是小生產者，不代表先進的生產方式，不可能創立科學理論，沒有科學世界觀作指導，不可能與舊傳統觀念徹底決裂，因此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缺點錯誤。例如，洪秀全為首的廣東派與楊秀清為首的廣西派，互相猜忌。定都南京後，洪、楊大興土木，建築天王府和東王府，還規定各王可有若干王妃。在太平天國後期，洪秀全深居簡出，脫離群眾，貪圖安逸，過於重視宗教，迷信天父天兄這麼一套神話。楊秀清對下屬態度粗暴，後期追求個人權位等等。對於洪、楊這些缺點錯誤，我們應當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一方面要在肯定他們的歷史地位的同時，指出其階級的和時代的局限性；另方面，我們又不能因為他們有缺點錯誤甚至是嚴重錯誤，就加以全盤否定。不能離開具體歷史條件來苛求古人。象對太平天國革命的失敗以及洪、楊等的錯誤，應作為歷史的教訓加以總結。
第三，對歷史人物的功過，應抓住其本質和主流，不要作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
毛主席指出：“無論什麼矛盾，矛盾的諸方面，其發展是不平衡的。”“矛盾著的兩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謂矛盾起主導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297頁）歷史人物的活動是複雜的，有功也會有過，因此，必須堅持兩點論評論他們的活動。但是，他們的功過，又不可能是絕對平衡的，總會有主有次，所以，我們又必須堅持重點論來看待他們。如果不堅持兩點論，就會籠統地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某個歷史人物，就有陷入形而上學的危險。如果不堅持重點論，就會把功過平列，滿足於羅列現象，抓不住歷史人物的本質和主流，就不能看清某個歷史人物究竟是屬於應該被肯定的還是屬於應該被否定的，這同樣是形而上學。
我們要正確評價楊秀清，就要堅持唯物辯證法，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考察其全部歷史和全部表現，從而抓住楊秀清歷史活動的本質和主流。有的同志沒有從楊秀清的一生的複雜活動中，抓住本質和主流，進行全面的具體的分析，而是僅根據個別歷史現象，便否定楊秀清。譬如舉了楊秀清於一八五三年一月在武昌祀孔一例，便將楊秀清說成是“尊孔”的總代表。其實，《鄂城紀事詩》的這條“祀孔謁聖”材料是個孤證，還需進一步研究。僅以這一個別事實來定案，便否定楊秀清，這不是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列寧指出：“在社會現象方面，沒有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方法了。” “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繫中去掌握事實，而是片斷的和隨便挑出來的，那末事實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也不如。”（《列寧全集》，第23卷，第279頁）
所以，在評價歷史人物時，不但要看到他們在歷史上的功與過，而且要弄清他們的功與過兩方面，誰為主流，誰占矛盾的主導地位。這樣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以上是我們的一些粗淺意見，提出來就教于史學界前輩，不當之處，請同志們批評指正。
（資料來源：《華南師院學報》1979年第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