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洪秀全從基督教中吸取了“獨一真神唯上帝”的思想 

洪秀全是鴉片戰爭以後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的先進的中國人之一。他究竟向西方國家找到了什麼？只要我們從事實出發，回答只能是基督教，而不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自由。沒有任何材料足以說明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以前，洪秀全曾經接觸過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思想。洪秀全最早接觸到的基督教教義也還不是聖經，僅僅是一本宣傳基督教的蹩腳的小冊子——《勸世良言》。這個接觸過程也是很偶然的。 

《勸世良言》對洪秀全的影響的確是很大的。《勸世良言》宣揚：上天只有一位獨一真神，那就是“上帝爺火華（God Jehovah）”；“所有富貴光榮皆由之而下來，亦是全世界眾人之大父”；“神爺火華曰：除我外而未有別個神也（《勸世良言》，1959年香港版（下同），頁7、45）。”洪秀全接受了這個思想，他說：“看見其書有一位造天造地造萬物大主宰之上帝，人人皆當敬畏他、崇拜他”（《太平天日》，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二），頁641）一八四五、四六年，洪秀全寫的《原道救世歌》主要內容就是宣傳“開闢真神唯上帝”的思想，它否定了上帝以外還有其他的神存在，它說：“一絲一縷荷上帝，一飲一食賴天公。……五行萬物天造化，豈有別神宰其中。”洪秀全所謂的“天公”也就是上帝。人不能不拜上帝而拜其他的神，“人而舍此而他拜，拜盡萬般總是空。”在中國的封建制度統治下，如來佛、觀世音以及孔孟、關岳、金花夫人、送生司馬等各種神、佛、大仙、偶象都被地主階級用來作為統治勞動人民的思想工具，洪秀全一下子宣佈這些神、佛、大仙、偶象根本不是神，而是妖。你拜它們嘛？得不到好結果！洪秀全正是利用《勸世良言》宣揚的“獨一真神唯上帝”的思想為武器向封建的反動意識形態宣戰。 

洪秀全還根據“獨一真神唯上帝”這個總的宗教教義，闡述了廣大農民群眾強烈要求的政治平等思想。《原道救世歌》認為，人的肉身受之父母，肉身之外，還有一個靈魂，人的這個靈魂都是從上帝那裏得來的，因此，它說：“普天之下皆兄弟，靈魂同是自天來，上帝視之皆赤子”。既然“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視之皆赤子”，那末，拜上帝是大家的權利，“何得君王私自專”！封建統治者為維護自己統治秩序建立了一套等級制度。按照《原道救世歌》的理論，封建皇帝與人民，地主與農民，主人與奴僕都是上帝的兒女，都是“兄弟姐妹”，都是平等的。這種政治平等思想，啟發了處在水深火熱中的農民的革命覺悟，猛烈衝擊著封建統治秩序。 

到一八四七年，洪秀全又根據獨一真神唯上帝的思想，明確地把鬥爭矛頭指向清朝皇帝。在天國，只有皇上帝才能稱皇稱帝，在人間，最高封建統治者自稱“皇帝”，那當然是“僭越”了。《原道覺世訓》說：“皇上帝乃是帝也，雖世間之主稱王足矣，豈容一毫僭越於其間哉？……耶穌尚不得稱帝，他是何人，敢緬稱帝者乎？只見其妄自尊大，自幹永遠地獄之災也。”因此，他號召拜上帝會的人起來“共擊滅之”。 

洪秀全怎麼會相信上帝呢？當初洪秀全是根據儒家經書驗證《勸世良言》所宣揚的“獨一真神唯上帝”的思想是正確的，因而加以接受的。在洪秀全旨准頒行的《三字經》中有一段很通俗，但很說明問題的話： 

　“普天下一上帝大主宰無有二中國初帝眷顧同番國 

共條路盤古下至三代敬上帝書冊載” 

　“至秦政惑神仙中魔計二千年………　………至宋徽 

猶倡狂改上帝稱玉皇………………　自宋徽到於今 

七百年陷溺深講上帝人不識閻羅妖作怪極” 

在稍後刊刻的《天條書》初刻本中，洪秀全還大量地引證儒家經書中提到“上帝”的地方。例如： 

1．引自《詩經》的：“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大雅，文王之什·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同上，大明）“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同上，皇矣）“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圍。”（同上，商頌，那之什·長髮） 

2．引自《書經》的：“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湯誓）“上帝弗順，祝降時喪。”（泰誓下）“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武成）“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伊訓） 

3．引自《易經》的：“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周易·豫） 

4．引自《孟子》的：“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梁惠王下）（以上參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一），頁81—82） 

