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秀清是太平天國革命的重要領導人之一。他在革命的準備階段、起義的實行階段，以及從革命的進軍到他被害時期，在革命進程的每個關鍵時刻，都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一八五六年九月，混進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韋昌輝，用突然襲擊的手法，殺害了楊秀清。韋昌輝為了裹脅群眾，制造反革命輿論，曾在群眾中廣泛散佈了所謂“逼封萬歲”和“天王密詔”的神話，荼毒了洪秀全和楊秀清的關係。有的太平天國史的研究者，甚至由此引伸，說楊秀清被封東王是洪秀全不得不作出的“讓步”理由是在革命準備階段，洪、楊之間就存在著奪權奪位的“暗潮”。定鼎南京之後，楊秀清更把洪秀全視若無物。因此，把楊秀清說成是“大奸雄”，而把韋昌輝的反革命叛亂則說成是“靖難之師”。顯然，這是對太平天國革命歷史的顛倒。 

關於楊秀清被封東王問題 

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楊秀清、肖朝貴、馮雲山等人，以替洪秀全祝壽為名，揭竿起義。據說，起義時曾發佈一篇檄文，自稱有“文官二百，人人有安幫定國之才；武將千員，個個有擎天垮海之勇。雄兵三萬，勢若天丁；戰士數千，威如猛虎。”（引自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上冊232頁。）起義聲勢之大，由是可觀。這樣一支雄兵，由誰來統率，無疑洪、馮是早有成竹的。金田起義的當天，洪秀全就任命楊秀清為中軍主將，肖朝貴為前軍主將，馮雲山為後軍主將，而韋昌輝、石達開則分別為右軍主將和左軍主將。從這個安排看，楊秀清位居中軍主將，已經是統率全軍的地位了。在金田起義之後，經過將近一年的革命實踐，即同年十一月，洪秀全在永安實行封王，楊秀清被封為東王，蕭朝貴為西王，馮雲山為南王，韋昌輝為北王，石達開為翼王，明確規定所封“各王具受東王節制。”楊秀清成為法定的太平軍的最高統帥。 

楊秀清被封東王，到底是出於革命需要，還是出於洪秀全的“讓步”？有的認為馮雲山參加革命最早，功勞最大，封楊秀清東王而不封馮雲山東王，是明顯的“讓步”，我們不同意這個看法。在革命進程中，領導集團的名次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革命形勢的深入和發展，必然會出現一些傑出的人才，充實到革命領導集團中來。楊秀清當然不是無功受祿的，他在被封東王前，就有兩個不可忽視的顯赫功績。一是代天父傳言，表明了他有高度的謀略；二是組織起義隊伍和花州迎主，表明了他有傑出的將才。這兩件事是他被封東王的前提條件。 

代天父傳言是楊秀清對革命的一個大貢獻。當時的形勢是，拜上帝會受到地主武裝團練的壓迫，馮雲山被武宣地主王作新逮捕，並以“聚眾謀反”的罪名將馮雲山下獄，洪秀全因馮雲山被捕，回到廣東設法營救。於是拜上帝會便脫離了洪馮的領導，加上地主武裝的壓迫和破壞。會眾之中，有的退縮，有的動搖。更嚴重的是在會眾中的壞人乘機煽動，利用紫荊山地區的“降童”的迷信活動，公開“出言反對耶穌教訓，且引入離道。”“因而在兄弟中生出糾紛及有分裂之象。”（韓山文：《太平天國起義記》。）拜上帝會面臨著瓦解的危險。對此，楊秀清十分憂慮，《太平天國起義記》說他“忽生啞病，兩月不能言語。”兩個月的啞病，顯然有些誇張。但是，經過兩個月的沉默探索，尋找扭轉局面的辦法卻是事實。他在必要的準備之後，斷然以“降童”的方式代天父傳言，以此來維繫拜上帝會這個革命組織的團結和不至於瓦解。 

