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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太平天國革命非僅為顛覆清政府之叛亂，實亦徹底反地主的封建剝削之鬥爭。地主、豪紳既不利於太平天國之存在，乃聯合商人資產階級組織反太平革命之武裝勢力，其最著者為湘軍與淮軍。反革命軍與太平軍混戰于長江流域諸省，爭城奪地，鬥爭之劇烈殘酷，史所罕見。而國際資產階級亦深懼太平天國之發展，助清軍與太平軍鏖戰。太平軍勢漸不支，在皖鄂諸省皆失利，而清軍圍攻南京益急。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湘軍陷南京。太平天國遂亡。至於太平軍之余支在南北諸省與西部者，亦先後為清軍所消滅。此轟轟烈烈支持十五年蔓延十七省之農民革命運動於是為反革命淹沒於血海中矣。推究太平天國失敗之原因，在客觀方面，為地主、豪紳、商人、貴族之結合反攻與帝國主義之援助反太平軍，在主觀方面，則為太平天國缺乏強有力之領導階級，不能使革命深入于廣大之群眾間，聯繫全國革命力量，撲滅反革命的中心勢力。至於太平天國領袖之腐化與內訌，尤足予清軍以可乘之機也。
一 反革命勢力的崛起與太平天國之衰亡
反太平天國運動的勃興——湘軍
太平天國的勃興不獨使得反動的滿清政府惶急無措，所有的地主、豪紳、商人資產階級乃至於帝國主義都因此震駭起來。太平天國的革命在土地政策、經濟政策乃至社會政策上給予一切反動的集團勢力以絕大的打擊，並且隨著革命浪潮的發展，更促進了廣大的貧農與城市手工業者、貧民對於革命政權的激烈要求，此等要求都逐漸部分的反映到太平天國的政策上來。同時千百萬的革命群眾在各地已自發地起來和他們的壓迫者、剝削者作殊死戰，這使得一切的貴族、官僚、地主、紳士、商人由絕大的恐慌中，要求對革命群眾及其政權，組織一銳利無匹的反攻，於是以地主階級為中心的反革命運動就在尖銳的鬥爭中出現了。這其中最主要而為吾人所熟知的，就是以曾國藩為領袖的湘勇組織。其實在此以前，新甯的舉人江忠源已經有了一種反太平天國的武裝組織，是由團練—一地主、富農的武裝——發展而成的，當時號稱‘楚勇”。其後湘鄉羅澤南、王鑫等亦繼辦團練，湘撫張亮基另各募一營助戰守，號曰“湘勇”。當太平軍的勢力已發展到長江流域以後，清廷詔令丁憂在籍的侍郎湘鄉曾國藩治團練于長沙。於是國藩極力整頓湘勇，總統諸軍。在軍隊的組織法上，初以三百六十人為一營，後改五百人為一營。每營分四哨：即左、右、前、後各設哨官四人，而由一營官統制。其軍官皆為紳士，而兵士成分多為農民。全軍分十營，共為五千人，這是湘軍的最初組織法。以後成為反太平天國最有力的軍隊。曾國藩不獨組織了陸上的湘勇，而且創立了水師，在衡州，湘潭設立了兩個造船廠，製造炮船。結果造成大小戰艦二百四十艘。水師的組織與陸師差不多，人數亦為五千。於是水陸軍共有萬人。陸軍由塔齊布、羅澤南率領，水師由褚汝航、楊載福、彭玉麟統率，統名之曰“湘軍”。湘軍最初在長江湘境與太平軍作戰，水陸皆不利。但不久就轉敗為勝，先後克復了湘潭、嶽州，水陸會師金口。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年）八月曾國藩親統水師恢復了武昌、漢陽、嶽州，於是湘軍之名大振，而成為國內反革命勢力的傑出者了。
淮軍的組織與及湘軍之關係
