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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秀清“代天父傳言”是太平天國革命史上的重要事件，既強有力地推動過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迅猛發展，又不自覺地演變成為惡化領導集團內部團結的潛在毒瘤。它在太平天國革命史上這種好壞參半的歷史作用，迄今尚沒有專文論及。本文試就此略作分析。
1、事件緣起 1843年，幾度科場失意的封建士子洪秀全，受到基督教福音聖書《勸世良言》的啟迪，毅然拋棄了功名願望，開始把個人的坎坷經歷與貧苦人的命運結合起來，謀求勞苦大眾之解放。在這一閃光思想的支配下，他於是年創建了具有濃厚宗教色彩的革命組織－－拜上帝會。繼洪秀全自行“洗禮”之後，他的密友馮雲山、族弟洪仁首先洗禮入教。從此，三人開始把拜上帝的聖水灑向神州大地。
大體說來，拜上帝會成立後洪秀全主要從事理論研究工作，著書立說，為發動革命作思想準備，而具有實幹精神的馮雲山，則深入到形勢險要、階級鬥爭異常激烈的廣西省紫荊山地區進行實際鬥爭，開拓革命基業。馮雲山走村串寨，“僕僕風塵，幾經勞瘁”［（1）］使沉睡的紫荊山地區很快呈現出一派革命新氣象。三年間，團聚在馮雲山周圍的拜上帝會員多達二、三千人，幾乎占山區一半人口。紫荊山地區漸成革命搖藍。
1847年10月，洪秀全來到紫荊山地區後，發動起義的準備工作加速進行。他們揭神廟、設機關、定天條，革命形勢迅猛發展。為此，當地反動勢力與拜上帝會之間的衝突和鬥爭也激烈起來。正是在這種日益白熱化的鬥爭過程中，楊秀清首次演出了“代天父傳言”這一影響致深的一幕。
楊秀清（1823－1856年），廣西桂平平隘山人。原籍廣東嘉應州，屬客家，世以種山燒炭為業。楊秀清本人“五歲失怙，九歲失恃，零丁孤苦，困扼難堪。”［（2）］階階出身使他成為紫荊山地區最早接受馮雲山“洗禮”的燒炭工人之一，並很快成長為革命意志堅定的骨幹。1847年12月，武宣的地主團練頭子王作新，向桂平官府控告馮雲山“結盟聚會，……不從清朝法律”，“踐踏神明”，［（3）］馮雲山被捕入獄，後經會眾拼死相救，方倖免於難。1848年1月，王作新再以“聚眾謀反”罪名把馮雲山和盧六逮捕，轉解桂平監獄。洪秀全獲悉後，立即趕赴廣州設法營救。這樣，一度呈現大好形勢的紫荊山革命根據地發生了嚴重危機。在這一關鍵時刻，楊秀清沉默寡言兩月有餘，實是在苦苦思考用什麼辦法來扭轉危難局面。1848年4月6日（農曆3月3日），他終於在洪秀全早年“異夢”和當地“降僮”迷信活動的啟示下，找到了挽救拜上帝會的靈驗藥方：自稱天父“附身顯聖”，“代天父傳言”。據韓山文記載：當時楊秀清“嚴厲肅穆，責人之罪惡，常指明個人，又宣露人之隱惡。此外又勸人為善及預言未來，又號令兄弟們如何去作。他的說話大體對會眾留下深刻的印象。”［（4）］而傳言的具體內容是：天父“已差天王降生，為天下萬郭（國）真主，救世人之陷溺，世人尚不知敬拜天父，並不知真主所在，仍然叛逆天父，理宜大降瘟疫，病死天下之人，而天父又大發仁慈，不忍凡間人民盡遭病死，故特差東王下凡，代世人贖之”。［（5）］這就是楊秀清的第一次“代天父傳言”。此後直至1856年在天京變亂中被殺，楊秀清曾多次重演了這一幕。
2、歷史作用 歷史上發生的許多歷史事件，大都存在著積極與消極兩方面的作用。只是有些歷史事件或兩方面的作用同時表現出來，或由於某一方面的作用在事件發生的當時鮮明若揭而暫時掩蓋了潛在的另一面的作用和影響而已。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潛在的一度鮮為人知的那一方面的作用才逐漸暴露出來，並影響歷史進程。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準備時期發生的這起楊秀清“代天父傳言”事件，就屬後一種情形。
