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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1851年至1857年，是雙方互有影響階段。撚党起源甚早，可能始於清代康熙年間，較為確切的記載表明，它產生于19世紀初年，準確地說，應是1804年至1807年間，1807年已有撚黨活動的檔案記載（注：此系後來撚首被捕時提供的，見河南巡撫方受疇：《拿獲馬三振、王義等辦理由》（嘉慶二十年八月初二日），軍機處錄副奏摺。）。它的最初成員，系嘉慶初年收元教與混元教起義失敗後隱伏下來的教徒和參與鎮壓這次起義被撤回籍的鄉勇。它的起先活動地區，是皖北、豫南以及湖北、山東、江蘇等與之連接的區域。撚的含義是什麼，以往人們的解釋各不相同，而一般和比較合理的說法，應是群聚成股之意。
隨著撚党從隱蔽秘密向公開活動轉化，其成員也逐漸增多起來。除原先加入者外，還有兵勇與差役、盜賊和小偷、船夫與漁夫、災民與饑民、農民與手工業工人、知識份子以及缺乏權勢的中小地主等，比較複雜，但就其主體而言，是貧窮農民和其他破產失業的勞苦群眾。時人曾說，“撚則農民也”（注：劉光：《煙霞草堂文集》，《撚軍》資料叢刊第6冊，第337頁。），清方文書也道，“多系無賴窮黎”（注：朱學勤等：《剿平撚匪方略》第1卷，第25頁。），從中可以清楚看出這一點。撚黨的初期活動除所謂“偷竊”外，主要有集體討吃和“吃大戶”、突擊劫奪與公然索取財物、抗差抗糧、參與販運私鹽、結隊遠行劫掠財物即“打捎”等，還有設賭局與“爭光棍”（互爭雄長而聚眾械鬥）。
根據有關的檔案，從1807年起，撚黨便聚眾開展活動，不久遭到清朝政府的鎮壓，成員罹難，活動受挫。可是，由於社會矛盾與吏治衰弱諸種因素的存在，他們未被消滅，其活動沒有絕跡。鴉片戰爭後，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伸了進來，國內的社會矛盾越發尖銳，撚黨也日趨活躍。
北方撚黨的抗爭同南方的太平天國運動是彼此呼應、同步高漲的。1851年1月，經過多年的秘密籌畫，洪秀全統率拜上帝會眾，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誓師起義，定國號為太平天國，起義軍稱太平軍，隨即轉戰武宣、象州、桂平、平南等地，9月攻克永安州（今蒙山縣），取得首次佔據城市的重大勝利。在永安駐守期間，洪秀全分封諸王，建立一些制度，建國規模初具。太平天國運動在廣西掀起，對於撚党活動自然會產生有利的影響。《剿平撚匪方略》序中寫道：“當粵西初用兵時，皖、豫之間，伏莽即已蠢蠢欲肆，一二年後，日益鴟張，分股數十，賊圩林立。”《湖北通志》還記載：“自粵匪倡亂，群撚揭竿而起，受其嗾指，或分擾以掣我軍，或前驅以助賊勢，亡虜千數百股。”（注：張仲炘等：《湖北通志》，《撚軍》第3冊，第175頁。）撚黨的活動更加積極了。
1851年，撚眾在蘇北豐縣、邳州（今邳縣）、銅山（今徐州）、蕭縣、沛縣等地活動。次年，他們在蘇北豐縣和河南虞城、蘇北銅山、碭山（今屬安徽）等地以及山東、河南、安徽一帶進出。同年11月，河南永城與皖北有撚黨“十八鋪”（即十八股）在皖北蒙城、亳州間的雉河集起事。1853年1月，河南、安徽、江蘇、山東邊界地方，撚黨繼續活動。顯然，在1851年初至1853年初，撚黨此伏彼起，開始向撚軍轉化。
