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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年來，史學界同志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在進一步討論關於洪秀全、楊秀清、石達開及李秀成等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對繼續清除林彪、“四人幫”在史學領域裏散佈的流毒，深入總結農民革命的歷史經驗，推動學術研究和討論的廣泛開展，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績。筆者試就石達開的評價問題，再作一些探索和評述，就正于史學界同志。
（一）
石達開參加太平天國革命後，是在竭力“篡改農民革命路線”，“反對”拜上帝會的“革命理論”，大搞“復辟”活動，還是在為這次農民革命風暴而呼風喚雨？曾經成了評價石達開的一個引人注目的問題。就個人之淺見，觀察單純的農民革命和評價其中的歷史人物，首要的應看在反封建地主階級統治和反映廣大貧苦農民要求，這兩大方面的狀況。在近代中國，堅持反對以清王朝為代表的封建統治勢力，反對外國侵略；堅持推行有利於廣大貧苦農民要求的措施，就是堅持了農民革命的基本方向。
石達開參加太平天國革命後是怎樣的表現？太平天國在定都天京後，於一八五四年自己編撰的歷史文獻《天情道理書》中已作了清楚地記述和全面地評價：“翼王亦是富厚之家，後因認實天父天兄，不惜家產，恭膺帝命，同扶真主……或職掌左軍，剿滅妖氛，肅清海宇。蓋自起義以來，不憚勞瘁，盡心竭慮，百計圖維，又不知若何辛勤矣！”（《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以下簡稱《叢刊》）（一）371頁——372頁）對石達開作出這種評價的確切性，不只是因為它出自太平天國的自身；更主要的是因為它記錄了歷史的事實。從金田起義之後，任左軍主將的石達開，便與統率前軍的主將肖朝貴一起，擔負著“開通前路”（《天命詔旨書》，《叢刊》（一）64頁），打先鋒的任務。當肖朝貴在長沙為革命捐軀之後，石達開統率的這支太平軍繼續站在鬥爭的前列，衝鋒陷陣屢建戰功。自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國建都天京後，雖然革命形勢發生了變化，由長期的流動戰進入有自己管轄區的、相對穩定的新局面。但是石達開作為首義諸王之一，仍能頻繁地接受天王洪秀全和東王楊秀清的調遣，繼續站在革命鬥爭的最前線，馳騁于長江中下游的廣闊地區，為鞏固和發展革命成果而“盡心竭慮，百計圖維”。這已是載入太平天國革命史冊的歷史事實。
在此，認為石達開“篡改農民革命路線”，進行“復辟”活動而提出的一個重要論據，是說石達開於一八五三年秋，奉命到安徽一帶安民時，推行了與《天朝田畝制度》規定不同的“照舊交糧納稅”措施。並以“擇村裏之有聲望者為鄉官”等材料說石達開在這裏建立地方農民革命政權時，任用了地主階級的人為鄉官。對此，有的同志依據充分的史實已作了有說服力的論證（見王慶成：《太平天國革命的反封建性質不容否定》、《歷史研究》1977年6期），說明石達開在安徽的所謂“易制”，是依據洪秀全批准的太平天國領導核心共同制訂的新決策進行的。至於說，石達開在安徽建立地方政權的任人問題，前已有論。所謂“擇村裏之有聲望者為鄉官”之說，是出自後來人淩善清編輯的《太平天國野史·翼王石達開傳》。