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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初中國史學會編輯出版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之二《太平天國》8冊，第2冊的“諸王自述”章中據《沈文肅公政書》附有沈葆楨奏5件，其第四件同治三年十月十三日奏稱，將所俘太平王國幹王洪仁玕及恤王洪仁政、昭王黃文英“各該逆節次供詞暨洪仁玕親筆供單同所作詩句並簽駁李秀成口供原本，咨送軍機處備核。”該第2冊編入了據《逸經》第20、22期刊出的洪仁玕、洪仁政、黃文英和幼天王洪天貴福的供詞；而沈葆楨呈送軍機處的洪仁玕簽駁《李秀成供》的文書，則此後一百餘年，迄無下落。新中國成立後多次大規模搜集太平天國史料，均未發現。
1994年1月我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訪問研究期間，從臺北的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發現了這一件已迷失一個多世紀的重要文獻，這是我那次訪問最大、最幸運的收穫之一。
臺北收藏有洪仁玕等被俘後的另一些述辭、詩句，蕭一山先生在60年代出版的大著《清代通史》下卷第一編中已有披露。他在書中引錄了《太平天國》第2冊所不載的洪仁玕、洪天貴福的幾段述詞，並說明原件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這使我們對太平天國及洪仁玕本人的史事增加了不少瞭解。蕭先生在書中只是局部引錄，這是該書的體例使然，但對太平天國研究者卻有未窺全豹之憾。因此我到臺北訪問研究的第二天，就請近史所的林滿紅、魏秀梅教授根據蕭先生著作中的線索，在該博物館幫助尋找。蕭先生書中未說明引錄文件的標題、編號，在泱泱文卷海洋中尋找亦殊不易。旬日後，我有機會去該院作一日訪問，於是在例行活動後，專以半日時間在該院文獻館搜索。該館清史專家莊吉發先生給予了便利和幫助，終於得在下午閉館前從沈葆楨案卷中找到了有關洪仁玕、幼天王等人的共25個編號的檔，其中多數未為蕭一山先生書引錄。
在沈葆楨案卷中有一件在館方目錄中標題作“論忠品性之毛病及坐守蘇常嘉等郡情形”的文書，閱看之下，心中怦然震動。此件原無題，文中自稱本軍師，又有“辛酉冬革予軍師王銜及正總裁之職”等語，顯然是洪仁玕所寫。文中述及太平天國晚期軍中朝中不少事，對忠王李秀成等頗有批評。此件首句以“第十七頁三行”始，接著以“○”符號隔斷，然後敍事。“第十七頁三行”必是指某書的第17頁第3行，而從內容來看，所指很可能就是洪仁玕被俘前兩個多月已被曾國藩殺害的李秀成供詞刻本的頁碼行次。當年沈葆楨呈送軍機處的是洪仁玕“簽駁李秀成口供原本一本”。“簽駁”，即就《李秀成供》有關段落簽附反駁意見。“原本一本”，必是將洪仁玕的簽駁文書（以下簡稱“文書”）粘附于《李秀成供》刻本進呈。但後來這一“文書”與《李秀成供》原本脫落，致後之文獻整理者不明其性質，只好徑以脫落了的“文書”中之意思標題。當時我作如此推想，雖尚未與《李秀成供》校核，但已幾乎肯定這就是學界聞名已久而迄未面世的洪仁玕簽駁李秀成供的文件。這是意外的發現，我心中大喜過望。