太平軍於1852年4月從廣西永安突圍北趨，轉入湖南，挺進湖北，1853年1月，佔領省城武昌，後分水陸兩路沿長江東下，奪取江西門戶九江，攻佔安徽省城安慶，3月取得江蘇省城南京，並在此建都，改稱天京，建立太平天國政權。太平天國運動從珠江流域擴展至長江流域，震撼了清朝的腐朽統治，也鼓舞了撚黨的鬥爭，尤其是安慶的攻佔，太平軍釋放監獄中有正被查辦的撚黨在內的“囚犯”，並每人授以一刀，鼓動反抗，對撚黨的影響比較直接，有的起事就是被釋人員發動的。在長江以北至黃河流域的遼闊地區，撚党聞風而起，積極回應，近在皖北的撚黨更是如此。兵部侍郎周天爵奏道：“皖省自安慶失守後，土匪聞風而起，宿州、懷遠、亳州、蒙城、靈璧等州縣尤多，著名撚匪聚眾搶劫。”（注：王先謙等：《東華續錄》（咸豐朝）第1卷，第30頁。）可見皖北、豫東、蘇北、山東等地的撚黨及其他農民起義軍紛紛集結起來，展開鬥爭。其中撚黨有如下一些比較主要的活動：
1853年2月，撚黨沖入安徽合肥縣署，劫奪被捕在獄的一百數十人，這些人遂成為撚黨的骨幹力量。同時，皖北亳州撚党進至河南永城同清朝兵勇對抗，蒙、亳“十八鋪”撚黨控制渦河、淝河流域。3月，江蘇蕭縣有大批撚党活動，山東西南部聚有一批群眾（可能是撚黨或其中就有撚党）“劫奪居旅”（注：佚名：《山東軍興紀略》，《撚軍》第4冊，第211頁。），安徽靈璧、泗州（今泗縣）撚党奪得米車並將米糧散給貧民，安徽臨淮、豫東與皖北的撚黨同清朝兵勇團練對抗。也在3月，安徽定遠撚首陸遐齡聚眾起義，他們同饑民聯合，“淮上大震”（注：馮煦等：《鳳陽府志》第17卷，第89頁。），4月中旬，被清軍鎮壓。3、4月間，安徽合肥梁園有群眾（似是撚眾）展開鬥爭，阜陽撚眾屢敗清軍。不難看出，在太平軍進向江南的影響下，撚黨活動積極異常，並且大大增強了同清朝兵勇的武裝鬥爭，從而加速了自身向撚軍轉化的過程。這樣，撚党向撚軍轉化的過程至是完成。
撚軍在北方舉行起義，是同太平軍北伐緊密相連的。為了達到推翻清廷的目的，太平天國決定出師北伐。1853年5月，北伐軍從江蘇揚州經儀征出發，開始了英勇的進軍。他們取得浦口後，以風馳電掣之勢進入安徽，接著攻進河南，越過黃河天險，圍攻懷慶（今泌陽）不下，西入山西，沖進直隸，前鋒抵達離保定僅60裏的張登集（今張登鎮），北京宣佈戒嚴。北伐軍轉而東進，10月底，進逼天津。
北伐軍的到來，更加激發撚軍的鬥志。《渦陽縣誌》寫道：“奧匪到處仇官而不害民，市不易肆，凡藏有印信公文者殺無赦，革新潮汛，漸染漸深，匪膽愈壯。”（注：黃佩蘭等：《渦陽縣誌》，《撚軍》第2冊，第99頁。）又說：“時州縣無官，匪始蜂起。”（注：石成之等：《渦陽縣誌》第4卷。）這清晰表明，太平軍攻城奪地仇殺官吏的抗清行動，使撚軍的鬥爭如火如荼地展開了。同時，北伐軍深入敵後，抗擊了大量清軍，減輕了撚軍的壓力，對撚軍起義也起著屏障作用。與北伐同時，太平軍舉行的西征，其影響同樣及于撚軍，有力地促進撚軍的鬥爭。
撚軍鬥爭的展開，迫切要求自身隊伍的聚合和力量的集結，以便抗擊敵人。因此，他們於1855年秋舉行了著名的雉河集會盟，推張樂行為盟主，實行黃、白、黑、紅、藍五旗軍制，首次將各股撚軍組織起來，使之從分散走向集中與統一，並提出反清的目標，意義重大。會盟之後，他們以雉河集為基地，向皖北、豫東、蘇北等地出擊敵人，“進退綽如，縱橫跌宕，所向無前”（注：黃佩蘭等：《渦陽縣誌》，《撚軍》第2冊，第100頁。）。