從楊秀清假天父傳言所昭示的內容看，一方面是對那些妄圖分裂拜上帝會的不良分子進行指責；另一方面是勸人參加拜上帝會，樹立教主洪秀全的威信。史書說楊在代天父傳言時“嚴厲肅穆責人之罪惡，常指個人而宣傳其醜行。彼又勸人為善，及預言未來。” （韓山文：《太平天國起義記》。）《天情道理書》也說楊秀清代天父傳言的內容是天父“已差天王降生，為天下萬郭（國）真主，救世人之陷溺。世人尚不知敬拜天父，並不知真主所在，仍然叛逆天文，理宜大降瘟疫，病死天下之人。而天父又大仁慈，不忍凡間人民，盡遭病死，故特差東王下凡，代世人贖之。”（《太平天國》卷一365—366頁。）從這些記載，我們清楚地看到楊秀清代天父傳言內容是十分重要的。他第一次通過神的語言宣佈洪秀全是“真主”，暗示拜上帝會這個革命組織，最終是要打天下的，並號召大家堅信天文，篤誠於拜上帝會。由於楊秀清原先在燒炭工人中有很大的影響，加上他代天父傳言又符合廣大會眾的利益。當洪馮回到紫荊山時，看到會眾更加團結，對楊秀清的代天父傳言十分贊嘗，立即“審判為真者。”而對那些破壞革命隊伍“引人離道”的言論，“其言則被定為假的，為魔鬼附身而說的。”立即將這些人“逐出拜上帝會。” （韓山文：《太平天國起義記》。）對楊秀清代天父傳言，太平天國向來給予很高的評價。《天情道理書》說：“當其時真道兄弟姊妹多被妖人恐嚇，若非天父下凡教導作主，恐伊等心無定見。安得不忘卻真道，差入鬼路乎。”（《太平天國》卷一365—366頁。）可見，楊秀清在拜上帝會內部發生的這場激烈的鬥爭中，旗幟鮮明，立場堅定，維護了革命的利益，挽救了革命的危機，對革命事業作了傑出的貢獻。在洪秀全的確認之後，楊秀清很自然地就取得了代天父傳言的資格。雖然，馮雲山是最早的傳教者，但他始終沒有取得代天父傳言的資格，這就決定了楊秀清的地位在馮雲山之上。 

另一件大事，是準備起義和花州迎主。從1850年開始，起義工作就在楊秀清的具體主持下極積地進行著。他一面“開爐鑄造”武器，一面訓練起義士兵，他經常讓士兵挑著燈籠出沒於山谷之中，目的是為了擴大影響和適應夜間作戰。正當起義在積極準備時刻，廣西尋州協付將李殿元突然率兵包圍了平南縣花州山人村。將密藏在這裏的洪秀全、馮雲山等太平天國領袖圍困起來，洪秀全等的安全處在十分危急之中。此時，楊秀清正在金田領導起義的準備工作，又正值生病在床，但他偵悉洪、馮的處境之後，立即調派精兵去救洪、馮。史書記載：“楊秀清在昏迷中得上帝顯示于紫荊山眾兄弟，謂其領袖等有難，而令彼等速往救援。”（韓山文：《太平天國起義記》。）可以看出，儘管楊秀清身在金田，又正值病中，但他和洪秀全是保持密切聯繫的。所以，當洪秀全被清軍包圍時，他立即知悉，並且喊出“扶主”的口號，派熟悉花州地形的蒙得恩等率領一支精兵到花州去營救洪、馮，把清軍打得大敗，清巡檢張庸當場被擊斃，這是太平軍第一次擊斃清軍官吏。花州迎主的意義是不可低估的，不僅首次大規模的和清軍揭開戰旗，而且實際上宣佈了起義的開始。因為從此以後，除了武裝鬥爭之外，拜上帝會的會眾再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安居了。 

另外，楊秀清在金田起義的準備階段，工作是十分傑出的。為了發動這場起義，他曾經弄得“耳聾流水，口啞流涎。”（《洪仁□自述》《太平天國》卷二850頁。）代天父下凡是傳達天父皇上帝的意旨，而這個天父皇上帝在會眾中到底有多大的威信，這是楊秀清不能不考慮到的。再次對群眾的考驗，是進一步樹立天父皇上帝這個崇高形象的辦法。他醞釀了第二次假天父下凡，病中他“自稱天父降托，耳聰目明，心靈性敏，組織群眾，策動起義，指揮軍事行動，一切整然有條。”（《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對此，甚至連李秀成也驚歎“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從此，群眾對楊秀清堅信不移，無不信服，赴湯蹈火，聽其指揮。 

