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石達開評價問題，史學界一直存在原則分歧。其主要分歧點是，如何對待一八五七年石達開的出走和一八六三年在大渡河的晚節問題。有人提出，石達開在一八五七年大搞分裂主義，企圖“擁眾自雄”：一八六三年于大渡河向敵人“乞降變節”，因此，石達開是一個“確有變節思想和行動”的人。本文僅就上述觀點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石達開是被逼出走，並非“擁眾自雄” 

一八五七年，石達開脫離洪秀全，領兵遠征閩浙，一去不回，這是個事實。對石達開持批判態度的同志，以此為根據，認為他的出走是大搞分裂主義，是“企圖獨樹一幟”和“擁眾自雄”。我認為，看其這種結論能否成立的關鍵是，首先要弄清石達開出走的原因；其次要追究造成天國軍事分裂的責任。這樣，石達開是否“企圖獨樹一幟”和“擁眾自雄”（這是個人野心家的標誌）就自然可以澄清了。 

從石達開出走的原因看，我覺得，是由於內訌後新組成的洪氏集團盲目排外，猜忌異姓，任人唯親，對石達開百般疑忌、挾制所造成的。 

因而，這種必然導至領導集團矛盾尖銳化，並最終促成革命隊伍發生分裂的主要責任自然應由洪氏集團，特別是由洪秀全本人來負。而石達開則不應成為洪氏在這一問題上的替罪羊。況且，石達開的出走完全是被迫的，是為了逃免殺身之禍而不得不為的臨時應急措施，它不是早有計劃和預謀的行動。所以，把石達開的出走說成是“企圖獨樹一幟”和“擁眾自雄”是不妥當的。 

石達開作為太平天國最早的組織者與領導者之一，特別在革命鬥爭中所表現的卓著功勳，使他在天國軍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因此，在內訌平息後，廣大太平天國軍民立即出現“合朝同舉翼王提理政務，眾人歡悅”（《李秀成自述》見《太平天國》Ⅱ），“大家喜其義氣，推為義王”（《李秀成自述別錄》見《太平天國》Ⅱ）的動人情景。顯然，蒙受內訌苦難的廣大天國將士對石達開是衷心擁護和愛戴的，是把恢復和繼續推進革命的發展的希望寄託予他的。如果這個時期的洪秀全能夠知人善任，充分信任和發揮石達開“文武足備”的才智，就石達開的政治、軍事才能看，是完全可以醫治由於內訌所造成的創傷，是完全可能在團結廣大軍民的基礎上使革命形勢重新出現令人振奮的發展前景。然而，洪秀全並沒有這樣做，反而只是消極沉溺於吸取所謂內訌的教訓中。因此，他一方面不得不在“合朝同舉翼王”這一眾望所歸的情況下，加封石達開為“軍師”，另一方面則對石達開採取“終疑之，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張池南《金陵省難紀略》見《太平天國》Ⅳ）的政策，同時，加封他的兩個無德無才的哥哥為安、福二王，使“主軍政”，用以挾制石達開。“客商有自下游回者，言金陵各偽王忌石逆之能交結人心。石逆每論事則黨類環僥而聽，各偽王論事，無肯聽者，故忌之，有陰圖戕害之意。”（《李忠武公遺書》書牘卷下。）顯然，洪秀全對石達開的加封是虛假的，而挾制是真實的。實質是企圖在駕空石達開的基礎上，逐漸削奪其權。這裏不能不包有洪氏在條件可能的情況下剷除石達開的用心。洪秀全的這種作法必將嚴重破壞天國軍內部的團結，它不可避免地造成洪、石之間的矛盾，也不可避免地要挫傷曾對天國抱有復興希望的廣大天國將士之心。後來，十數萬好兵好將跟石達開出走遠征，不能不說明是天國將兵對洪秀全不滿的一種反映。可想而知，處在這種逆境下的石達開，怎樣才能施展他的政治、軍事才能呢？怎樣才能不辜負合朝同舉的希望呢？洪、石之間矛盾的尖銳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這種矛盾繼續發展下去，完全有可能使天國出現第二次內訌，而這種情況一旦發生，勢必給天國革命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這方面，應當說，洪、石二人都是有所考慮的，只是考慮的角度不同。作為洪秀全來說，經過楊、韋事件後，他已完全失去了相信異姓的勇氣，他的所作所為多從自己的地位不再被人覬覦著眼，在“故未肯信外臣，專信同姓之重”（《李秀成自述》見《太平天國》Ⅱ）的自私權勢欲望的支配下，使洪秀全在內訌後急驟走上建立洪氏家族統治的道路。所以，洪、石之間的矛盾實質上是洪秀全主觀有意製造和挑起的，他實際上把內訌後的石達開看成是當時天國內部唯一可以對他的地位構成威協的人物。所謂石達開回京後“主有不樂之心”（《李秀成自述》見《太平天國》Ⅱ），正是洪秀全當時內心世界的真實寫照。面對這種情況，李秀成說：“翼王與安、福二王結怨，被忌押制出京”（《李秀成自述》見《太平天國》Ⅱ）“安、福王又逼翼王他逃”（《李秀成自述》見《太平天國》Ⅱ）和石達開認為洪氏對他“有謀害達開之意，旋即逃出金陵”（《石達開自述》見《太平天國》Ⅱ）的說法是真實可信的。從而，石達開考慮自身的安全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在當時條件下，擺在石達開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條是坐以待斃，任憑洪氏的屠刀有朝一日加在他的脖子上。即或如此，也不會落得個全忠的名節，大不了還要被洪氏羅織罪名而身首異處。另一條路是以出走的辦法來回避矛盾，保全自身。應當看到，當時石達開是不忍心殺害洪秀全的。這正是他以大局為重的高尚思想表現。 