事實顯示，撚党由來以久，在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情況下，鬥爭逐漸發展，力量不斷壯大，倘若沒有太平天國運動的波及，他們的反抗也會繼續擴展開來。《粵氛紀事》曾言：“皖之養癰同於西粵，即使金田不起，而厝薪伏莽，江、淮之間，亦未必能晏然無事。”（注：謝山居士：《粵氛紀事》第5卷，第24頁。）這就可以清楚說明這一點。不過，太平天國運動的興起，卻給他們以積極的影響；北伐軍的到來，直接促使他們紛紛行動起來，形成聲勢浩大的起義；北伐援軍的北上，推動撚軍鬥爭前進，他們自稱王侯，舉行會盟，建號“大漢”，樹起一幟。當然，撚軍抗擊了一些清軍和團練，截斷了畿輔重地至江南的交通線，對太平天國包括其北伐、西征、天京週邊戰也是有利的，起著屏障的作用。此外，撚軍還多方支持北伐軍。兩軍互相配合，共抗敵人，使清軍顧此失彼，難以招架。
二
自1857年至1864年，是兩軍聯合作戰階段。雉河集會盟後，撚軍的鬥爭有了初步的發展，然而他們存在的政治主張、組織領導與軍事行動等方面的不少弱點，使其一時取得的勝利成果難以得到鞏固與擴大，且在清軍的反撲下，抵擋不住，同敵人反復爭奪過的雉河集於1856年11月再陷，次年2月尹家溝又失，張樂行等不得不率領撚軍主力南下霍丘三河尖等地，可是仍然受到清軍的沉重壓力，他們深感必須爭取太平軍的支持與幫助。太平天國方面由於1856年的天京變亂，罹難者二萬多人，次年翼王石達開又率部出走，致使太平天國力量大為削弱，也迫切需要團結友軍一致對敵。所以，洪秀全非常重視在北方活動的撚軍，認為是可靠的盟友，應該採取聯合的方針，使其“能掌北門之鎖鑰”，成為“南國之屏藩”（注：王大球：《張樂行傳略》，安徽《史學工作通訊》1957年第2期。）。正是在當時形勢下，產生這種共同要求，促使奮戰于長江和淮河之間的這兩支起義軍實行合作。
1857年3月6日，兩軍在安徽霍丘、六安交界處會師。從此，撚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太平天國的領導，他們的首領也得到封號，如盟主張樂行後被封為征北主將、鼎天福、義爵和沃王，五旗將領各有封號，如龔德樹後被封為征北正總提、蓋天義，蘇天福後被封為立天侯。全軍同太平軍一樣蓄發，有的部隊且改用太平天國旗幟。太平天國除經常遣員與撚軍聯繫作戰外，另有專任代表駐在撚軍中，撚軍也常派人至天京，或到豫天侯陳玉成、合天侯李秀成等部，彼此聯絡會商，協調行動。不過，撚軍依然保持自己的領導系統和原有制度，配合太平軍作戰一般只限於安徽境內及鄰近地區，即“聽封而不能聽調用”（注：《太平天國文書彙編》，第500頁。），以便日後北征，再建基業。太平天國也不過問他們的內部事務，沒有改編他們的隊伍和加強他們的紀律。顯然，兩軍的聯合還是有限度的，說明雙方都無法根除農民小資產者經濟地位所必然產生的那種狹隘自私的偏見。儘管如此，撚軍卻開始走上和太平軍共同作戰的道路。
兩軍會師後，旌旗齊奮，桴鼓相應，隨即在淮河兩岸向敵人發起強大的攻勢。張樂行所部撚軍與韋志俊、薛之元所部太平軍合作，進攻河南固始等地；韓奇峰所部撚軍和陳玉成等所部太平軍一道，攻打正陽關、壽州等地；龔德樹、蘇天福所部撚軍同李秀成、李昭壽等所部太平軍會合，圍攻霍丘、潁上等地。
兩軍首次聯合作戰取得一些戰果，後太平軍因往攻鄂東與擬援天京而離去，撚軍單獨作戰，難以阻擋敵人的反撲，6月三河尖失守，該地撚軍退往正陽關，8月霍丘又失，該地撚軍南走六安，10月正陽關也陷，該地撚軍也撤向六安，已得的一些戰果化為烏有。
