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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具有近代意識的農民領袖。他生活在西方近代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開始撞擊的時代裏，洪秀全用拜上帝教理論審視和評判中國傳統文化，經歷了一個曲折的往返過程。筆者試圖對這一過程作一初步考察，以求教于史學界的同仁。
叛逆：斥“儒”敬“耶”
洪秀全出身于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他自幼就能“熟誦《四書》、《五經》及古文多篇”，其後又“自讀中國歷史及奇異書籍，”［①ａ］深受儒家傳統文化的薰陶。此時的洪秀全滿腦都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封建古訓。他曾先後四次（1828年、1836年、1837年、1843年）赴花縣、廣州應試，夢想通過封建科舉考試，謀取功名利祿。那麼，象洪秀全這樣一個地地道道的儒生，為什麼會走上傳統文化的叛逆道路？他又是怎樣成為一個傳統文化的判逆者呢？
1843年，洪秀全第四次赴廣州應試失敗後，長期壓抑在他心頭的憤恨一古腦兒迸發出來，他下決心“不考清朝試，不穿清朝服”，“自己來開科舉士”。“為不平之心所激，深感絕望，發見研讀孔子不再是獲取功名的途徑”［②ａ］，對傳統文化產生了一種懷疑，繼而排斥的心理。恰在此時，他閱讀了梁發著的《勸世良言》，此書“引起了他的注意，於是基督教的純正教義也就深入其心”［③ａ］，從而為他排斥、攻擊傳統文化提供了思想武器。洪秀全“於書中尋得解釋其六年前（指1837年的夢）病中夢兆之關鍵，覺得書中所言與其所見所聞相符之處甚多”［④ａ］，再加上他的附會和想像，使得書中的“上帝”從一個靈魂變成了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了。這一切，對處於困苦迷惘之中的洪秀全來說，無疑是得到了一付“靈丹妙藥”，更堅定了他排斥傳統文化、信奉基督教的決心，從此，洪秀全遂以“上帝”取代孔孟，走上了排斥傳統文化的道路。
洪秀全對傳統文化的排斥和攻擊有如下大端：
首先，打倒偶像、搗毀廟宇。這是洪秀全排斥、反對傳統文化的重要手段。1844年，他和洪仁玕打掉村塾中供奉的孔丘牌位。1847年，他在武宣東鄉又題詩一首申斥九仙廟：“朕在高天作天王，爾等在地為妖怪。……朕統天軍不容情，爾等妖魔須走快。”［⑤ａ］這些舉動，說明洪秀全已經號召發動窮苦百姓向傳統文化的“偶像”、“妖魔”進攻了，不過，此時還帶著很濃的宗教色彩。但在金田起義之後，尤其是定都南京之後，其政治色彩日趨濃厚，其規模也較起義前大，太平軍所到之處“逢廟宇無不拆毀，見神像從不跪拜。”［⑥ａ］對洪秀全的這些舉動，封建統治者發出了種種哀鳴，曾國藩就歎息到：“嗣是所過郡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皆汙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①ｂ］。洪秀全搗毀佛像寺廟，在客觀上提高了人的因素，發現了人的價值，其意義也不亞於歐洲十五、六世紀的人文主義思想運動。
其次，批判儒學、焚燒儒學。洪秀全在接受《勸世良言》的思想後，便勇敢地向被封建士大夫視為“萬世師表”的孔夫子挑戰。他在《太平天國》中編造的天父皇上帝與天兄基督斥責孔子作書誤人並鞭撻孔子的故事，就使得“萬世師表”的孔夫子在上帝、基督面前也威風掃地。
太平天國起義後，對儒學的衝突一度十分猛烈。洪秀全以“天王”名義下詔宣佈四書五經為“妖書邪說”，下令“凡一切妖物妖文書一概毀化，如有私留者，搜出斬首不留”［②ｂ］。洪秀全言必行，行必果，如漢陽葉雲素，揚州阮文達、秦敦夫、程穆堂等家皆有“牙籤萬軸，多人間未見書”，太平天國一到，則“非付之一炬，即用以薰考燒榮，甚至遺矢（屎）後用字紙擦之”［③ｂ］。正是因為洪秀全擊中了封建統治者的要害，所以引起了封建文人的瘋狂反撲，他們對太平天國毀書進行大肆詛咒：“毀褻斯文，上天干怒”，要受“雷亟”［④ｂ］。曾國藩亦罵道：“舉國數千年禮義之人倫詩書曲，一旦掃地蕩盡”［⑤ｂ］。洪秀全批儒學、焚儒學和封建文人捍衛儒學、尊奉孔子的鬥爭是農民與地主兩個階級的鬥爭在思想文化領域的集中反映。
最後，改革封建科舉制度，自行開科取士。洪秀全宣佈士農工商皆可應試。考試內容不是以四書五經為題，而是以新舊聖經為准。考試的形式分為縣、省、京三級考試，除了天試外，還有東（王）試、翼（王）試等形式。考題有的考一文一題詩，有的是一論一解不等。太平天國首次開科考試是在1853年廣西永安城，建都天京後，開科取士形成一項制度。且還廢除了封建門第出身的限制，不分男女貴賤，機會均等。“無論布衣紳士，倡優錄卒”，“無論何色人，上至丞相，下主所卒，均准與考”［⑥ｂ］。
洪秀全自己開科取士，為太平天國政權網羅了一批人才，與此同時，對於千百年率由舊章、相沿成習的科舉制度來說是一次前所未有、開天闢地的反抗和背叛，也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一次強勁有力的批判和史無前例的改造。