當時除湘軍而外，在各地都有反太平天國的反動武裝組織。如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年）李鴻章與其父從侍郎呂賢基奉旨回籍辦團練。後來皖北的太平軍勢力發展，呂賢基戰死于舒城，這團練才—蹶不振。其後太平軍在江浙大力發展，江蘇的紳士來安慶——曾國藩駐軍處——迎接援師，曾國藩奏遣李鴻章募淮軍赴上海，於是淮軍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援助之下就成為東南一支反太平天國最有力的軍隊，而與上游的湘軍彼此呼應，夾攻太平軍。大抵湘軍以地主、富農為主要的基礎，而淮軍則以資產階級為主要的支持者。這表明當時的地主、商人、官僚在反太平革命的運動中，是盡通力合作之能事的。
帝國主義之進攻太平革命
不獨國內的地主、資產階級、官僚、貴族起來反對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當時侵略中國最力的英美法諸帝國主義亦懼怕太平天國統一中國與使中國民眾的革命運動擴大，所以竭力幫助地主、商人進攻革命運動。當太平軍進逼淞滬一帶時，蘇淞太道吳煦以厚餉募勇數千，以美人華爾（Ward）統率，名曰“常勝軍”，又名“洋槍隊”（華爾死後，美人白齊文（BurgeVin）代之，最後由英人戈登[Gordon]）統率）。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李鴻章橫斷太平軍，直抵上海，更擴大“洋槍隊”的組織，而與英法聯軍合起來，共同防守淞滬。自是常勝軍常參加江浙一帶的戰爭，常破太平軍。如一八六二年亡海帝國主義的聯軍五千五百人，以大炮四十尊進攻嘉定，就是帝國主義幫助清軍最得力的戰役。後來李鴻章恢復蘇淞，完全得力于常勝軍。帝國主義幫助中國的反動集團鎮壓革命原來是自昔已然的事啊。
革命與反革命決戰——太平天國的衰亡
自江南大營潰陷後，反太平天國的運動在長江上游更活躍起來，而帝國主義亦開始援助清軍的反攻。咸豐十年（一八六O年）太平軍連陷蘇州、松江。清廷以曾國藩為兩江總督，督辦江南軍務，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年）曾國荃攻陷安慶，於是截斷了太平軍東西兩方軍事的連鎖。太平軍健將陳玉成亦被擒殺。
這時太平軍在安徽、湖北、江西皆失利，反革命勢力異常猖獗。咸豐末年（一八六二年）太平天國最英勇的領袖李秀成率師攻陷杭州，以牽制清軍。清廷任曾國藩統轄蘇皖贛浙四省的軍政，曾國藩乃駐節安慶，分三路進攻太平軍：曾國荃窺取金陵，左宗棠窺取全浙，李鴻章窺取蘇淞。
咸豐末年，英人戈登率常勝軍三千（有英、法、美軍官），馳赴太倉，截斷太平軍的聯絡。太倉陷，常勝軍與程學啟軍會合圍昆山，駐蘇州太平軍往援，大敗。而是時金陵又為湘軍所圍，蘇州處於孤立地位。不久太平軍中外國參謀白齊文等自蘇州城內出降戈登及清軍。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四月戈登助李鴻章軍在常州擊破李秀成軍。常州陷，李秀成部向南京退卻。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左宗棠軍恢復金華、紹興及湯溪、龍溪、蘭豁、永康諸縣。太平軍在錢塘江東岸大受挫。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九月英法軍艦溯錢塘江而炮擊富陽，陷之。太平軍退杭州。是時在蘇州打勝仗的清軍——程學啟部調至浙境，佔領嘉興，與攻杭清軍呼應。杭州遂為清軍攻陷。清軍入城後，即大肆屠殺。
