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太平天國農民革命的傑出領袖洪秀全的思想，迄今為止論著頗多，但專論他後期思想的文章還不多見。這可能是因為有關太平天國後期的歷史資料比較缺乏，在研究這一問題時的確存在著困難；同時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由於思想沒有解放，亦影響了對這一重要問題的探索。但是，太平天國自1856年9月的天京事變以後，革命陣營內部發生了許多變化，情勢與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在此一時期中，天王洪秀全的宗教政治思想與前期相較究竟有什麼變化和差異？這確是一個很值得探討和研究的問題。 

這裏首先必須提出的是，洪秀全的宗教理論和信仰，實際包含了一定的政治內容；他制定的政治制度和政策也受一定的宗教信仰的支配。洪秀全生長在苦難特別深重的兩廣地區，發動並領導了這場轟轟烈烈的農民大革命，他的思想一方面有著強烈的革命意識；但同時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受過一定的封建教育，也接觸過西方基督教教義的農村知識份子，他又兼有儒家的封建倫理思想和基督教的上帝觀，並可能多少還有一些長期散在民間的秘密會社的思想。他的最高理想是要推翻清王朝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但他提出的口號卻是要“奉天誅妖”、“斬邪留正”、“行見天下一家共用太平”，建立一個“爺哥帶朕（暨幼）”主宰的“地上的天國”而非其他。同時他亦有一般農民革命領袖所有的帝王思想和等級觀念，只不過他的帝王思想也有其獨特之處，即是要作一個遵“天命下凡”的“天下萬國太平真主”。因此，討論和分析他的思想時，在某些問題上是不好把宗教和政治分開的。 

一、有形上帝觀的突出與強化 

洪秀全的宗教思想，早期受梁發所著《勸世良言》一書的影響很大。《勸世良言》中稱上帝為“創世天地之大主，管理全世界富貴尊榮之神”，“自然而然之神”，“全世界眾人之大父，即稱神天上帝”等等。但同時還指出：“創造天地萬物萬類，及管理之者，乃系無形無像，無始無終，自然而然，自永遠至永遠之真神，可稱神天上帝而已矣。其永坐於天上，世界萬國之人，該當日日敬畏奉拜之。”（引文中著重點為筆者所加，以下同）顯而易見，梁發所宣傳的上帝，正合乎基督教的基本教義，即上帝是無形無像的。我們從瑞典牧師韓山文在1853年寫的《太平天國起義記》中，可以知道洪秀全早在1837年即他24歲時，已經在上天的幻夢中，看到了“披金髮，衣皇袍，巍然坐於最高之寶座上”的上帝，說明在洪秀全的心目中上帝是有形有像的，但在太平天國早期的官方文件中，並不特別強調這一點。如洪秀全在《原道救世歌》中雲：“開闢真神唯上帝”，“天父上帝人人共”；《原道醒世訓》雲：“皇上帝天上凡間大共之父也”；在《原道覺世訓》中又雲：“自人肉身論，各有父母姓氏……若自人靈魂論，其各靈魂從何以生？從何以出？皆稟皇上帝一元之氣以生以出，所謂一本散為萬殊，萬殊總歸一本。”這些說法，和上述梁發的觀點基本上還是一致的。 

但是，到了太平天國後期，情況就不同了。天曆庚申十年，洪秀全授意頒行的《王長次兄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就專門講天王洪秀全於天酉年升天的故事，書中上帝的形像已是“爺像頂高大，身穿烏龍袍，金髮最長拖肚臍”（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第二冊，第515頁），儼然一個道貌岸然的偶像了。而在天曆壬戌十二年刷印銅版刊行的《太平天日》中又有進一步的發揮，把上帝的形像說得更加清楚：“頭戴高邊帽，身穿黑龍袍，滿口金須，拖在腹尚，像貌最魁梧，身體最高大，坐裝最嚴肅，衣袍最端正，兩手覆在膝尚。”（《太平天國》第二冊，第632——833頁）同時天父上主皇上帝還特別要教導洪秀全學自己的榜樣：“坐裝衣袍要整齊，頭要軒昂，身要挺直，兩手要覆在膝，兩足要八字排開。”（同上書，第634頁）這樣把上帝（神）人化，實際是要把洪秀全（人）神化的作法，是與前期有很大不同的。此外，洪秀全在天曆庚申十年、辛酉十一年及以後的許多通《天王詔旨》中也不厭其煩地說自己曾經上天見過天父。如辛酉十一年三月十七日的《天王詔旨》中說：“自古人無見上帝，慮人作像陷沉淪，神父唯神子能識，哥朕識父有耳聞。”強調除了天兄基督之外，只有他才能見到天父的形像。 