根據這些資料，洪秀全得出結論說：“蓋拜皇上帝這條大路，考中國番國鑒史，……俱是同行這條大路，但西洋各番國行這條大路到底，中國行這條大路到秦漢以下則差入鬼路，致被閻羅妖所捉。”（《天條書》，見同上，（一）頁82）洪秀全這些話，並不是沒有根據的，在先秦時代，“皇”和“帝”只是至高無上的天神的稱號，人間的君王是不稱“皇”稱“帝”的。到秦王贏政統一中國以後，他認為“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才決定把“皇”、“帝”二字結合起來，成為最高封建統治者所獨有的稱號。 

此外，洪秀全在《原道覺世訓》中闡述人的靈魂是上帝所賦予時，也引用儒家經書來證明，他說：“若自人靈魂論，其各靈魂從何以生？從何以出？皆尊皇上帝一元之氣以生以出。所謂一本散為萬殊，萬殊總歸一本。孔□曰：天命之謂性；《詩》曰：天生蒸民；書曰：天降下民，昭昭簡編，洵不爽也。”（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一）頁93） 

因此，我們今天說洪秀全向西方找到了上帝，可是，洪秀全自己卻認為這是“盡返真醇”，也就是“復古”，而不是向西方學習。石達開在白龍洞題壁詩中也有這樣兩句：“毀佛崇上帝，移民復古風”。崇上帝就是復古風嘛！ 

洪秀全從《勸世良言》中找到了基督教的上帝，用獨一真神發動群眾，領導了一場偉大的農民革命。這樣，太平天國革命披上了一層“宗教的外衣”。究竟應該怎樣看待這個問題呢？ 

宗教是“顛倒了的世界觀”（《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頁425）。但是，對宗教的客觀作用要作具體的分析。 

在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條件下，由於生產規模狹小，限制了人們的眼界，人們還不能科學地認識世界，革命領袖也還不能用科學理論動員和武裝群眾，人民群眾的反抗鬥爭停留在自發的水準上，往往從“天”和“神”那裏找到推動革命鬥爭的武器。“替天行道”是一種口號，根據“神的授意”，為在人間創造一個“天國”而鬥爭，又是一種口號。這就是在長期的封建社會裏，農民戰爭往往披著“宗教”外衣的原因。陳勝起義時，“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入所□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令吳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煹火狐嗚，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史記·陳涉世家》）北宋方臘起義時，曾利用明教發動和團結了一大批貧苦農民。元末農民起義也利用過宗教。韓山童就是白蓮教的一個首領，它“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江淮愚民多信之，果寇賊蜂起，遂至國亡。”（赴翼：《廿一史紮記》，卷30，頁655，中華書局1963年版） 

著名的古典小說《水滸傳》第四十二回寫了九天玄女娘娘賜宋江天書三卷的故事。洪秀全也把《勸世良言》看做上帝給他的“天書”。一八三七年考試失敗後，他曾經生了一場大病。後來他把病中的幻夢作了描述，說有一位至尊的老人給他寶劍，封他為“天王大道君王全”，要他剷除魔鬼，洪秀全閱讀《勸世良言》以後，對病夢作了新的說明。他說，那位至尊的老人就是上帝。他說：“這幾本書（指《勸世良言》——引者）實為上天特賜與我，所以證實我往時經歷之真確。如我徒得此書而無前時之病狀，則斷不敢信書中所言而反對世上之陋俗。然而，若徒有前時之病而無此書，則又不能再次證實吾病中所曆之真確，亦不過視為病王時幻想的結果而已。”（《太平天國起義記》，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六），頁848） 

恩格斯在評論十六世紀德國農民戰爭時指出：“當時人民唯一能領會的語言是宗教的預言，閔彩爾就用這種語言對他們說話，起了顯著的作用（《德國農民戰爭》，1962年中譯本，頁50）。”洪秀全從《勸世良言》中找到了西方基督教宣傳的上帝，在動員和組織千百萬農民投入反對清王朝封建統治的鬥爭方面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所謂“洪秀全吸取了原始基督教的平等思想”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一種流行的說法是：洪秀全吸取了西方原始基督教的平等思想，並把它和中國古代儒家的大同思想揉合起來，寫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等三篇理論文章。 

事實真相究竟怎樣？ 

洪秀全是在一八四三年閱讀《勸世良言》的，一八四七年三月以後才讀到《聖經》。一八四七年三月以前，洪秀全閱讀到的有關基督教的書籍僅止於《勸世良言》，我們翻開　《勸世良言》，再三閱讀也沒有發現任何原始基督教的平等思想。 

一八四五、四六年，洪秀全寫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闡述了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平等思想，這些思想和《勸世良言》風馬牛不相及，和聖經更無關係。這些文章反映了農民要求平等的思想，同時，洪秀全也從儒家經書中吸取了思想資料。在《原道醒世訓》中，洪秀全運用《禮運篇》的材料描畫了一個革命奮鬥目標。 

