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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王李秀成被俘後，在囚籠中寫下了數萬字的供詞。（注：為了避諱，今之學者將起義者被俘後的供詞改稱“自述”或“自傳”。按照辭書通行的解釋，“供”字作“受審者的陳述”解，似乎本無貶義。李秀成則自稱其親筆供詞為“書供”。本文採用“供詞”一詞。）圍繞其供詞中的內容，學術界在1949年後就李秀成偽降還是變節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甚至一度從單純的學術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並且至今未有定論，成為太平天國史研究中最大的一樁懸案。筆者幾年前曾經就此問題寫過一篇短文[1]，但由於受到篇幅的限制，未能展開論述。茲不揣淺陋，再度就此略陳管見。
一
李秀成是廣西藤縣大黎鄉人，家境貧寒，兒時隨舅父讀過3年書，10歲開始種山幫工，以燒炭為業。1851年9月，西王蕭朝貴率部路過大黎，時年29歲的李秀成應徵入伍，隨後參加了攻打永安的戰鬥，隸屬石達開部。在此後的戎馬生涯中，李秀成因戰功顯赫而不斷升遷，從士兵直至躋身統帥層，37歲時被封為忠王，成為太平天國後期一員威震四方的名將，在軍中的地位僅次於英王陳玉成。
1861年9月，在經過長達一年多的拉鋸戰後，安慶終告淪陷，陳玉成部主力折損殆盡，都城天京（今南京）上游屏障盡失。次年5月，陳玉成在壽州被皖北團練頭目苗沛霖誘捕，6月在河南延津就義。從此，李秀成便成為太平軍的首席大將。當時，太平天國所面臨的局勢已經異常嚴峻：曾國荃部湘軍主力順流而下直逼天京，李鴻章部淮軍會同英法軍隊進攻上海週邊，左宗棠部湘軍從江西覬覦浙江，形成三路圍攻之勢，曾國藩則坐鎮安慶指揮全局。曾國荃一路3萬余人尤為氣勢洶洶，到1862年5月底，其水師已進泊天京護城河，陸師則進逼雨花臺，兵臨天京城下。同年10月中旬，李秀成從上海週邊抽身，會同其他主力共13王約10余萬人，兵分三路前來解天京之圍。太平軍與湘軍在天京城南大戰40餘日，始終未能攻破敵雨花臺營壘。
解圍受挫後，洪秀全將李秀成嚴責革爵，令其“進北攻南”，即移兵皖北、鄂北，以調動圍攻天京的南岸湘軍上援。鑒於蘇福省局勢不穩，李秀成先趕回蘇州安頓後方，直到1863年2月末才督師進軍皖北。而此時湘軍早已增兵設防，加上籌糧困難，李部征戰不利。同年6月13日，天京雨花臺石城等要塞失守。李秀成奉詔急返，結果在渡江時遭到湘軍水師的攔截，所部損失慘重。28日，由於李鴻章、左宗棠大舉進犯，蘇、浙吃緊，李秀成又火速趕回蘇州主持戰局。
此時的李秀成幾乎成了救火隊長，哪里告急就趕到哪里，但因三面受敵，分身乏術，故而疲於奔命。同年8月，忠王返京督戰，組織反撲未果。9月，又馳返蘇州指揮攻防。12月1日，忠王撤離蘇州。4日，納王郜永寬等叛將刺殺慕王譚紹光，開門揖盜，將蘇州拱手獻給了李鴻章。數日後，無錫也告失守。李秀成率餘部敗走丹陽。蘇南腹地的淪陷使天京失去了糧餉的主要供給地，加上京外殘存據點的守軍自顧不暇，天京解圍的希望實際上已成鏡花水月。因此，李秀成返京後，力勸天王“讓城別走”，但遭到天王訓斥，只得督兵死守。
1864年初春，湘軍正式合圍天京，封鎖了所有糧道，並在城外開挖多處隧道，試圖穴地攻城。李秀成指揮太平軍以構築月城和橫挖暗壕的方法相拒，戰況異常慘烈。6月1日，洪秀全病逝，終年51歲。7月19日午後，湘軍攻破天京。李秀成火速趕到天朝宮殿護駕。他改騎一匹劣馬，將自己的戰馬讓給幼天王，于當夜率千餘名將士打扮成清軍，借著夜色的掩護，護衛幼天王從太平門缺口處突圍。李秀成舍死領頭衝鋒，在沖到城外後與大隊人馬走散。天明時分，人困馬乏的忠王潛抵城郊方山一破廟中暫避，結果因隨身所帶財物而暴露身份，於23日被兩個奸民縛送清營。