李秀成於太平天國甲子十四年六月初六日，即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西元1864年7月19日天京城破時攜幼天王洪天貴福突圍。他將自己的戰馬讓給幼天王，由前隊保護幼天王脫走，自己則因奸人出賣被俘，20天后被曾國藩殺害。在這期間，李秀成寫了幾萬字自述，曾國藩殺李秀成後，即以“各處索閱逆供者多”為由，迅速刪改付刻，不旬日就印成《李秀成供》一冊，分別呈贈軍機處和各有關的地方大吏。幼天王走至安徽廣德州，其時洪仁玕在浙江湖州，即去廣德州會合，擬議入江西會合侍王李世賢部入湖北，據荊襄，以圖長安。但入江西後，到處遭追擊，軍心又不固，至太平天國甲子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即清同治三年九月初九日、西元1864年10月26日在石城縣楊家牌遭夜襲，洪仁玕、幼天王等先後被清軍席寶田部所俘。洪仁玕在席營、在南昌府、在沈葆楨巡撫衙門都有詳略不同的自述，或親筆，或清吏筆錄。這些，以及洪仁玕親筆書寫的詩句和這件簽駁文書，還有幼天王所寫的多篇述詞和字句、恤王洪仁政等的幾次自述，都由沈葆楨呈送清廷。沈葆楨必是由於某種動機將曾國藩送給他的《李秀成供》交給洪仁玕看，然後洪仁玕寫出了簽駁意見。
曾刻《李秀成供》今已罕見。幸1936年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將曾刻本影印，才得以流傳稍廣。我取曾刻影印本與上述臺北藏件校核，該藏件首行首句以“十七頁三行”始，以下為“將滁州交李昭壽鎮守一段原是”句，按敘滁州守將交替原季及李昭壽與忠王的關係等；而《李秀成供》影印本17頁第3行文字正是“我軍失利退守來安，仍回滁州，後將滁州交與李昭壽鎮守”，完全相符。由此可以充分肯定，上述臺北藏件就是洪仁玕簽駁《李秀成供》的文件。
這篇“文書”對李秀成的批評約有以下數端。
（一）批評李秀成徇私情以李昭壽鎮守滁州，說滁州原有守將，李秀成因與李昭壽“有八拜之交及親誼內戚之情，調換鎮守，眾議沸騰”。
（二）批評“蘇、常調守迭更，用人不當”，“蘇州守將譚紹光不服軍民，以致杭、嘉各專己見”。
（三）批評“坐守蘇、杭、常、嘉等郡，……將該地錢糧拓兵自固”，並批評侍王李世賢、章王林紹璋、輔王楊輔清亦然。
（四）壬戌春曾國荃進逼天京，李秀成赴援遲緩，又“欲自獲全功而於侍、輔未到齊前進攻”，致受損失。
（五）癸開夏雨花臺失守而不及救，“反行下游放師蘇、浙”。
（六）王長次兄為忠正之人，洪仁玕為才學之士，而李秀成不認不信。
（七）批評李秀成“于得勝時細述己功，毫不及他人之策力，敗績時即諉咎于天王、幼西王、王長次兄、附馬等”。
洪仁玕在直接批評李秀成的同時，也批評了其他一些人，並連帶述及一些重要情況，其要者有：
（一）批評章王林紹璋為“佞人”，對安慶失守負有罪責。
（二）批評英、忠、章王忌洪仁玕認真負責，而洪秀全不能公平處理。
（三）述及王長次兄、幼西王等雖居高位，只是對親臣、功臣之後的榮寵，兵糧之權都在李秀成。
由上可見，這篇“文書”雖現存不過一千字，但涉及的問題既豐富又重要，而且是我們過去不知或不詳細知道的。