《禮記》的禮運篇是不是孔丘的著作，在這篇文章裏，我們不打算展開討論。但是，洪秀全是把《禮運篇》當作儒家思想加以接受和運用的。 

一八四七年三月，洪秀全在廣州閱讀了聖經，這是他第一次全面地接觸了基督教的教義和思想。 

《聖經》中有沒有所謂原始基督教的平等思想？ 

《新約》《使徒行傳》第二章有這樣一段話： 

“眾人都懼怕，使徒又行了許多奇事神跡。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並　且賣了田業家業，照著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他們同心合意，天天恒切的在殿裏，並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讚美上帝得眾百姓的喜愛。”（《新約聖書》，頁192，1913年聖書公會中譯本：下同，）第四章又有下列一段話： 

“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沒有一個人說他的東西有一樣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內中也沒有一個缺乏的，因為凡有田產房屋的都變賣了，把所賣的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照著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同上，頁196） 

 所謂《聖經》中的原始基督教思想，大概就是這些了。 

一八五○年十一月初，金田起義前後，開始實行了體現財產公有和消費平等的聖庫制度。根據《太平天國起義記》記載： 

“前此各教徒已感覺有聯合一體共禦公敵之必要，彼已將田產屋宇變賣，易 于現金，而將一切所有繳納於公庫，全體衣食俱由公款開支，一律平等。”這種聖庫制度和前引《新約》《使徒行傳》中的記載是十分相似的。聖庫制度這個體現財產公有、平均消費的形式，很可能是從《新約》《使徒行傳》中得到啟示而確立的。但是，洪秀全的財產公有，平均消費的思想本身，不大可能是從聖經中取得思想資料的。這因為：第一，早在洪秀全接觸聖經以前，他的財產公有、平均消費的思想就已經形成了；第二，從整個說來，聖經並沒有宣傳信教的人要把全部財產上繳給上帝，也沒有宣傳平均消費，即使《使徒行傳》也不例外。《使徒行傳》第十章有這樣一個故事： 

“在該撤利亞有一個人，名叫哥尼流，是義大利營的百夫長。他是個虔誠的人和他全家都敬畏上帝，多多周濟百姓，常常禱告上帝，有一天，約在第九點鐘，他在異象中明明看見上帝的一個使者進去，到他那裏，對他說：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驚怕說：主啊！什麼事呢？天使對他說：您的禱告和您的周濟，已經上達，在上帝面前蒙紀念了。”（《新約聖書》，頁210。）第十一章又有一段說： 

　 “當那些日子，有幾位先知從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內中有一位名叫亞伽布，站起來，藉著聖靈，指明天下將有大饑荒。這事到革老丟年間，果然有了。於是門徒定意，照著各人的力量捐錢，送去供給住在猶太的弟兄。他們就這樣行，把捐款交付巴拿巴和掃羅的手，送到眾長老那裏（《新約聖書》，頁206。）。”可見，基督教的信徒仍然有自己的私有財產，並沒有實行財產公有，消費當然也不會是平均主義的。 

有一種意見，認為聖庫制度和天地會組織的“米飯主”制度有淵源關係。我們認為：不一定。有兩點可疑之處。一是從時間上看，根據蘇鳳文的《堂匪總錄》，最早見到文字記載搞米飯主的是道光三十年冬河池州的韋世堯，韋世貴。聖庫制度的建立在道光三十年十月前，它不遲於米飯主的出現。而且河池州在廣西省的西北邊，遠距金田村有五、六百里，那裏有“米飯主”的消息，也不可能一下子傳到金田。另一個與二韋同時的米飯主淩二妹，住在北流，更遠在河池州以西幾百里。二是米飯主制度和聖庫制度的內容，不盡相同，米飯主是收容饑寒群眾，供應衣食的天地會堂會首領。他供給參加堂會的窮苦人民的生活，但窮苦人民對地主老財鬥爭中掙得的財物也要完全歸於米飯主。這就是說，它實行的是米飯主所有制，米飯主是作為慈善主向窮苦人民恩施衣食的。聖庫制度則規定群眾把自己的田產房屋變賣，易成現金，繳納於公庫，自己的衣食也由公庫開支。“每一伍卒的卒長預備全體所需，放在桌上的時候，大家平等分享，即使最高級軍官的盤碗也跟最低的士兵一般（轉引自羅爾綱：《太平天國史事考》，頁224）。”它實行的是財產的公有制和消費的平均主義。米飯主制度和聖庫制度是不相同的。聖庫制度恰恰和《新約》《使徒行傳》第二、四章的有關記載相近似。 

（三）洪秀全對基督教的批判 

洪秀全吸取了《勸世良言》所宣揚的“獨一真神唯上帝”的思想，也接受了《使徒行傳》中的一些平均消費，財產公有的形式，用來作為發動和組織群眾的工具，但是，他並沒有全盤接受《勸世良言》。 

