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夏，太平天國在軍事上達到了全盛時期。天京事變的發生、石達開的出走，使天國受到極大損失。洪秀全提拔青年將領陳玉成、李秀成指揮軍事，他們率軍浴血苦戰，才穩定了形勢。1859年4月，天王族弟洪仁玕從香港到達天京，不出1月，洪秀全封他為幹王，精忠軍師，總理國政，還降詔天下，要人“悉歸其制”[1]。洪仁玕自知初到天京，未有尺寸之功，“恐將心不服”，再三推辭，洪秀全不准[2]。1861年9月安慶失守，洪仁玕被革去軍師職務，洪秀全又以毫無才能的兄長洪仁達出任軍師，天國的軍事鬥爭形勢更加不利。 

洪秀全在發動領導太平天國革命鬥爭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是一位偉大的歷史人物。但是天京事變後，特別是天國後期，也有不少嚴重的失誤。綜觀太平天國後期重大的軍事失誤，都與作為最高領袖的洪秀全有很大關係。洪秀全是出身于農村的普通知識份子，他雖為教主，而真正埋頭從事艱苦創業實際工作的，是他的好友南王馮雲山。從永安到天京，真正指揮軍事鬥爭的是東王楊秀清、翼王石達開等。天京事變後，雖然他宣佈“主是朕做，軍師也是朕做”，但實際上，形勢稍有緩和，還是把指揮軍事的任務交給蒙得恩、陳玉成、李秀成等，把“軍師”的職位封給洪仁玕、洪仁達等，但在重大問題上，又以天王的專制權力時時幹予，甚至強令執行。由於他長期脫離實際，缺乏對軍事形勢全面深刻的瞭解，因而在鬥爭中又不斷發生失誤，終於導致天國軍事鬥爭的失敗。 

一 

洪秀全沒有採取切實可行的措施，認真協調和處理英王和忠王兩大統帥間的戰略分歧，是太平天國軍事鬥爭中的嚴重失誤。1860年5月，太平天國集中兵力，對圍困天京多年的江南大營發動猛攻，江南大營全軍覆沒，太平天國在天京召開軍事會議，商討下一步的作戰方針，英王陳玉成主張西救安慶，打擊兇狠的湘軍主力，鞏固天京上游的安全。侍王李世賢主張乘勝東進，攻取閩浙，補充財源。其他人也各有其說。幹王洪仁玕綜合眾議提出：“當今之計，自天京而論……東距蘇杭上海不及千里之遠。厚薄之勢既殊，而乘勝下取，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萬買火輪20個，沿長江上取；另發兵一支，由南進江西；發兵一支，由北進蘄黃，合取湖北，則長江兩岸俱為我有，則根本可久大矣！”[3]李秀成也主張乘勝東進，攻取蘇常，待下游得手，然後回軍西上，水陸併發，分進合擊，攻取江西、安徽、湖北，消滅湘軍主力。起初，他們的主張是大體一致的。從當時形勢看，東線清軍力量較弱，江南大營破滅後，更成驚弓之鳥，乘勝東下易於取勝，又可奪取清王朝財力富庶之區以補充自己。開闢蘇浙地區的戰略是可能實現的。而西線湘軍實力較強，是清朝進攻太平軍的主力，解除湘軍對安徽省的威脅，可以鞏固後方根據地，鞏固天京安全。以太平軍當時實力來說，只要齊心協力，指揮正確，打垮西線湘軍的進攻也是可能的。經過天京軍事會議討論，太平軍首先東進蘇浙，陳玉成也率部參加了這次戰役，戰役迅速取得了勝利（上海因中外反動勢力勾結頑抗而未能攻下）。 

但是，太平軍在長江下游的勝利，對革命和反革命方面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從敵人方面來說，咸豐皇帝原打算讓湘軍從西線攻安慶，而由滿洲貴族和春的江南大營破天京，建頭功。但是江南大營再次覆滅，他的計畫落空，才不得不派曾國藩為兩江總督、欽差大臣，指揮大江南北水陸各軍，這就把鎮壓太平天國的軍事大權交給了這個漢族地主權貴，使湘軍的勢力大進一步。對太平天國來說，東線的勝利、蘇浙地區的開闢，雖然對天國革命有重要貢獻，但從此形成了東西兩條戰線，而且在兩個主要將領間，產生了戰略分歧，終於造成嚴重的後果。 