湘軍佔領南京城外雨花臺，旋占江東橋的堡壘。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一月曾國荃陷鐘山，湘軍遂得下瞰南京城。湘軍在山下以巨炮轟擊南京城。又在城根據地道，實火藥而轟之，城遂崩。湘軍潮湧而入，南京陷。
先是太平天王洪秀全見城圍日久，而城內糧又盡，軍民皆疲困不能耐，知大勢已去，乃服毒死，時距城陷二十日也。死之前，秀全預言日後必有繼太平天國而為同胞爭自由者。於是太子福填嗣位，忠王李秀成輔國，及城陷，秀成挾福填出。於是太平天國的政權沒落。
太平天國余支的消滅
南京陷後，李秀成遭擒殺。侍王世賢奉幼主福填至廣德。世賢自廣德奔湖州堵王黃文金軍。後文金戰死，余軍為左宗棠擊破。福填至徽州，清軍掩至，敗太平軍李榮發（秀成子）部，榮發遭擒殺。福填乃輾轉至福建之延平府，殘兵僅二千。卒為清席寶田軍所獲，被殺於江西。
太平軍的另一支康王汪海洋部自杭州陷後，突圍走安徽，入江西，侵入閩邊。南京既陷，後主福填奔江西，海洋欲以兵迎之，及後主為清軍所虜，海洋遂以軍隸李世賢。屯大庾嶺，有眾十余萬。後世賢據福建之漳州，命海洋屯軍於長汀，連城，上杭一帶。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海洋敗清軍。及清援軍至，遂大敗。海洋乃收集殘兵，入廣東境，進攻嘉應州。複由閩邊入江西。後又攻破嘉應州而據之。侍王李世賢于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敗入福建，據漳州。後為清軍所破，走依海洋，旋為海洋刺殺（一說不知所終）。不久嘉應州亦為清軍所陷，海洋戰死。於是太平軍在南方的殘餘勢力完全撲滅。
在北方尚有陳得才、賴汶光兩軍。陳得才舊屬翼王石達開部，太平十一年得才聯合撚黨，入陝西武關，進逼長安，戰不利。後又轉入河南，圍南陽，複敗於清軍。乃解圍入洛陽。複入陝西。明年破興安。為興安地主武裝所擊敗。乃攻破漢中府而據之。太平十三年得才率軍救天京，至英霍，聞天京已陷。乃欲取道江西入浙江救幼主，複為清軍挫敗于麻城。得才欲回軍漢中，途中為變軍所殺。賴汶光舊屬陳玉成部，曾出潼關，大破清軍，在漢中與陳得才軍合。得才既被殺，汶光率軍入汴有兵四五十萬。大敗清僧格林沁軍。既而天京圍急，汶光率軍南下馳救，中途聞天京陷，遂入山東，轉戰於濟、青、沂、海之間。後為清軍所破，汶光被擒殺。於是太平軍在北方的勢力完全翦滅。在西方還有翼王石達開一部，最後亦須敍述其起滅。石達開在太平天國內訌時（即楊韋之變——見本章末節）出南京，別樹一幟，由安徽率眾數十萬入江西，趨吉安，與曾國荃軍鏖戰甚烈。旋率兵入浙，迭陷各城。圍衢州不克，解圍入福建。後又入江西窺贛州。太平八年（一八五九年）達開入湖南，侵黔邊。九年侵入廣東。複向廣西渡紅江而入貴州。所至苗人紛起回應。自是轉戰於湖南、貴州、廣西之間。太平十一年（一八六二年）閏八月達開自綦江大舉入貴州，有眾十余萬人，清軍尾追之，達開由普安入雲南境，十月複入四川。為清駱秉章所敗，複入滇。—二年（一八六二年）二月達開遣騎軍入漢中，破興安，以牽制清軍。達開乃自滇入川。中旗（石軍分為前中右三旗）在寧遠被圍，達開自率前旗援之。為川軍及土司所圍，途窮食盡，達開乃被擒殺，軍潰。時在太平十二年（一八六三年）四月。於是太平天國在西部的軍事勢力亦已消滅。
二 太平天國的制度與政策及失敗的原因之分析