首先看楊秀清“代天父傳言”的積極作用。
楊秀清在1853年以前的“代天父傳言”，總的來說都起了積極方面的作用。但其中影響最大，進步作用表現得最為突出的，還數1848年的第一次“代天父傳言”。限於篇幅，我們只能通過對此次“傳言”的集中分析，來管窺楊秀清“代天父傳言”這一舉措所具有的積極方面的作用和影響。
第一，楊秀清第一次“代天父傳言”時的背景是：馮雲山和洪秀全作為拜上帝會的兩位主要領導人，一人被捕入獄，一人外出營救，他們都暫時脫離了紫荊山地區的革命隊伍，拜上帝會呈現群龍無首之狀。在革命時局變幻莫測的危機時刻，許多會眾開始心懷異志，表現出不同的動向：或畏懼退縮，或動搖觀望，而混跡於革命隊伍中的奸細乘機興風作浪，散佈流言蜚語，有的甚至用當地流行的“降僮”這一迷信活動，分化革命隊伍，加之內有疫病流行，外有團練壓迫，革命隊伍終於出現了人心惶惶，大有頃刻瓦解之勢的嚴重局面。值此危機關頭，敢不敢以極大的革命膽量挺身而出，這是一個關係到起義的基本隊伍是否被瓦解，起義的準備工作是繼續進行還是中止夭折的大事。這是楊秀清第一次“代天父傳言”時的基本情形，也是我們評析這一事件的基本依據。
第二，楊秀清第一次“代天父傳言”的主觀動機完全是出於對革命事業的熱心和誠懇，不能把前後不同時期的“傳言”動機混為一談。關於這一點，我們從前述楊秀清的階級出身以及參加拜上帝會後的突出表現，看得非常清楚。至於楊秀清挽救革命危機時所以採取宗教的形式而不是其他方式，則是由農民階級本身的局限性和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本身的宗教色彩決定的。
恩格斯在論述封建時代的社會運動常常採取神學的形式時指出：“對於完全受宗教影響的群眾的感情說來，要掀起巨大的風暴，就必須讓群眾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6）］這樣洪秀全領導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從一開始就披著宗教外衣，也就毫不奇怪了。洪秀全的革命宗教觀的核心內容是“獨一真神唯上帝”。儘管洪秀全把開拓殖民地的“十字架”，改造成為發動農民革命的思想武器，但它畢竟不是科學的革命理論。當利用宗教的有靈性發動革命遇到挫折或危機時，往往也只能從宗教領域尋找出路。既然洪秀全發動革命之始可以披上宗教外衣（從理論到組織），那麼楊秀清用宗教方式來挽救革命（號召黨眾，穩定黨心）不但不令人費解，而且是合乎邏輯合乎情理的。楊秀清在採取宗教的形式挽救革命時，還巧妙地把群眾的切身利益（疾病流行）與“天父贖病”緊密結合起來。這就極大地吸引了“完全受宗教影響的群眾的感情”，使形將瓦解的革命隊伍能夠繼續集結在洪秀全的旗幟之下。可見，楊秀清第一次“代天父傳言”的動機是純潔的，對革命的信念是堅定的。
第三，楊秀清第一次“代天父傳言”的客觀效果是：楊秀清在傳言中第一次以天父的口吻打出了洪秀全為天下“萬郭（國）真主”的旗號，號召黨眾不要叛逆天父，並許諾為世人贖病，這些無疑起了一定的震懾作用。它不僅給會眾以精神寄託和安慰，而且使洪秀全的“人主”地位有了神聖依據，大大鞏固了革命隊伍內部的團結。正因起過如此明顯的積極作用，所以，當洪、馮回到紫荊山根據地對形形色色的“傳言”活動一一審查時，只把楊秀清的“代天父傳言”和蕭朝貴的“代天兄傳言”審判為“真者”，其他“傳言”均被斥為妖言惑眾，傳言者被清出革命隊伍。後來洪秀全還親自下詔，定三月三日為“爺降節”。試想，當時如果沒有楊秀清挺身“傳言”。拜上帝會很可能早被瓦解，起義日程勢必推遲，甚或遙遙無期。由此可見，楊秀清第一次“代天父傳言”（包括定都天京以前的數次傳言）的積極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其次看楊秀清“代天父傳言”的消極作用。
