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從1644年八旗勁旅悉數入關到1912年清帝正式退位，前後共268年。 

太平天囯從1852年“虎兕出柙”離開廣西，直到1864年天京淪陷，前後共12年，即使前溯自1850年的金田起義，加起來也不過14年。 

兩者之間的差異是不言而喻的。但這一時間上的差異，不是要我們對兩個政權作簡單的對比或類比，那樣作顯然不合適，無論如何，一個造反者的失敗了的事業是無法與一個持續了二三百年的王朝相比的。但這一差異卻明白不過地提醒我們：必須把太平天囯史作為清史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必須在“大清史”的學術視野中去研究太平天囯。 

一、太平天囯作為失敗的造反者，其研究業已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從“過熱”中冷卻下來完全是正常的 

對於太平天囯，儘管有著“農民政權”、“革命運動”等等提法，但毋庸置疑的是，它是一個“造反者的失敗了的事業”。對於“造反者”或“反叛者”的歷史研究，歷來總是無法深入系統地展開。道理很簡單：將其鎮壓下去的統治者當局及其後繼者們或是不允許或是為此設置了重重障礙。從世界史的範圍看，巴黎公社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上海《新民週刊》駐巴黎特約記者曾著力尋訪巴黎公社的歷史遺跡。可是這位元記者發現：即便是在法國這樣一個號稱已完全和解了的國度，有些歷史仍被有意無意地“低調處理”。130餘年前被血腥鎮壓下去的巴黎公社（僅比太平天囯的失敗晚了七年），迄今為止，不僅沒有紀念地，也沒有任何紀念標誌，幾乎完全湮沒在歷史的沉寂之中。[1]從中國史的範圍看，某些近年發生的重大事件迄今也無法去公開探討。相比而言，我們的太平天囯史研究可算是十分幸運，甚至可以用“空前絕後”來形容（“空前”是肯定的了，是否“絕後”，現在還不好說）。太平天囯的領袖人物乃至很多普通群眾，其結局都是極為悲慘的。從其領袖人物看，除洪秀全因病死而得“善終”外，只有少數投降將領以及極個別“漏網之魚”得以保全首領，其餘的絕大多數，或是戰死在疆場，或是被俘後慘遭殺戮。太平天囯的文獻，也在其失敗後遭到清朝方面毀滅性的破壞。但太平天囯史的研究又是幸運的。不僅重新積累起豐富的史料乃至實物，出版發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而且培養鍛煉了研究隊伍——很多近代史學界的專家都是從太平天囯史的研究走上其學術道路的。更為可喜的是，有了許多列為各級重點文物保護對象的紀念地，有了專門的太平天囯歷史博物館，太平天囯造反者的形象還公開出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大型浮雕上。這首先要感謝以“洪秀全第二”自居的孫中山先生。他所領導的辛亥革命，不僅一舉推翻了清王朝，而且使得洪秀全和他的事業得以被正面宣傳。更要感謝繼承孫先生事業的中國共產黨人，尤其是它的領袖毛澤東。他用極其明快而簡練的語言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道理，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在毛澤東的大力提倡下，作為中國近代革命先驅的太平天囯造反者，理所當然地得到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高度肯定和重視。而上述太平天囯史研究的深入開展和大量研究成果的取得，也正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才得以實現的。一個失敗了的造反者的事業，能得到這樣廣泛深入的研究，研究能取得這樣豐碩的成果，應該說是十分難得。作為研究者的我們應該感謝機遇，而不必埋怨現有的客觀環境的變化。 

現在看來，僅從“革命先驅”的角度來研究太平天囯，容易將其過於拔高，過分強調其破壞舊世界的所謂“貢獻”。在中國社會開始轉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之後，人們理所當然地要進行反思，於是又往往過多地看到了它的陰暗面。我們對社會大環境的變化應該要有足夠清醒的認識。從以前的“過熱”冷卻下來是正常的，反思並檢討50多年來研究的得失也完全是應該的。不管別人怎麼說，走我們自己的路。但只有清醒地認識到太平天囯只是一個造反者的失敗了的事業，才能將其準確定位，從而將研究繼續深入地展開。 

二、在“大清史”的學術視野中研究太平天囯 

太平天囯史的研究不能止步不前，而是要深入，要前進。我提出“大清史”學術視野的問題，期望能引起大家的重視。 

人們喜歡用“大清史”來稱呼當前的清史工程。但我所理解的大清史，不僅是指這一文化工程，更是指這一工程所反映的一種全新的清史觀，即綜合原有的作為古代史的清史（實際上只是清代前中期史）及作為近代史組成部分的晚清史（太平天囯史是其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且納入世界視野的嶄新的系統研究。 

大清史的視野，決不是清王朝的視野。從清王朝的角度看，洪、楊之徒乃大逆不道的奴隸造反。清朝遺老們所編撰的《清史稿》視清王朝為正統，因此雖然已經是在中華民國新政府的治下修清史，卻不可能給太平天囯以應有的地位。 

大清史，也不僅僅是清王朝的興衰史。中國歷史上的王朝，大體上都可以用“興盛衰亡”四字來概括其發展週期。清王朝既有康乾盛世的繁榮昌盛，也有鴉片戰爭後的每況愈下，直至甲午戰爭的一蹶不振。太平天囯的興起，適逢其衰。這可以說明勞動人民造反的合理性，“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但還不足以揭示時代的特點。 

大清史的學術視野，必須是納入世界史的視野，必須注視西方資本主義的形成與發展，注視其近代科學技術的形成與發展。在世界史的視野之下，清王朝的“盛”也只是相對的，未必是真的極其強盛。康熙時簽訂的中俄《尼布楚條約》，似乎是不應該納入不平等條約的範疇，但實際上同樣是作了大量的讓步和妥協，且已喪失了貝加爾湖及其附近的大片地區，甚至尼布楚本身也劃給了俄國。今天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學者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可能就與我們很不一致。清王朝的文治武功在乾隆時達到極盛。但就在歌頌乾隆平定準噶爾勝利的銅版畫中，我們不難發現，畫面上的清軍將士們是以手中的大刀長矛等冷兵器來對付敵人的火器的。這與我們後來歌頌人民解放軍用小米加步槍戰勝擁有飛機大炮的敵人的宣傳幾乎如出一轍。但這些畫面除了表明清軍的英勇善戰外，不也同樣反映了清朝方面武器裝備的落後，從而在一個側面反映其在近代科學技術層面上的落後嗎！ 

康熙大帝的清王朝堪與彼得大帝的俄羅斯打了個平手，所以劉大年先生的《論康熙》底氣十足，給了康熙皇帝以應有的高度評價。[2]但其後的兩百年，中俄兩國就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同樣是在19世紀，拿破崙的曾經橫掃歐洲的數十萬大軍，在侵俄戰爭中幾乎喪失殆盡；但區區兩萬人的英法聯軍，卻使得清王朝的精銳主力慘遭覆滅。這裏面的種種偶然和必然的因素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而俄羅斯學西方事業有成，中國卻因循守舊、故步自封，無疑是其重要的方面。 

太平天囯的興起，固然是清帝國內部矛盾激化的結果，但同樣也有其時代的烙印，那就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興起後的西方文化的影響。前幾年，太平天囯起義150周年之際，廣東方面曾以“太平天囯與中西文化”為題召開了全國性的學術討論會。這是個很有意義的論題。從拜上帝的教義乃至小小的天曆，都可以發現外來文化的若干印記（我為此曾寫了《天曆與中西文化》一文）。《資政新篇》更是以其超前的意識，成為那個時代的不朽名篇。這已是為人們所熟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