在革命實踐中，楊秀清已經成為一位堅強而富有謀略的戰士，加上他對革命事業“非常熱心和誠懇。”得到洪秀全的無限信任。馮雲山也認為楊秀清“不是個平凡的人”。而且，他在會眾中有著十分深厚的群眾基礎，在周圍各縣的起義軍中，楊秀清無疑是首義軍的靈魂。這當中，除了楊本人的才幹外，還有鄉土關係。因此，把軍務委于楊秀清當是合適的，這一點，在後來的進軍中得到了證明。楊秀清“總攬大綱，一無所紊，尤善撫愛夥黨，有事傳令，依次而下，奉令甚速，賊所依賴者，秀清一人而已。”（《武昌紀事》《太平天國》卷四。）後來，太平天國這樣神速進軍，是和有楊秀清這樣一個將領分不開的。可見楊秀清的總攬軍務，是出於革命的需要，而不是什麼“無可奈何”的“讓步”。 

關於楊秀清和洪秀全的關係問題 

洪、楊關係是對楊秀清評價的一個必須考察而又重要的問題。洪、楊關係基本上是好的，還是基本上是壞的。史書記載歧異殊多，但太平天國官方文書，則大部分都是說明洪、楊是同心協力、共秉朝政的。在楊秀清死後，更多的是記載了洪秀全對楊秀清的懷念。過去被許多人用來說明洪、楊關係不好的主要有兩件事。一是淩辱王兄洪仁達、洪仁發；二是杖責洪秀全，這兩件事都是事實，問題是怎樣看待和分析。 

《賊情匯篡》有一段集中記載了楊秀清罪責洪仁發的事。他說：“仁發洪逆之兄……楊賦忌之甚，尊為國兄，而于軍事無與焉。每詭稱天父下凡附體，肆行謾駡、數數挫折。癸醜七月楊賦傳各偽官聽令，仁發獨後至，楊賦以為不敬，微諷于所屬，洪逆稍稍聞之，內自不安，即出偽詔，令仁發至楊賊處肉袒請罪，並請杖責”（ 張德堅：《賊情匯纂》卷二、《洪仁發傳》。）“這段史料反映了三個事實：（一）楊秀清對洪仁發很反感，經常謾駡他；（二）楊秀清剝奪了他參與軍事的權利；（三）在楊秀清和洪仁發的矛盾中，洪秀全是站在楊秀清一邊的。現在的問題是，洪仁發這個人究竟品行如何，是楊秀清淩辱他，還是楊秀清對他表示正當的不滿。 

關於洪仁達、洪仁發的惡劣行為，李秀成有過兩段記載。一是楊秀清被害後，頗負眾望的石達開被召人朝佐理政事，但洪仁達、洪仁發多方狹制。李秀成說洪秀全“專用安福二王……朝中之人甚不歡悅。此人又無才情，又無計算，一味古執。”（《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可知在楊秀清秉政時，“朝中之人”就對他們很不滿，所以，對洪秀全重用安福二王都表示“甚不歡悅。”當然，石達開的出走是有他自己的責任的，但安福二王的狹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李秀成自述》另一處記載了安福二王在楊秀清死後；為非作歹的情況，他說：“那時洪姓出令，某欲買糧者，非我洪之票不能，要票出京者，亦要銀買，方得票行，無銀不能發票也，得票買糧回者重稅，是以各不肯買糧入京。”不僅如此，洪氏兄弟甚至任意搜查民房，“有米銀等物，任其取用。”弄得全城“男女不得安然。”（《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引上材料，可以看出，洪氏兄弟品行惡劣，敲詐勒索，無所不用其極。楊秀清是早就看透了他們的，當然對他們不能信任，這是對革命事業負責的表現。洪秀全令洪仁發肉袒請罪，說明洪秀全對洪仁發的醜行也是早有所聞的，他出於維護楊秀清的必行軍令，認為必須杖責洪仁發。在這裏，洪秀全是對的，至顧全大局，又維護了革命利益。可見，罪責王兄的事、楊秀清是無可指責的。 