如關於李昭壽。太平天國戊午八年(1858)三月，李秀成克安徽滁洲，將滁州交李昭壽鎮守，自己與部將陳坤書等駐全椒，擬打通江浦、浦口，以救援被圍困的天京。而李昭壽卻於九月即以滁州叛降清欽差大臣勝保，不久又勾引其同類、太平天國浦口守將薛之元叛變，對太平天國造成很大損害。對此事，李秀成曾追悔自己“目不識人”[1]，並且知道自己對李昭壽“重情深待，……我手下各人不服”[2]。這與洪仁玕的批評可互相參證。但李秀成與李昭壽有戚誼及八拜之交則為過去不知。李秀成以私情而調動守將，自然是一個錯誤。李昭壽原非太平天國中人，甲寅四年聚眾起事，為撚軍之一支，旋敗降於清皖南道何桂珍。至丁巳七年又殺何而歸太平天國。其時石達開出走遠征，陳玉成、李秀成招引皖北撚軍以增強力量，支撐危局。但撚軍與太平天國並無共同信仰和理想，李秀成與之八拜結交、聯姻，其用意可能是為了團結李昭壽，但事實證明這是一個錯誤和失敗。
關於蘇、常守將迭更、用人不當、譚紹光為軍民不服的批評。這是我們所知甚少的問題。太平天國庚申十年(1860)四五月，李秀成等以消滅清江南大營之餘威，連克丹陽、常州、無錫、蘇州、嘉興等地。六月進軍上海無功，八月李秀成回蘇州後，將蘇省軍民各務交與陳坤書接任，自己即策劃進軍江西、湖北，至辛酉十一年(1861)歲末才回蘇州。其間，除陳坤書外，譚紹光、陳炳文、鄧光明、廖發壽等都曾分別或先後在蘇、常、嘉、杭任首將，如何更迭及迭更中引起何種問題，已難詳考。陳坤書原為李秀成部首席大將，受命代管蘇州和全省事。但當李秀成于辛酉年回師浙江、克復杭州回蘇州時，他卻不在蘇州。李秀成在供詞中指責他縱兵擾民，所以離開蘇州去常州，又用銀錢買通得封護王，以脫離李秀成的管屬。譚紹光於壬戌十二年秋起為鎮守蘇州首將。其時蘇州城內太平軍將領各有自己指揮的部隊，有的人官爵與譚相若。譚之不能完全掌握局勢，從後來蘇州失陷時譚為叛將刺死可以得到說明。李秀成“自述”稱慕王譚紹光和叛將納王郜永寬“少年結怨至今”，他們在平時也必然積不相能。洪仁玕的簽駁“文書”稱因李秀成“用人不當，致吳江先誤，隔斷蘇、杭”。按1863年蘇南戰場緊急時，吳江失守，使蘇州南路援絕。吳江失守與“用人不當”的關係，以及“杭、嘉各專己見，不遵忠王號令”的事實，均為今所不詳，有待細考。洪仁玕的這些批評都值得在以後的史事研究中認真發掘。
關於壬戌年回援天京遲緩及貪功冒進失利事。壬戌十二年(1962)春，李鴻章以上海為根據地，由“常勝軍”配合，反攻蘇、松。李秀成從蘇州出戰並反擊，包圍松江府城。正當緊急關頭，曾國荃自上游而下，占安徽巢、和、蕪等地，進犯天京。天王洪秀全急詔李秀成回援，而李秀成卻建議由蘇州解糧回京長期堅守，然後再戰曾軍，自己並不回京。在一日三詔嚴催下，李秀成不得不於八月回援天京。行前他兩次召開會議，有聽王陳炳文、納王郜永寬、慕王譚紹光、堵王黃文金等參加，議定會合侍王李世賢、護王陳坤書，共十三王，號稱六十萬人（實有十余萬），會攻曾軍。但此戰目標雖是解圍天京，戰線實分三處，即“北撲金陵，南擾甯國，中犯蕪湖金柱關”[3]，直接在天京城外作戰者主要是李秀成和李世賢。二李在南京城外與曾軍大戰45日無功。李秀成貪功冒進失利之事，則為過去所不知。洪仁玕此段批評的重點應是“詔諭嚴催”而李秀成奉詔遲緩。李秀成有自己的戰略思想，認為應待師老敵疲再戰，而回援遲緩則是事實。
關於雨花臺失守而不及救，反行放師下游蘇、浙的批評。李秀成回援天京無功，受洪秀全嚴命進兵江北，實行“進北攻南”戰略。但皖北嚴重缺糧，征戰不利，而天京城外的要塞雨花臺卻於癸開十三年(1863)五月因守備疏忽而失守。李秀成奉詔急返，渡江時清軍已占沿江及江中要塞，李部損失慘重。李秀成留守天京，但此時李鴻章、左宗棠大肆進犯，蘇、浙危急。天京和蘇、浙俱緊迫，李秀成要求去蘇杭救援，“奏三求四，亦是不從”[4]，最後有條件地允他出京。看來洪仁玕對李秀成此舉是不滿的。