從當時人的記載等有關歷史材料看，石達開在安徽一帶建立地方政權時，是“擇本地助虐者為鄉官”（《平定粵寇紀略》卷一第25頁）；還有的記述在安徽一帶的太平天國鄉官“以‘土匪’充數者固多”（滌浮道人：《金陵雜記》，《叢刊》（四）642頁）。通過上述情況的分析可見，石達開在安徽建立的地方政權，多數是任用那些擁護太平天國或當地的起義首領為鄉官。經過石達開的治理，不僅很快穩定了皖北的局面，並且迅速地擴展了這一帶的革命區。從此以後，安徽一帶成了太平天國比較鞏固的管轄區和重要的糧餉供應基地，“金陵餉糈悉賴焉”（轉引自簡又文：《金田之遊及其它》。）。歷史的實踐告訴人們，石達開在安徽的作為，都是對太平天國革命和廣大人民群眾有益的。
在此值得進一步指出的是，石達開到外地安民和赴各地主持軍務的過程中，不僅到處宣傳“搜捕妖魔”、“撫安黎庶”（張德堅：《賊情匯纂》，《叢刊》（三）221頁）和“斬邪留正，除暴安良”（張德堅：《賊情匯纂》，《叢刊》（三）224頁）等革命宗旨，而且在他的活動實踐中也得到了切實的貫徹。他在安徽一帶安民期間，“豪暴者抑制之，無告者賑恤之。”（淩善清：《太平天國野史.翼王石達開傳》）一八五六年，他在率軍進取江西的過程裏，對其統率的太平軍將士“有擄民間一草一木者，立斬以殉”（方玉潤：《星烈日記》，《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三冊94頁），極力保護當地的人民群眾。這些正是他堅持太平天國農民革命方向的具體表現。
當然，對一個舊時代的農民革命將領來說，無論是誰，都不可能完全擺脫封建思想的羈絆。評價舊式的農民革命人物，主要的不是看他有沒有封建思想的影響，而應著重看他在革命中的基本政治傾向，他的言、行是否反映了當時的農民群眾的願望和要求。通過上述各方面的考察，個人認為，石達開在加入革命後的基本動向，是隨著太平天國農民革命的脈搏跳動的。
至於說，石達開“反對”拜上帝會的“革命理論”。一方面這種指責不符合歷史實際。石達開參加拜上帝會時，即“認實天父天兄”。建都天京以後，他在到各地主持軍政事務期間，又以宣傳“敬天識主”（張德堅：《賊情匯纂》，《叢刊》（三）221頁）作為安定人心的途徑。直到他出走之後，仍懷志“力酬上帝徒”（《石達開佈告》，《叢刊》（二）694頁），“毀佛崇天帝”（《石達開等宜山詩刻》，叢刊（二）883頁），始終堅持了太平天國的宗教信仰。但在另一方面，他又確實不拘泥於那些繁瑣、僵硬的宗教信條，比較注重實際情況，能因勢變通。這在他用兵過程和處理政務方面都有明顯的表現。例如太平軍起義之初，曾以宗教戒條的嚴格形式實行男女隔離的措施。這在當時對加強自己的戰鬥力，適應流動戰的需要是有積極作用的。但是，當太平天國建都天京後，隨著革命區域的擴大，相對的、局部的穩定局面的出現，再繼續推行這種禁欲主義的措施勢必不得人心。可是，這時在天京，又以“文告”的方式不斷增設宗教戒條，其中仍有一項是“凡夫妻私犯天條者（即同居者——引者注）男女皆斬。”（張德堅：《賊情匯纂》，《叢刊》（三）231頁）可是，大致在此同時期，以石達開等人名義發佈的一項“告示”中，在此方面是這樣規定的：“娼妓最宜禁絕也。男有男行，女有女行，男習士農工商，女習針指中饋，一夫一妻，理所宜然。”（張德堅：《賊情匯纂》，《叢刊》（三）225頁）在這裏，石達開雖然維護太平天國分“男行”、“女行”的社會組織形式，但他主張的這種男、女分“行”只是作為人們從事社會活動的分工方式。石達開主張“禁絕”的是“汙俗”娼妓，他明確地提倡一夫一妻制。我們從上述兩個對同一事項規定可以清楚地看到：前者，具有濃厚的宗教迷信色彩，而且是不盡情理；後者，既沒有宗教色彩又比較切合實際。
