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1至2月間，太平天國在蕪湖召開了一次軍事會議。主持會議的忠王李秀成向活動於皖南的眾將通報了天京領導層制定的“圍魏救趙”的破解京圍計畫。這一計畫是由幹王洪仁玕創意，忠王李秀成參與，最後由天王洪秀全批准的。對這一說法，在我國史學界幾乎已成定論。（注：有關論點可參見：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香港猛進書屋1962年，第1720頁；酈純：《太平天國軍事概述》下編第一冊，中華書局1982年，第133頁；張一文：《太平天國軍事史》，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7頁。） 

本文認為，蕪湖會議實際上是一次由忠王李秀成創意的戰略決策過程，稱作“蕪湖戰略決策”似為確切。太平天國在天京並沒有制定“圍魏救趙”的戰略決策。李秀成起初仍想沿用以往破解京圍的經驗，從皖南調兵直接援京。只是在蕪湖期間，他通過綜合分析敵我態勢後，才決定向甯國廣德機動。 

（一）太平天國並沒有在天京制定“圍魏救趙”的戰略決策 

太平天國二破江南大營之役，我國許多學者認為，是援引了中國古代軍事史上著名的“圍魏救趙”的戰術。（注：有關論點可參見：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第1719-1720頁；酈純：《太平天國軍事史概述》下編第一冊，第131頁；郭廷以：《太平天國史事日誌》，商務印書館，1946年，第654頁；羅爾綱：《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華書局，1982年，第193頁。綜合簡、酈、郭、羅四位先生的觀點，他們都認定這樣一個“圍魏救趙”性質的戰略是早在戰役前就制定的了，且除羅爾綱之外的三位先生都以為出此計者是洪仁玕，三人都認為李秀成離浦口南下蕪湖正是執行這一戰略的第一步。李秀成是這一戰略的積極回應者和執行者。羅爾綱回避了主謀問題，但他也不否認這一戰略是在李秀成離開浦口前就已制定，李秀成在蕪湖會集諸將開會佈置的也是這個方案。）如果從這次戰役的進程和結果來看確實如此。但是在這次戰役開始前，太平天國根本就沒有在天京制訂這樣一個“圍魏救趙”的戰略，更不應說洪仁玕制訂了這一戰略。幾位認定有此戰略且認定此戰略是由洪仁玕制訂的先生所據，無非是《洪仁玕自述》。那就先來分析洪仁玕的自述。洪仁玕被俘後所留下的口供、親筆供等共七件，其中有四件提到了二破江南大營史事。 

在席寶田軍營中的親書供詞（以下簡稱《供詞一》）： 

（忠王）旋即由江浦回京，踵府三次求救當攻取之策。予見其求救心切，乃曰：……今京都被圍，止有江北一線之路運糧回京，何能與敵爭長？為今之計，可潛師遠出，攻擊其背之虛處，彼處無餘兵相救，必請圍京之兵以救之，度其離京既遠，即行撤攻潛回，約定英、忠王合解京圍，此必有建瓴之勢也。忠王曰，果見殿下如算矣……忠王即回府具稟謝指教之恩。次晚又來稟求將浦口、江浦二處兵馬撤去。予曰，若救此二路，兵去，則一線之路既斷，江北之糧不能進京，其勢必急迫，若請安省英王之兵去，又恐安省有急，若如弟高見撤兵，未審京內糧餉足支幾久也？……忠王曰，吾必遵殿下長策，遠擊虛處，求兄寬心，求主勿慮，吾誓報吾主知遇之恩也。……伊又著人面謝……即行備辦纓帽號衣，偽裝敵兵模樣，一路潛行，不曾走漏。直至杭州城門…… 

在南昌府親書供詞（以下簡稱《供詞二》）： 

忠王三次面求劃策，予曰，此時京圍難以力攻，必向湖、杭虛處力攻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兵遠去，即行返旌自救，必獲捷報也。乃約英王虛援安省，而忠、侍王即偽裝纓帽號衣，一路潛入杭、湖二處。 