洪仁玕說，他原來心存厚道，本不想對自己人有什麼指責，但看了《李秀成供》，“得勝時細述己功，毫不旁及他人之策力，敗績時即諉咎于天王、幼西王及王長次兄等”，他認為不公平。關於李秀成得勝時據為己功的品性，在他被俘後的自述中亦頗有流露，如敍述丙辰六年救鎮江之役忽略主帥秦日綱即是。至於敗績時的責任，洪仁玕提出了對太平天國研究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兵糧之權歸誰掌握？”他說，幼西王、王長次兄等雖然爵位尊顯，不過是對親臣和功臣之後的榮寵，“豈有尺寸疆土糧餉得歸親臣及功臣後乎？”李秀成曾指陳，洪秀全第一重用幼西王，第二重用王長次兄，第三重用幹王，第四重用騅馬，然後才是陳玉成和他。洪仁玕提出了另一種考察太平天國用人得失的思路，值得研究者注意。
洪仁玕在“文書”中對章王林紹璋的批評，用語更為嚴厲。洪仁玕指斥他“內則蒙蔽不奏，外則陰結私行”，是“佞人”。林紹璋，廣西人，參加金田起義。甲寅四年(1854)因湘潭喪師革職，至戊午八年(1858)經李秀成保舉出任地官又副丞相[5]。庚申十年(1860)封章王，參與處理朝政。其人“無本領”，為清方所周知；但李秀成則認為他“勤勞”、“能吃辛苦”[6]。李、林可能較接近，故洪仁玕認為李秀成信任“佞人”，以“柔猾之言為之耳目”。
洪仁玕具體指責林紹璋的一件大事，是辛酉年安慶失陷時林的表現和責任問題。安慶是太平天國首都南京的重要屏障，又是英王陳玉成主管地區的首府。庚申十年(1860)春，太平天國正向下游蘇、常勝利進軍時，曾國藩軍卻從上游進逼安慶。至辛酉十一年(1861)春，太平天國幾次救援無功，安慶周圍要地盡失。天京方面派出幹王洪仁玕、章王林紹璋等率軍赴援，他們取道江北，由江浦、全椒、和州、巢縣、廬江抵安慶以北的桐城。該年5月，英王與幹王、章王等的援軍同敵軍在桐城安慶之間的掛車河等地大戰數次，均未得手[7]。是年9月，安慶失守，陳玉成退守廬州，次年5月至壽州被誘執不屈死。對林紹璋在安慶失守中的責任，洪仁玕給予了很重的譴責：“章王畏罪，棄江北不守不戰，私自回京，哀饒生命，又求英王阮（原）其不力之愆。”林如何棄江北不守不戰，情形現難確知；清方的史料和今人關於太平天國戰史的專著均未涉及。殘留的太平天國文獻史料只揭示，當洪、林等赴援抵桐城之初，議定經練潭與在安慶城外的陳玉成會合，會擊掛車河之敵軍。而林紹璋卻臨期致函陳玉成以軍糧不繼為由，說欲“移營魚塘崗”。陳玉成得訊，立即於四月初二日（5月13日）專人送去復函，痛切陳詞，其中有雲：“………且殿下身居王位，如何酌議軍機反復無定，將官不能用命，且而殿下之兵，一戰未開，即行自退，如誤大事，是殿下一人所誤也。”又說：“總之，國土生靈，皆是真聖主之國土生靈，兄等不過輔佐之臣，祈殿下察之”，要求林紹璋照前議，“萬無更移”[8]。但林紹璋不待陳玉成復信，已經移營。這封信所揭示的除林紹璋某種責任外，更顯示出太平天國在軍事指揮上不能集中統一的弱點。
“文書”說，這年冬洪秀全將陳玉成、林紹璋、洪仁玕俱革職。這裏婉轉地批評了洪秀全。“文書”中有“英、忠、章王等俱忌予認真直奏”之句，稱頌天王“聖鑒不爽，屢知章王之奸”，但接著說洪秀全的處置卻是“辛酉冬革予軍師王銜及正總裁之職，並革英王、章王等之不力也”，兩方各打五十板。而且，洪秀全“旋複章王林紹璋之爵，不准王長次兄及予幹與朝政，內則專任章王、順王掌政，外則專任忠、侍、輔王掌兵”。這段話雖未加一字之貶，但對處理不公之批評卻是躍然紙外的。