宗教信條，在舊式農民革命的初期，曾起到一定的組織農民群眾的積極作用。但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僵硬的宗教信條，便越發明顯地暴露出它的消極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繼續死抱著遠遠脫離實際的宗教信條不放，就要脫離群眾，有害革命。在太平天國革命的實踐中，已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
筆者認為，在太平天國首義諸王當中，石達開具有最突出的可貴之點，正是在於他不拘泥於宗教信條，有比較清醒的頭腦。不能不說，石達開所以能在起義後的多年革命戰爭中一再克敵制勝，大顯軍威；所以在廣大軍民中贏得了較高的威信，除了革命的整體力量而外，就石達開個人而言，一個主要的因由正在這裏。反革命“湘軍”將領左宗棠說，在太平天國領導核心中“見存者，惟石‘逆’狡悍著聞，素得群‘賊’之心，其才智出諸‘賊’之上，而觀其所為，頗以結人心求人才為急，不甚傅會邪教俚說，是‘賊’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四第17頁）其他敵方材料也記載“翼王石達開，素蓄大志，假仁義以籠絡其下，‘賊’爭附之。”（《平定粵寇紀略》卷十五第24頁）我們拋開這些材料中的誣衊之詞，可以說，這正是從反革命嘴裏道出了石達開在太平天國革命將領中具有超眾才略的事實。可見，忽視對革命實際狀況的分析，尤其是離開實事求是的原則，僅僅以石達開沒有完全按照太平天國初期制訂的某種“制度”，甚至以沒有按照某種宗教信條行事為根據，就斷定他“篡改了”太平天國的“農民革命路線”，說他進行了“復辟”活動，顯然是不能成立的。
（二）
在太平天國革命過程中發生的石達開率軍出走，是繼韋昌輝發動天京叛亂之後，又一起重大的歷史事件。多年來，在太平天國革命史中，石達開又往往被描繪成一個“分裂主義者”的形象，與韋昌輝一起視為歷史的“罪人”，置於被譴責的地位。
筆者認為，石達開率大批太平軍出走，作為一次重大歷史事件，不能認為只是一個個人的、孤立的事件。眾所周知，石達開和韋昌輝，從他們參加革命前的家庭階級地位說來，是有其共性的一面。他們在太平天國革命前期，也都曾立有卓著的戰功。然而，歷史事實又表明，他們倆人在革命隊伍中的具體表現卻有顯著的區別。平時韋昌輝對洪秀全和楊秀清“陽下之而陰欲奪其權”（張德堅：《賊情匯纂》，《叢刊》（三）225頁），竭力施展兩面派伎倆（此種情況已有多論，故不詳證）。事實說明在韋昌輝身上的地主階級貪婪性仍然頑固地存在著。他與這場農民革命和廣大革命將士在思想上始終存有距離。固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石達開的剝削階級烙印，也不可能得到徹底改造。但從上述情況可見，石達開在革命隊伍中的表現，卻與韋昌輝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尊奉洪楊……若神明”（張德堅：《賊情匯纂》，《叢刊》（三）225頁），這在他出走前的言、行中已得到充分地證實，至今尚未發現石達開在革命中有兩面派行為。另方面，洪秀全、楊秀清對石達開也是信任的。尤其是直接主持天國軍政要務的楊秀清，對陰險狡詐的韋昌輝“加意防範”；對石達開“喜其誠愨，故屢委以軍事”（張德堅：《賊情匯纂》，《叢刊》（三）225頁）。在天京事件發生前，楊秀清與石達開之間或曾產生過某種隔閡。但是，從總的方面來說，石達開是擁戴洪秀全、尊重楊秀清的，他們之間的關係基本是協調的。至於李秀成在其《自述》中說，建都天京後，韋昌輝、石達開、秦日昌（綱）因“東王威逼太過，此三人積怨於心，口順而心怒。