在南昌府之供詞（以下簡稱《供詞三》）： 

那年南京被張家祥圍困，僅有一線浦口之路可通無為州糧道。偽忠王問計於小的，小的叫偽忠王往攻湖州、蘇州之虛，則張家祥必撤大兵往救，京圍自解矣。 

在江西巡撫衙門的口供（以下簡稱《供詞四》）： 

那陳玉成打江北，李秀成打湖北、江西、蘇、杭，都是我的計策。（注：洪仁玕：《供詞一》、《供詞二》、《供詞三》、《供詞四》，分別見王慶成：《稀見清世史料並考釋》，武漢出版社，1998年，第470-471頁；第484頁；488頁；492頁。） 

在以上供詞中，洪仁玕試圖透露以下兩個主要資訊：第一，他反復強調，是李秀成向他問計，他“見其求救心切”，才出了這條妙計。《供詞四》更是把別人的功勞一筆抹煞，稱別人的一切軍事行動“都是我的計策”。總之，洪仁玕反復地申明，李秀成對破圍根本想不出主意，只好向他問計。他面授機宜，得到了忠王的認可、嘆服以及不折不扣的執行。第二，洪仁玕提出的解圍方案是一個總體的方案。在“虛攻湖杭”的同時，還會合了其他幾路主力合力破圍。《供詞二》中“乃約英王虛援安省，而忠王、侍王即……潛入湖杭二處”，就隱含著這樣的意思，即英王在這次行動的一開始，就是與忠王、侍王協同行動的。 

筆者認為，《洪仁玕自述》中反復重申的李秀成向他問計的情節，根本不能成立。李秀成與洪仁玕不睦，是眾所周知的。“偽幹王所編各書，李酋皆不屑看也”（注：《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365,199,188,190,191頁。），這說明李秀成對洪仁玕的才幹並不信服，更何況李秀成對洪仁玕的不服主要還是針對洪仁玕不懂軍事。洪仁玕的供詞或許是想表明正因為他獻了“圍魏救趙”的奇計，才使李秀成信服了他。但一派“將相和”的假像掩蓋不住洪仁玕自我標榜的居心。在他筆下，李秀成竟然天真地“稟求將浦口、江浦二處兵馬撤去”，從而被洪仁玕第二次“開導”。其實自從1859年2月27日薛之元在江浦叛降獻城，這一年李秀成和回援的陳玉成就始終在江北苦戰，為的就是打通兩浦糧道。作為一線指揮員，他自然要比洪仁玕更清楚浦口的得失對於天京的意義。他居然還提出從浦口、江浦撤兵，這簡直是毫無軍事常識的兒戲。這個情節顯然是不合情理的。其實洪仁玕根本不知道江北的戰況。至於江浦，李秀成一直就沒有收復過，又哪來的從江浦、浦口二處撤兵的事呢？他在《供詞一》和《供詞二》中所說的李秀成是三次向他問計的話，頗有“三顧茅廬”的味道，有如說書唱戲。當然，李秀成作為天京地區太平軍的最高軍事統帥，有大事是一定要和身為軍師的洪仁玕商議的，但這充其量是禮節性的和形式上的。李秀成作為久經沙場的一線指揮員，即便是憑經驗找對策，也不至於愁眉苦臉地來向洪仁玕討教，更何況他與洪有那麼深的成見和隔閡。 

對於洪仁玕所自稱的解圍方案，筆者認為有兩處值得推敲。首先，《供詞二》稱“乃約英王虛援安省，而忠王、侍王……一路潛入杭湖二處。”可見依洪的意思，英王在安省的行動是“虛”，而忠王、侍王的行動是“實”；也可理解為，英王在安省是為了掩護忠王、侍王向杭湖的行動。總之，英王與忠王、侍王是同時行動的，而且都是得到了幹王的授意。筆者認為，英王在安省的行動如果與忠王、侍王的行動是虛實關係的話，那麼英王的行動與忠王、侍王的行動應該是十分協調與呼應的。可是我們根本找不到這樣的呼應。英王在安慶戰場的任務是爭取在鄂皖邊界的爭奪中獲勝，從而穩固皖北基地。英王在協助李秀成攻克浦口後便回師皖北，他在1859年末到1860年初這一段時間裏一直在為小池驛會戰而忙碌。1860年2月16日小池驛會戰的失利使英王丟失了潛山和太湖，他的兵團只好轉入守勢，在相持中尋機對敵反攻。而在這之前的1月28日李秀成已離浦口趕往蕪湖，2月10日他向皖浙邊界機動的行動已正式開始了，這一天，他的部隊進抵南陵城下。可見英王在安慶戰場的行動與忠王的行動沒有協同關係，如果有，他應該回援天京，做出在江北機動的假像。可他的方向仍是皖鄂邊界。他在小池驛與清多鮑兵團的決戰，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爭奪皖鄂邊界的戰略陣地，決心也很大，否則不會損失那樣慘重。至於後來陳玉成東援攻擊江南大營南路長壕的行動，已是1860年4月的事。陳玉成這次的行動倒真的有了“援”的意思，但不是“虛援”，而是實實在在的“援”。全椒一失守，陳玉成為了打通東進的道路，便帶領東援主力圍攻全椒，不克便很快撤圍，為合擊江南大營而東援。但這和洪仁玕的“虛援安省”的方向完全相反。值得注意的是，《李秀成自述》卻稱陳玉成東援是“不約而來”的。（注：《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365,199,188,190,191頁。）如果單從字面上說，因為陳玉成目的很明確，到達預定戰鬥位置很及時，並且對戰役勝利作出了貢獻，不能輕率認定是“不約而來”。況且皖北的相持形勢也不容他輕易回援，所以一定是太平天國最高層的命令使他回援的。 