當太平軍攻破江南大營、東進蘇浙的時候，湘軍卻乘西線空虛，又來進攻安慶。安慶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它是天京西部長江上游的屏障，是聯絡撚軍的紐帶，又是天京糧米物資的供給基地。安慶的戰略地位，使敵我雙方都非常重視，勢在必爭。為了穩定江南，鞏固天京，必須力爭上游，據有皖鄂，保衛安慶。1860年9月，洪秀全在天京召集陳玉成、李秀成、洪仁玕等商討安慶解圍的作戰方針，洪仁玕主張分兵兩路，夾江西上，會攻武漢，迫使敵人從安慶抽兵回救，然後伺機反攻，粉碎敵人對安慶的圍攻。這實際上仍是攻破江南大營時“圍魏救趙”方針的再用。洪秀全同意這一方案，命陳玉成率軍走長江北岸，從安徽向西進軍湖北，攻武昌北路；李秀成領兵經江西入湖南，繞出武昌之西；李世賢領兵由江西入湖北，攻武昌南路；楊輔清部經江西湖口、九江入湖北，攻武昌東路。議決各軍於1861年4月會師武昌。這就是為安慶解圍而佈置的“二次西征”，這個計畫，在當時來說是比較切實可行的。當時，第二次鴉片戰爭正在北方激烈進行，清朝統治集團內部混亂不堪，咸豐帝頻頻下詔要兩江總督曾國藩、湖北巡撫胡林翼等率兵北上“勤王”。當時湖北清兵空虛，太平軍西征，必然會使曾、胡陷於北上不得、西援不成的矛盾之中。曾國藩當時自己承認：“此次賊救安慶，取勢乃在千里以外……皆所以分兵力，亟肄以疲我，多方以誤我。賊之善於用兵，似較昔年更狡更悍”。[4]事實上，當陳玉成進軍湖北攻下黃州時，“蘄黃以上數百里，無一兵防守”[5]，武昌城裏，守兵總數不滿三千，“戰不能戰，守不能守”，敵人想飛調水陸軍西上增援，也已緩不濟急。武昌突聞太平軍不遠，陷入一片混亂。總督官文料定武昌必失，“憂心如焚”。在安徽前線的湖北巡撫胡林翼，眼見後方危急，救援不及，急得吐血不止，埋怨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顧家”[6]。因此，只要太平軍各部密切協作，攻下武昌的計畫是可以實現的。但是，由於這時天國兩大軍事統帥間已產生了嚴重的戰略分歧，他們雖然在兩次會議上一致協定，但是思想認識上卻並不一致，因而在具體的軍事行動上彼此不能協作，各自為是。陳玉成從保衛天京的根本利益出發，全力以赴為鞏固西線而戰鬥。由於清軍進攻安慶，陳玉成於1860年9月從下游回軍安徽，為了實現二次西征的計畫，1861年2月，從安徽進兵湖北，一路勢如破竹，3月18日攻佔武昌以東140裏的黃州，給反動勢力以極大的震動。但由於南岸李秀成軍尚無消息，又由於英國侵略者巴夏禮到黃州會見陳玉成，進行干涉，再加安慶軍情緊急，4月，陳玉成留賴文光駐守黃州，自己又撤軍回救安慶。但是，李秀成卻不願離開蘇常，把經營江浙作為自己的戰略目標，對上游的形勢漠不關心，對執行“合取湖北”的二次西征計畫不感興趣，遲遲不動。1860年9月，陳玉成曾親赴蘇州勸其出兵，接著洪仁玕也致書李秀成予以規勸：“徒以蘇杭繁華之地，一經挫折，必不能久遠”，“夫長江者，古號長蛇，湖北為頭，安省為中，而江南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則蛇中既折，其尾雖生不久”[7]。天王洪秀全也嚴詔其立即“掃北”，李這才領兵緩緩西北而上。由於該軍出發較遲，行動緩慢，直到1861年6月13日才攻下黃州對岸的武昌縣。當時，湖北興國、大冶、武昌、江夏、通山、通城、嘉魚、蒲圻等地義軍紛紛加入，人數多達30余萬，居太平軍各王所部之冠。與長江北面黃州的賴文光軍隔江相望，並有書信往來，李秀成“已悉江北情形大略”[8]。清廷見狀大驚，急調軍隊馳援武漢。若太平軍鼓足勇氣，乘機進軍，打敗清軍，攻下武漢實有可能。連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也認為李秀成“兵至鄂省南境，更進則武昌動搖，皖圍撤矣”[9]。在此關鍵時刻，英國駐漢口領事金執爾赴軍中，力阻李秀成進軍武漢，李秀成本對二次西征的重要意義認識不足，在侵略者干涉下，又知陳玉成已退兵回救安慶，又聞李世賢、劉官芳在樂平、黟縣兵敗，遂於7月退軍東歸，致使他在西征中鑄成大錯，太平天國二次西征的救安慶的戰略計畫終於失敗。 