洪秀全以何理由斥革三人？“文書”沒有詳說。但臺北收藏的洪仁玕在席寶田軍營的親筆自述說，辛酉年冬月，“安省失守本章觸怒天王，革去軍師、總裁、王爵”。洪仁玕既認為林紹璋對安慶失守負有大罪，本章必然對林有所責備。這觸怒了洪秀全。英王陳玉成、章王林紹璋之被斥革，“文書”說是由於“不力”。“不力”自是原因，但對陳玉成則似乎還另有緣由。陳玉成退守廬州後，壬戌十二年(1862)正月在給部將的信中說：“至去歲耘天燕之案，曾經兄直奏回朝，致觸聖怒，複命敬王、畏王捧聖詔三道、聖旗一道，責兄前退太湖，複退安省，又失掛車河之約，致章王退桐城、廬江、無為等處，皆罪在兄。現已荷蒙聖恩，出以賞罰革黜。”同日致另一部將函中說：“今兄因偶見朝中辦事不公平，兄在廬郡具本啟奏。現下不以本章為然，小事釀成大端。”[9]可見陳玉成之被斥革，與耘天燕案、與具本啟奏朝中辦事不公有關。耘天燕案，其情由現已無可考。首席大將因此案、因朝中辦事不公而上諫，洪秀全不悅，遂至二罪併發，將安慶失守之事也一起算帳。在上述陳玉成責備林紹璋的信中，我們見到因移營而失會擊掛車河之約的是林紹璋。洪仁玕的“文書”也指責林紹璋放棄江北不守不戰，而洪秀全的聖旨卻說失掛車河之約和造成林紹璋退卻之責在陳玉成。當時情況可能很複雜。這使陳玉成心灰意懶。李秀成述及此時陳玉成的心情說：“英王見勢如此，主又嚴責，革其職權，心煩意亂，願老於廬城……愚忠於國。”[10]陳玉成因奏事被斥革，洪仁玕也因奏安慶事被斥革，而且不得與聞朝政，原由他主持的外交事務也移交給了林紹璋[11]。這些大約都是辛酉年冬的事，但時而不久，情況又大有反復。據洪仁玕在席寶田軍營親筆自述說：次年春，林紹璋被貶出京，而洪仁玕則恢復軍師之職，總掌朝政。這一起伏，顯示了當時太平天國朝中急速的派別鬥爭。洪仁玕在“文書”中，在其他各篇“自述”中留下的一些朝政紛紜的記錄，使讀者感覺到了太平天國失敗的一些內在原因。
這件“文書”述及的一些太平天國朝政變動的情況，有助於澄清一些具體問題。洪仁玕撰著經旨准頒行的《誅妖繳文》、《欽定英傑歸真》等書均署辛酉十一年刻，而他本人在書中的署銜卻有“欽命文衡正總裁開朝精忠軍師”和“欽命文衡正總裁開朝精忠又副軍師”之別。從這件“文書”說“辛酉冬革予軍師王銜及正總裁之職”，可推知革去軍師即是降為“又副軍師”。王定安《賊酋名號譜》記洪仁玕名號為“文衡副總裁”，也並非錯記，革去正總裁即是降為“副總裁”。但從兩本書的署銜來看，革去軍師與革去總裁似非同時發生。壬戌春，洪仁玕複職。這一波折是短暫的，革去王爵一事未見如同革去軍師、總裁那樣在文獻上留下印記。也許革去王爵只是“革留”，所以“幹王”之稱不必改動。上述陳玉成信中說到天王對他“賞罰革黜”而鈐英王之印不改，大概也可作此解釋。
洪仁玕指責忠王、侍王、輔王等各坐守某某地，在各該處征錢糧、招兵馬以自固而不顧根本。這確是太平天國丙辰六年洪楊內訌後至晚期而逐漸形成的普遍、嚴重的問題。洪仁玕到天京後，見到此種弊病之端倪，提出了“禁朋黨”、“賞查由朝廷”等策，但無效果。曾國藩稱太平天國各王各將各有“分地”，這雖不能說是擁兵割據，但朝廷和地方的關係已不如前期那樣指臂相使了。中央天朝僅天京一隅，自須各地支持。壬戌十二年(1862)林紹璋被貶後的任務是赴蘇、浙“催糧援京”。洪仁玕說，林被人看不起，各地“閉城不納，粒餉不得”。癸開十三年(1863)八月因蘇杭事急李秀成被允准出京征戰，“文書”以為李秀成此次出京是“親身下蘇浙催解兵餉”而收效甚微。洪仁玕自己也以軍師之尊而於癸開十三年(1863)出任“捐庫征糧使”去各地征糧銀[12]，可見天京之困窘。李秀成初克蘇、常、嘉後曾向天京輸送金銀財寶和物資，得到天王嘉獎，其後也頗有向天京輸糧銀之記載，但天京與各地區間經常性的財政經濟關係如何，雖資料稀缺，的確值得注意研究。