土地政策與土地制度
太平天國運動既是一個反封建勢力的革命鬥爭，在這個新的政權確立以後，自然要興起許多適應廣大的被壓迫群眾的要求之制度與政策。太平天國的鬥爭愈是擴大，群眾的要求反映到太平天國的制度與政策上的亦就愈豐富。成為此等要求的中心問題的，就是土地問題。我們知道一切資產階級性的革命都以解決土地問題為首要的目標。因為封建的生產關係主要的就是寄託於土地的佔有關係上，不推翻地主對於土地的獨佔，是根本說不上民主革命的。在前面我們已經指出中國的土地集中於地主階級的過程，同時已指出許多農民由於喪失土地而日趨於貧困化，這正是釀成太平天國運動主要的動因。太平天國雖然以打倒滿清政府、恢復漢人的自由與獨立為主要口號，但成為革命運動的骨幹的貧農群眾主要地是要求解決土地問題；而事實上，不廢除封建的土地關係，是無法推翻基於此種土地關係上的滿清政權的。自太平天同成立以後，為貧農手工業者所組成的太平軍極力地破壞舊的土地關係——如焚毀地契借據等。這種土地革命運動，特別在太平軍佔領武漢和南京以後更是擴大著。尤其是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年）所頒行的《天朝田畝制度》已經確立了明確的土地制度。這種土地制度是以廢除土地的私有關係為基礎的。例如其中一節有雲：
“幾天下田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務使天下共用天文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勻均，無人不飽暖也。”
該《田畝制度》又將土地分為九等，即由上上田（一畝早晚二季可出穀一千二百斤者），上中田（出一千一百斤者），上下田（出千斤者），中上田（出九百斤者），中中田（出八百斤者），中下田（出七百斤者），……一直到下下田（出四百斤者）。上上田當上中田一畝一分，當上下田一畝二分，當中上田一畝三分五，當中中田一畝五分，當中下田一畝七分五，當下上田二畝，當下中田二畝四，當下下田三畝。這種依據土地的品質來劃分土地的數量之辦法主要地是用於分配土地之上的。太平天國是照勞動人口的多寡來分配土地的，十六歲以上的國民都有受全份土地的資格，十五歲以下則減半分。例如十六歲以上分上上田一畝，十五歲以下就分上上田五分。又如十六歲以上分下下田三畝，則十五歲以下分下下田一畝五分。這種分配土地的制度正是土地革命的具體政綱。太平天國不僅沒收地主的地產，對於豪紳地主所佔有的寺廟田產亦規定為國家所有（即王有）。
這種廢除土地私有的政策是與當時太平天國的宗教的農業公社理想相聯繫的。例如在《天朝田畝制度》中規定：“凡二十五家中設國庫一，禮拜堂一，兩司馬居之。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彌月、喜事俱用國庫。但有限制，不得多用一錢。……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藝匠俱用伍長及伍卒為之，農隙治事。”這正是反映農民群眾的農村集產生活的幻想的。
宗教制度與組織