但是，兩軍的合作並未就此終止，而是斷斷續續。其原因在於：皖北的太平軍因為負有繁重的作戰任務，既要抗擊自湖北東犯的湘軍，又要對付天京週邊的清軍，不得不常常東西往返征戰，而撚軍主要在淮河流域一帶作戰，沒有遠離這一地區。這樣，撚軍和太平軍的協作，難免受到長江中游太平軍戰局的影響，以至出現上述的狀況。當然，撚軍還是直接參加或間接協助太平軍在東面和西面戰場上所開展的一些戰役。
1857年4月，為穩固安徽基地，牽制敵人進攻江西，陳玉成所部太平軍進攻鄂東，撚軍參加這次戰役，經過較量，他們未能取勝，9月退回安徽。10月，駐守六安的龔德樹所部撚軍和李秀成所部太平軍進佔安徽舒城及附近一些地區，逼近廬州（今合肥），旅太平軍因天京週邊戰局緊張而東下，撚軍回守六安，張樂行則率一部分撚軍配合太平軍作戰，打通道路，當護送太平軍繞過廬州後便返回六安。12月，六安撚軍內部出現矛盾，有些人要求撤回淮北，不再與太平軍聯合，而張樂行、龔德樹等廣大將士仍堅持同太平軍合作。
1858年春，太平軍和撚軍的聯合部隊攻打河南固始不下，太平軍南往湖北，撚軍東回六安。不久，清軍反攻六安，5月六安失守，撚軍經正陽關於6月轉輾懷遠、臨淮和鳳陽，控制了淮河中游地區，很有意義。皖撫福濟曾經奏道：“該逆分踞懷遠、鳳、臨，為犄角之勢，南北阻塞不通，廬州後路全失。”（注：朱學勤等：《剿平撚匪方略》第44卷，第29頁。）就是說，這截斷了清軍在淮河中游一帶的水陸餉道，孤立了其據有的廬州，而且將淮河北岸的抗清力量同南方的太平天國連接起來，使北方的清軍難以南下，直接支援了太平天國。當時，張樂行在懷遠曾以“大漢盟主”的身份發出檄文，號召淮北撚軍“北取宿（州）、靈（璧）、蒙（城）、亳（州）、潁州，直抵黃河，開創疆宇，以圖王霸之業。”（注：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太平天國資料輯》，《近代史資料》（總30號）1963年第1期。）這說明他們準備會兵北伐，再建自己的基業。
1858年9月，撚軍與吳如孝所部太平軍圍攻定遠，與東進的太平軍相呼應，撚軍還參與東進的太平軍在安徽滁州烏衣與江蘇江浦小店、浦口等地作戰，打敗清軍，徹底擊滅清軍江北大營，解除天京的北面威脅，恢復天京與江北的交通，其功不可沒。11月，撚軍又參與太平軍在安徽廬州三河鎮的戰鬥，殲滅浙江布政使李續賓所部湘軍，且乘勝前進，收復曾被敵人佔據的舒城、桐城、潛山、太湖等地，迫使圍困安慶的清軍撤退，從而制止了敵人長驅直入的攻勢，扭轉了近兩年來皖北戰場的頹敗局面，後方也能安穩。他們在此役中也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1859年3月，太平軍重占安徽六安，後取天長、盱眙（兩地今屬江蘇）。7月，撚軍與太平軍聯合攻佔定遠，使撚軍控制的地區可向南擴展，與太平天國轄區廬州等地“聯為一片”（注：朱學勤等：《剿平撚匪方略》第65卷，第6頁。），聲勢更大。
為了向北另謀發展，陳玉成派張樂行所部撚軍北往潁州，又遣主將馬融和等部太平軍北上援助表示歸附太平天國的苗沛霖團練，還命扶王陳得才、遵王賴文光等部太平軍遠征西北。淮南局勢的不斷惡化，也促使張樂行想回淮北。11月底，太平軍和撚軍撤出來安。12月，張樂行將定遠防務交給太平軍，率領撚軍至潁上，這標誌著他們同太平軍在淮南聯合作戰的結束。