天曆庚申十年，英教士艾約瑟把他所撰的《上帝有形為喻無形為實論》贈給洪秀全，這顯然是與洪秀全的有形上帝觀針鋒相對的。所以，洪秀全特地作了一首詩批在該論文之後，詩雲：“上帝最惱是偶像，爺像不准世人望。基督暨朕爺親生，因在父懷故見上。”《（太平天國》第二冊，第672頁）由此可見，洪秀全是要堅持他的有形的上帝觀的。對此，富禮賜在他所著的《天京遊記》中，也曾提到，如說：“天王之基督教不是什麼東西，只是一個狂人對神聖之最大的褻瀆而已；……天王是一個最為頑固不能匡正的異端之徒。……如果他辯才有礙，無言可答之時，他便說他曾上過天而您則否，於是即使您語塞而退了。”（《太平天國》第六冊，第950——951頁） 

至於洪秀全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是要更好地樹立他自己的權威，使“天朝內外眾臣民”以及“西洋眾弟妹”都能遵天意擁護他自己。太平天國前期，“萬心如一心”，不需要象這樣人化天父，神化自己都能節節勝利。而後期在“人心冷淡，故銳氣減半耳”（洪仁□：《資政新篇》，《太平天國》第二冊，第540頁）的情況下，特別突出有形的上帝，其用心是可以想見的。 

二、“天國邇來今真來”的宣傳 

在太平天國後期，洪秀全又反復宣傳“天國邇來今真來”的思想，認為上帝天國已經降臨人間了，這與前期只說天父命他下凡的思想是有很大不同的。這裏我們應該首先知道洪秀全所指的“天國”的真正涵義。在《太平天國起義記》中，韓山文早就說過：“洪秀全在永安即帝位，改國號為‘太平天國’，‘天國’二字，從字義看來，似是指中國而言，但由其地位看來，則或即是皇帝之稱號，此名稱蓋洪氏本由聖經所選得者。”（《太平天國》第六冊，第873頁） 

本來“天國”和“神之國”在基督教的《聖經》裏是一個同義詞（漢語裏，還有“天堂”一詞，有時也用來指“天國”）。梁發在《勸世良言》卷一“論富人難得天堂永遠之福”一節裏對《聖經》的《馬竇篇》（按即《新約·馬太福音》）二十三、四節經文加以解釋說：“‘天國’二字，有兩樣解釋，一樣，指天堂永樂之福，系善人肉身死後，其靈魂享受之真福也。一樣，指地上凡敬信救世主耶蘇眾人，聚集拜神天上帝之公會也。‘神之國’三字，亦同此義。” 

洪秀全從梁發那裏接受了“天國”和“天堂”的思想，但卻又結合自己的思想加以改造，首先認為他自己與眾不同，“靈魂曾獲升天堂”，親自見過天父。其次他宣傳“能正可享天堂福，不正終歸地獄境”（《原道救世歌》）。而在初期的革命戰鬥中又創造性地提出“大天堂”和“小天堂”的概念，來作為鼓勵士氣的一種手段，如說：“朕實情諭爾，眼前不貪生怕死，後來上天堂便長生不死”（《天命詔旨書》辛開八月十九日時在舟中），以及“俟到小天堂，以定職位高低”（辛開元年九月二十五日時在永安的《天王詔旨》）。洪秀全所說的“小天堂”，實指後來的天京（即南京）。他在《聖差保羅寄羅馬人書》第十五章說：“神國在天是上帝大天堂，天上三十三天是也；神國在地是上帝小天堂，天朝是也。天上大天堂是靈□（魂）歸榮上帝享福之天堂；凡間小天堂是肉身歸榮上帝榮光之天堂。” 