為了洩恨，曾國荃隨即下令對李秀成施以酷刑，用刀錐割其臀股，一時血流如注。李秀成“殊不動”，泰然自若。3天后，清軍制成一個大木籠，將李秀成囚禁其中。8月7日傍晚，李秀成被曾國藩處死，時年42歲。在臨刑前，李秀成毫無戚容，談笑自若，並寫有10句絕命詩，“敘其盡忠之意”。[2]
李秀成從被俘到被殺，前後僅有16天。在此期間，他曾歷時9天，在囚籠中親筆寫下了數萬字的供詞，雖然文理欠通，但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詳細敍述了太平天國的興亡始末。與在此前後的表現判若兩人的是，李秀成在供詞中明顯流露出乞降求撫之意。他對曾國藩和清王朝大加諛頌，謂“久悉中堂（指曾國藩，引者按）恩深量廣，切救世人之心，玉駕出臨瑤”，“久知中堂有仁愛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良可深佩”，表示“我見老中堂大義恩深，實大鴻才，心悔莫及”，自歎“一生屈錯，未遇明良”。並將京城淪陷喻作“我主無謀，清朝有福”，認為“曾家亦有厚福，而輔清朝得此城而威揚天下，實中堂之謀，九帥（指曾國荃，引者按）之才謀算，將相用命而成全功也”。聲稱“今天國已亡，實大清皇上之福德，萬幸之至”云云。他還提出“收齊章程”，自願以“罪將”之身，出面代為招降太平軍餘部，從而“盡義對大清皇上，以酎舊日有罪愚民”，“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注：羅爾綱：《增補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219、377、385頁。以下該書引文恕不一一注明。）
李秀成此舉的動機和原因究竟是什麼？這一歷史之謎引起了史家的極大關注。以此為焦點，圍繞李秀成的評價問題，學術界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論。
根據其供詞來評價李秀成，首先必然會牽涉到這份文獻的真偽問題。當年曾國藩在處死李秀成後，隨即與幕僚趙烈文對忠王親供反復審核、刪改，並加以分段。不久，曾國藩以“各處索閱逆供者多”為由，將刪改過的忠王親供在安慶刊刻，印成《李秀成供》一冊，分送軍機處備查和各地方大吏披閱，計27818字，即世傳“九如堂本”。至於李秀成親供手跡，曾國藩卻諱莫如深，一直秘不示人，從而留下了許多懸念。
1944年，廣西通志館秘書呂集義在湘鄉曾國藩故宅獲見這一秘本，便據九如堂本與之對勘，補抄被曾國藩刪除的5600餘字（仍脫漏大約2880字），並攝影16頁。羅爾綱從1931年起開始注釋李秀成供詞，此時便改以呂氏補抄本和照片四幀作為底本作注。1951年，羅氏《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一書由開明書店出版，很快一版再版，轟動一時。1956年，年子敏、束世澄撰文提出質疑，認為從內容來考察，李秀成不應向曾國藩乞降；筆跡上經法醫鑒定，《自傳原稿》與《李秀成諭李昭壽書》的筆跡相異，據此斷言李秀成“自述”系曾國藩偽造，並非出自李秀成親筆。[3]學術界就此展開了爭論。羅爾綱根據“書家八法”的理論，將上述兩件文書中的筆跡逐一拆開來比較，闡明了筆跡鑒定的有效性與限制性，判定這兩件手跡表面相異但實際相同，進而斷言李秀成“自述”確系真跡。1957年，根據呂集義當年拍攝的所有原稿照片，羅爾綱再次調整版本，由中華書局推出《箋證》一書的增訂本。