撚軍主力在淮南同太平軍一道抗清，雖然其組織與紀律不及太平軍，且有一些消極影響，《被擄紀略》曾說，“長髮起事，規條甚好。攻城掠地，凡安民後，深加體恤，所以江南半壁全為所有。自與撚匪合隊，生靈塗炭，不堪言狀”（注：刀口餘生：《被擄紀略》，《太平天國資料》，第214頁。），這多少反映其中問題。他們在戰略上也有失策之外，如在淮河中游獲勝後，便分兵把守所占城市，進行消極防禦，沒有注意殲滅敵人的實力，以致所占城市被清軍各個擊破，但是從整體考察，無論是對撚軍還是對太平天國都是有利的。
綜觀兩淮撚軍的戰鬥，對太平天國來說，其正面影響是很明顯的。當然，太平天國同撚軍協同作戰，對撚軍也大有裨益。1856年雉河集等地失守後，撚軍處境艱難，由於得到太平軍的援助，他們才能在淮河兩岸重新站穩腳跟，繼續同敵人抗爭。同時，他們還從太平軍那裏學習了修築防禦工事等技術。
撚軍撤出淮南後，他們與太平軍的鬥爭仍息息相關。1862年1月，撚軍與北上的馬融和等部太平軍圍攻潁州，4月失利撤圍，退往潁上，旋潁上又失。還在潁州戰役進行時，陳得才、賴文光等太平軍經淮北、河南進入陝西，張宗禹等撚軍自淮北也經河南入陝，5月攻雒南，與西北太平軍一道戰鬥，聯合部隊隨即轉逼西安，由於傳來廬州危急的消息，便離陝西東入河南回援。可是，陳玉成已率部撤出廬州，北走壽州，被苗練誘捕，張樂行等撚軍與馬融和等太平軍圖謀搭救未果，後陳玉成犧牲于河南延津，馬融和等太平軍轉與聯合部隊會合，河南陳大喜等撚軍也趕來會合。聯合部隊得知上述訊息，便改變赴皖計畫，進入湖北，擬東趨援天京受阻，張宗禹等撚軍回皖，陳大喜等撚軍返豫，太平軍在豫南會合另一部撚軍，再次遠征西北，1863年10月，佔領陝西漢中、城固。
清軍厚集兵力，大舉進攻淮北。李成、任化邦等撚軍經蘇北轉戰山東（後李成被害）。張樂行率領撚軍硬拼，結果慘敗，1863年3月19日雉河集失陷，旅張樂行殉難。突圍的張宗禹等撚軍聯合陳大喜等撚軍繼續戰鬥後，於1863年5月同馬融和等太平軍重返蒙、亳地區，後馬融和等太平軍入陝與西北太平軍會合，張宗禹等撚軍至南召西北一帶。陳大喜等撚軍自豫至湖北襄陽、光化等地。
1864年1月，西北太平軍“圖解京師重困”（注：《賴文光自述》，李鴻章奏摺（同治七年正月初一日）附件，軍機處錄副奏摺。），自陝再次東下。陳大喜等撚軍會合了自山東轉戰而來的任化邦等撚軍，4月于河南淅川李官橋同西北太平軍會合。張宗禹等撚軍也於4月在內鄉西坪、赤眉城之南與西北太平軍會師。聯合部隊經豫至鄂東，同敵酣戰，不幸6月洪秀全逝世，7月天京陷落，太平天國運動失敗。11月，聯合部隊沖至安徽霍山遭到截擊而潰滅。
撚軍同西北太平軍並肩作戰，雖然沒有完成救援廬州和天京的任務，但是增進了彼此的聯繫與協作，也加深了雙方向舟共濟的理解和認識，為日後兩軍的結合與共抗強敵，準備了更為堅實的條件。
三
自1864年至1868年，是雙方合併苦鬥階段。安徽霍山黑石渡之戰後，清朝政府和地主士紳大搞反攻倒算，起義人們慘遭禍殃，血流遍地，屍骨堆積。異常險惡的局勢，使張宗禹、任化邦等撚軍將領充分認識到：合則可存，分則敗亡；只有同西北太平軍餘部緊密地團結起來，才能抵禦兇惡強敵的進犯，將北方的反清鬥爭延續下去，打開新的局面。因此，他們代表廣大將士堅決表示，願與太平軍結合一起，“誓同生死，萬苦不辭”，請遵王賴文光領帶，賴文光“視此情狀，君辱國亡家散之後，不得已勉強從事，竭盡人臣之忱”（注：《賴文光自述》，李鴻章奏摺。）。兩軍將領採取這一步驟是完全正確的，因為當鬥爭處於低潮之際，起義人們更應堅持團結戰鬥，才有出路。