洪秀全關於“天國邇來今真來”的提法，是在天曆戊午八年《天王詔西洋番弟》的詔書中最先出現的。自此以後，類似的提法愈來愈多。約在天曆庚申十年賜給美國傳教士羅孝全的詔書中說：“天上地下有天國、天京、天朝、天堂，上帝天國天堂降臨人間，舉世盡歸爺哥，其國靡既，醒否？信否？”（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文書彙編》，第五三頁）在天曆已未九年十月初七日《天曆每四十年一斡旋詔》和《欽定前遺詔聖書批解》中亦有類似的提法。而洪秀全之所以要提出“天國已經降臨”的說法，雖然一方面是要補充大、小天堂的說法，如在《天曆每四十年一斡旋詔》中所說的：“今蒙爺哥下凡帶朕作主，創開天國、天京、天朝、天堂、天曆永遠流傳，……誠以天國、天京、天朝、天堂，合古今前後天上地下人間為一大統。”“天國邇來，現享真福，後得永活。”另一方面更要內外臣民一齊擁戴這個在地上的天國。他不僅把人（他自己）神化了，而且把國（太平天國）也神化了，認為這就是“合古今前後天上地下人間為一大統”的“神之國”了。 

在提出“天國已經降臨”的說法的同時，洪秀全本人對“天”的迷信也愈來愈強烈。在他用人行政的實際行動中，也有許多具體的表現。在爵制中，後期增設了義、安、福三爵，連前期的燕、豫、侯構成六爵，並在其上各加一天字及冠一特別的字為號，如“親天義”、“凝天安”、“應天福”等等（見酈純《太平天國官制軍制探略》第一○三頁）。在官制方面，約在天曆庚申十年（西元1860年）在王位之下，朝將、主將之上，增設了“天將”，如封恤王洪仁政為一天將，李春發為二天將等（在1863年以後，護王陳坤書部下所記的領發物單帳上和記事簿、去文簿已列有393天將的名號）。尤為突出的是在天曆辛酉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頒發的一道《天王詔旨》中，規定東王以下二十位天朝主要官員的印銜上，通通都加上“頂天扶朝綱”的字樣（王慶成：《英國發現太平天國新史料及其價值》，見《近代史研究》1980年3期）。 

太平天國後期，洪秀全“篤信於天”的思想之所以產生，正是由於作為農民領袖的洪秀全，找不到新的出路來挽救太平天國的危局，因而只好乞靈於宗教，沉緬於迷信。所以李秀成批評他“我主格外不由人奏，俱信天靈，詔言有天不有人也”，“天王言天說地，並不以國為事”。這些話雖有些過激之詞，但基本上是合乎事實的。 