1962年，曾國藩的曾孫曾約農將秘藏的李秀成筆供原稿交臺北世界書局影印出版，題簽《李秀成親供手跡》。《手跡》的篇幅比當年的安慶刻本多出9000餘字，並且清晰地保留著曾國藩等人用朱筆、墨筆進行刪改的痕跡。《手跡》的公佈進一步印證了羅爾綱的結論，同時也宣告世傳的20余種忠王供詞版本從此作廢。羅爾綱便第三次調整底本，1982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一書。此時，仍有學者對李秀成供詞手跡的真實性提出質疑，推斷臺北影印出版的手稿並不是李秀成的真跡，而是曾國藩在刪改忠王真跡後找人謄錄的抄件。羅先生從其筆跡、內容等方面詳作考證，指出這份文獻雖不完整，有被曾國藩撕毀、刪改和偽飾的地方，但確系出自李秀成手筆。這一結論最終得到了多數學者的認同。
幾乎在辨別李秀成供詞之真偽的同時，學術界就忠王在文中所流露出的乞降求撫之意展開了討論。在1951年初版《箋證》一書中，羅爾綱提出了一個假設，認為忠王此舉意在效仿蜀漢大將姜維偽降鐘會故智，以圖恢復太平天國。1957年出版的該書增訂本依然持“偽降”說。1959年，趙矢元對此提出異議，強調李秀成“承認太平天國革命已經失敗，消失了對革命前途的信心，要求曾國藩招降他的部眾，這也是應該承認的”[4]。1961年，苑書義也刊文指出，李秀成此舉是對革命前途喪失信心和對封建勢力產生幻想的表現，其性質是“妥協投降”。作者同時指出，“由於他並非想入夥為盜，加上乞降未成，招降未就，和臨刑時表現尚好，所以還不應以叛徒論處。乞降固然給他的歷史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污點，卻不能改變他對太平天國的巨大貢獻依然是其一生主流的這一事實”[5]。對於上述兩種不同的觀點，學者們紛紛撰文表態，臧否不一。李秀成評價問題一時成為史學界的研究熱點。
然而，這種正常的學術爭鳴很快就被引入歧途。1964年，戚本禹之流斷言忠王不“忠”，其自述“是一個背叛太平天國革命事業的‘自白書’”，並打著揪“叛徒”、彰“氣節”的旗號，發起了一場批判李秀成的政治運動。於是，單純的學術問題被無端上升為政治問題，對李秀成持肯定態度的學者竟被視為“站錯了立場”。羅爾綱因堅持認為李秀成此舉是“苦肉緩兵計”而受到衝擊；茅家琦、祁龍威等學者不同意戚本禹全盤否定李秀成的觀點，認為李秀成雖晚節不保，但功大於過，結果也被扣上“叛徒李秀成辯護士”的大帽子，遭到打壓。一時間，給歷史人物貼政治標籤成為人物研究風行的模式。按照這種模式，洪秀全被塑造成完美無缺的農民革命領袖，並以他的是非為是非，將楊秀清定性為“野心家”，韋昌輝為“階級異己分子”，石達開為“分裂主義者”，李秀成為“叛徒”。簡單化、臉譜化的研究被發揮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對學術風氣產生了惡劣影響。將李秀成簡單地定性為“叛徒”不足為訓。它是當時極左思潮的產物，其實質是搞影射史學，以便為後來借“叛徒”罪名打倒黨內一大批功勳卓著的老幹部製造輿論。
1981年，羅爾綱又以曾國藩曾外孫女俞大縝教授新近提供的“李秀成勸文正公當皇帝，文正公不敢”這一口碑為依據，再作考證，力持李秀成“偽降”說，認為李秀成勸曾國藩反清做皇帝是假，試圖借此恢復太平天國是真。[6]