洪仁玕對李秀成的批評，多歸結為李秀成“品性的毛病”：變更不一，變遷不常。滁州守將換為李昭壽，蘇、常守將迭更，用人不當，由此；“諭令催兵催糧，一無複奏”，也由於“平日變遷不常，臨急號令不驗之咎”；“蘇州、撫（無）錫”叛降於清，“即忠王亦幾幾不免，皆因忠王變遷不一之咎所致也”，也歸結為“變遷不一”。“變遷不一”是“品性的毛病”，似乎是一種緩和的批評，但實際上很難中肯。如蘇州叛變（無錫無叛變獻城事，應是誤記）的發生就難以歸因於李秀成的品性。李秀成的號令不驗也應有其他更深刻的原因。綜觀這篇“文書”，一個突出的印象是它提供了很多新事實、新看法，另一個突出印象是使人感到太平天國存在著深重的內部問題。在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方面，忠、侍、章、輔諸王將該地錢糧拓兵自固；而諸王如李秀成對地方佐將，也是“臨急號令不驗”。在人事方面，洪仁玕、李秀成、林紹璋等人之間重重對立，而洪秀全的處置，看來卻有些“變遷不一”，不能駕駛自如。太平天國晚期中央領導薄弱而無方，互有厚薄親疏之別在所不免。洪仁玕新到天京而驟封王爵，眾功臣宿將曾多有問難、不服。洪仁玕被俘後的一些“自述”曾詳述此事[13]，李秀成為不服者之一。李秀成被俘後，問官記其答詞說：“偽幹王所編各書，李酋皆不屑看也。”[14]洪仁玕說，李秀成不信他是“才學之士”，李秀成也承認不屑看他的書，這的確是李的偏見。而在洪仁玕，他在這篇“文書”中，在其他“自述”中，對李也不乏過分之詞。如上述壬戌年解圍天京之戰中轟地壟而自傷多人一事，遽責李秀成是為了貪全功不等侍王、輔王到來所致，似是小題大做。侍王路遠，到達較遲，輔王則在甯國作戰，雖有配合的作用，並無直接到天京城外作戰的計畫。又責李秀成不及救雨花臺之失，其時李秀成正因“進北攻南”戰略不利而南歸，不可能來得及回救；而且雨花臺之失，責任其實在天京方面[15]。洪仁玕“文書”說王長次兄洪仁發、洪仁達是“忠正人”，而李秀成則指責他們無才情，無算計，又搜括民財[16]。事實究竟如何？當時，“洪氏之党”與李秀成、李世賢等的確已各有成見，而且在國家危急之秋還難以同心同德。今之歷史研究者不應是洪秀全的史官，以洪秀全的是非為是非。現在發現了洪仁玕的這份文書，當然也不應以洪仁玕的是非為是非，或反過來以李秀成的是非為是非。惟有以科學和客觀的態度分析文獻史料，才能對太平天國的認識更加深入。
這篇“文書”系洪仁玕親筆行書寫成，多有修改和添加，筆跡與沈葆楨卷中洪仁玕的其他親書詩文一致。文中批評李秀成“欲自獲全功”，“全”寫作“荃”，這是太平天國的避諱字。敘林紹璋不守不戰，私自回京，“又求英王阮其不力”。“阮”應為“原”的別寫。按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有“秉直心院”、“我心自院”等語，曾國藩改“院”為“願”。從文意看，這一改動是對的。可見“院”是太平天國對“願”字的別寫。“原”、“願”可通。洪仁玕、李秀成之將“原”、“願”別寫為“阮”、“院”，是否基於某種避諱的制度，現尚難確定。