北翼二人同心一怒於東”，只不過是現象之談罷了。他並沒有看到，在這“一怒於東”之中卻潛伏著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當然，在楊秀清與韋昌輝的矛盾中，起初石達開對韋昌輝存有一定的同情感。不過，他的這種同情，也只是從“楊秀清平日性情高傲，韋昌輝屢受其辱”（《石達開自述》，《叢刊》（二）781頁）的一些表徵產生的。這一事實，只能說明石達開是出自個人關係的考慮，並不能證明石達開要與韋昌輝勾結起來陰謀篡權。
在此，持論韋、石勾結發動天京反革命政變的主要依據，是所謂韋、石“密議”殺楊之說。人們知道，說韋昌輝和石達開在事先有殺楊秀清的“密議”，唯一來自《李秀成自述》。在《李秀成自述》中，三次提到韋、石“密議”殺楊，都說是在楊秀清“逼封”萬歲之後進行的。李秀成原是石達開部下，一八五三年曾隨石達開赴安慶安民，他對石達開比較敬佩。但直到天京叛亂以前，他只是一個地官副丞相，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此時官小，不甚為是”（《李秀成自述》（以下文中，凡初次引文未加注者均同此））。這說明，在天京叛亂前，李秀成還不能參預諸王間的活動。並且，從一八五四年以後，石達開便與李秀成分戰兩地。到一八五六年春、夏之際的天京解圍戰期間，石達開是從湖北率軍經皖南甯國一帶進援天京。當時李秀成與陳玉成等在燕王秦日綱的統率下，從皖北一帶南下直取清江北大營。據查證，只是在當年的六月十九至二十一日間，石、秦兩路太平軍才會合大破清江南大營。如果說石、李有相會之機當在此時。但是時“逼封”之事尚未發生，何談因“逼封”而韋、石“密議”？自六月二十二日起，李秀成又在秦日綱的統率下，向天京東南的句容、金壇一帶追擊殘敵。石達開也在當時奉命揮師西進上接武漢。在天京發生楊秀清“逼封”萬歲的時候，石達開正率軍在湖北洪山一帶與敵軍激戰；李秀成仍在天京東南的句容、丹陽地區追殲敵軍，兩者相距千餘裏之遙。至於李秀成與韋昌輝之間的個人關係卻屬一般，何況，直到天京叛亂發生前，李秀成更沒有與一直在江西主戰的韋昌輝接觸的條件與可能。由此可見，既難以想像李秀成能參預韋、石的“密議”；也不能認為李秀成能直接獲悉這種“密議”的真情。以此再與當時韋、石並無“密議”的機會和石達開在事前並不知道政變之事等情節相印證，可以認為，李秀成的關於韋、石“密議”殺楊之說，充其量不過是來自誤傳罷了。
眾所公認，在太平天國革命進程中發生的天京事件，是蓄謀篡權的韋昌輝利用楊秀清“逼封”萬歲之機，一手製造的一場駭人聽聞的反革命叛亂。石達開在這個事件中究竟是站在哪一邊？起的什麼作用？顯然是值得探明的又一個重要問題。
當韋昌輝在天京揮動屠刀向廣大革命將士橫殺亂砍之際，石達開正“領眾在湖北，聞有內亂之信”，“要與他們排解”（《石達開自述》，《叢刊》（二）781頁），趕回天京。李秀成在他的《自述》裏也說，石達開“在湖北洪山營中”知道天京發生暴亂，為“計及免殺之事”返回天京。同時又說石達開對楊秀清“逼封”萬歲視為“君逆不別，東欲專尊”，持以反對的態度。當時的外人麥高文從來自該事件的目擊者的材料記述，“翼王石達開回抵天京，即誡責北王和頂天侯，不是因為他們誅滅那謀篡者（即楊秀清——引者注）之罪，卻是因為他們原不必株連多人，而竟妄行屠戮許多無辜兄弟也。”（轉引自羅爾綱：《太平天國史事考》275頁）同時，石達開在從湖北返京時雖然十分急促，但他並未因此放棄主持西線戰事，而是在指令他的部將“謹守江西”（《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九），以防敵軍趁機反撲之後，只是帶領幾名隨員急速回京的（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叢刊》（四）704頁）。