三、“爺哥朕幼”、“父子公孫”的提出 

回顧太平天國自1856年9月的天京事變到1864年6月洪秀全逝世，這段為期約八年的時間裏，天國內部上層領導人物，除天王之外，變化確是很大的。在天京事變中東北二王相繼被殺，不久，翼王石達開率眾出走，加上早已犧牲的南王馮雲山和西王蕭朝貴，開國五王至此已四亡一去。繼之，王長、次兄洪仁發、洪仁達曾一時“提理朝政”，但由於庸碌無能，未有任何建樹。蒙得恩與陳玉成雖曾先後任“正掌率大臣”，“朝中內外之事悉歸其制”，後蒙被封為贊王，陳為英王。李秀成亦曾任“付掌率大臣”，被封為忠王。但英、忠兩王多“帶兵外戰”，因此所有軍政大權實由天王獨擅，所謂“主是朕做，軍師亦是朕做”。殆至1859年4月22日，天王族弟洪仁□由香港到達天京，正合乎天王認為外臣多不可靠的心理，所以洪仁□到天京後，旋即被封為“開朝精忠軍師頂天扶朝綱幹王”並降詔“天下要事悉歸其制”。可是，歷時不到三年，竟又弄到“內外本章免蓋□叔金印”（《太平天國文書彙編》，第七十七頁）和“自西以下聽東令”（同上書，第七十五頁），名雖在位而實已被黜了。在這個時期裏，由於朝綱不振，人心渙散，加以軍事上節節失利，天京多次被圍，局勢已呈日趨衰敗的景象。天王為了籠絡將士競採用濫賞的辦法，封王不足，繼以列王；列王不足，新創“□”字以封。天王洪秀全可能由於錯誤地總結了天京事變的教訓，認為異姓臣僚都不可靠，因而“未肯信外臣，專信同姓之重”（《李秀成自述》），而且“用人不專，信人不實”，甚至對同姓弟兄也失去信任。在這種情況下，在1859至1860年的某個日子裏，便把尚未成年的兒子幼主洪天貴福正式扶立出來，管理部分朝政，並下達一些詔旨，作為自己的繼承人。自此以後，不僅在一切記書中把以往的“爺哥朕”的稱號轉變為“爺哥朕幼”而且處處提出“爺哥朕幼坐天下”、“爺哥帶朕幼作主”以及“父子公孫同作主”等提法。同時在新用的國璽上也同時出現“上帝、基督、天王、幼主”名稱。甚至在一方金璽上（鈐用於天曆庚申十年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九日、五月十六日三通《天王詔旨》和接近此時期的《朝天朝主圖》和天曆辛酉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救世真聖幼主詔旨》上）還刻有“父子總號太平，幼主一直承一統。公孫同坐天國，真王萬歲照萬方”這樣的聯語。立幼本來是家天下的思想，但洪秀全也把這事和宗教聯繫起來。正如他在1858年《天王詔西洋番弟》的詔書中所說：“朕立幼主繼耶蘇，雙承哥朕坐天都，幼主一半耶蘇子，一半激子近天庥，代代幼主上帝子，雙承哥朕一統書。”而且在把上帝更加形象化的同時，杜撰了整個天父、天兄和他一大家子，即：天父、天媽（有時稱老媽）、天兄、天嫂（亦稱太兄、大嫂），天王自己及其在天上的妻子“正月宮”和原配妻子賴氏“又正月宮”、幼主及代代幼主。他這樣就把宗教、政治和封建倫理三者結合在一起了。共目的不僅是要表明他自己作天王是上帝的安排，而且世世代代永坐太平江山也是合乎天情道理的；不僅要“內外各省眾官將兵、眾臣民”應該擁戴他，而且“萬國萬方”、“普天大下同世一家，中西一體眾臣庶”均應擁戴他。而他在“太平玉璽”上刻的吉祥讚語“永定乾坤、永暢天祿”，正代表著他的這一思想。 

四、“萬方來朝”思想的發展和加深 

在太平天國後期，洪秀全的宗教政治思想方面除上述幾個突出之點外，還特別發展了“萬方來朝”的思想。 

在革命初期的文獻中，他雖早已提到“天下一家，共用太平。”（《原道救世歌》）“今幸上帝大開天恩，差天王降凡，作天下萬國太平真主。”（《頒行詔書》，見《太平天國印書》第一一二頁）又在永安時發佈詔旨中曾說：“萬方萬國萬來朝，萬山萬水萬飄遙，萬里萬眼萬鑽至，萬知萬福萬功勞。”（按：這首詩又收集在《天父詩》中列為第十首，在天曆戊午八年的《天王詔西洋番弟》中又重複抄錄。）但當時還提得不很普遍，也並沒有加以強調。 