如果陳玉成不是奉太平天國最高領導層之命“而來”，那麼李秀成所講的“不約而來”就是針對他和英王講的。也就是說，李秀成並沒有和陳玉成約定要他東援的事。這樣洪仁玕所稱一邊命英王“虛援安省”，一邊命忠王、侍王“潛入湖杭”就對應不上了。戰役開局時，英王在安省的行動與忠王、侍王在湖杭的行動沒有虛實的呼應，戰役收關時，忠王又對英王回援感到詫異，稱英王“不約而來”。即如果真如洪仁玕所雲有一個他所制定的戰略計畫的話，那麼忠王應該知道英王這時的行動是有約而來的，而不會說是不約而來。可見洪仁玕的“英王虛援安省”說是站不住腳的。 

其次，洪仁玕在《供詞一》《供詞二》中都稱忠王、侍王軍備辦“纓帽號衣，扮作敵軍模樣”。洪仁玕的意思或許是想證明忠王、侍王軍行動的詭秘，殊不知道這是畫蛇添足，暴露出他的斧鑿痕跡。忠王軍既然此次行動的目的是虛攻湖杭，調動江南大營軍，那麼，他便沒有必要偽裝成敵兵，相反他應該故意將聲勢造大，這樣才能達到調動敵人的目的。清朝方面文武官員的奏摺和咸豐皇帝的上諭中，均沒有提及太平軍有偽裝清兵的行為；如果有，他們是不會放過借機攻擊太平軍的機會的。更何況，清朝方面的泗安、梅溪吃過兩次大敗仗，如果太平軍真的是偽裝清軍，李定太、周天受等敗將決不會忘記借題發揮為自己開脫。因此，洪仁玕的這個陳述充分暴露了他軍事素養的缺乏。 

可見，從洪仁玕《自述》根本找不出太平天國在戰役前就制定了“圍魏救趙”戰略的明顯的或經得起推敲的證據。洪仁玕其實是處處以已經發生過的事件過程和結果，來為自詡的妙計作引證。許多前輩學者實在是被洪仁玕的一面之詞蒙蔽了。 

另外，通過對《李秀成自述》的分析，仍無法得出太平天國制定過“圍魏救趙”的戰略決策的結論。關於出京前的情況，《李秀成自述》是這樣說的： 

那時江浦尚是張帥之軍屯困。我見時勢甚不同，輕騎回京走主。主又不從，當金殿與主辯白，問主：‘留我鎮浦口，爾外救應望何人？’將主國臣籌算，與主周詳算：‘前軍主將陳玉成在潛太黃宿被曾帥之兵敵，不能移動，韋志俊業投清朝；劉官芳、賴文鴻、古隆賢有其名未能為用；楊輔清為中軍主將，在池郡英家會、東流，亦有曾帥之軍制戰；左軍主將李世賢已在南陵灣沚一帶；京城四門俱被和、張兩軍重困深壕，朝內積穀無多，主又不准我出，誰為外來救？我主意何為？’與主力辯，當被嚴責……不得已，後而再行強奏，定要出京，主見我無可再留，准我出京。（注：《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365,199,188,190,191頁。） 