於是，在賴文光、張宗禹、任化邦等領導下，1864年12月上中旬，撚軍和西北太平軍余部于河南南部進行整頓與改編。這次整編，決定部隊沒用太平天國的年號、曆法、封號和印信，如原先賴文光為遵王、張宗禹為梁王、任化邦為魯王等封號依然採用，而且提出“披霜踏雪，以期複國於指日”（注：《賴文光自述》，李鴻章奏摺。），即復興太平天國事業的鬥爭任務；關於隊伍的內部組織，基本上仍以撚軍的五色旗區分，但作了一些變動，較前嚴密，如每一大旗下轄50小旗，每一小旗統眾500人，分為10館，每館約50人，實際人數視具體情況而多寡不等，有的部隊可能由於人數特別多，就把小旗中的一部分成營（如內五營、外五營）一類的單位。
通過這次整編，撚軍同西北太平軍餘部結為一體，組成新撚軍，在政治、組織、軍事等方面都得到提高，意義十分顯著。清廷曾覺察到，新撚軍“絕非從前撚匪志在剽掠者可比”（注：朱學勤等：《剿平撚匪方略》第230卷，第16頁。）。就是說，新撚軍同以往撚軍相比，有了明顯的變化。不過，他們沒有提出明顯的鬥爭綱領，未能制定整體的戰略計畫，無法解決面臨的主要行動方向和建立活動基地等重大問題，因而留下不利的影響。
新撚軍組建後，便運用流動戰術，同強敵展開英勇鬥爭。1864年12月12日，他們在河南鄧州西南唐坡擊敗僧格林沁所部清軍，使其“名望頓盡”（注：王闓運：《湘軍志》，《撚軍》第1冊，第5頁。）。1865年1月18日，他們于寶豐甘露台、張八橋等地有些折損。1月29日，他們在魯山水推磨地方再敗僧軍，陣斬悍將翼長恒齡。接著，他們在河南境內繼續轉戰，4月進入山東，轉至蘇北，5月初重返山東。他們連續流動作戰，忽東忽西，時南時北，一再挫敗強敵，還拖得僧軍疲累已極，5月18日，終於在山東荷澤高樓寨擊斃僧格林沁，殲滅其所部清軍，增強自身的作戰力量和本領，取得了重大勝利。
高樓寨之戰後，清廷命兩江總督曾國藩為欽差大臣，統率湘軍、淮軍及其他部隊鎮壓新撚軍，曾國藩提出重點設防、設立馬隊、修築圩寨等一套“以靜制動”的攻撚方略（注：王闓運：《湘軍志》，《撚軍》第1冊，第6頁。），以及“聚兵防河”的計策（注：王定安：《求闕齋弟子記》，《撚軍》第1冊，第42頁。），企圖縮小作戰區域，形成包圍圈，消滅新撚軍。儘管新撚軍經過頑強拼搏而接連獲勝，然而局勢仍很艱難。所以，同年10月中旬新撚軍返至河南陳留、中牟等地後，賴文光認為，若再長此作戰下去，深恐“獨力難持，孤軍難立”，便決定派張宗禹等統率一部分隊伍，前往陝西、甘肅，“連結回眾（指回民軍——筆者），以為犄角之勢”（注：《賴文光自述》，李鴻章奏摺。）。10月21日，張宗禹等領軍從中牟西進，史稱西撚軍，而賴文光、任化邦等領軍自中牟東往山東，史稱東撚軍。自此兩軍各自展開活動，再也沒有會合。
東撚軍入魯後，擬往運河以東地區籌集軍糧，擴充部隊，可是由於敵人阻擋，被迫放棄東進計畫，返回河南，準備入陝與西撚軍會合，也為敵所阻，便於12月轉至湖北。他們的戰略意圖是稍作休整、補充給養後，以大軍挺進四川，留一部屯紮湖北作為聲援，另一部擬攻豫、陝交界的荊子關，連結西撚軍，然後以四川為中心，以陝、鄂、雲、貴為週邊，逐步擴展力量，重建太平天國政權，並同西北和雲南的回族、貴州的苗族等人民起義隊伍聯合起來，堅持鬥爭；倘若各路皆不得手，則“共趨秦中”（注：陳昌：《霆軍紀略》，《撚軍》第1冊，第257頁。），結合回民軍，在陝西建立基地。由於敵強己弱，這個計畫要付諸實施困難很大。