在第二次西征中，由於英國侵略者巴夏禮的干涉阻撓，陳玉成在未得忠王進兵確信的情況下，猶豫不前，退兵東下救援安慶；李秀成沒有按約定的時間到達會師地點，在侵略者干涉下，面對極為有利的形勢，放棄對武昌的進攻，撤軍東歸，使二次西征陷於失敗，他們各有自己的責任。而作為最高領袖的洪秀全，明知兩個統帥間存有嚴重的戰略分歧，卻未能採取積極有力的措施，加以協調和解決，如切實督促按期進兵，加強進軍情況的通報和聯繫，解決進軍中出現的問題，退兵前應覓求一致意見等。甚至連以前多次聯合作戰以救危急等行之有效的辦法，也不再採用。事實證明，洪秀全自己對這次關係天國命運的戰略行動的重要性，是認識不足，重視不夠的，對西征的領導也是軟弱無力的。因此，這次戰略計畫的失敗，洪秀全實有不能推卸的責任。 

二次西征失敗，給太平天國帶來嚴重的後果。由於二王間戰略思想的分歧，陳玉成過於看重安慶一地的得失，這反而不利於對安慶的解救；李秀成過於看重江浙，認為佔有江浙就可以高枕無憂，對安慶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從“不以北岸及京都為憂”，對激烈的安慶保衛戰袖手旁觀。這些錯誤認識及其隨之而來的行動，是舊式農民起義宗派思想的反映。為了保衛安慶，鞏固天京，陳玉成從4月到9月，出生入死，親臨火線，雙方主力拼死相爭，在太平天國戰史上寫下極為悲壯的篇章。但，作為直接指揮作戰的統帥陳玉成，未能從敵我雙方的實際出發，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有效地打擊敵人，而是硬打硬拼到底，結果喪失精銳，安慶失守，造成太平軍“最重大之損失”[10]！西線的潰敗，使天京暴露在湘軍的兵鋒之下。安慶失陷後，洪氏集團以防潰兵為由，不准陳玉成渡江回京。陳退守廬州，派陳德才、賴文光等率軍遠征西北，以圖廣招兵馬，收復皖省。洪秀全對陳下詔嚴詞切責，並革去他的王爵，絲毫不見愛護扶助之意。清軍圍攻廬州，陳玉成兵力單弱，無法取勝，在苦悶、煩燥思想襲擾下，聽不進部下將佐的勸阻，誤中苗沛霖奸計，受騙被俘，壯烈犧牲。這出悲劇，與洪秀全的錯誤領導和處置不當有直接關係，也給天國事業造成嚴重的後果。洪仁玕沉痛地說：“如果英王不死，天京之圍必大不相同，因為若彼能在江北活動，令我等常得交通之利，便可獲得仙女廟及其附近諸地之源源接濟也。英王一去，軍勢軍威同時墜落，全部瓦解，清軍便容易戰勝”[11]。事實證明，陳玉成死後，李秀成雖然統帥幾十萬大軍，在蘇浙戰場艱苦戰鬥，但都無法解救天京的危機。因此，沒有全力協調陳、李二王戰略思想及戰略行動的分歧，是天王洪秀全在領導天國對敵鬥爭中的嚴重失誤，是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 