在此，李秀成未提及與洪仁玕在戰略問題上有過什麼商議，他敍述的中心問題是“出京”。李秀成問洪秀全“留我鎮江浦，爾外救應望何人？”這說明，洪秀全不放李秀成出京，原因是他必須鎮守浦口；李秀成想請洪秀全明白，留下他鎮守浦口，就不會有人“外救”了。之後李秀成詳細分析了太平軍其他幾支主力的情況，認為他們共同的問題是都被牽制在各自的戰場。李秀成於是再次提出他的問題：“誰為外來救？”很清楚，李秀成想說明的是，既然天京已被圍困，那就應該沿襲以往的經驗，通過外線作戰即李秀成反復說的“外救”來解圍。他一個人守在浦口，並不是辦法。事實也證明1859年李秀成在江北的苦戰並不能扭轉危局，即便陳玉成東援江北戰場也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可是洪秀全並沒有和李秀成達成一致意見，第一次他嚴責了李秀成，根本不放他出京。最後李秀成終於得以出京，他是用了“再行強奏，定要出京”的辦法。洪秀全是見他“無可再留”才放他走的。可見洪秀全放人並不情願。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如果真的已制定了“圍魏救趙”的戰略方針，那麼這個計畫是一定要由洪秀全批准才可以實行的，也就是說，洪秀全是這個戰略的最後仲裁者，他應該是支持這個戰略的。那樣的話，他不放李秀成出京就無法理解了。相反，他不僅應該放李秀成出京，而且甚至應該催促他快快出京去“虛攻杭湖”。而如果是李秀成提出了這樣一個戰略計畫的話，那麼他一定會在《自述》的這一段提及。李秀成本來在功勞問題上就不那麼謙虛。比如他在《自述》中就講過“自困天京五次，皆若我一人四籌解救”（注：《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365,199,188,190,191頁。）這樣言過其實的話。如果他真在出京前提出過這樣一個戰略，他是不會放過表功機會的。可見李秀成強請出京的目的不是去執行什麼“圍魏救趙”的戰略計畫，而是去爭取“外救”。“外救”是太平天國解天京之圍的基本經驗，李秀成向洪秀全分析其他幾路太平軍主力都被牽制而不能“外救”的事實，是想向他說明既然不能指望他們的救援，就只有放他走外線了。筆者的結論是，李秀成出京時只是把著一個“外救”的想法，所謂“圍魏救趙”的戰略根本就不存在。 

（二）蕪湖戰略決策 

1860年1月28日，忠王李秀成從浦口出發南下，將江北防務交給部將黃子隆、陳贊明，自己帶主力進入皖南，實行他的“外救”計畫，即轉入外線作戰，為解京圍尋找機會。當時活動於蕪湖一帶的是忠王的常弟左軍主將李世賢。 

李秀成南下蕪湖是後來奇襲杭州的第一步，但二者並沒有絕對的因果關係。不應該從忠王離開蕪湖以後的軍事行動來推論忠王從浦口到蕪湖的目的就是為了奇襲杭州。因為忠王來蕪湖也許有其他的目的。天京周圍的幾支太平軍主力中，離天京最近的正是左軍主將李世賢部。忠王李秀成想請“外救”兵解京圍，自然不會捨近求遠，他當然希望和李世賢合兵北上，這是最現實也是最便宜的解圍辦法。況且忠王向他的堂弟李世賢求援，也不是第一次，1858年4月，他也曾親赴蕪湖和李世賢面商。《李秀成自述》稱： 

那時京城東北已困，獨有南門將已實困……那時觀勢不同，外無調度之將，不得已先與朝臣計議，我欲出京以為外調救解等議。眾朝臣苦留，那時從頭至尾，一一算籌，各方心願，肯我出京。複而奏主，主又不從。然後又從頭至尾一一奏明。主上不肯，斯時無計，當即退朝。又過數日，複而鳴鐘之後，主即坐殿，盡而力奏。斯時朝不當絕，卻未滿堂，人心有醒，主又複明，故而准奏。是次日出朝……由南門一日一夜趕往蕪湖與家弟李世賢斟酌，一人敵南岸，一人敵北岸。（注：《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161頁。具體時間依據崔之清：《第二次戰略退卻》，茅家琦主編：《太平天國通史》中冊，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198-200頁。） 