第一，《勸世良言》從來沒有宣傳政治和經濟平等思想。在政治上，它宣揚：“各有靈志者，皆宜敬伏上權，蓋權無非由神，且所有權者，皆神命之，是以抗權者，抗神之例，且伊抗者，自取罪罰。”（《勸世良言》，頁77）在經濟上它宣揚：“貧者守分而心常安，富者慕善義，心亦常樂。上不違逆神天上帝之旨，下不干犯王章法度。”（《勸世良言》，頁105）這些都是維護政治上、經濟上的等級制度。 

《勸世良言》有這樣一段話：“世界上萬國之人，在世人所論，雖有上下尊卑貴賤之分，但在天上神父之前，以萬國男女之人，就如其子女一般，所以論拜求天上神父者，不拘上下尊卑貴賤人等，惟以謝罪求免，感恩，垂憐，要求幫助善養寶貝靈魂之德而已。”（同上，頁39）這段話肯定在現實世界上有上下尊卑貴賤之分，不過在拜上帝這一點，卻“如其子女一般。”洪秀全與此針鋒相對，他不僅主張在拜上帝這一點上，萬國男女不分尊卑貴賤都是上帝的兒女，而且主張在現實世界上也不分尊卑貴賤，“普天之下皆兄弟”，“天下一家，共用太平。” 

《勸世良言》還說：“救世主見那富人自誇其義，遂以言試之曰：爾若果要守全律，則可去賣了爾凡所有產業，而將賣產業之銀，施賜給與貧窮之人，則爾必有財帛存在於天，又可來隨從我而學常生之真道也（《勸世良言》，頁21）。”這段話是講“救世主”“試”富人是否真誠通道，也是開開頑笑的，並不是說“救世主”主張經濟平等，廢除私有制。財帛還“存在於天”嘛！洪秀全則主張廢除私有，實行“天下為公”，把“乖漓澆薄”的私有制社會變成為“不存此疆彼界之私，不起爾吞我並之念”的社會。 

第二，對於“蛇魔邪神”，《勸世良言》中沒有一處提到“該殺”，只是輕描淡寫地提出問題說：“拜之為神豈合天理乎？”（同上，頁4）它還宣揚：“神天上帝之誡者，即是勿行殺害之事。”（《勸世良言》，頁21）與此針鋒相對，洪秀全從農民的革命要求出發，明確指出：基督教這種“過於忍耐或謙卑”的精神，“殊不適用於今時，蓋將無以管鎮邪惡之世也。”（《太平天國起義記》，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六），頁864）他反復提出“邪魔敢冒天恩”，“該誅該滅”（《原道覺世訓》，同上，（一），頁95）。世間所立一切魔鬼該殺。”（《太平天國》，同上，（二），頁641） 

第三，《勸世良言》宣揚“休作惡，學行善，尋正道”（《勸世良言》，頁10）。它所謂的“休作惡”，指的就是“勿奸、勿殺、勿偷、勿妄證”（《勸世良言》，頁77），絲毫沒有涉及到“禁止鴉片煙”的問題。當時，禁煙是鬥爭的焦點，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為了毒害中國人民，榨取中國人民的血汗，向中國大肆推銷鴉片。中國反動的封建地主階級投降外國侵略者，竭力反對禁煙。中國人民則堅決反對鴉片。洪秀全反映了階級的和民族的利益，代表廣大人民的要求，堅決主張禁止鴉片，他提出：“煉食洋煙最顛狂，如今多少英雄漢，多被煙槍自打傷。”（《原道救世歌》）洪秀全嚴厲禁煙，鬥爭的矛頭直接指向外國侵略者及其走狗。 

第四，《勸世良言》講天國，是指人死後的天國。洪秀全卻把這個天國搬到現實的地球上來。他說：“天上有天國，地下有天國，天上地下同是神父天國，勿誤認單指天上天國。……今日天父天兄下凡開創天國是也。”（《前遣聖書批解》，見《太平天國史料》，頁77）天上天國是麻醉人民的鴉片，開創地下天國，則成為鼓舞群眾鬥爭的革命口號。 

可見，《勸世良言》沒有給洪秀全帶來革命。洪秀全僅僅利用了它的“獨一真神唯上帝”的思想。洪秀全反而根據農民的革命需要提出了許多和《勸世良言》針鋒相對的思想。洪秀全的拜上帝教與《勸世良言》所宣揚的基督教本質上是不同的。 