有人認為，石達開以革命為重，無論如何不應該走，對於洪氏應當“委曲求全，應當把個人安危置之度外，檢查自己的錯誤和缺點，向洪氏推心置膚，等待洪氏的轉變”云云。我認為是完全不能實現的主觀意願。洪、石之間的矛盾決不是石達開多做些努力就可扭轉的。除非石達開以自己的一死永表心跡，餘者都將是徒勞的。 

時勢所迫，石達開只好以沉痛的心情走上率兵遠征的道路，以圖用“開疆報國”的實際行動來表達他對革命的“愚衷”，正如他自己所說：“攻取金陵，根據粗據，方期枕戈待旦，聞雞起舞，掃待盡之虜，奏原一之功，何意外侮未平，蕭牆禍起，操戈執矛，自攻自殺，從此元氣大傷，十年未可即複”（石達開《報天書》）。這種感情是真摯的充分表現了他對革命慘遭內訌之苦的沉痛心情，也飽含著他不願再看到一次內亂的隱痛情懷。因此，他敍說自己回京後的遭遇時說：“自謂此愚忠，定蒙聖君明，乃事有不然，昭旨降頻仍，重重生疑忌，一筆難盡陳”（《石達開佈告》《太平天國資料》）。這是他遭受疑忌，又不能放手扭轉革命的不利局面，這種婉惜心情的自白。最後，他只好走上“仍為天朝戮力，揚天朝之旌”（石達開《瀝剖血誠諄諭軍民諭》見《何桂清奏稿類編》卷二十七軍務。），以便“開疆報國”（石達開《瀝剖血誠諄諭軍民諭》見《何桂清奏稿類編》卷二十七軍務。）的遠征道路。事實是，出走後的石達開，信守自己的諾言，轉戰幾省，歷經六、七年時間，始終高舉太平天國的革命旗幟，以翼王自稱，主攻方向始終對準清王朝及其反動的社會基礎，起到了開僻第二戰場，牽制和打擊清王朝反動勢力的重要作用。 

總觀分裂事件發展的始末，石達開的出走是被迫的，是洪秀全把他逼上了這條路。分裂的主要責任應由洪秀全來負。我們不能不加分析地認為只要石達開出走就是大搞分裂主義，就是企圖“獨樹一幟”，“擁眾自雄”。就是對革命的不忠。殊不知，處在當時條件下的石達開用出走的辦法來解決他與洪秀全之間的矛盾乃是上策，它實質上避免了第二次大內亂的發生。況且，對革命的忠誠與否，不應單純以對洪氏的態度為鑒別，而應以看其是否繼續堅持反清革命大方向為標準。當然，我們並不贊成分裂，而分裂本身勢必造成天國軍事力量的分散，甚至給敵人提供了鎮壓革命的“旋轉之機”（《曾國藩奏稿》卷十一）。這正是我們對促成革命隊伍發生分裂的主要責任者洪秀全提出批評的原因。 