1860年的情形竟與1858年的情狀酷似。首先，洪秀全不讓李秀成出京搬兵；其次，李秀成堅持要出京搬兵“外救”。1858年時，洪仁玕還沒有到天京，而1860年，洪仁玕已到天京半年多了。可見李秀成和洪秀全圍繞解圍問題仍然重複著已經發生過的衝突，此事並未因洪仁玕的存在與否而有變化。最後，1858年李秀成出京後找的是李世賢，1860年也是如此，而且都是從蕪湖北上援京試圖解圍。從李秀成這兩次到蕪湖的經歷來看，他出京的方式簡直如出一轍。這使我們不得不推斷，李秀成1860年從浦口南走蕪湖的初衷仍然是依照過去的經驗搬兵“外救”，是“一人敵南岸，一人敵北岸”。另外，1859年也有類似史例。3月李秀成曾會同李世賢六路撲攻浦口、江浦，被清提督張國樑及總兵李若珠、周天培等所敗。李秀成不得已請援于前軍主將陳玉成。（注：崔之清：《皖南與江北戰局的起伏》，《太平天國通史》中冊，第237—238頁。）這也說明李秀成解天京之圍，有求助於李世賢的先例與經驗，因為畢竟李世賢負責的戰區是距離天京最近的，更何況他們倆還是堂兄弟。 

忠王李秀成於1月28日離開浦口，第二天到蕪湖，2月20日才到南陵，實施向甯國、廣德方向的機動。中間的十一二天時間，他都做了些什麼呢？史書一般都認為他在此間召集了一次軍事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李秀成按照天京方面的戰略部署了以後的作戰行動。筆者認為，李秀成如果是來部署執行所謂“圍魏救趙”戰略，他絕無道理耽擱到2月10日才向南機動。回首1858年的那一次援京行動，李秀成4月下旬（具體日期仍待考）出京赴蕪湖，4月28日李秀成部隊的主力就從東梁山渡江，向天京方向機動，兵貴神速，李秀成著急出京，卻在蕪湖耽擱了十來天，既然胸中已有“虛攻湖杭”的戰略，往湖州機動就是了；或許他需要等待皖南地區的其他將領，好把“圍魏救趙”的戰略部署得更具體，比如說他在等活動于池州地區的楊輔清前來。但是也似乎沒有這個必要。他可以自己向甯國方向機動，傳檄給楊輔清，通知他向他靠近便可以了，沒有必要非得開這樣一個會議。李秀成遲遲未動，只是為了部署從天京帶來的“圍魏救趙”戰略？筆者認為這個說法是牽強的。如果李秀成來蕪湖是為了約李世賢一同“外救”天京，那他也沒有必要耽擱這麼長的時間，他們立即向天京方向機動就可以了，就象1858年4月時那樣。再說，這次的方向是南陵，不是天京。所以李秀成即便只是因為“外救”的目的來蕪湖，耽擱這樣長時間沒有行動也是不合情理的。因此李秀成一定是有什麼非要解決的事情要解決，才沒有能夠迅速行動起來。 

筆者認為，李秀成正是在蕪湖解決了後來二破江南大營之役的戰略決策問題，即他沒有援引以前的經驗東援天京，而是南下廣德，虛攻湖州，最後奔襲杭州。這個戰略問題的解決需要首先改變原先的“外救”想法，然後匯總各戰場的情報，最後作出南下決策。這個過程自然需要一定時間，而我們聯繫李秀成在蕪湖的十餘天時間，認為忠王在這段時間裏完成戰略決策是可能的。 

太平天國以往破圍的主要經驗，是從其他戰場抽出機動兵力投入天京戰場，以優勢兵力將孤立的天京戰場清軍擊潰。這實際上也就是忠於在天京時的“外救”的想法。1856年一破江南大營集中了秦日綱、石達開兩大主力兵團，1858年二破江北大營也是陳玉成、李秀成兩支主力合作的結果。 