第二件事，是楊秀清借天父下凡，要杖洪秀全四十大板。這條材料歷來被用來說明楊秀清大逆不道的鐵證。其實，只要認真分析一下，杖責不是沒有道理的。事件發生在建都半年多後，當時洪秀全正集中精力營建天王府　他不但派人到各地去採集奇花異石，而且徵集各王府的侍從女官來幫他建天王府。洪秀全親自監工，對這些侍從，　女官任意辱打，甚至處死。這些情況，通過各種管道，曾先後反映到楊秀清處。儘管楊秀清對洪秀全的這些做法，曾當面勸告過，還是沒有引起洪秀全的重視。在這種情況下，楊秀清只有採取代天父下凡的辦法，要杖責天王。從杖責和勸誣的內容看，洪秀全至少在如下幾個問題上是有過錯的。即（一）對待幼主“任其心性”，不抓緊教育。楊秀清認為對幼主必須從小就要使他“體會物力維艱，”將來才能做到“節用而愛民。” （《天文下凡詔書二》《太平天國》卷一，47頁，85頁，48頁。）顯然，這是拿幼主作文章，弦外之音自然是對洪秀全揮霍浪費的批評。（二）要洪秀全體恤臣下，對犯有過錯的部下要“寬恕”，要“教導”，不要任意打罵、誅殺。楊秀清例舉女官在“鑿池挖塘”遇到“下雨雪寒凍”時，應令其休息，只有如此安慰她們，她們才能“寬意樂心，知恩感德，勇於從事，　事必易成。”而對那些犯罪的男官女官，不要輕易就判死罪，才不致造成“不明不白之冤，若遽殺之，未免有誤。”對宮女則不要任意用“靴尖擊踢”。 （《天文下凡詔書二》《太平天國》卷一，47頁，85頁，48頁。）當然，楊秀清這些例舉。不會是無的放失的，洪秀全對宮女、侍臣的暴烈行動，引起了楊秀清的關切。（三）勸洪秀全納諫，傾聽臣下的意見。楊秀清認為，“君有不明，良臣啟奏，君則當從；君理君事，　亦必先啟奏始行，如此則君臣同德，上下一心，斟酌盡善，　斷無後悔，洵為萬世良法也。”他認為君只有“從諫”才能“得正”。 （《天文下凡詔書二》《太平天國》卷一，47頁，85頁，48頁。）從這些內容看，第一、二條是楊秀清設想要糾正洪秀全的錯誤，而第三條則是楊秀清的願望，他希望建立一個“聖君賢相”的天朝，在“諫”字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要杖責”之後的勸慰，無非是把進諫的內容談得更清楚些。看來，楊秀清這個人是據理力爭的。但是，他並不是無所顧慮的，他甚至敏感到可能由於這些直率的諫言會激怒洪秀全。他對洪秀全說：“自古以來，為君者常多恃其氣性，不納臣諫，往往以得力之忠臣，一旦怒而誤殺之，致使國政多乖，悔之晚矣。” （《天文下凡詔書二》《太平天國》卷一，47頁，85頁，48頁。）洪秀全畢竟是個聰明人，他對楊秀清這次杖諫完全採取容忍的態度。他讚揚楊秀清的諫言是“金玉藥石之論，”是“至情至理之言”。不但表示要為“萬世典章”，而且主動提出“二兄之袍服既足，不用縫先”的建議，頗有點改正錯誤之心。並在興奮之餘，下詔破例在金龍殿設宴招待楊秀清等人。楊秀清對洪秀全“從諫如流”非常高興，認為這樣洪氏就能為“萬世之主”。 