而且，石達開回到天京時，又是在首先“見洪‘賊’得其情”後，才去“誡責”韋昌輝的。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表明：這時的石達開是從維護革命大局出發，已鮮明地站在韋昌輝的對立面。如果說他原來對韋昌輝還存在某種個人的同情感，現在已被這嚴酷的事實驚醒，對韋昌輝殘害革命將士的暴行採取了堅決抵制的嚴正立場。當然，通過對上述各方面情況的分析，也應實事求是的看到，石達開對楊秀清“逼封”萬歲的行為是極力反對的。在這種情況下，看到楊秀清被殺，他便採取了承認這個既成事實的態度。不過，他反對“逼封”和同意除楊，是在認為“逼封”會造成“君臣不別”從維護洪秀全的最高領導地位出發的。同時，石達開的這種態度，與韋昌輝反對“逼封”和殺楊，妄圖趁機“代楊氏秉朝政”（淩善清：《太平天國野史.翼王石達開傳》。《北王韋昌輝傳》。另據麥高文記述，韋昌輝在天京大肆屠殺廣大革命將士的過程中，即“總攬軍政大權”。故，說韋發動天京叛亂妄圖趁機篡權，是可靠的），以篡奪太平天國最高領導權是截然不同的。正因如此，當韋昌輝受到石達開的“誡責”後，惱羞成怒，又把石達開視為他篡權活動的嚴重障礙，準備陷害石達開。當石達開聞訊逃出天京後，韋昌輝獸性大作，竟然把無辜的石達開的親屬全部殺害，並派出武裝“懸賞”捉拿石達開本人。顯而易見，韋、石之間形成水火，決不是出自個人之間的誤解，而是在如何對待這場革命、如何對待廣大革命將士的重大問題上發生的公開分裂。
在韋昌輝摧殘革命軍民的反動氣焰愈形囂張之際，據當時的另一個外人布列門記述，此時“石達開急行集合忠實的部隊，及既得有足用及可靠的兵力，即上奏于天王，要求韋昌輝之頭。同時致以恐嚇，謂如不得其頭，即班師回朝攻滅天京。”（轉引自羅爾綱：《太平天國史事考》276頁）對此，有的論者認為，這是石達開“為報私仇”對洪秀全進行的“威脅”。但是，石達開是在力圖以規勸的方式來制止韋昌輝大肆屠殺革命將士的努力反遭韋昌輝的敵視，並進而要對他大下毒手的情況下，逃出天京準備起兵的。在此應著重指出，在石達開的親屬被殺害之後，他對天京的事態誠然心急如火。但當他準備調甯國守軍時，正值清軍加緊了對甯國的攻勢。甯國是天京西南的一個重要屏障，它的得失與天京的安危緊密相系。在這種情況下，石達開不僅沒有抽調甯國守軍，反而急忙從湖北洪山一帶調來大批太平軍援救甯國。據查，大致在當年十月初石達開逃出天京到十一月初韋昌輝被處決的一個月時間裏，石達開並未因為自己的親屬被慘害而忙於回京除凶。他只是在強烈要求天王洪秀全嚴懲韋昌輝的同時，把他的全部力量放在解救甯國、以固天京的戰事上面了。顯而易見，石達開的這種決斷行動，只能說明他已把個人的仇恨放在一旁，以顧革命的大局。
關於罪魁韋昌輝的被處決和天京叛亂的平息，李秀成說，韋昌輝“在朝，不分清白，亂殺文武大小男女，勢逼太重，各眾內外，併合朝同心將北王殺之，人心乃定。後將北王首級解至甯國，翼王親看果是不差。”麥高文記述，“先是，翼王既回軍以肅清君側，即要求殺北王及其黨羽。最初，其要求未蒙答應，韋昌輝猶欲負隅抵抗。……但未幾，洪秀全見全體軍心皆歸附翼王，不得不屈從其主張。”（轉引自羅爾綱：《太平天國史事考》277頁）再據張汝南的《金陵省難紀略》記載，當韋昌輝在天京倡狂地搜捕石達開之時，天王府等處的廣大軍民“豎偽制翼‘賊’旗，大呼出沖陣”，最後擒獲並處決了韋昌輝（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叢刊》（四）704頁）。