二 

安慶陷落後，洪仁玕被革去軍師職務，洪秀全以洪仁達為軍師，情況更加不利，陳玉成死難，安徽根據地瓦解。1862年5月，曾國藩率湘軍進逼天京。陸師駐紮雨花臺，水師屯泊護城河口，負責保衛天京的洪仁發、洪仁達，根本無法組織有效的防衛。多年以來，洪秀全一直只強調保衛天京，眼見天京形勢危急，不顧李秀成在下游乘勝直進的大好形勢，固執抱著那以天京為中心的戰略決策，一天之內，向在松江前線的李秀成連發詔書三道，命他火速帶兵回京。當時，李秀成在東線正反敗為勝，殺得李鴻章的淮軍和洋槍隊連遭大　敗，龜縮在上海城內不敢出戰。乘勝攻下上海也不無可能。但是，在洪秀全的嚴厲催逼之下，不敢怠慢，只得回兵蘇州，召開軍事會議，佈置戰略轉移。尚未議妥，洪秀全又差官捧詔來催。詔中質問：“三詔追救京城，何不啟隊發行？爾意欲何為？爾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並威脅說：“若不遵詔，國法難容！”並命莫仕暌督其出發後，火速回奏[12]。洪秀全只考慮到天京的安危，對全盤戰略的得失缺乏考慮，也不認真研究和聽取軍事統帥的意見，而只是憑君主專制的權威一意孤行。在這種情況下，李秀成一方面命人“將省府財物米糧火藥炮火俱解回京”，一方面從蘇浙各地抽調軍隊赴京。同時親自率領十多萬大軍，於10月13日抵達天京，被迫在敵人銳氣正盛的不利時機發動進攻。從10月13日到11月26日，各路太平軍對湘軍發動猛烈進攻，戰鬥極其激烈。曾國藩命令湘軍“縮營自保”，拼命頑抗，說自己“憂心如焚，心膽俱碎”。前敵統帥曾國荃，智窮力竭，被太平軍打傷，太平軍打死湘軍五千多人，差一點攻破敵人的營壘。大戰持續46天，由於“正逢天冷，兵又無糧”[13]，軍需不濟，更兼諸王意見分歧，太平軍人心不齊，戰鬥中勇往直前捨命相爭的精神已大為降低，李秀成的指揮才能又難以發揮。終於未能攻破湘軍的營壘，不得不停止進攻，撤回天京城內。 

洪秀全以天京為中心的戰略部署，不但未能解除天京的圍困，也給浙江戰場造成嚴重的後果。1862年初，清廷任命左宗棠為浙江巡撫，左由江西東攻浙江，浙江太平軍統帥侍王李世賢，英勇善戰，在金華以西的龍游，湯溪、蘭溪等城與左宗棠軍展開大戰，相持半年之久，多次挫敗左軍的進攻。1862年10月中旬，由於天京吃緊，天王飛詔李世賢火速率部回援天京，李世賢將浙江防務作了周密佈置，命李尚楊帶十多萬太平軍嚴密防守，50天后親自回來與左宗棠決戰（但後來一直未回）。然後帶領部將秦日采、陳世坤等精銳兵將七萬人馳援天京。李世賢走後，浙江太平軍缺乏強有力的領導，不同系統的部隊發生摩擦，將領互不團結，個別的甚而叛變投敵，1863年3月，龍、湯、蘭會戰失敗，嚴州、金華相繼失陷，清軍東下進犯杭州，致使浙江根據地陷入嚴重的危機。 