如前述，楊秀清1848年的“代天父傳言”，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確實起了扭轉危難局面的樞紐作用，是他對天國事業的重要貢獻之一。這不僅為拜上帝會眾所認同，而且也為洪、馮等領導人所首肯。但就在楊秀清出於真誠的革命動機演出“代天父傳言”的一幕時，實際又為新的更大的革命危機的爆發埋下了引線。這是洪秀全和楊秀清本人始料不及的。
眾所周知，金田起義後，領導集團為了“同見小天堂威風”，［（7）］尚能“寢食必俱，情同骨肉”。［（8）］但從1853年定都天京開始，隨著他們由先前的草莽英雄一變為“小天堂”的主人，農民階級所固的自私性、狹隘性等種種劣根性逐步暴露出來了。加之地主階級腐朽思想無孔不入地侵蝕，洪秀全、楊秀清等革命領袖們開始在追求特權和享樂的封建化道路上越滑越遠：思想上追求封建特權（森嚴的等級制度）；作風上追求家長式領導（獨斷專行）；生活上追求帝王式生活（妻子成九，宮女千計）。如此全面迅速的蛻變終於帶來了這樣的嚴重惡果：過去的同甘共苦變成了同床異夢；情同手足變成了離心離德；榮辱與共，變成了互相猜忌和爭權奪利。這在洪楊關係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在直到天京事變發生前，楊秀清不恰當地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了“代天父傳言”這一最初的“發明”和獨家擁有的“神權”。此時，“代天父傳言”從主觀動機到客觀效果均發生了質的變化。一度挽救革命的靈驗藥方竟然變成了惡化領導集團內部團結（主要是洪、楊關係）的一個潛在毒瘤。
早在1843年最後一次科場失敗之時，洪秀全的皇權主義思想已明顯流露出來。他回到家中擲書於地，破喉喊道：“等我自己來開科取士吧！”［（9）］定都天京以後，洪秀全腦海中最大的理想是建立他的“王獨操威柄”，“生殺由天子”［（10）］的赫赫天威；要把太平天國變成一個“父子公孫”，“江山萬代”，“一人垂拱于上，萬民鹹歸於下”［（11）］的國家。但事與願違，洪秀全的這一主觀願望卻屢屢受到權力欲更加旺盛的楊秀清的挑戰。
楊秀清通過1848年的第一次“代天父傳言”，牢牢地掌握了天國至高無上的神權；1851年永安封王建制，楊秀清又取得了節制西王以下諸王的統兵大權；1853年定都天京後，由於洪秀全“臨朝而不理政”，楊秀清又在“主”與“軍師”的政治體制下掌握了天國的政權。楊秀清三權歸一，“一 朝之大，是此一人”。［（12）］他已經成為總操萬權之職的實權人物。這種實實在在的客觀現實與洪秀全的主觀幻想，無疑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尤其是楊秀清的神權，它常常使太平天國的政治舞臺上出現這樣一種情形：一旦“天父下凡”，附身顯聖，就連天王洪秀全也要隨叫隨到，也要以子輩的身份屈膝匍伏在楊秀清的腳下，聆聽高高在上的“天父”的訓誡，甚至還要領受楊秀清人為的侮辱；當滿朝文武討論軍國大事或軍事戰略發生分歧、爭論不休時，楊秀清亦是常以“天父下凡”的方式做出決斷，以此壓制和打擊持不同意見的人。不僅如此，為了早日實現“參拜天父永為我父，護衛東王早作人王”的目的，楊秀清同樣用“天父下凡”的神話為自己歌功頌德，共要文人墨客對自己的歌頌，做到人人皆知“四海之內有東王”。可見楊秀清在總攬大權的過程中，始終沒有離開過“代天父傳言”這個最初的發明。