面對強敵，東撚軍採用流動戰術。1867年1月11日，他們在鐘祥羅家集大敗提督郭松林所部湘軍。1月26日，他們于應城楊家河東岸殲滅總兵張樹珊所部淮軍。2月19日，他們在京山尹隆河之戰中先勝後敗，失去大批人馬，更重要的是戰略計畫受挫，損失巨大。3月23日，他們于蘄水六神港至溪潭坳消滅記名布政使彭毓橘所部湘軍。不過，他們多次搶渡漢水均未成功，無法實現由鄂進軍川、陝的計畫。5月下旬東撚軍入豫後，經新野、鄧州、南陽、鎮平、內鄉等地，擬西進陝西，因敵人連續追擊，內部對行軍方向意見不一，來自山東鄆城梁山地區的將士要求前往糧食充足的山東沿海的青州府（治今益都）、萊州府（治今掖縣）、登州府（治今蓬萊），遂決定向東進軍，鑄成大錯。6月13日，他們從鄆城戴家廟一帶搶渡運河，進入運河以東地區，月底直逼煙臺。
李鴻章隨即制定圍困計畫，以膠萊河為內圈防線，運河為外圈防線，黃河為北面防線，六塘河為南面防線，並抽調軍隊進攻，使東撚軍陷入十分險惡的境地。東撚軍雖然於8月19日在西北海倉口外海灘海神廟北土嶺地方沖過敵人的膠萊河防線，卻未能越過運河。隨後他們“軍心自散”（注：《賴文光自述》，李鴻章奏摺。），行動盲目，往返搶渡不成，連遭攻擊，11月12日濰縣松樹山之戰，一日三敗，11月19日蘇北贛榆之戰，任化邦遇害，12月24日山東壽光海濱與南北洋河、彌河間之戰，範汝增等犧牲，主力喪失殆盡。賴文光率領余部於1868年1月1日深夜沖過六塘河南下，1月5日在蘇北揚州東北的運河渡口灣頭、瓦窯鋪等處戰敗，隨後賴文光因負傷被俘而殉難。
東撚軍失敗後，西撚軍仍在戰鬥。自中牟分軍後，西撚軍急速西進，進入陝西境內。1867年1月23日，他們運用流動戰術，在臨潼灞橋十裏坡殲滅留陝幫辦軍務劉蓉所部清軍主力，取得入陝首次大捷，卻沒有乘勝揮戈南下漢中入川，而是進圍西安，究為失策。由於攻城未克，打援受挫，敵人又來犯，西撚軍撤離西安，沿渭水南岸西行，從郿縣以西過渭水，與回民軍擬定聯合作戰計畫，由回民軍攻西安，西撚軍攻同州（今大荔）、朝邑等地，但是受敵梗阻，計畫無法實現。於是他們更改計畫，共同逼近西安，見城防甚嚴，遂轉向咸陽、涇陽，後趨三原、富平、蒲城，抵同州、乾邑一帶，5月在同州北面許莊附近作戰，未能取勝，後又西進，在武功普集鎮（今武功）南渡渭水，再攻西安。西安一時未下，回民軍退至咸陽附近，西撚軍繼續攻打仍不得手，東退臨潼一帶，複折而向西，從盩厔（今周至）又轉戰渭北三原、富平、蒲城等地。西撚軍與回民軍在渭水南北的聯合鬥爭，因為自身階級地位的局限，加上民族、信仰的不同，以及清朝的分化離間等，處於“時離時合”、“分合不常”的狀態（注：易孔昭等：《平定關隴紀略》、曾毓瑜：《征西紀略》，《回民起義》資料叢刊第3冊，第363、29頁。），有過矛盾衝突，甚至彼此發生交鬥攻殺之事，難免產生消極影響。
清廷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入陝鎮壓西撚軍與回民軍。1868年2月3日夜，西撚軍攻直隸省城保定，接著進至滿城、安肅（今徐水）、易州（今易縣），前鋒深入房山，直達宛平縣西蘆溝橋，“京畿大駭”（注：王闓運：《湘軍志》，《撚軍》第1冊，第10頁。）。清朝政府於2月8日下令京師戒嚴，又命恭親王奕訢辦理巡防事宜，且從各方面調兵保衛京師。因為敵人麇集直隸，新撚軍轉而南走。李鴻章與左宗棠商討，準備在衛河以西、太行山之南、黃河之北的狹長地帶消滅西撚軍。西撚軍折而東出延津，沒有落入敵人設下的圈套。隨後，他們衝破敵人的圍攻，進入山東，4月17日於東昌（今聊城）李海務渡口過運河，沿東岸北趨，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