太平天國全部的政治與經濟制度都是基於宗教的信仰上，所以在它定都南京後，教堂的建立與宗教宣傳的擴大成為與軍事發展同樣重要的任務。這不外是要：（1）擴大太平天國革命在民眾間的影響；（2）鞏固人民對於新的政權之信仰；（3）訓練兵土和民眾，以統一·其革命步凋；（4）使宗教與農業公社的生活密切聯繫起來。例如發行《新遺詔聖書》（即《新約》中的福音），《三字經》（宣傳宗教的），《幼學詩》等都是要擴大宗教的宣傳。又“太平軍所踞之地，動輒鳴鑼傳集兵眾或百姓，于何日何時何處聽講道理”。所謂講道理當然就是借宗教的力量宣傳鼓動民眾及訓練作戰的兵士。太平軍所到之處，“每二十五家，須設一教堂，各家兒童每日須到教堂讀聖書，禮拜日則人民均須祈禱”。
工商業與社會政策
這種宗教的彩色不獨表現於太平天國的一般統治政策上，即在工商業政策上亦莫不皆然。例如在南京的政權建立以後，太平天國為實行“科派制”，曾出示說：“天下農民米谷，商賈貲本，皆天父所有，全應解歸聖庫。大口歲給一石、小口歲給五鬥，以為口食。”
在軍事組織上，太平軍是以軍為作戰單位的，每一軍領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人，以軍帥統之；其下則分轄五師帥，各分領二千五百人。每師帥轄五旅帥，各分領五百人，每旅帥轄五卒長，各領百人，每卒長轄四兩司馬，每兩司馬領伍長一人，伍卒二十人，共二十五人。戰鬥員是由民間派出的，即是行徵兵制，凡三四口以上的家庭各出一人為兵。所以軍隊的組織就是由“家”集成的，即每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家先設一軍帥，如設軍以後，人家添多，添多五家，即另設一卒長，添多二十六家，另設一兩司馬，以上類推。太平天國的全部軍事組織系統就是基於軍民合一的原則上的。
在社會政策上，太平天國確立了男女平等的制度（如禁止買賣婚姻、納妾蓄婢、禁止纏足、男女同等考試等等），廢除了奴隸制度，取消了歷來黑暗的刑法制度，其他如以新歷代替舊曆，禁絕鴉片，所有這些都是說明太平天國革命是帶著濃重的資產階級性的革命。
太平天國失敗的客觀原因
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革命支持了十五年之久（一八五O——一八六四），蔓延了十七省，而結果是消滅了，其原因何在呢?這可以分客觀的原因與主觀的原因兩方面來說。
客觀的原因，主要的是在革命擴大和深入以後，商業資產階級起來幫助地主貴族，一致來反攻革命，形成—條巨大的地主、商人、富農、紳士、官僚、貴族的反革命戰線。如以江忠源為首腦的楚軍，以曾國藩為首領的湘軍，以及以李鴻章為首領的淮軍，就是撲滅太平天國革命的主要武力。隨著太平天國的戰鬥力日益削弱，他們反攻的力量之比重卻日益增大。不但如此，在太平軍取得了東南的政權以後，帝國主義曾竭全力幫助地主、商人資產階級進攻革命，使革命的根據地受到致命的打擊，動搖並摧毀了南京的政權，這在前面已詳為敍述了。
太平革命失敗的主觀原因
在主觀方面，主要的原因可指出如下諸種：第一，是沒有中心的堅強的領導階級。在當時中國尚未發達著象歐洲十八世紀一樣的資本主義，足以產生一強有力的市民階級，起來領導當時的資產階級革命；在國民經濟中占勢力的商業資產階級事實上是與地主、豪紳、官僚、貴族為伍起來反對革命的，因此要成功一個象法國大革命一樣的市民革命，簡直是不可能的。在另一方面，由於國內的產業資本主義尚未興起，無從產生一有組織的戰鬥的勞動階級，因此在太平天國運動中，僅僅以貧農及破產的手工業貧民為中堅；他們缺乏集體的有組織的鬥爭力量，保持著濃厚的封建私有觀念，更沒有為創造新社會而戰鬥之明確的目標，因此容易渙散革命的團結力量，不能忍受反革命的強有力的打擊，所以當革命轉到了一危急的關頭時，就給反革命撲滅了；第二，是在革命戰略上沒有匯合全國的革命勢力，統一革命的陣線。