蘇雙碧則認為，李秀成在被俘前後，經歷了一個從愚忠到不忠的質變，它的起點是被俘，終點則是寫了“自述”，流露出“乞活偷生”之意。在“自述”中，李秀成奉承敵人、貶斥自己，其行為是對太平天國革命事業的背叛，屬於“變節”，這是“白紙黑字，非常明白的事”。郭毅生也對“偽降”說提出了質疑，認為“由於李秀成寫完自述，即被處死，他是否屬於偽降，並無實踐證明，只能就其生前表現而推考，難以作出定論。從《自述》本身看，應屬求降或投降，無論其為何種動機，都是錯誤或有害的。這種錯誤既有個人的原因，也有農民階級的局限性”。不過，蘇、郭兩位學者都主張就事論事，認為不能因此而全盤否定李秀成。蘇氏指出，“把李秀成打成‘可恥的叛徒’，而否認他的一生，那也不是實事求是的”。郭氏也不同意將李秀成定性為“叛徒”，強調不能脫離歷史條件而苛求於前人，認為“歷史的悲劇造成了李秀成的個人悲劇，而不是李秀成的晚節不終造成了太平天國覆亡的悲劇”。（注：參見蘇雙碧《論李秀成》，載《北方論壇》1979年第5期，郭毅生、任恒俊《關於歷史人物的評價與李秀成偽降問題》，載《文史哲》1979年第4期。）
羅先生也承認李秀成學薑維用假投降計，有虧革命氣節，不足為訓，但他再三強調李秀成是“偽降”。這成為雙方分歧的焦點。近20年來，隨著太平天國史研究的日趨冷落，有關李秀成評價問題的討論逐漸歸於沉寂，但學術界在此問題上的看法並沒有取得一致。那麼，究竟應當如何評價李秀成被俘後的“變節”問題呢？
二
作為國內太平天國史研究的一代宗師和學術帶頭人，羅爾綱先生所取得的學術成就為世人所景仰，《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便堪稱當代考證學的經典之作，但就李秀成“偽降”說而論，似乎並不足以令人信服。羅先生列舉了李秀成供詞中的12處疑竇，諸如“假造與天王不和”、“遮掩天王對他的重任”等，將其中的乞降求撫之語一概解釋成“偽飾的話”，堅持認為李秀成“是一個百折不撓的革命者”，“有堅定的革命立場與強烈的革命感情”。這種推斷不免有以偏概全、曲意為尊者諱之嫌。
後期，以血緣和利害關係為紐帶，李秀成等異姓諸王與王長次兄等洪氏宗室成員逐漸成為朝中分庭抗禮的兩大派系。在經歷了天京事變這場噩夢之後，心有餘悸的洪秀全對異姓大臣猜忌甚深，傾向於重用自己的兄弟子侄。在辛酉十一年四五月間天王頒發的幾道詔旨中，在受詔人名次的排列順序上，洪氏宗室成員均赫然排在英王、忠王等異姓諸王之前，其親疏厚薄一目了然。然而，洪氏親屬儘管地位顯赫，但並無一人掌握兵權和地盤，而這些正是李秀成等人與前者抗衡的資本。洪秀全一心想營建自己的家天下，始終對異姓諸王抱有戒心，但他同時卻又不得不在軍事上借重後者，這是他無法回避的一個矛盾。無奈之下，洪秀全只好在兩者之間尋找平衡。但是，洪秀全性情暴烈而又固執，本不擅長協調人際關係，這使得他在處理朝內紛爭時往往過於偏執和意氣用事。這種用人思路上的搖擺不定既引發了異姓大臣的離心傾向和抵觸情緒，同時又激化了異姓大臣與洪氏宗親之間的矛盾，加之洪秀全在後期一味沉溺于宗教，無心親理朝政，遂使這一局面更加失控。忠王對洪氏宗親很不服氣。他在供詞中直斥王長次兄是“佞臣”，列數其鬻官納賄、搜刮民財、玩弄權術等種種劣跡。他還憤憤不平地說，天王第一重用幼西王，第二重用王長次兄，第三重用幹王，第四重用其駙馬，第五重用英王，第六才輪到他李秀成。可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當時，洪氏宗室與異姓諸王之間的明爭暗鬥鬧得沸沸揚揚，就連清方也有所耳聞。在同治元年九月廿三日的一份奏摺中，左宗棠就此寫道：“賊中偽王可數者共三十餘，惟偽忠王李秀成、偽章王林紹璋與李侍（世）賢相投合，餘則彼此猜疑，金陵逆首洪秀全之兄偽勇王洪仁達尤為各賊所恨。從前楊、韋兩逆互相吞噬之事，不久必將複見。”[7]（卷一四）李秀成在供詞中檢討太平天國敗亡的原因時，反復抱怨天王“不信外臣”、“不問政事”、“不用賢才”、“立政無章”，認為“我主用人不專，信人之不實，讒佞張揚，明賢偃避，豪傑不登，故有今之敗”，雖言語偏激，但也確系有感而發。總之，忠王與天王不和是不爭的事實，斑斑可考，並非出自前者的“假造”。