可是，忠王在蕪湖度過了十天后，突然揮師南陵，向甯國、廣德方向機動，這些事實說明忠王的思想在蕪湖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此推想他在蕪湖期間和能召集到的將領交換了意見，他通報了各自戰區的情況。最後忠王意識到當前形勢不同於以往。因為這種解圍模式的前提必須是：從天京以外戰場趕來的機動兵團是在本戰場取得了決定性勝勢後得以抽出的，如果在本戰場處於相持或者劣勢，那麼就無法組成這樣的機動兵團。1856年一破江南大營的主力石達開兵團是從西征戰場抽來的，石達開之所以能夠解南昌之圍而東指天京，是因為他在西征戰場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西征戰局的穩定是他抽身東援的前提；而1858年陳玉成、李秀成合作攻破江北大營，也是有樅陽會議後皖北戰場局部反攻勝利的基礎。可是，1860年春太平天國的幾支主力分別在各自戰場與敵軍處於戰略相持狀態。特別是1858-1859年兩次在江北破圍的陳玉成兵團剛剛遭受重創，湘軍正乘勝向皖北基地的腹地緊逼，以陳為破圍主力的模式無法在1860年重演。至於蕪湖地區的李世賢，他與清湖南提督周天受打得難解難分。楊輔清與黃文金等人的當務之急是保住池州，盡力挽回因韋俊叛降帶來的損失。所以忠王必須探求新的對策。 

他或許注意到，可以把外線作戰的範圍放大，跳出以往經驗的範圍和模式。過去的解圍戰往往在敵人已熟悉且已有準備的戰區進行，而且戰役的目的往往只追求解圍，打法循規蹈矩，敵人往往有充分準備。而這一次又面臨著更加嚴峻的形勢，那就是清江南大營完成了對天京實施圍困的長壕工程。忠王或許意識到再按以往模式去解圍，會正中清方下懷，在陷入持久拉鋸戰的同時，也終將消耗掉自己大量的有生力量。況且敵人兵力雄厚，又佔據著有利的防禦工事，而己方幾支主力卻難以迅速組成一個強有力的東援戰役群。因此，忠王決定向寧廣方向機動。這正是敵人安慶、天京戰區的中間地帶。太平軍向這個中間地帶機動，敵人將很難判斷太平軍的攻擊方向，而太平軍卻可以避開過去經驗熟悉的戰場，從被動靜止的內線作戰轉入積極運動的外線作戰，通過開闢新戰場，牽制清江南大營的力量，從而減輕天京方面的壓力。 

忠王李秀成在蕪湖通過幾次小型會議，與各戰區將領交換和分析軍事情報，也可能是通過公文傳檄的形式，但可以肯定的是，決沒有形成象建平會議那樣的正式的會議，否則的話，忠王不會忘記在《自述》裏留下一筆。試想，建平會議在4月11日召開，不過一天，而忠王卻記下了這次會議；相反，在蕪湖總共呆了十一二天，《自述》反倒一帶而過，這些都說明，忠王在蕪湖的活動是一個難以順清條理、加以概括的過程，在蕪湖，並沒有一個標誌性的事件給忠王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推想，在蕪湖，忠王與將領們進行了一系列緊急磋商後，最後決定向南機動，並把這一意見上奏天王。《自述》裏，雖然忠王沒有提及自己在蕪湖的活動，但他在述及自己奔襲杭州的活動後，總結式地寫道： 

我非一心去打杭郡，見和、張兩帥圍我主及我母親（在）京，知和、張兩帥軍餉俱出在蘇、杭、江西、福建、廣東，此是出奇兵而制勝，扯動和、張兩帥江南之兵，我好複兵而回，救解天京之謀，非有心去打杭郡。（注：《李自成自述原稿注》，第191頁。） 

與洪仁玕的大言不慚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忠王李秀成只是在解釋他打杭州的意圖時，才很自然地提到了他的戰略。忠王在他的《自述》裏始終沒有刻意雕琢戰略問題，他更多地是描述過程。但這個事實並不說明這一戰略不是忠王提出的。洪仁玕在《自述》裏反復強調戰略決策是他制定的，但他的《自述》卻矛盾重重，難以自圓。李秀成雖然晚節問題尚難斟定，但是總比洪仁玕實事求是得多。 

綜上所述，在太史界幾乎成為定論的所謂蕪湖會議，也許是一次全新的戰略決策過程。太平天國二破江南大營之役是忠王李秀成在蕪湖期間決策的。因軍情緊急，他一面把戰略設想上奏天王，另一方面以不同形式敦請皖南各部給予配合。 

（資料來源：《江淮論壇》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