（四）洪秀全從什麼角度反孔 

眾所周知，洪秀全是反孔的，他一信仰上帝以後，就砸掉私塾中供奉的孔子牌位。他還編了一個神話故事，說：早在一八三七年，他上天堂見“衣皂袍之老人斥責孔子，謂其于經書中不曾清楚發揮真理。孔子似自愧而認其罪。”（《太平天國起義記》，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六），頁842）這位“衣皂袍之老人”指的就是上帝。這個神話對孔老二的批判是很溫和的，但是，在封建理學統治的近代社會，洪秀全敢於向地主階級的“聖人”打出這一槍，應該說這是革命創舉。 

一八五三年建都天京以後，這個神話廣泛流傳，內容也有了發展，對孔老二的批判更加猛烈。它說：孔老二本來在天堂，因為不接受批判，忽然逃到人間來變成了“妖”，迷惑世人。上帝大怒，把他捉到天上去，“罰他種菜園。”（張汝難：《陵省難紀略》，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四），頁719）用現代的話說，“變妖”就是變成反革命；“罰他種菜園”就是判他勞動改造。 

到一八六二年，太平天國官書《太平天日》把這個神話，編成一個完整的、十分動人的、充滿革命浪漫主義的神話故事。 

太平天國還宣佈：“凡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說者盡行焚除，皆不准買賣藏讀也，否則問罪也。”（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日》，（一），頁313）“凡一切妖書，如有敢念誦教習者，一概皆斬。”（同上，（三），頁232）有人記載當時天京搜禁“妖書”的情況時說：“搜得藏書論擔挑，行過廁溷隨手拋，拋之不及以火燒，燒之不及以水澆。讀者斬，收者斬，買者賣者一同斬，書苟滿家法必犯，昔用撐腸今破膽。”（同上，（四），頁735） 

問題是：洪秀全從什麼角度反孔？反孔夫子的什麼東西？ 

我們認為：洪秀全是從相信一神教思想的角度出發反孔的，是從反對偶象的角度出發反孔的，是從孔老二不崇拜上帝的角度出發反孔的。 

《原道救世歌》說過：“開闢真神唯上帝，無分貴賤拜宜虔”，“人而舍此而他拜，拜盡萬般總是空。”（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一），頁87） 

《原道覺世訓》也說過：“皇上帝親口吩咐摩西曰：‘我乃上主皇上帝，爾凡人切不好設立天上地下各偶象來跪拜也。’今爾凡人設立各偶象來跪拜，正是違逆皇上帝旨意。”“所當朝朝夕拜而不拜，而拜無知無識之木石泥團紙畫各偶象，有口不能言，有鼻不能聞，有耳不能聽，有手不能持，有足不能行之蠢物，抑又愚矣。”（同上（一），頁97） 

正是因為這樣，洪秀全反孔，也反道、反釋。“毀佛崇上帝”，不是反釋嗎？ 

在封建社會中，人們要祭祖宗。祖宗，是作為神來對待的。“天地君親師”，都作為崇拜的偶象。把皇帝、孔夫子、老祖宗和天，即上帝，同樣地作為崇拜的物件，洪秀全當然要反對。這樣，他反孔，反釋，反道，反祖宗，也反皇帝了。 

（五）洪秀全的皇權主義思想 

洪秀全是反孔的，但是，他並不是一位元已經認識到孔孟之道是維護封建統治的精神支柱的反儒英雄。歷史的真像是：洪秀全自幼熟讀孔孟經書，他和儒家思想的關係，遠不是那麼簡單的兩個字：反對。 

早在三十年代，對洪秀全究竟怎樣對待傳統的儒家思想問題，進行過一番爭論。羅爾綱同志根據史料認為： 

　 “天王洪秀全本儒生，久受中國傳統思想的薰陶，雖以耶穌發動革命，而其所認識的教義，僅限於梁阿發的《勸世良言》，故當時所著述多援用儒家思想與術語，不能出其範圍。其後起義建國，急於宣傳，而軍事倥傯，未及刪改，遽爾付刻。及定都天京，草創漸定，‘萬樣更新’，於是乃有刪書之舉，定一尊於上帝，以謀宗教上、思想上的統一化，於是排斥儒教。”（《太平天國史料考察集》，而51）為了論證定都天京後，洪秀全“排斥儒教”，除同意別人提出的材料外，羅先生還列舉了四條材料。這四條是： 

（一）《太平詔書》歌訓本（初刻本）與詔字本（後刻本）兩種本子的不同之處有三端：第一，歌訓本所引孔、孟之說，詩、書之語，詔字本或全無，或改稱古語。第二，歌訓本所引古事，凡為儒家所常道而不合於耶穌教義的，詔字本無。第三，歌訓本由古道今或以今溯古的，詔字本不作上帝，則作天王自己。此三端不同，其意義至為明顯：因為歌訓本保存濃厚的儒家思想及傳說，與耶穌教義抵觸之處還多，詔字本則避免沾染儒家色彩而力求耶穌教化。 