二、石達開的死難是值得同情的 

關於石達開的晚節問題，有些同志認為他在“進退戰守俱窮”的情況下，放下武器，交出軍權，自投羅網，企圖僥倖免死”。所以他是一個由於“乞降被俘”的“確有變節思想和行動”的人。對此，我們有不同意見，石達開的晚節是悲壯的。既不存在　“乞降被俘”，也不存在“變節思想和行動”。而是石達開在革命鬥爭處於全面失敗的情況下所表現出的“捨命以安三軍”（《石達開致駱秉章書》《太平天國》Ⅱ）的自我犧牲精神。 

（一）身逢絕境，猶作殊死搏鬥： 

太平天國癸開十二年，石達開在兵行大渡河的紫打地時陷入清軍重圍。紫打地屬越□境內，矗山峻嶺，地勢兇險。石達開面對這個兇險境地，做了極為艱苦的突圍努力，多次組織兵力，搶渡大渡河，企圖脫險而進。但清軍嚴守對岸，加上河水陡漲，船筏多被擊沉，大渡河天險已無法突破。接著，他又改變方向，企圖從左側渡過松林河，直取天全，但這一計畫也未能實現。搶渡松林河的軍隊又被土千戶王應元阻截。此時，後路又被土司岑承恩率領夷兵所抄，軍營失守，糧道斷絕，使全軍在遭受重大傷亡後又陷入無糧、無援和無路的絕境。爾後雖又幾經突圍，但均以失敗告終。《越□廳全志》在記述石達開此時處境時作了如下描述：“四月粵逆後隊偽翼王石達開複自滇竄蜀，……由冕邑直奔越□之紫打地。時土千戶王應元飛章上稟，並稟越□同知周歧源。”“王應元率士兵團練，暗將松林河橋拆毀，令鄉村各寨堅壁清野，俄而，陰雲四合，日夜滂沱大雨，河水陡漲。”“賊進為河水阻隔，不得渡，退無所得食。”“不數日，越□同知周歧源並參將揚應剛，率師紮鐵嵬嵬，阻其東路；總督駱秉章遣四川提督胡中和，紮師滬江北岸……總兵唐友耕，率師紮沿河岸……雅洲知府蔡步鐘，率師紮揚四營……又南字營遊擊王松林，帶勇千餘，扼其南路，王應元率番兵團民，各守險要，遇其西路，土千戶岑承恩帶勇千餘，扼其咽喉。賊四面受敵，又困於雨，橋斷不得渡，四面營盤日出銳師轟擊，夜遣悍勇砍其營寨。夷兵貫用飛石，……不時飛擊賊寨，賊又糧盡，無所掠，進退戰守俱窮，彼有降心”（《越□廳全志》），這段文字較為詳細地記述了石達開當時的困境。因此，有些同志認為：面對這種艱險的形勢，石達開動搖了，十之六七的部將動搖。因此，“彼有降心”是石達開當時的主導思想。我認為，石達開在當時“進退戰守俱窮”確屬事實。但“彼有降心”只能是敵人針對石達開當時的處境所作的一種估計。石達開當時是否真的“彼有降心”，還沒有更多的材料加以證明。反之，同樣出自敵人之筆描繪石達開被困後猶作殊死鬥爭的記載是很多的。薛福成說他在被困後激勵部下“血戰出險，毋徒束手被縛”（薛福成《書劇寇石達開就擒》《庸庵文續編》卷下）。都履和說他準備“妖來背水一戰，幸而勝則圖前進，不勝則主臣赴彼清流，斷不受斧鉞辱”（都履和《翼王石達開□江被困死難紀實》《新中華》復刊第三卷第九期。）。當時，不僅石達開本人下定了“縱死□江定不降”（薛福成《書劇寇石達開就擒》《庸庵文續編》卷下。）的決心，連他的部將也俱欲砍殺進行誘降活動的敵方代表楊應剛等人。所以，認定石達開當時彼有降心是不正確的。當然，把石達開激勵部下決死一戰的豪言壯語也說成是企圖矇騙部屬，掩護投降談判則更是不能成立的。難道談判投降問題只有石達開一人秘密進行，連他的主要戰將宰輔也在矇騙之例？ 