這篇“文書”，從《李秀成供》第17頁第3行李秀成以李昭壽守滁州事講起，內容相當廣泛。天王重用洪氏親族，《李秀成供》在23頁談到，而這一篇“文書”已解釋駁斥及之。“文書”最後一段批評說，“今觀其傳”，李秀成于得勝時自矜其功，失利時諉過於人。這句話的文和意都似系概括全書而言。由此，這篇“文書”雖標有“十七頁三行”，看起來是對“十七頁三行”而發，實際內容卻是就《李秀成供》的全部發表批評。如作此理解，則此篇“文書”應即是沈葆楨咨呈軍機處洪仁玕簽駁李供之全部。但曾刻李供達59葉，以李秀成敍事之多，以洪仁玕所居的高位及與李秀成的關係，批評似應不止於此。且通篇只首行首句有“某頁某行”字樣，雖連類而旁及其他許多事，但不大可能對其他各頁的事已無話可說；很可能還有其他的以“某頁某行”開頭的另一些簽駁意見，因與《李秀成供》原本脫離而佚失。所以，可以猜想現存的這篇“文書”也許只是原文書的殘件。但無論是全件還是殘件，它都有很重要的文獻史料價值。我在這裏向同行介紹這篇文書和我的初步研究心得時，我要深切感謝臺北朋友的幫助，並感謝給予利用的便利。
以下是“文書”的原文，並附半葉影印真跡。洪仁玕的字跡極少流存傳世者。20多年前我對認為是洪仁玕寫的半副殘聯作過考釋，引起同行的不同意見。現臺北藏有洪的手跡多件，可說是難得的文物，足可為辨識真偽提供依據。為便於閱讀，現酌量分段、標點。原為示敬而空格之處，仍予空格。塗抹處，仍可看清而有必要者加以括注。個別辨認不清處，依估計字數以□號標出。
洪仁玕駁《李秀成供》親筆文書
第十七頁三行○將滁州交李昭壽鎮守一段原是，但滁州原守之將甚妥善，忠王念李昭壽同姓，且有八拜之交及親誼內戚之情，調換鎮守，眾議沸騰。忠王堅原將出征而任李昭壽，蓋忠王品性之毛病，原在變更不一，多有貽誤。即蘇、常調守迭更，用人不當，致吳江先誤，隔斷蘇、杭。而蘇州之譚紹光不服軍民，以致杭、嘉各專己見，不遵忠王之令。而朝廷差章王到蘇、杭各郡辦糧務，閉城不納，皆由忠、侍王在外，專靠章王柔猾之言為之耳目，不認（按：“認”字由“信”字改）王長次兄為忠正人，不信本軍師為才學之士。因此忠王屢多非上推罡之言，實不知己多更張，信佞人之過也。
推而言之，忠王之坐守蘇、杭、常、嘉等郡，與侍王之坐守句、溧、荊、宜、廣德，輔王之坐守甯郭、池州等處，章王之暗守蕪湖、繁昌、南陵、秣陵、丹陽等處，各將該地錢糧拓兵自固，任朝內詔諭催征，毫未見各省郡縣多進糧餉以固根本，迨至安慶失陷，英王升天。章王畏罪，棄江北不守不戰，私自回京，哀饒生命，又求英王阮（按：“阮”應為“原”之別寫）其不力之愆。那時英、忠、章王等俱忌予認真直奏，殊知聖鑒不爽，屢知章王之奸，內則蒙蔽不奏，外則陰結私行，故于辛酉冬革予軍師王銜及正總裁之職，並革英王、章王等之不力也。旋複章王林紹璋之爵，不准王長次兄及予幹與朝政。內則專任章、順王掌政，外則專任專任（衍一“專任”）忠、侍、輔王掌兵。
（附圖）
殊自壬戌春，曾、鮑兩軍下困天京，而忠王明知難以為力，詔諭屢催不動。而章、順王權在忠、侍王之下，哀求不來。予以蘇、杭及天京與長江大勢順逆情形詳細陳說，始行□悟。至壬戌七八月間，始行援京。又欲自獲荃功於侍、輔王未到之前，即行轟發地壟。殊知壟未清，營內反行自傷不少，疊攻不下。陳坤書又攻大平關不下，而忠王始行渡江，破浦口、江浦、和州而上。因攻無為不下，撤兵上游英、霍山、鳳陽等處。因無糧自困，於癸亥春夏間狼狽返師。欲下攻揚州不克，其軍十去六七。而雨花臺失守，又不及救，反行放師下游蘇、浙，欲換蓄銳精以援京困。此時忠王在京而天王不肯放伊下蘇、浙，並降詔與忠王，諭令催兵催糧，一無複奏。皆因忠王平日變遷不常，臨急號令不驗之咎。卒至忠王力求親身下蘇、浙催解兵餉，雖有些餉糧，亦難解涸轍之困。於癸亥秋冬之際，竟有蘇州、撫（無）錫等叛將獻城與李鴻章，即忠王亦幾幾不免，皆因忠王變遷不一之咎所致也。