由於天京破圍未能成功，天王洪秀全非常不滿，將李秀成“嚴責革爵”，命令李秀成向長江北岸渡江北上，經略皖北，調動清軍回援，以解天京之圍，執行所謂“進北攻南”的戰略。李秀成雖不贊成，也只好冒雪而行。1863年1月，常熟守將駱國忠向李鴻章獻城投降，常熟與蘇州毗連，危及蘇州安危，李秀成不得不先率軍去收復常熟。但在叛徒駱國忠與淮軍、洋槍隊的配合頑抗下，無法奏效。3月，李秀成又只得率軍遠征皖北，《中興別記》述稱，當時“李秀成調集常州、丹陽諸賊，屯江寧下關、中關，號稱二十萬。自九伏洲（在長江北岸，與南京下關相對，方圓二十裏，據傳面積達一萬畝。太平軍攻佔南京後，即在洲上築壘架炮，鐵鎖橫江，作為江防要地）陸續渡江，意欲假道皖北，竄擾鄂疆，截斷江皖各軍運道，圖解江寧之困，蓋因近攻不克，取勢於遠也”[14]他率軍先後轉戰巢縣、舒城、廬江、六安、壽州等地。狡猾的湘軍頭子曾國藩，洞悉太平軍的戰略，一面調兵加強江北各城的防務，而以主力死死盯住天京，絲毫不為所動。敵人在皖北實行“專守為攻，以逸待勞”的防禦方針，堅壁清野，不與為戰。太平軍所到之處，“攻又不下，戰又不成”。更兼皖北多年連遭戰火洗劫，赤地千里，煙火斷絕，青黃不接，糧食奇缺。太平軍沿途轉戰，疲勞過甚，餓死病死的很多，士氣低落。李秀成奉命北征後，洪仁達乘其外出，將蘇、杭一帶兵將自行調用，破壞他原來佈置的防守計畫[15]。1863年6月，湘軍攻下雨花臺，天京危急，洪秀全又急詔李秀成火速回軍救援。6月20日回軍渡江時，正逢長江漲水，江水橫溢，道路沖毀，十多萬將士擁擠在狹小的陣地上，遭受湘軍炮船的轟擊，造成嚴重的損失。英人呤＠②記述當時的情況說：“他們的人數太多……炮彈不斷地在這些骨瘦如柴的人民中間轟轟地爆炸。人群過於密集，許多人被後面的人擠落江中，為江水卷去。成千隻炮艦向這些擁擠在一起寸步難移的人們猛烈地轟擊。那些精疲力盡殘存的兵士從倒在地上的自己同伴的屍體中間慢慢地掙扎起來。這些景象真是令人慘不忍睹……”。“在這種撤退中所遭到的嚴重打擊，較之一連串的戰敗還要可怕。……在敵人的炮火下渡江，炸死了一排排的人，一切只有逆來順受”。“十二天內，一切可以得到挽救的兵士全部渡過了揚子江。回到天京城裏，……總數不及一萬五千人”[16]。經過這次北征，太平軍損失將士十多萬人，軍勢軍威同時墜落。陳玉成犧牲後，李秀成是太平軍的統帥，他統帥百萬大軍，東征西討，在反抗清朝封建統治和外國侵略的鬥爭中，屢建戰功。他戰略指揮的成敗，直接關係著天國的安危。北征失敗以後，李鴻章在給皇帝的奏報中說：“偽忠王自十年春間攻破金陵長圍，進陷蘇、常、杭、嘉、湖各處，上竄江西、湖北，先後擄脅潰兵遊匪，眾以百萬計，分置各城。又盡得東南財賦之區，取精用宏，日以強大，幾至不可收拾。自去歲屢戰屢敗，及招降各城，精銳散亡，不下二十余萬。其至九伏洲過江，僅存四、五萬人”[17]。這表現了敵人對太平軍遭到慘重損失幸災樂禍的心情。這樣，洪秀全親自決策和主持的天京解圍和“進北攻南”的戰略計畫，終於徹底失敗，在此期間，東線李鴻章的淮軍與洋槍隊相勾結，在浙江和蘇南發動進攻，許多城鎮紛紛落入敵手，東線對天京的支援也更加困難了。這一次重大決策失誤，實際上是洪秀全自己造成的。 