當然，我們並不否認，處在“進退戰守俱窮”情況下的石達開，思想中曾產生許多消極的東西。悲觀、絕望、甚至對敵人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都促使他把挫折、失敗的原因歸之於天命使然。正如他自己所說：“命薄時乖”，“天弗從願”，“天既如此，人將奈何”（《石達開致駱秉章書》《太平天國》Ⅱ）。這正是他無法突破的時代與階級的局限，也是促使他過高估計個人的作用，從而陷入惜念士卒，企圖以個人之死挽救數千部下之生的幻想中而不能自拔的重要思想因素。 

（二）石達開受騙中計毋庸置疑： 

有關石達開被執真相究竟是“乞降被俘”還是“受騙中計”，確實對評價石達開的晚節十分重要。我認為石達開受騙中計實屬事實。石達開在陷入絕境後，以最廉價的手段予以消滅之乃是當時敵人的主要戰略方針。因為，歷來的反動階級對於革命運動，從來都是依靠兩手的。一手是牧師式的欺騙；一手是劊子手式的鎮壓。石達開正是在他中了敵人牧師式欺騙的圈套而放棄了最後的鬥爭。然而，他的中計又決不是因為所謂到清營去談判有關部隊的出路問題時而被擒，敵人是不會傻到這種程度的，他們決不會放虎歸山。即或敵人以此為誘餌，石達開本人也不會如此幼稚。憑其多年統兵征戰的經驗，他清楚敵人是不會在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輕易讓路給他的。所以，促使石達開受騙中計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他相信了敵人答應他以己之死保全部眾生命的條件。“歧源密探其意，乃為策畫，邀參將揚應剛商南字營遊擊王松林，令先達意。”“王松林親踐其壘，曉渝再三，賊首肯者六七，應剛……先貽書約誓以不死，賊未之信也，而賊之偽李宰輔，偽曾宰輔俱欲傷應剛，應剛大呼叱之，毛髮直豎曰‘我為國家息干戈，為生民造福、命為汝等尋生路，而不見信，生殺由汝，汝等釜中游魚，死不旋踵’，與王松林同指天誓日，石達開信之，與之定盟，翌日並馬出紫打地。”（《越□廳全志》）從這段記載看，1，敵人對石達開遊說招降是肯定的，所謂“親踐其壘，曉諭再三”正是這個意思。2，招降的起碼條件是“約誓以不死”和“為汝等尋生路”，並且這種諾言是在“指天誓日”的假像迷惑下使“石達開信之”的。3，“翌日借馬出紫打地”明顯是指石達開親自去和敵人更高一級的頭目商定部下的“生路”與“不死”的具體內容，它不意味著石達開是無條件的投降。這一點，從下面的記述中也可得到佐證：“四川總督駱秉章遣越□同知揚應剛，勸石達開解甲歸田，謂大渡河天險絕無法飛渡，今即以被圍，請解兵柄，來共商善後。石達開見大勢已去，不得已輕騎前往，楊乃設伏於涼橋，遂致被擒”（《越□廳全志》）。所謂“解甲歸田”，“請解兵柄”無非是敵人欺騙石達開停止武裝鬥爭的另一個條件，而“共商善後”則不外乎是敵人對石達開及其數幹部下的具體處置問題。有些同志用後來敵人殘酷地殺害了他和他的數千部下來反證石達開的這種舉動是為了個人苟活於世，是企圖僥倖免死。因此，與其說他受騙中計，勿寧說他是乞降被俘更為恰當。這種說法莫免有些偏激。要知道，石達開雖然對敵人抱有幻想心裏的一面，同時也有他憑藉多年與敵鬥爭的經驗，對敵人的兇殘與詭詐也有著瞭解的一面。因此，在他實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一方面希望敵人能夠赦免他的部下，另一方面也清楚敵人是不會輕易放過象他這樣一個“狡悍為諸賊之冠”（《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遵旨移師援閩折》），“謀略甚深”（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羅爾綱《太平天國史事考》）和“素得群賊之心”（《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四《與王樸山》），並使敵人感到“畏忌”（《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四《與王樸山》）的重要人物。