通過上述三方面的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到，韋昌輝的被處決和天京叛亂的平定，正是在石達開為顧全革命大局，強烈要求除奸平亂的號召和影響下，使早已積憤滿胸的天京廣大軍民集聚起來。從而也使天王洪秀全堅定了除奸的決心。於是革命的正氣壓倒了反革命邪風，使歷時兩個來月的反革命叛亂得以平息。此後，石達開被“召之還”京（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叢刊》（四）704頁。天京叛亂平定後，石達開究竟是怎樣回天京的？論說不一《李秀成自述》說，石達開在甯國見韋首級“不差，後翼王回京”。《太平天國野史.翼王石達開傳》載“傳首甯國，以謝達開，甘言召達開回。”筆者認為，石被召回之說，比較確切）。
無可置疑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石達開無論是單行回京譴責韋昌輝：還是逃出天京要求鎮壓韋昌輝和準備起兵，都是為了一個平亂的目的。十分顯然，如果石達開有篡權的野心，當時他已具有順水推舟、從中控制天國中央的有利條件，但事實並未如此。有人雲，韋、石“陰謀篡權”發動天京政變，不知出自何據。
由於石達開在平定韋昌輝叛亂中大義凜然，因而他便進一步得到了廣大太平軍將士的信任。當石達開回京之後，“合朝同舉翼王提理政務，眾人歡悅。”石達開在這次“提理政務”期間，依然沒有排擠洪秀全和進行任何“擅權”活動的表現。他在一八五七年出走時說：“去歲遭禍亂，狼狽趕回京，自謂此愚忠，定蒙聖君明”（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叢刊》（四）704頁），表達他當時的心情和行動是相符的。
洪秀全是太平天國農民革命的傑出領袖，他在組織、發動和領導太平天國農民革命的偉大鬥爭中，作出了不朽的功績，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他畢竟是一個單純的農民革命的偉大鬥爭中，作出了不朽的功績，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他畢竟是一個單純的農民革命領袖，在他身上必然存在著不可克服的階級弱點，這也是不能忽視的歷史事實。當平息了韋昌輝的叛亂之後，天王洪秀全並未能從這一嚴重的事件中吸取應有的教訓，只是消極地採取了懷疑一切的錯誤態度。此後，他“未肯信外臣，專信同姓之眾。”。當合朝文武擁戴石達開回京輔政時，洪秀全卻產生“不樂之心”。他違反廣大太平軍將士的意願，居然把他的“又無才情，又無計算，一味古（固）執”的兩個哥哥洪仁發、洪仁達封為安、福二王，並通過他們“挾制翼王”。尤有甚者，當石達開在回京輔政期間，洪秀全又逐漸“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叢刊》（四）704頁），對石達開採取了“軟禁”式的措施。洪秀全對石達開採取這一系列的錯誤作法，嚴重地限制了石達開的作用的發揮，“朝中之人甚不歡悅”，廣大太平軍將士對此是十分痛心的。於是，在石達開面前尖銳地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是屈從洪秀全的排擠和控制，還是公開與洪秀全抗衡，以打破這種緊張的局面？顯然，在當時的情況下，即使石達開採取了前種辦法，也只不過是起著延緩矛盾公開化的作用，並不能消除革命內部孕育的新的危機的根源。後種辦法，勢必使天京悲劇立即重演。結果，石達開作出了另外的選擇，走上了“出師再表真”、單獨抗清的道路。