平心而論，李秀成也有自己的過失，諸如專注于經略蘇杭，對天京上游的安危較為淡漠，缺乏全局意識；在朝內黨爭中多少有些意氣用事；對懷有貳心的部將和親友過於寬恕，甚至不惜犧牲大局來體現自己的所謂仁義，等等。但瑕不掩瑜，李秀成畢竟是太平天國後期的支柱之一，戰功卓著。他體恤民情，減租薄賦，保護工商業，在蘇南民間較有聲望。當大局糜爛之際，李秀成更是疲於奔命，所部幾乎成了救火隊。然而，他卻不時受到天王的猜忌和洪姓大臣的掣肘。為了獲准回救蘇杭，李秀成被迫將包括自己老母在內的家眷留在京城作為人質，並且捐助餉銀十萬兩，便是一例。他所受的委屈是顯而易見的。儘管如此，李秀成依舊對天王忠心耿耿，忍辱負重，苦撐殘局，乃至在京城淪陷後捨身救護幼天王，用他自己的話說，“盡心而救天王這點骨血，是盡我愚忠而為”。因此，在國破家亡、身陷囹圄之後，李秀成痛定思痛，如骨鯁在喉，難免就會在供詞中倒苦水，發牢騷，其文字也難免會有些情緒化。這是情理之中的事，是李秀成真實心態的一種流露。認為李秀成始終忍辱負重，毫無怨言，即使是在兵敗被俘之後，仍然使出假投降的計謀與清方進行周旋，以圖恢復太平天國，這種假設明顯帶有個人主觀的美好願望在裏面。認為忠王不會寫出喪失革命氣節的“自述”，進而斷言這份文獻是曾國藩偽造，也是出於類似的心理。
“偽降”說惟一直接的依據是曾家流傳的“李秀成勸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這一口碑。然而，口碑倘若沒有文獻資料作為佐證，便成了孤證，其可信程度也就大打折扣。現存的忠王供詞原稿是一殘本，結尾部分作“今我國末，亦是先天之定數，下民應劫難，如其此劫，何生天王而亂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今已被拿在禁，非因天意使然，我亦不知我前世之來歷，天下多少英雄才子，何不為此事而獨我為，實我不知（原文衍一“知”字）也。如知”，就此戛然而止，卷末顯然已被曾國藩撕毀。（注：據羅爾綱先生考證，李秀成供詞原稿的篇幅為5萬餘字，其部分手跡已被曾國藩撕毀。近有學者認為，現存李秀成供詞原稿實際上是完璧，並無被曾國藩撕毀的痕跡，僅有兩處錯簡。參見姜濤《重讀〈李秀成自述〉》，收入《太平天國史新論》，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著名學者陳寅恪當年曾經推測，曾國藩不肯將原稿公佈，必有不可告人之隱。那麼，被撕毀的部分究竟包含哪些內容呢？這已是一個永遠也無法破解的歷史之謎了。不過，至少在殘存的忠王供詞原稿中，絲毫也看不到任何挑動曾國藩反清的痕跡，相反，“大清”、“大清皇上”之類的稱謂倒並不少見。反過來說，即使口碑屬實，也只能說明李秀成有心投效曾國藩，而不能據此斷言李秀成這麼做僅是一種手段，伺機恢復太平天國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將幹王洪仁玕被俘後的表現與忠王李秀成作一對比，對我們思考這一問題不無啟發。在先後被俘的太平天國諸王中，洪仁玕是惟一一位從滿漢仇讎的角度為太平天國的敗亡浩歎不已的人。從被俘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經抱定殺身成仁的信念，決意效法文天祥。在獄中所寫的絕命詩中，洪仁玕強調“春秋大義別華夷”，為“志在攮夷願未酬”而抱恨終天。相比之下，李秀成從被俘直至被殺，始終沒有在任何場合流露過華夷（漢滿）有別之類的思想，可見所謂忠王效仿薑維偽降、意在挑動曾國藩反清的說法值得重新認識。此外，洪仁玕在就義前曾從江西巡撫沈葆楨處讀到《李秀成供》，並就其相關章節簽附反駁意見，是太平天國內部惟一一位讀過《李秀成供》並對其加以評述的人。他在簽駁時反復數落李秀成“變更不一”、“己多更張”、“變遷不常”、“變遷不一”，並提到蘇州叛將向李鴻章獻城一事，認為“即忠王亦幾幾不免”。[8]（p496～498,p511～514）這實際上是洪仁玕對李秀成變節行為一種含蓄的譴責。