（二）天條書有兩種版本：初刻本博征儒家典訓名言，保存中國傳統思想和禮俗，修改本則不引儒家典訓名言，力避沾染中國傳統色彩。 

（三）建都天京後，天王即從事于刪改詩書，以求適合於其教義。 

（四）初刻本《天條書》和修改本《天條書》關於“喪禮”的規定不同。如前者雖然規定不准做佛事，但大殮成服還山還是依儒禮而行，至下柩時大聲喝唱一項，實與中國民間流行的“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的迷信沒有區別，後者則以“去世”為“升天”，乃“頭頂好事，宜歡不宜哭”，不但沒有喝唱一項儀式，即“大殮成服還山”的儒禮也看作“舊時壞規矩”，盡行除去（見羅爾綱：《太平天國史料考釋集》，頁41—47）。 

羅先生列舉的這些資料，都是事實。但是，仔細分析一下，把“詩雲子曰”改成“古語雲”；把“詩經”改成“詩□”，以及葬禮的改變等等，完全沒有觸及思想實質，僅僅是文字上、形式上、儀注上的改動而已。正如羅先生所說的：洪秀全力求不沾染儒家的“色彩”而已。 

值得認真研究的問題是：究竟洪秀全有沒有接受儒家思想？如果接受的話，接受的主要思想是什麼？ 

作為封建統治武器的儒家思想的要害是三綱五常。很早，洪秀全就接受了這個思想。一八三七年，他就“予詔”說：“總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福音敬錄》，中國近代史料叢刊，《太平天國》，（二），頁515）一八五一、五二、五三年連續三年，由洪秀全旨准鐫刻頒行的《幼學詩》，大量宣傳“三綱”思想，例如： 

“生殺由天子，諸官莫得違”； 

“長幼天排定，從兄道在恭”； 

“妻道在三從，毋違爾夫之，牝雞若司晨，自求家道苦”。 

洪秀全吸取了儒家的三綱五常思想，在後期也並沒有改變。一八五七年刻的，洪秀全親自撰寫的《天父詩》充滿了這種思想。請看： 

“生殺由天子”。 

“只有媳錯無爺錯，只有嬸錯無哥錯，只有人錯無天錯，只有臣錯無主錯。” 

“子不敬父失天倫，弟不敬兄失天倫，臣不敬君失天倫，下不敬上失天倫。”（《太父詩》，第253、378、475首，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二）） 

批判地吸取儒家思想的精華為農民革命服務，那當然是應該的。但是，洪秀全卻接受儒家思想中封建專制主義的糟粕----生殺由天子，三綱五常。 

洪秀全接受儒家的這些思想決不是偶然的。原因要從農民階級的特點來分析。這個階級具有兩重性，它是勞動者，又是小私有者。它是勞動者，在封建社會受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因而，它是革命的階級。它反對壓迫、剝削，要求平等、自由。這樣，它是一個革命民主派。我們正是這樣理解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中所指出的：“農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從這一點說，他反對舊制度，渴望新的生活方式。這樣，洪秀全能夠提出《天朝田畝制度》這樣的土地綱領，猛烈地衝擊封建土地所有制。但是，另一方面，農民又是小私有者，它不可能是新的生產方式的代表者。它渴望建立一個新的天國，但是，這個天國是什麼樣子，它只能從現存的思想資料中尋找答案西方的聖經主要是作為麻痹人民的鴉片輸入的。洪秀全從中吸取了獨一真神唯上帝的思想，再要吸取其他一些建國之道是很困難的了。在中國封建社會中，處在支配地位的思想是儒家的思想。這個支配地位，不僅指對封建地主階級說的，也是指對農民階級說的。洪秀全在青年時代讀了四書五經，熟悉儒家思想，他接受了三綱五常，作為建設新國家的思想武器那就是很自然的了。 

農民，作為一個小私有者，它有家長制思想。在一個家庭以內，有一個家長。這個家長在家庭範圍之內是有“權威”的。小農的家長制思想，進一步擴大，很容易接受專制主義——“生殺由天子”。，這是農民領袖接受封建地主階級的三綱五常的另一個思想基礎。 

“三綱五常，天子專制”，這是哪個階級的主義呢？顯然，這是地主階級的主義。我們給它起個什麼名字呢？我個人認為，把它稱作中國式的“皇權主義”倒是很恰當的。皇權主義不是農民自己的主義，是封建地主階級的主義。農民階級是一個革命民主派，它要求自由和民主的權利，因此，它反抗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可是，當農民領袖洪秀全建立起一個政權的時候，它又不得不從地主階級那裏接過這個主義。這樣，洪秀全又成了一位“皇權主義”者。 