同樣，由於許多太平軍將士對洪秀全等人採取那一連串的錯誤作法“甚不歡悅”，造成人心離散，才紛紛跟隨石達開出走遠征，從而使整個太平軍分裂。後來洪仁□在總結此後太平天國聲勢衰退的教訓時，曾深刻地指出：“因人心冷淡，故銳氣減半耳。”（《幹王洪寶制》，《叢刊》（二）662頁）石達開率軍出走，導致太平軍公開分裂，從他個人說，固然是由於他在革命過程中遇到嚴重挫折時，忽視了革命全局和嚴重後果，而犯下的一個勿容辯解的錯誤。但把它作為太平天國農民革命中發生的一起重大事件來看，天王洪秀全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個人認為，對石達開率軍出走這一歷史事件，既要看到石達開分裂行動的錯誤和給太平天國革命帶來的嚴重危害，又不能把這個錯誤的全部責任統統加在石達開個人身上，更不能給石達開加上分裂革命的“罪魁”的罪名。究其源，還是在於舊時代的農民階級在經濟地位上具有的分散性反映到政治上的結果。因此，把太平天國發生的這種分裂事件，單純強調為某個人的過錯，是難以揭示歷史本質的。
（三）
在評價石達開的問題上，前些年又提出了一個要害性問題，即石達開最後是否變節投敵，成了可恥的叛徒？
關於石達開投敵之說，究其源是來自石達開的死敵清四川總督駱秉章。一八六三年六月，駱秉章在四川成都殺害了石達開之後，在他向清延報功的《奏摺》裏說，石達開是在他的軍威之下，到大渡河紫打地一帶的洗馬姑清兵營“乞降”被“羈留在營”（《駱文忠公奏稿》卷六）的。同時，在駱秉章的《奏摺》附件“石達開原供抄錄”中，也記述了一些所謂石達開“投誠”的情節（《石達開自述》，《叢刊》（二）781頁）。此後，薛福成在《書石達開就擒事》一文中，又進一步傳佈了上述說法（左舜生：《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初編》）。這就是所謂石達開投敵之說的由來。
駱秉章在這個《奏摺》裏，歪曲事實，醜化革命將士，為他歌功頌德，當然不在話下。就那個所謂的“石達開原供抄錄”（即一般說的《石達開自述》）來說，也是駱秉章作為他那個《奏摺》的附件一併上報清廷的材料。其用意無非是企圖以此來加重那個《奏摺》，的分量而已。再從這個“原洪抄錄”的內容來看：（1）該文一開始，便說“據石達開供……”，這便清楚地表明，此分材料是由別人整理的。（2）文中基本不是以第一人稱的語氣寫的。如“達開自幼讀書未成”、“達開起事即稱王”、“達開想救眾人”，如此等等。（8）文裏用有一些不可能出自石達開之口的誣衊詞句。如說石達開在遠征期間“沿途裹脅”；言石達開在大浪陷入絕境之際，“想真心投誠，或可僥倖免死”等。從上可證，這份“石達開原供抄錄”，既不是石達開“原供”的節錄，更不是石達開的《自述》。實際上，它只不過是在駱秉章的授意和主持下，據“審訊”石達開記錄而炮製的一份《奏摺》附件材料。其中固然有一些石達開在被“審訊”時說出的內容，但其中也有不少被歪曲、偽造之詞。對此材料，當然不能視為完全確鑿的信史。至於薛福成之說純為駱秉章《奏摺》的翻版，此不贅證。
那麼，石達開到底變節投敵沒有？對此，有的同志論證，石達開是在陷敵重圍、“進退兩難”的情況下受騙被俘（見王慶成：《關於石達開大渡河複敗的真相》，《光明日報》1960·3·17）。筆者認為，此說基本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人所公認，石達開於一八六三年五月下旬，在大渡河紫打地一帶，被敵軍重重圍困，甚至在餉盡糧絕之際，石達開率軍仍以“殺馬而食，繼以桑葉充饑”，頑強奮戰。後來，石達開竟容其妻、子投河自盡（《駱文忠公奏稿》卷六），可見其堅強之志。