今觀其傳，于得勝時細述己功，毫不及他人之策力，敗績時即諉咎于天王、幼西王及王長次兄、駙馬等，雖世人不知內事，而當時兵糧之權歸誰總握，諒內外必聞之者。若論爵之尊□（以上六字用墨筆劃去），西王長次兄之尊，天王不過榮親親功臣之後而已，豈尺寸疆土糧餉得歸親臣及功臣後乎？天下亦共聞而知，不待予之細辨也。予原存厚道，不肯自毀，誠恐閱者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以下約還有6個字，不能辨識）。
注釋：
[1]李秀成諭李昭壽，見《太平天國》第2冊，神州國光社1952年版，第694—695頁。
[2]《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20葉上。
[3]見曾國藩《水陸迭勝力保蕪湖金柱關折》，同治元年九月十二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7。
[4]《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56葉上。
[5]《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18葉上。
[6]《忠王答辭手卷》，見羅爾綱《李秀成自述原稿注》附錄，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360、362頁。
[7]參據張一文《太平天國軍事史》，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徐川一《太平天國安徽省史稿》，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四月初二日英王陳玉成致章王林紹璋書，見《太平天國文書彙編》，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49—250頁。
[9]陳玉成致陳德才、致馬融和諭，見《太平天國文書彙編》，第198、200頁。
[10]《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46葉上。
[11]《太平天國》第2冊，第853頁。
[12]見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等編《太平天國史料》，開明書店1951年版，第192頁。王慶成《太平天國的文獻和歷史》，社科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頁有校正。
[13]洪仁玕到天京後被洪秀全封為幹王，陳玉成、李秀成等五主將“均有不服之色”，洪秀全乃大會群臣，命洪仁玕登臺受印。見臺北藏洪仁玕在南昌府的“問供”等。
[14]《忠王答辭手卷》，見羅爾綱前揭書，第365頁。
[15]雨花臺之失系清軍“乘賊不備而入”。羅爾綱先生認為，“守塞的將領固罪不容誅，而總理朝綱的幹王洪仁玕實應負其咎”。見前揭書第292頁注7。
[16]《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7葉上、下。
（資料來源：《歷史研究》1997年第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