洪秀全接受地主階級的皇權主義而建立起來的政權，能不能說是封建政權呢？不能。判斷一個政權的性質，首先要看它保護誰？打擊誰？ 

洪秀全做了天王，宣揚了三綱五常，但是，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它堅持打擊封建勢力，打擊封建勢力的集中代表——清王朝。一八五三年，又頒佈了《天朝田畝制度》。這個制度規定摧毀封建土地所有制，按人口不分男女分配土地。這一切當然說明這個政權是農民政權。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按照人口平分土地，既反映了農民的願望，把千百年來農民的要求，提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也適應了當時歷史發展的要求。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最大障礙就是腐朽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我們也同意這樣一個觀點：《天朝田畝制度》有空想的一面，它有反動性。這不是因為它主張摧毀封建土地所有制，平分土地，而是因為它在分配制度上實行平均主義。“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餘則歸國庫。凡麥、豆、苧麻、布帛、雞、犬各物及銀錢亦然。”在小生產的基礎上，實行絕對平均的分配制度，用心是善良的，但是勉強實行的結果，只能與提倡者的主觀願望相反，起著破壞社會生產力的作用。 

洪秀全很快從《天朝田畝制度》退了下來。這就是他批准了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建議的“照舊交糧納稅”的政策。他不是改變絕對平均主義的分配制度，如果是這樣，那當然是正確的；他是從摧毀封建土地所有制，平分土地，改變為基本上保存封建土地所有制，（“妖產”及庵、觀、寺、院和民間公產除外）這當然是一個退步。 

封建土地所有制被保存下來了，但是，在太平天國前期，我們還沒有發現有關太平天國保護地主階級向農民收租的史料記載。太平天國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仍然打擊著封建地主階級及它的集中代表——清王朝。 

在農民和封建地主階級這一對矛盾中，原來處於受剝削、受壓迫地位的農民階級起來反抗地主階級，翻了身，成為統治階級，建立了一個新的政權。這個農民政權雖然是短暫的，但這是一個質變。這個新的政權，是從舊社會中出來的，它不可避免地在各方面帶有舊社會的一些弊病，或者說“色彩”。它接受了地主階級的皇權主義，它保存了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也是可以理解的。只要它繼續堅持打擊封建地主階級的腐朽統治，它就是一個農民政權。 

在保存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經濟基礎上建立了一個農民革命政權，這似乎是矛盾的。應該承認是一個矛盾，但這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正因為有這個矛盾，這就決定了農民政權只能是短暫的，它不能持久，它要變。 

在後期，情況有了新的變化。有幾件值得重視的事件。 

一是一八五九，洪仁□在《資政新篇》中提出向西方學習，按照西方資本主義的面貌建設國家的許多措施，洪秀全作了“贊同”的批示。這說明洪秀全的思想和太平天國政權有向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 

二是一八六○年十月，洪秀全給蘇福省所屬郡縣“四民”頒佈了詔旨。詔旨說： 

　 “四民既列版圖，各宜遵守條命，信實認真，克守天教。聯又念前時天兵征 剿，爾等四民畏懼天威，拋棄家產，今雖欣然就撫，各安農業，際此新天新地之期，未有餘一餘三之積。聯格外體恤民難，於爾民應徵錢□正款，令該地佐將酌減若干，爾庶氏得薄一分賦稅，即寬出無限生機。其各體諒朕心，益堅信認，安居樂業，同頂爺哥朕幼綱常，同享真福於萬萬年也。”（見《太平天國資料》，頁3—4）仔細研究天王這個詔旨是很有意義的。“四民”指的是士農工商，根據我國傳統的說法，農包括地主階級在內。在太平軍進攻蘇州地區的過程中，“畏懼”太平軍，“拋棄家產”的主要是地主階級分子。“錢□”，也主要是清王朝向地主階級徵收的。天王降旨酌減錢□，實際上是減輕包括地主在內的負擔。把天王的這個詔旨看成是保護包括地主階級分子在內的“四民”是不為過分的。 

三是在一八六一年，洪秀全又重行刻印了《天朝田畝制度》。這表明他還想堅持改革封建土地制度。 

這三件事說明洪秀全的思想處在矛盾鬥爭之中。他想堅持《天朝田畝制度》，也想保存封建土地所有制，又傾向于向資本主義發展。 

至於後期在蘇南浙江地區，一些太平天國地方官員公開支持保護地主向農民收租，甚至發生公開鎮壓農民的抗租鬥爭，這只能看成是部分質變。對這個部分質變，我們當然要給予重視，因為部分質變往往會促進總的量變，並為整個事物的根本質變創造條件。但是，決不能把事物的部分性質的變化當作根本質變。即使是這個時候，，太平天國革命政權仍然堅持打擊清封建王朝和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勢力，主要矛盾仍然沒有變。太平天國革命政權仍然是一個農民政權。 