當然，李秀成之所以在供詞中寫下有辱其“忠王”封號的言辭，並非單純出於對天王和洪氏宗親的怨艾心理。李秀成在被俘後所產生的心理變化以及曾國藩對他的誘騙，都在這一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這些均是我們在研究時不應忽視的細節。
在被俘之後，李秀成最大的心理變化是對太平天國的前景感到徹底絕望。在親筆供詞中，包括在與曾國藩機要幕僚趙烈文的對話中，李秀成都流露出一種強烈的宿命意識。在被俘當晚與趙烈文進行的長談中，李秀成將1861年錯失解救安慶的良機解釋為“天意”，並根據天上的星象，預言洋人在十餘年後必成大患。趙烈文詢問星名度數，李秀成便搬出民間的星宿八卦之說作了一通解釋。[2]在親筆供詞中，類似的文字更是屢見不鮮。例如，他將當初太平天國的興起解釋為“此是天機，升平日久，應出此人（指天王，引者按），集傳許多亂星下降”，將戰場上的失利歸結為“於今氣數已滿，謀而不中”，將太平天國最終的敗亡解釋為“五百年之大數轉限數難逃”，“數盡國崩”。在談到幼天王的下落時，他推斷後者出城後凶多吉少，“十六歲幼童，自幼至長，並未騎過馬，又未受過驚慌，九帥四方兵追，定然被殺矣”（注：不能簡單地將這段話理解為李秀成刻意隱瞞幼天王的行蹤。李秀成對幼天王的評判比較準確，後者確實十分稚嫩和軟弱，後來在逃亡途中因險相環生，曾經數次試圖自殺。）。在再三批評天王“一味靠天”、“言天說地”的同時，李秀成自己的宿命思想卻急劇膨脹，這一矛盾現象恰好說明，此時的李秀成心如死灰，已對太平天國徹底感到絕望，斷無伺機複國的念頭。（注：後來的事實證明，李秀成對時局的判斷是正確的。在逃到皖南廣德以後，幼天王在十二三萬太平軍的護衛下開赴江西，擬與侍王李世賢等部會合，以便重整旗蚊。但由於士氣低落，號令不一，在清軍的圍追堵截下，這支遠征軍最終全軍覆沒。幼天王、洪仁玕等被俘後，相繼在南昌被淩遲處死。）
李秀成身經百戰，九死一生，他當然不會怕死，但在被俘之後，他卻多少顯得有些貪生。這也不難理解，他曾經叱吒風雲、威震四方，如今卻束手就擒，生死僅在旦夕之間，這使他感到心有不甘，求生的欲望也陡然變得強烈起來。在後來上報清廷的奏摺中，曾國藩談了自己對李秀成的印象，認為他“獻諛乞憐，無非圖延旦夕之一命”[9]（卷二一）。曾國荃也以一種勝利者的口吻，說李秀成“阱虎乞憐，曾狗鼠之不若，殊可嗤也”[10]（卷五）。當然，這種言語明顯帶有誇張和洩恨的成分。趙烈文則在日記中記述了他在李秀成被俘當晚與後者進行長談的內容。據載，當被問到“汝今計安出”時，忠王答道：“死耳。顧至江右者皆舊部，得以尺書散遣之，免戕賊彼此之命，則暝目無憾。”既做好了死的準備，同時又主動提出招降舊部，隱約流露出求生的念頭。趙烈文覺察出忠王“言次有乞活之意”，便答復說：“汝罪大，當聽中旨，此亦非統帥所得主也。”忠王聽後低頭不語。[2]日記是個人心靈的獨白，因為不公開，所以也就沒有刻意偽飾或誇張的必要。趙烈文在日記中便描述了湘軍在攻陷天京後燒殺搶掠的種種暴行，認為“其亂如此，可為髮指”。因此，他認為李秀成“有乞活之意”的判斷應是可信的。李秀成親筆供詞中的內容也證實了這一點。
而老辣的曾國藩正是利用李秀成在被俘後產生的心理變化，抓住其性格中的弱點，使事態沿著自己設計的思路發展。
曾國藩將民人縛送李秀成吹噓成湘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