既然如此，我們在分析這個問題時，就不應該只看到打四十大板這一近于粗暴的行為。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臣對君提意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封建社會一些“良臣”也採取諸如兵諫死諫之類的進諫方式，楊秀清用杖諫是可以理解的。要看到，杖責並不是實質問題，太平天國杖責起碼是二百大板，四十大板不過是象徵性的懲罰，而且當洪秀全“知錯”就赦免了，並沒有真正要杖責洪秀全。從整個事件看，楊秀清處理這個問題，是很慎重，考慮也是周到的，沒有給洪秀全造成過於難堪的局面。可見，把杖責天王事件，看得過於嚴重，甚至認為這是楊秀清篡奪王位的嘗試是沒有根據的，事實上，楊秀清在事後的實際工作中，一直是忠於洪秀全的，洪秀全也一直是信任楊秀清的。李秀成說，定都南京後，“東王佐政事，事事嚴整……民心佩服。”（《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楊秀清佐理朝政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正因為這樣，洪秀全把一國之事概交與他。當時“秀清每數日一朝，群臣奏事除奏謝恩嘗逕達天王外，其餘軍國大政必先具稟秀清，謁之稟奏，俟秀清裁處可否，然後轉奏，以取諭旨，天王必批准”（《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表現了洪秀全對楊秀清的無限信任，也說明他們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其見解是一致的。 

不幸的，只是這兩位農民領袖，都由於階級時代的局限，在革命過程中，農民階級的局限性，使他們的缺點錯誤越來越突出。楊秀清的驕傲，“一朝之大，是此一人”，以及過於排場，張揚；洪秀全沉溺於宗教生活，不理國政。這些各自的錯誤，必然要造成他們互相之間的矛盾甚至鬥爭。但是對這些矛盾不能過於誇大。洪、楊在大的原則問題上，確實看不出有什麼分歧，至今沒有任何材料能證明他們之間存在著不同路線的鬥爭。 

關於楊秀清之死 

一八五六年九月二日，即太平天國天曆七月二十七日，混進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韋昌輝，用突然襲擊的手法，乘夜率三千兵眾包圍東王府，襲殺了楊秀清之後，又屠殺其部眾二萬多人，這場反革命大屠殺的罪魁禍首是韋昌輝，本是無可爭駁的事實。但由於韋昌輝在發動叛亂時，曾經以□楊秀清“逼封萬歲”是奉“天王密詔”誅楊的。這個事件的真象就變得複雜了。不少太平天國史研究者，都以為楊秀清確實逼封過萬歲，韋昌輝是奉詔誅楊的，我們以為這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密詔”的有無是值得懷疑的。韋昌輝發動這場反革命叛亂，誅楊並不是他的全部目的，取洪秀全而代之，才是韋昌輝的真實用意。韋昌輝在襲殺楊秀清之後，並沒有就此罷手，而是著力於剪除天京的精幹部隊，削弱異己力量。石達開本來是從前線趕回來排解的，韋昌輝卻認為這是誅石的好機會，把石達開看成是他取代洪氏政權的障礙。他認為“不去石氏，吾患未已。” （《太平天國野史·韋昌輝傳》。）當石達開縋城逃出之後，他便將石達開的家屬盡行戮殺，並捏造詔旨捉拿石達開。《金陵省難紀略》說，韋昌輝“暴示翼賦反顧偏心罪，懸嘗格，有得翼賦者，官丞相，金六百。”（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　洪秀全對待韋昌輝這些行動極力反對。韋昌輝在殺楊秀清之後，洪秀全曾指責韋昌輝說：“爾我非東王不至此，我本無殺渠意，而今已拿□戮之，此屬又何辜。”（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　韋昌輝在誅石達的家屬時，洪秀全也作了同樣的指責。正是因為這樣，韋昌輝在誅殺石達開的家屬後，便率兵包圍天王府，並對天王府實行炮擊。完全撕掉了奉詔靖難的假面具，在太平天國軍民面前徹底暴露了他的反革命野心，於是天京軍民很快在天王的旗幟下集合起來，包括被所謂“密詔”裹脅下的韋昌輝部屬，也紛紛倒戈，“合朝同心，將北王殺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這是一條非常清楚的線索，從韋昌輝襲殺楊秀清到炮擊天王府，他的反革命野心是詔然若揭的，他的整個行動一點被洪秀全支配的痕跡也沒有。 