三 

1863年12月初，太平天國鎮守蘇州的將領納王郜永寬、康王汪安鈞等八人，刺殺了慕王譚紹光，集體叛變降清，蘇州陷落。蘇州失陷是對太平天國的沉重打擊。當時，天京週邊已基本為湘軍控制，天京的糧食只能靠蘇浙一帶供給。蘇州陷落後，杭州、無錫、丹陽、常州等重要城市也處在敵人進攻或包圍之中，湘軍對天京的圍困也越縮越緊，在這危急存亡的關鍵時刻，12月20日，李秀成從丹陽前線輕騎趕回天京，第二天上朝，向天王洪秀全詳細陳述了當時的嚴竣形勢：曾國荃攻佔了花雨台，截斷了天京南面的通道；佔領了江東橋，天京西門不得出入；奪去了七橋甕，在東門外壘防守；城北的下關，重兵駐屯，“兵困甚嚴，壕深壘固”，氣焰囂張，實力強大。而天朝方面，“京中人的不固，俱是朝官，文者多，老者多，小者多，婦女者多，食飯者多，費糧費餉者多”，更兼“糧道已絕”，“內少糧草”，“外救不來”。若不迅速早圖，“合城性命定不能保”。因而向天王洪秀全提出了放棄天京，全軍突圍，“讓城別走”的建議[18]。本來，“戰略退卻，是劣勢軍隊處在優勢軍隊進攻面前，因為顧到不能迅速地擊破其進攻，為了保存軍力，待機破敵，而採取的一個有計劃的戰略步驟”[19]。太平天國在永安的突圍，就是革命戰爭史上一個生動的範例。但是，早已喪失進取心的洪秀全，對這個合理的建議卻斷然拒絕，並對李秀成嚴加申斥：“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穌聖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真主，何懼之有！”又說：“朕鐵桶江山，子不扶，有人扶。……朕之天兵多過於水，何懼曾妖者乎？”[20]其實，李秀成的建議，實是挽救危局的可行之法。只要稍為清醒，面對現實的人都可以看出，堅持死守孤城，只能是死路一條。洪仁玕當時指出：“安慶之失，天京已危。及蘇州一陷，得救之望絕矣！”[21]只要抓住時機，迅速突圍，天國事業還有發展的餘地。當時，大江南北，尚有數十萬太平軍堅持鬥爭。陳得才、賴文光所部太平軍，正在陝、豫、皖一帶與撚軍聯合作戰，成為清廷在中原地區的心腹之患。洪秀全如真的能“讓城別走”，放棄天京，到外國侵略勢力一時尚難以涉足，清朝統治勢力較為薄弱，人民革命鬥爭高漲的地區開闢新的基地，發動群眾，積蓄力量，天國事業仍有發展的機會，中國歷史上也不乏其例。 

但是，多年來，由於洪秀全深深沉溺於宗教迷信之中，“靠實於天，不肯信人”，認為自己是“親承帝命，永掌河山”的“萬國獨一真主”，天京是天父上帝恩賜給自己的“小天堂”。日益擴大的封建特權和享樂腐化的生活，使他失去了當年誅妖救世無所畏懼的雄心壯志。長年安居天京，眼睛只看到天王宮的圍牆，對天國所處的戰略形勢缺乏全面的瞭解和清醒的分析。根據以往的經歷，他夢想和相信，只要從各處調集援兵，就可以像以往那樣打敗敵人，解除京圍，卻不知道這些部隊早已被中外反動勢力分割包圍，苦鬥苦撐，自顧不暇。他曾多次派專使前往西北，詔陳得才、賴文光部火速回援，可以看出對西北遠征軍寄託著特殊的希望，但卻不知道這支太平軍幾次東進“急救金陵”，都在清軍的阻擊下，難以奪路東下。事實說明，農民階級的保守性使他目光短淺，既看不到所處形勢的嚴重，也找不到扭轉局勢、擺脫困境的正確出路。事實上，只要抓緊時機，突出重圍，天國革命事業還是有迴旋發展的餘地。戰爭的根本目的在於“保存自己，消滅敵人”[22]。“凡被迫處於不利地位，根本上危及軍力的保存時，應該勇敢地退卻，以便保存軍力，在新的時機中再行打擊敵人。拼命主義者不知此理，明明已處於確定了的不利情況，還要爭一城一地的得失，結果不但城和地俱失，軍力也不能保存”[23]。所以，儘管論者對李秀成“讓城別走”的去向有不同看法，但是，誰都承認，在“讓城別走”與死守孤城這二者之間，只有前者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可惜，洪秀全對李秀成的建議，主觀武斷，一口回絕，堅持死守孤城的錯誤方針，終於失去了挽救革命的最後時機。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7月19日，天京被湘軍攻破，敵人瘋狂的燒殺搶掠，使天京陷入一片火海，空前的大悲劇，標誌著太平天國革命的失敗。洪秀全制訂和推行的死守孤城的方針，直接造成太平天國的敗亡。 