石達開被俘後，據直接參預“審訊”和殺害石達開及其部眾的清四川布政使劉蓉的記述，當時石達開面對群敵，仍慷慨陳詞，講述革命的經歷，“而詞氣不亢不卑，不作搖尾乞憐之語。自言……今天亡我，我複何惜一死？！”當他在最後面對死亡的嚴峻時刻，依舊“神色怡然”，英勇就義（劉蓉：《複曾源中丞書》，《養晦堂文集》卷六第34頁）。這種情況，就連駱秉章也不得不承認，石達開“其梟桀之氣，見諸眉宇，絕非尋常‘賊目’等倫”（《駱文忠公奏稿》卷六）。從石達開在被俘前、後的實際表現說明，石達開在敵人面前毫無貪生怕死的言、行，他保持了一個農民革命將領的氣節。所謂“想真心投誠，或可僥倖免死”云云，不過是駱秉章等人的誣衊之詞罷了。
既然如此，石達開又因何受騙被俘？對這一點，在石達開被俘前給駱秉章的一封談判信件中，可以找到答案（多年來，史學界同志對此信件也存有不同的評說。有的同志認為，石達開在此信中有“美化”敵人之處。近年來已有人論證此說不確（見張道貴、於玉生《石達開作為叛徒論據不足》，《江蘇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78年1期，等），此不詳述）。在這個信件裏，石達開表示，“達願一人而自刎，全三軍以投安”（轉引自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稿》）。上曾提及，在“石達開原供抄錄”中，也記有“達開想救眾人”的內容。從有關材料核證，當石達開決心與敵死拚突圍的時候，駱秉章派出越雋參將楊應剛等人對石達開進行了一系列的誘降活動，他們聲稱願與石達開“共商善後”（《東方雜誌》38卷21號）。可能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石達開產生了幻覺，企圖通過與敵方談判，來達到“捨命以全三軍”的目的（轉引自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稿》）。於是，在他給駱秉章發出信件或許得到假答復之後，“不得已輕騎前往”敵營，但楊應剛“設伏於涼橋，遂致被擒”（《東方雜誌》38卷21號）。從上說明，石達開在敵人面前那樣英勇堅貞，卻又受騙被俘遇害，其關節就在於他幻想“捨命以全三軍”所帶來的後果。
當然，在實際上，石達開的命是舍了，但以“全三軍”的願望，卻在嚴酷的階級鬥爭面前化為泡影。這種歷史的不幸，同樣只能從時代和階級的特點中得到揭示。個人認為，在那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石達開的“捨命以全三軍”的思想和行動，既與變節投敵絕然不同，而且在其中又反映出農民革命將領的一種可貴性。
總之，石達開犯有錯誤，但是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就“很多站在正面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歷史人物大都有他們的缺點”（《紀念孫中山先生》），我們當然不能要求一個舊曆史條件下的農民革命將領一身輕。何況石達開的錯誤，又是在堅持農民革命基本方向的基礎上發生的，更勿須過分責難。什麼“復辟派頭子”、“分裂革命的罪魁”、“叛待”之類、都是強加在石達開身上的罪名，總評石達開，仍不愧為一個太平天國農民革命的傑出將領。石達開在革命中建立的功績和他在革命過程裏表現出來的才能，是與太平天國革命的偉大業績緊密相聯的。同樣，他的錯誤，也應從總結單純農民革命的歷史經驗中加以評說。
（資料來源：《學習與探索》1979年第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