這裏，我們還要估計到另一種可能的因素。即韋昌輝在發動反革命叛亂時，捏造了一個“天王密詔”，用以迷惑群眾，減少阻力。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太平天國的將領或檔承認有“密詔”其事。幾個直接記載有關天京事變的太平天國將領石達開、李秀成、洪仁□都不承認有什麼“密詔”。石達開明確指出，是韋昌輝“將楊秀清殺死”。 （《石達開自述》《太平天國》卷二781頁。>%李秀成也說是“北王殺東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洪仁□說“東北二王……自起內訌，兩均被殺”。（《洪仁□自述》《太平天國》卷二850頁。）有的在“被”字上下功夫，認為是“被”洪秀全所殺。其實，這段話再明白不過，洪仁□說的是東北二王“自起內訌”，“被”字只能說明他們被殺了，如楊秀清被韋昌輝所殺，韋昌輝被洪秀全所殺，並沒有均被洪秀全所殺的意思，前後文連起來看是很清楚的。對此，洪秀全也有許多說明，一八五八年他在《賜西洋番弟詔》中說楊秀清是“期至朝觀遭陷害”。又說：“太兄贖罪把命捐，替出世人萬萬千，東王贖病同哥苦，瘟脫歸靈謝爺恩。”（《太平天國文選》60頁85頁。）“遭陷害”和“同哥苦”，都說明楊秀清是被反動派所殺害的。所以，洪秀全對所謂“密詔”和“逼封萬歲”一類的說法，表示極大的憤慨，他說“妄自推測有何益，可憐叛爺成臭蟲。”（《太平天國文選》60頁85頁。）楊秀清是韋昌輝擅殺的，這是無可懷疑的。 

關於“逼封萬歲”問題，太平天國官方文書從未作過紀載，直接談到這個問題的太平天國將領有石達開和李秀成。但李秀成所記漏洞很大，不容易使人信服。他說:楊秀清“逼天王親到東王府封其萬歲，北翼兩王不服……密詔殺東王一人，殺其兄弟三人。”（《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這條材料真實性值得懷疑。第一，李秀成當時是下級軍官，又正在丹陽、金塘一帶和清軍張國梁部作戰，不在天京，所記之事當是傳聞所得，並非目睹事實；第二，關於北、翼“密議”一事，就很難使人信服。因為，六月初韋昌輝就督贛事，石達開在解天京之圍後就到達湖北洪山，楊秀清如是在北、翼離京前“逼封”，則誅楊“密議”當不會就因出征了事。設若如有些論者所說，北、翼出征是楊秀清的調虎離山計，那麼，既然北、翼先有“密議”，此兩“虎”怎能安心分別在鄂贛達三個月之久，棄天王之安危而不顧呼！況且韋昌輝襲殺楊秀清後，石達開還是聞訊趕來排解的，而不是如“密議”作好部署配合誅楊。可見，“密議”一事從邏輯到史實都是子虛之說，這和“密詔”召石達開一樣，純屬當時訛傳。如果天王真給石達開發了“密詔”，而石達開竟然置之不理，聞訊趕來之後，又差點被韋昌輝所殺，這是連一般邏輯上也說不通的。 

石達開對事變明確指出是“韋昌輝請誅楊秀清，洪秀全不許，轉加楊秀清偽號，韋昌輝不服，便將楊秀清殺死。” （《石達開自述》《太平天國》卷二781頁。>%石達開是天京變亂的目擊者，當事人之一，他曾奔走于洪、韋之間。《金陵省難紀略》說他“入即見洪賊得其情，然後見北賊，語不合，知有害已意，俟暮縋城出。”（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　石達開到天京後，首先去見洪秀全，設若和韋有“密議”，當是先去韋處，而不會先去洪處，他從洪處“得其情”而去韋處卻是“語不合”，可知石達開是反對韋昌輝的行為的。石達開所記之所以值得重視，是因為材料來源於洪韋之口，是直接的材料。 

從石達開所述，我們可以看到事變的基本事實，即韋昌輝在就督贛事前曾以楊秀清權力過大，危及洪秀全的統治地位作藉口，要求誅殺楊秀清，被洪秀全斥責拒絕。洪可能就在這個時候，對韋說不但不誅楊秀清，還要加封楊秀清萬歲。這就是石達開所說韋“不服”而誅楊的直接原因。 