四 

我們說，一場偉大的政治運動，其所以能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並取得成就，與當時實際鬥爭所造就的偉大歷史人物是分不開的。因為，種種客觀的社會條件，總要通過歷史人物的具體鬥爭實踐，才能發揮作用。太平天國革命的發動，成千成萬的群眾浩浩蕩蕩地捲入了敵我雙方的生死搏鬥，以至堅持了14年，力量發展到18省，給中外反動勢力以極為沉重的打擊，洪秀全作為這場運動的組織者、領導者，是有其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的。然而，定都天京以後，他的封建帝王思想日益嚴重，把維護自己的特權地位作為首要任務。天京事變中，他借韋昌輝之手殺了楊秀清，又借眾怒殺了韋昌輝，又為排除自己權力的威脅而逼走石達開，又縱容洪氏集團，疑忌外臣，把持朝政。政治上的專權獨斷，表現在戰爭中，就是自以為是，脫離實際的事事指揮。1860年天京破圍戰勝利後，他不能認真協調陳玉成、李秀成兩大統帥間的戰略分歧，導致了二次西征的失敗和安慶失守。由於沒有處理好安慶失守的善後，又導致了陳玉成的犧牲和安徽根據地的瓦解，結果使湘軍順流而下，圍攻天京。由於他實行保護主義的以天京為中心的防守戰略，對天國各戰場缺乏全盤的籌措，又在不利的形勢下命令發動天京破圍戰，失敗後，又脫離實際，強令執行“進北攻南”的戰略，使李秀成所部太平軍主力基本覆沒，有生力量喪失殆盡。他拒絕“棄城別走”，實行戰略轉移的正確建議，固執堅持死守天京，終於導致太平天國的滅亡。太平天國後期的這些軍事失誤，基本上都是在洪秀全的親自決策或領導下發生的。這些失誤直接造成天國的敗亡。對此，天國的其他重要領導人物也是有親身體會的。與天王關係最為密切的洪仁玕後來感慨地說：“今日大局竟致如此……並非喪在妖軍之手，卻在自己之手！”[24]洪仁玕所說的喪在“自己之手”，當然與洪秀全不能沒有關係。忠王李秀成死前，也沉痛地說：“國破，實洪姓之自害此也！”[25]所謂“洪姓之自害”，洪秀全是首先要負責任的。當然，我們的主要任務，在於說明歷史的真實情況，在分析功過是非的基礎上，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以便為我們的現實生活提供有益的借鑒。 

[1][2]《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國文書彙編》附錄。 

[3]《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國文書彙編》附錄，第553頁。 

[4]《曾文正公全集·家訓》卷上，《諭曾紀澤》，咸豐十一年四月四日。 

[5][6]《胡林翼全集·書牘》卷39，第171、166頁。 

[7]《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國文書彙編》附錄，第546頁。 

[8]《李秀成致賴文光諄諭》，見《太平天國》第二冊，第723頁。 

[9]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二十，《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三），第213頁。 

[10]《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國文書彙編》附錄，第545頁。 

[11]《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國文書彙編》附錄，第550頁。 

[12]《李自成自述》，《太平天國文書彙編》附錄。 

[13]《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國文書彙編》附錄。 

[14]《中興別記》卷58。 

[15]《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國文書彙編》附錄。 

[16]呤唎《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第21章。 

[17]《李鴻章全集》奏稿，卷五。 

[18]《李自成自述》，《太平天國文書彙編》附錄。 

[19]《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187頁。 

[20]《李自成自述》，《太平天國文書彙編》附錄。 

[21]《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國文書彙編》附錄，第554頁。 

[22][23]《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1、498頁。 

[24]《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國文書彙編》附錄，第556頁。 

[25]《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國文書彙編》附錄。 

（資料來源：《史學月刊》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