當時各地的農民與城市貧民的暴動風起雲湧，使反動的清室政權日趨於動搖和崩潰，如在黃河流域有著雄厚的撚黨鬥爭，在南方有三合會、七首黨等等的暴動，屢次佔領重要的城市。倘使太平天國能將此等自發的暴動與鬥爭和整個的革命運動聯繫配合起來，集中全國的革命勢力於一共同的旗幟之下，當增厚革命的戰鬥力不少，而反革命亦無法從容不迫地來進攻革命；第三，太平軍在軍事策略上沒有及時的毀滅反革命的根據地與中心勢力，即是沒有在佔領長江流域後一舉攻下反動的封建勢力所盤據的黃河流域諸重要城市——如北京、天津等重要城市，因此使反革命政權在北方得以從容佈置，調兵遣將來反攻革命。雖然在佔領南京以後，有林鳳翔、李開芳的北伐軍出征，但是一則因為為時太遲，等他們深入豫、直時，滿清政府在軍事上早張網以待；二則因為北伐軍的實力太單薄，出發後又和革命的策源地失去了密切的聯絡，自然經不起反革命的一擊。以後陳得才、賴汶光雖然一度佔領漢中，攻出潼關，但和南京沒有取得很好的聯繫，而且所攻佔的不是反革命的中心地，以致天京被圍時，他們競不能敏捷地回師解圍。甚至距天京甚近的上海，太平軍亦不能及早佔領，致使帝國主義得以援助東南的商業資產階級、地主、貴族奪取蘇常，包圍南京，這簡直是太平天國在軍事上的致命打擊。此外如石達開抽調了許多軍事力量不顧而去，驅數十萬疲憊之師與反革命的精銳力量轉戰于山嶺崎嶇之地，自然足以使革命勢力渙散，予敵人以可乘之機；第四，是沒有使群眾的鬥爭力量和整個的革命戰爭適當地配合起來，即是不曾使農民的土地革命運動深入而普遍起來，堅決的執行土地分配政策，消滅地主、豪紳的武裝，組織各地農民、手工業者、貧民的自衛武裝，成立各種保護及爭取經濟、政治利益的鬥爭組織，結果造成一種單純的軍事投機，在軍事力量離開的地方，有戰鬥力的群眾亦隨軍而去，使地方的反革命勢力得以盤據於農村與城市結集武裝力量襲擊革命，湘勇與楚勇就是在如此的情形之下撲滅太平天國；第五，太平天國沒有健全的革命理論指導及組織全國的革命運動，而惟藉宗教的迷信與儀式訓練群眾，組織群眾。這自然是受了當時科學與產業落後的情形之限制的。因為缺乏正確的革命理論，在整個的革命路線與策略上，就常陷於不可饒恕的錯誤；第六，缺乏真正為革命而作艱苦鬥爭的革命幹部人材。在太平天國開始奪取政權的時候，太平天國的諸領袖——天王及首事諸王尚能與土卒民眾同甘共苦，犧牲一己，獻身於革命戰爭，可是當攻下武漢，特別是佔領南京以後，所有的領袖就經不起商業資本主義的繁華之誘惑，而為聲，色、玉帛所迷醉，漸漸驕奢淫欲，極豪華之能事了。可恥的英雄思想與腐化生活日益使革命領袖遠離廣大的群眾利益與革命鬥爭。同時由於這種普遍的腐化，一方面使整個的革命路線漸漸走向機會主義，另一方面就誘起諸幹部的利權衝突，造成不幸的流血的內訌，如一八五六年的楊韋事變就是一極好的例證。這樣就使反革命階級得以乘機來攻破革命的堡壘，消滅革命的銳氣。
總之，太平天國革命的失敗正如這一革命的發生一樣，絕對不是偶然的。當時下層民眾的痛苦、統治階級的腐敗、群眾鬥爭情緒的高漲，正是利於革命發展的。但是在另一方面，由於上述的客觀環境的困難與革命領導幹部之主觀的錯誤與薄弱，就使革命浪潮漸次由高漲而趨於低落，所以太平天國的失敗就成為必然的事勢了。
（選自《中國近代史》，一九三三年版，署名李鼎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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