這樣，洪秀全的皇權在事實上已經喪失的情況下，更在形式上，在天父的“下凡－－回天－－下凡”這一戲劇性表演中，失而復得，得而復失，這是洪秀全所不情願的，也是不能容忍的。但事已至此，洪秀全欲用和平方式改變皇權旁落局面已非易事，或者說已根本不再可能。一方面，封建神權一經產生，往往對“完全受宗教影響”的群眾具有久遠而深刻的影響力。因為在那樣的時代，神的權威常常大於政治權威，“天父”的形象遠遠高於“人主”的形象。所以，與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與生俱來的封建神權的感召力，不會輕易在人們心目中自消自滅。另一方面，楊秀清已將神權、政權和軍權集於一身，他不但不會自行放棄使之扶搖直上的封建神權，更不情願將軍政大權複歸於洪秀全。恰恰相反，隨著楊秀清個人思想的進一步蛻變和權力欲的急劇膨脹，他更變本加厲地向著攬權篡位的方向發展。洪秀全要想改變這種嚴峻局面，結束這場皇位急奪戰，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誅殺楊秀清。只不過這個機會在1856年過早地到來了。
1856年上半年，在楊秀清主持下，太平軍先後取得了西征和天京破圍戰的重大勝利，太平天國軍事鬥爭進入了全盛時期。在這些輝煌的勝利面前，楊秀清把這一切勝利歸功於自身，矜驕自傲，“不能自忌”。［（13）］楊秀清錯誤地認為，壓服洪秀全自稱“萬歲”的時機已經到來，於是便毫不猶豫地再一次祭起了“代天父傳言”這一“法寶”，逼天王封其為“萬歲”。這對洪秀全來說不啻冷水擊身。在洪、楊“爭皇帝做”［（14）］已再沒有退路的情況下，性格暴烈的洪秀全決定用殺戮回報楊秀清，他表現主動加封楊秀清為“萬歲”，實是借此一面麻痹楊秀清，一面激怒韋昌輝。1856年9至11月，終於在楊秀清最後一次“代天父傳言”的形式下演出了“逼封萬歲”的鬧劇，並進而引發了一場由誅楊開始到殺韋為止的變亂悲劇。數以二萬計的天國兒女不是死在與敵人戰鬥的沙場上，而是倒在了天國兄弟的刀鋒之下。
3、簡短結論 綜上可知，楊秀清的“代天父傳言”，在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不同時期產生了不同的歷史作用：建都天京以前，“代天父傳言”的主觀動機是號召天國兄弟“真心扶主”，戮力同心打天下，其客觀效果亦對穩定會眾和樹立洪秀全的威信起了積極作用。在其主要地產生積極作用的背後，又不自覺地為後來的洪、楊糾紛埋下了爭鬥的種子。定都天京以後，“代天父傳言”的內容和作用均發生質的變化。楊秀清把天國所有的成就，都視為自己的勞苦功高，把朝野上下對上帝的景仰感情，變成了對個人的迷信崇拜。實際上，定都天京以後的“傳言”，已經變成楊氏攬權奪權的有力工具，並伴隨洪、楊皇位爭奪之始終。以至“逼封萬歲”及天京大動亂，也是在楊秀清最後一次祭起“代天父傳言”這一“法寶”的形式下爆發的。因此楊秀清的“代天父傳言”，在太平天國革命史上曾起過好壞參半的歷史作用。
注釋：
（1）（10）《太平天國》（資料叢刊）（一），第371頁，232頁。
（2）《太平天國野史》卷12。
（3）李濱：《中興別記》第1頁。
（4）韓山文：《太平天國起義記》。
（5）《天情道理書》第10、11頁。
（6）《馬恩選集》第4卷，第251頁。
（7）《太平天國印書》上冊，第121頁。
（8）（11）《太平天國》（資料叢刊）（三），第172頁。
（9）《太平天國》（資料叢刊）（二），第641頁。
（12）《李秀成自述》。
（13）《李秀成書供》影印本。
（14）《孫中山選集》第676頁。
（資料來源：《長白學刊》1994年第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