概而言之，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天國對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學傳統文化的排斥和批判，規模之浩大，行動之徹底，是歷代農民戰爭所未有的。那時，不少人“有三綱不聞，而反言之以洪楊諸匪為正，而指斥敢及君父者”［⑦ｂ］。由此可見，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農民戰爭，確實起了近代開創“破壞了數千年文化傳統”［⑧ｂ］先驅的作用。
複歸：“耶”、“儒”並舉
洪秀全對傳統文化採取簡單的“焚書毀廟”的排斥政策，引起了廣大知識份子的反感，其結果使自己陷入了困境。為了及早擺脫困境，扭轉危局，洪秀全不得不改變過去那種對傳統文化的強硬排斥態度，回到傳統文化的軌道上來。並在“天情道理”的宗教面紗下，將封建的等級觀念、君權神授和仁義道德等儒家思想搬到天平天國的體制內，使得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的宗教神學、孔子和上帝、中國的封建皇權等級觀念和西方基督教的平等博愛等同時存在於太平天國內。
太平天國由焚禁“孔孟妖書”轉到刪改儒家經典，其標誌是1854年3月“刪書衙”的設立。“刪書衙”是太平天國刪改儒家經典的專門機構，它由洪秀全親自指導，但實際事務由何震川、曾楊劍、盧賢拔等人負責。洪秀全以信奉“獨一真神唯上帝”作為刪書的標準，凡合此者則留，不合者則去，這樣的刪改實際上沒有觸及儒家思想的本質。
在太平天國內部，洪秀全還繼承了封建的等級觀念、君權神授和仁義道教等儒學的“精華”，這在太平天國的文獻資料中隨處可見。太平天國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反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①ｃ］，並公開宣稱“貴賤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由此可見，等級觀念在太平天國內影響是何等之深！洪秀全規定，妄題皇上帝“爺火華”之名，就是犯幹名，是為大不敬。洪秀全還繼承了君權神授的思想，並從基督教教義中尋找理論根據，他把自己打扮成上帝的次子，使他的血管陡然流動起帶有皇族血統的血液，成為他日後登基坐殿的遮羞布。這一切說明洪秀全對儒家文化的運用同封建時代的皇帝已無差別可言了。
洪秀全對傳統文化的排斥時間，如果從1843年算起，到1854年，前後共經歷了12年的時間。那麼對孔丘懷有深仇大恨的洪秀全為什麼又轉而運用傳統文化呢？筆者認為，其原因有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傳統文化的巨大阻力，是洪秀全態度改變的根本原因。數千年來，孔孟之道作為封建統治的支柱為歷代統治者推崇備至，儒家的一套倫理道德滲透到封建社會的各個角落，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無一不打上那個時代的烙印，在那些封建士子的眼裏，四書五經乃是他們登上仕途的橋樑，是他們光宗耀祖的必經之路；在那些受苦受難的人看來，道觀、寺院、關帝廟、岳王廟是他們祈求神靈保佑的神地，是他們寄託精神世界的伊甸園。太平天國禁讀四書五經，把寺院、道廟破壞殆盡的殘酷現實，無疑打破了士子們光宗耀祖的美夢，使受苦難者找不到精神寄託的場所，生活的天平失去了平衡。這就引起了那些長期受儒家文化薰陶的舊知識份子，以至一般人民的惶恐和反感。恰在此時，曾國藩不失時機地於1854年2月拋出《討粵匪檄》一文。他列舉太平天國破壞孔廟的種種行為，煽動人民起來與太平天國為敵，以此來“慰孔孟人倫隱痛，……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②ｃ］。曾國藩抓住了人們對傳統文化留戀的心理，激起了人們對太平天國的反感。這些冷酷的現實，促使了洪秀全的猛醒，感到自身政策的偏謬，不得不改弦更轍，由排斥傳統文化轉而吸收運用傳統文化，並使其和拜上帝教理論一同為其統治服務。
其二，維護天朝統治的需要，是洪秀全態度改變的重要原因。定都天京以後，太平天國政權佔領了江南的半壁江山，大有和清王朝劃江而治之勢。太平天國靠其武力佔有半壁東南之地，然而治國又使何術？這不能不是洪秀全日夜思考的一個重大問題。孔孟傳統文化之所以能延續幾千年，就是因為它能適合封建統治的需要。此時的太平天國政權正日趨向封建政權轉化，儒家文化自然成了洪秀全選中的工具。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洪秀全的這一逆轉。
起義伊始，洪秀全對孔孟之道發起攻擊，但他們在攻擊孔孟儒學的時候，又找不到合適的理論工具，只是憑著對基督教的一知半解的認識，借用西方基督教的教義作為統治工具。但是，必須指出，他們雖然以基督教為鬥爭的工具，但是他們的思維仍擺脫不了舊的封建意識桎梏，始終未超越儒家傳統文化。隨著太平軍的節節勝利，太平天國政權不再強調“破壞”和“革命”，需要的是“鞏固”和“建設”，這樣，保留在他們頭腦中的適應統治需要的封建意識逐步抬頭，最終又走向極端——運用孔孟儒家文化，為其政權服務。