不過，“逼封萬歲”問題，地主階級文人有過許多記載。如《金陵省難紀略》說楊秀清要洪秀全封他萬歲，洪說“東王打江山，亦當是萬歲”。（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　而《金陵雜記》則說是洪秀全答應“願即加封”，“嗣後均稱東王萬歲。”（《金陵雜記附續記》《太平天國》卷四。）《中興別記》又說是“天王怯其勢，”　“約期八月十七日于東王生日時晉封號。”（《中興別記》七月二十二日條。）王韜的《□牖余談》和李圭的《金陵兵事匯略》則說楊秀清要洪秀全封其萬歲時說：“二哥當稱萬萬歲！”（轉引郭廷以：《太平天國史事日誌》485頁。）這些記載均出於輾轉傳聞，出入很大。如“東王亦當是萬歲”和東王稱萬歲，天王稱萬萬歲等記載就有很大不同。 

“逼封萬歲”問題在當時地主階級文人中，反映強烈，並非偶然。在封建王朝“萬歲”只有皇帝一人獨尊，誰要稱萬歲，就是謀篡，就是叛逆。因此，這些人從韋昌輝那裏聽到“逼封”一事後，就大肆宣染，藉以證實洪、楊的火拼，其實太平天國內部，萬歲並非天王獨尊，在進軍初期就有封洪大泉萬歲的記載， （見張德堅：《賊情匯篡》。）洪大泉有無此人，在這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當時已有人和洪秀全“並稱萬歲”的說法。後來在太平天國的一顆玉璽中，更明確標明有“八位萬歲”（《太平天國》卷一照片。）的字樣。同樣，“八位萬歲”是否有楊秀清，還待證實。然而，萬歲既然可以有八位，封楊秀清為萬歲也就無甚不可了。其實，洪秀全在楊秀清去世後制定的《朝天朝主圖》中就設“爺哥朕東成主”。（《太平天國叢刊》。）在《欽定前遺詔聖書》第十四章眉批中說：“朕是禾王，東王禾乃，禾是比天國良民，禾王、禾乃俱是天國良民之主也。”（ 羅爾綱《太平天國史事考》243頁244頁。）在約翰之書眉批中又說:“東王是上帝愛子，與太兄及朕同一老媽所生，在未有天地之先者三位是父子一脈親。”（ 羅爾綱《太平天國史事考》243頁244頁。）洪秀全不但把楊秀清提到“主”的地位，還把天兄、天王、東王說成是三位一體。“主”、“三位一體”和“萬歲”的稱號一樣並沒有什麼差別。按封建社會的習慣，“主”是皇帝的獨稱，萬歲是皇帝的獨尊，任何人也不能和皇帝三位一體。洪秀全既然把楊秀清提到“主”和“三位一體”的地位，當然也就可能想封楊秀清為萬歲了。這是出於對楊秀清的尊崇，把楊秀清看成是太平天國共同事業的主持者。在洪秀全看來，萬歲對那些被認為功勞最大的領導人都可以共尊，這是和封建王朝不同的。 

從以上事實，我們認為關於“逼封”一事的實際情況是值得商榷的。當時的廣泛傳佈，是出於韋昌輝的宣傳，也出於封建正統思想的匡匡影響。 

洪秀全對楊秀清有著深厚的感情，在楊秀清死後，洪秀全特地把楊秀清被害的日子稱為“東升節”，而且要天國對這個日子“代代莫些忘”。 （《太平天國文選》。）在一八五八年頒行的《曆書》，在楊秀清的全銜中“聖神風”、“禾乃師”之間加了“雷”的稱號，“雷”是雷師，原是韋昌輝的銜號，把韋昌輝的銜稱加在楊秀清項下，說明洪秀全等太平天國將領對楊秀清的懷念，對韋昌輝的疾惡。不僅如此，洪秀全還把自己的第五子洪天佑給楊秀清承嗣，稱幼東王。（徐力：《太平天國幼東王考》《新史學通訊》1958年7月號。）這一切都說明洪楊關係是不一般的。楊秀清被害後，太平天國進入了防禦階段，儘管洪秀全和一些年青將領力挽狂瀾，但無論如何也恢復不了韋昌輝叛亂前的盛局，這一點洪秀全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對楊秀清的懷念比任何人都要更誠摯更真實。 

（資料來源：《思想戰線》197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