但此時此刻，在他看來，已沒有別的選擇，要麼全軍覆沒，但他於心不忍；要麼以己之死換取數千部下之生。他選擇了後者，這和他在長期革命鬥爭中一貫“是英雄俠義，勇敢無畏，正直耿介”（引自羅爾綱《太平天國史事考》）的表現和“大家喜其義氣，推為義王”（《李秀成自述別錄》《太平天國》Ⅱ）的為人是相附的。他的選擇實質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辦法。他認為，這正是主帥惜念士卒的美德，也是他此時此刻義不容辭的責任。他給駱秉章的信充分反映了他的這種思想。在信中，他沒有為自己討饒，唯一的條件是希望敵人對他的部下能夠“宏施大度，胞與為懷，格外原情，宥我起士，請免誅戮，禁無欺淩，按官授職，量材擢用，願為民者散為民，願為軍者聚為軍，推恩以待，布德而綏，則達一人可以自刎，三軍飾以安全”（《石達開駱致秉章書》《太平天國》Ⅱ）。如果敵人果真能夠“推誠納眾，心實以信服人，不設詐虞”（《石達開駱致秉章書》《太平天國》Ⅱ），那麼，他石達開是可以做到“死若可安將全軍，何惜一死”，“捨命以安三軍，義士必作”（《石達開駱致秉章書》《太平天國》Ⅱ）的。請看，這裏那有乞降變節之詞，那有苟安求榮之心，分明是一首對革命遭此不幸的痛悔的挽歌，分明是置生死於度外的凜然之作，舍生救眾之志躍然紙上。由此可知，石達開對於自己可能遭到身首異處的苦難是有思想準備的。這一點上，從他到清營前殺死他的妻妾，唯獨領五歲的兒子和幾位隨身將領到清營的舉動，也可得到證明。連敵人也說他“並非真心反正之歸順”（黃彭年《代劉蓉致駱秉章奏稿》《太平天國資料》）。否認石達開主觀上的良好願望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他臨刑前的絕命詞已無從可考，但敵人說他“梟桀堅強之氣溢於顏面，而詞氣不亢不卑，不做搖尾乞憐之語……臨刑之際，神色怡然”（劉蓉《複曾元浦中丞書》）是符合他“然達舍生果能出吾全軍”（《石達開致駱秉章書》《太平天國》Ⅱ）而不惜承受斧鉞交加的心裏準備的。但是，他的願望沒能實現，敵人不僅殺害了他，也沒能滿足他“捨命以安三軍”（《石達開致駱秉章書》《太平天國》Ⅱ）的願望，竟背信棄義“于起解石達開之夜，將餘黨三千餘人，以火箭為號，同時圍殺淨盡”（杜文瀾《平定粵寇紀略》卷十五）。這是石達開在九泉之下也將痛悔無及的。我們不能把敵人的兇殘與毒辣所造成的罪孽加在石達開身上，況且，類似這種屠殺行為也並非封建社會階級鬥爭中統治階級的一貫作法。它實質是農民運動處於失敗，統治階級面臨全面勝利的情況下所表現出的對農民運動的斬草除根的瘋狂表現。有人認為他臨刑時的堅強氣概是“昔日王爺的威風，戰將的舉止”的“不時流露”，是因為殘酷的現實粉碎了石達開的幻想，使他認識到向敵人搖尾乞憐是無濟於事的，因而他懷著受騙的悲痛和對劊子手的仇恨走向刑場。所以才“神色淒然，無一毫畏縮志”。全面否認石達開抱著以自己的生命換取部眾安全的主觀動機和思想準備。殊不知，敵人是在把石達開解往成都的當夜圍殺他的部下的，在臨行前，他是不可能知道敵人已經撕毀了承諾，卑鄙地屠殺他的數幹部眾的。因此，他那種臨刑前大義凜然的氣概正是他實現“舍生救眾”的崇高美德的表現。 

綜上所述，石達開的後半生是多磨多難的，然而又是光明磊落的。他不愧為太平天國革命鬥爭中一位傑出的將領。他的死難是值得人們的同情。 

（資料來源：《四平師院學報》198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