洪秀全“萬方來朝”思想的發展的標誌，也是在天曆戊午八年頒發的《天王詔西洋番弟》。其中明確地指出：“爺哥帶朕坐天國，大顯權能坐天堂，建都天京開天國，萬國臣民朝父皇。”天曆己未九年十月初七日的《天曆每四十年一斡旋詔》中又說：“誠以天國、天京、天朝、天堂，乃爺哥帶朕作主之天國、天京、天朝、天堂，合古今前後天上地下人間為一大統，故天曆流行，永無止息，普天大下，萬郭萬代臣民，同享爺哥真福，在世升天永活威風無了期。”在此後的許多詔旨中都曾反復提到這點，而且在後期的一方太平天國金璽和另一方玉璽上，更刻上“萬方來朝”的字樣。值得注意的是，在後期的《天王詔旨》中對西洋人的稱呼也曾有過一些變化。以前，開頭多使用“朕詔×甥×胞……內外眾臣知之！”的格式，未提西洋人。後來在天曆辛酉十一年的幾通詔旨中就加上“暨西洋眾弟妹、眾使徒、內外眾臣民知之！”後又改為“西洋同家眾弟妹、眾使徒、中西一體眾臣庶選民知之”和“普天大下同世一家所有眾臣民知之”。這樣一些變化，可以說是“萬方來朝”思想的具體反映。在洪秀全的心目中，西洋人是來“朝上帝”的，也是來朝爺哥所帶的“朕”（暨幼）的。天國已經降臨，天京即是“也露撒冷”（即今譯耶路撒冷），“萬方萬國萬來朝”正是遵從上帝的旨意。天王下達的詔旨不僅是曉諭已經來朝的“西洋番弟”，而且也是要使“普天大下同世一家”的所有“眾弟妹、眾使徒、眾臣民”一體知曉的。他的這種“萬方來朝”思想，並不是所謂“維護民族平等”的思想，恰巧相反，是把外邦當作藩屬的封建等級思想，與封建帝王所謂的“四夷賓服”的思想並沒有根本的區別。特別是在《王長次兄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中說：“天下萬郭人民歸朕管”，顯然是已經直言不諱的了。 

必須指出，洪秀全的“萬方來朝”思想，是和洪仁□的看法有矛盾的。在《資政新篇》“法法類”的條文裏，在談到英吉利的國情時，洪仁□寫道：“凡于往來言語文書，可稱照會交好、通和、親愛等意，其餘萬方來朝、四夷賓服、及夷狄戎蠻鬼子一切輕汙之字，皆不必說也。蓋輕汙字樣是口角取勝之事，不是經綸實際，且招禍也。……如必欲他歸誠獻曝，非權力所能致之，必內修國政，外示信義，斯為得爾，此道實為高深廣遠也歟？”（《太平天國》第二冊，第528頁）《資政新篇》是天曆己未九年頒行的，而洪秀全在天曆辛面十一年前後的詔旨中，以及在新刻的金、玉璽上都還大書“萬方來朝”字樣，正說明在這個問題上，他們之間是有著根本分歧的。因此，洪仁□在他的《自述》中所說的“在一八六一年（天曆辛酉十一年）至六二年之上半年，我掌處理外交之事，直至有某事發生令天王不悅，乃令我移交章王掌管之。”這裏他是不是說出了他被黜職的直接原因，還很值得懷疑。難道一位深受重用的“爺爺生完家軍師板蕩忠臣，可為萬世法”（《封幹王詔》，《太平天國文書彙編》，第四六頁）的首腦人物，只因為外交上的某個偶然事件，就被從此革去實權了嗎？我們認為，二人在思想和政見上的不合，才應該是主要的原因。 

綜上所述，正是由於洪秀全在進入天京以後，“永不出宮門”，長期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封建等級思想日趨嚴重，欲保住既得利益而又無法達到，面對頹敗的局勢而又無力挽回，因而只有“篤信於天”，用一整套宗教幻想來滿足自己的欲望。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有這樣的結局，是不足為奇的。就洪秀全本人來說，儘管他有嚴重的帝王思想和迷信思想，但他畢竟還沒有完全蛻變為一個封建皇帝；太平天國政權也不能說就是與清王朝一樣的封建政權。只是這些成份是一步一步地逐漸加深，甚至已達到了十分嚴重的地步。太平天國革命的失敗，洪秀全是應直接任其咎的。在金田起義一百三十周年的今天，我們以這段歷史作為借鑒，對於清除我們思想上存在的封建主義殘餘，是很有教益的。 

（資料來源：《四川師範學報》198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