（六）洪秀全的天命論、宿命主義思想 

洪秀全從儒家和《勸世良言》中還接受了另一方面的消極的思想----天命論、宿命主義。儒家宣揚大命論、宿命主義；基督教和《勸世良言》也宣揚這些東西。 

《勸世良言》在許多地方宣揚“守貧”、“安分”、“行善”，要革命人民服從剝削階級的反動統治。例如，它說：“現在我等敬信真經聖道之人，捐金刊佈之書，不啻數十種，其大旨總勸人勿貪世上之福，克己安貧，以求死後永享天堂之真福”（《勸世良言》，頁89）；“世上之人，所有吉凶禍福之事，亦是自作善惡，而招禍福，所以易雲：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勸世良言》，頁7）；貧窮雖極，亦不須太過傷心，惟固窮守分，凡事聽命於神天上帝，總要存心積德，慕及常生之福，比世界之福更為好，越長久之業也。”（《勸世良言》，頁50） 

在十九世紀中葉，中國那樣一個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條件下，農民階級本來就具有宿命思想。這就是洪秀全接受《勸世良言》和儒家所宣揚的宿命主義的思想基礎。他寫了《原道救世歌》，宣揚“天道禍淫唯福善”，“死生災病皆天定”。洪秀全批判“賭博”，那當然是正確的，但是，他又說：“命果有兮何待賭，命無即賭願難償，總之貧富天排定”。他還宣揚“孔顏疏水簞飄樂，知命安貧意氣揚。”這兩句十分露骨，在修改本中被刪去了，但是，仍保存了象“樂夫天命複奚疑”這樣的句子。洪秀全把自己說成是上帝的次子，是上帝派他到塵世來殺妖的，並且，他得了“天書----《勸世良言》”，這樣，他也就宣傳了天命論。 

洪秀全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發動和領導了一場席捲大半個中國，震動世界的大革命，但是，他的世界觀從總的說來，卻是唯心主義的。 

在革命醞釀和革命初期，洪秀全利用天命論發動和組織廣大群眾，天命思想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一八五六年內訌以後，人們對拜上帝發生懷疑，宗教逐漸失去了作用。一八五九年，洪仁□在《資政新篇》中有這樣一段話：“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萬心為一心，故眾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此中奧妙，無人知覺。今因人心冷淡，故銳氣減半耳。”（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二），頁540）這時，洪秀全仍然迷信“天命”，這時，“天命論”成了他克服困難，再一次把革命推向前進的絆腳石。 

一八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天曆十二年五月初九日）天王洪秀全發出詔旨說：“哥前恩詔，誅滅畜生來救人，普天萬方信基督。天父天國，天兄天國，遵天遵日將妖逐。任妖萬飛，任妖萬變，天要誅他一鍋熟。”（同上，（二），頁680）過了七天，六月二十六日（天曆五月十六日），他又發出詔旨說：“本月十一五更候，朕時親身覲父皇。十五四更朕親征，朕同幼主暨東王，聯囑幼主大放膽，萬有爺爹不用慌。東王奏兵交妹夫，殺妖滅鬼有伊當。五更朕又正月宮，聞天有聲在夢中。天上有聲如此雲：“爾請天王寬心胸，天下太平漫漫來，就見太平天堂通。……”（中國近代資料叢刊：《太平天國》，（三），頁685） 

一八六一年六月，正是安慶保衛戰緊張進行，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軍加緊活動的時候，洪秀全再一次提出“殺妖滅鬼”，這種堅持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精神是非常正確的、可貴的，但是，詔旨暴露了他的宿命主義有了發展，他幻想得到上帝的保護取得勝利。為了說明他的天國是奉上帝之命建立的，他把太平天國改名為“上帝天國”，不久又改稱“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他“靠實於天，不肯信人”。他相信他的事業是上帝交給他的，上帝會保佑他保持“鐵桶江山”。他說：“聯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穌聖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真主，何懼之有！”又說：“朕之天兵過於水，何懼曾妖者乎！”（《李秀成供詞》）正是這個宿命主義思想阻礙他下主動轉移，撤離天京的決心。 

這些宗教奇談當然挽救不了革命。 

洪秀全“這個偉大的、英雄的、高尚的人一經在南京建立了首都和宗教政治運動的中心，他就寧願為正義和光榮的事業而死，都不肯在莊嚴的道路上折返回頭。”（呤□：《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中譯本，頁568）呤□這句話對了一半。對的，他講了現象；錯的，他沒有接觸到本質。不是洪秀全“寧願”為正義和光榮的事業而死，而是他迷信“朕之天兵過於水，何懼曾妖乎！”天命論、宿命主義捆住他的手腳。用羅爾綱同志的話說就是：宗教從“發動革命的工具，轉化為破壞革命的毒素。（《太平天國史稿》，頁102）這正是歷史的悲劇所在。 

（資料來源：《南京大學學報》197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