其三，楊秀清以天父下凡方式的干預，是洪秀全態度轉變的直接原因。楊秀清是太平天國前期僅次於洪秀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雖然接受的封建教育不多，但受儒家文化的影響，並不亞于儒生出身的洪秀全。早在太平軍進攻湖南途中，楊秀清等曾發表《奉天誅妖》的反清檄文，公開號召“名儒學士”參加革命。定都天京後，出身寒微的楊秀清的封建意識越來越濃，他和洪秀全等天國領導人之間的矛盾也越來越深。他憑著自己對天國的歷史功績和取得天父傳言的資格，威風張揚，不知顧忌。甲寅四年六月，楊秀清代天父下凡，對洪秀全說：“前曾貶一切古書為妖書，但四書十三經中闡發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齊家治國孝親忠君之道亦複不少。故爾東王奏旨留其餘他書，凡有合乎正道忠厚者留之，近乎綺靡怪誕者去之”。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楊秀清以天父的口氣闡明刪改儒家典籍的原則，而用其中“宣明齊家治國孝親忠君之道”為其統治服務。作為有天王位而無天王權的洪秀全，對握有實權的東王的建議，不得不慎重對待，加以利用和採納。
綜上所述，促使洪秀全改變對傳統文化的排斥態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一點就在於洪秀全骨子裏依然未擺脫傳統文化的束縛。
幾點反思
由上述，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啟示：
第一，從文化史的角度來看，洪秀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應予以否定。洪秀全對待詩書典籍的態度經歷了從燒毀到刪改，從排斥到運用的否定之否定過程。在1854年3月之前，利用西方基督教這個思想武器對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傳統文化進行了猛烈的攻擊和排斥；在此之後，當他需要建立洪氏家天下時，對傳統文化的態度發生了逆轉，在宗教神學的外衣下，繼承了儒學“三綱五常”，並利用它來為其統治貼金。應該強調的是，洪秀全對傳統文化的前後態度也不是絕對的，對儒學既批判又保留的態度是始終存在的。
第二，他們不可能擺脫根源於小生產方式的經濟基礎之上的家長制、等級制等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封建倫理道德，更不可能創造出新的思想文化。正是由於洪秀全受階級和時代的局限，他從西方思想文庫中找到了一個“四不象的天主教‘做招牌’”［①ｄ］企圖“把西歐的社會狀況和政治方式硬套在中國人身上，完全不顧中國文化、政體和西歐有巨大的差異，因而是根本不適當的”［②ｄ］。所以，他既不能科學地、正確地對待中國傳統文化，也無法找到解決中國出路的金鑰匙。
第三，洪秀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開創了近代以西方文化批判中國傳統文化之先聲。太平天國的偉大歷史意義在於“它比同時代任何其他叛亂都更加專心致志地直接對付他們的時代危機”，提出了“關於新的所有制，新的地方控制結構以及個人與國家之間的嶄新關係的見解”［③ｄ］。洪秀全逝世後30年，資產階級維新運動興起。他逝世近60年，就爆發了“五四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從這個意義上說，洪秀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成了“五四”打倒孔家店的先聲。
①ａ④ａ韓山文：《太平天國起義記》，《太平天國》第六冊，第838、846頁。
②ａ③ａ呤唎：《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上冊，第31頁。
⑤ａ《太平天日》，《太平天國》第二冊，第647頁。
⑥ａ《盾鼻隨聞族》，《太平天國》第四冊，第3９8頁。
①ｂ⑤ｂ《討粵匪檄》，《中國通史參考資料》近代部分，上冊，第261頁。
②ｂ③ｂ④ｂ⑥ｂ張德堅：《賊情匯纂》，《太平天國》第三冊，第232、311、412、223頁。
⑦ｂ汪士鐸：《乙丙日記》卷三，第26頁；卷二，第10頁。
⑧ｂ茅家琦：《太平天國對外關係史》，第235頁。
①ｃ《王長兄次兄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太平天國》第二冊，第515頁。
②ｃ《討粵匪檄》，《中國通史參考資料》近代部分，上冊，第261頁。
①ｄ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112頁。
②ｄ呤唎：《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下冊，第356頁。
③ｄ《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冊，第343—344頁。＊
（資料來源：《安徽史學》1997年第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