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太平天國是否邪教的問題，我想說下面幾點想法。 

第一點意見是關於百家爭鳴。百家爭鳴推動了學術進步，是中國學術發展史上一條最基本的經驗。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經驗證明，百家爭鳴的方針執行得好，學術進步的步子就大，否則就小，甚且影響學術的進步。但是，學術上的百家爭鳴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不可輕率從事。我們要鼓勵不同意見的歷史學者、學派勇於發表自己的見解，參與爭鳴。在學術上提出一個前人未提過的問題，或者修正前人的研究成果，都需要做出艱苦的努力。在史學研究領域，尤其在清史或者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必須要佔有盡可能豐富的史料，作出認真的研究，也許才能提出一個新的判斷。輕率從事，可能是無濟於事的。按照範文瀾範老的說法，一個人也需要花一輩子的努力，或者師生幾代人的接續努力，才能在學術上一鳴。他在1956年的一篇文章裏說過，學有專長而爭鳴是好的，長於教條而爭鳴那就很不好；因為教條主義者的特徵之一就是不肯多看看多想想，卻急於一鳴驚人。有些人不肯下苦功夫，隨意發表意見，或者抱著教條主義態度企圖一鳴驚人式的爭鳴，就像範老批評的那樣，那只能叫做“潦歲蛙鳴”，那種雨後池塘裏的青蛙鳴叫，噪音貫耳，與百家爭鳴完全是兩回事。因此，在開展百家爭鳴的過程中，要有與人為善的心態，要有實事求是的精神。發表學術爭鳴要以深入研究作基礎，發表學術批評，也要以深入研究作基礎。只有這樣，歷史學界才會有健康的爭鳴，也才會有健康的學風。 

所以，我們這次研討會，在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戴逸主任的主持下，廣邀各方學者，集中眾人的智慧，希望在太平天國與邪教問題上作一次爭鳴，是很有意義的。 

我想說的第二點，是對最近十多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點估計。最近十多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進步是有目共睹的，研究領域大大拓寬了，許多具體問題加深了研究，研究方法也多元了。這些進步，使我們對近代中國歷史面貌的認識更豐富了，更全面了，也更深刻了。但在取得的進步同時，也出現了否定許多基本歷史認識的傾向，其中以否定人民群眾的基本歷史作用，否定近代人民革命事業的進步作用，最為突出。以“告別革命”為代表的思潮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衝擊最大。否定太平天國、否定義和團、否定辛亥革命、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否定孫中山、否定毛澤東等等論調出現在一些學者的論著中和報刊上。 

關於太平天國是邪教的說法，只是上述歷史虛無主義的一種表現，是上述否定思潮的一種表現。我個人尊重這些研究者發表自己見解的權利，但是我不能贊同他們的觀點。 

我想說的第四點，太平天國的本質是什麼？它是一種宗教呢，還是一場農民戰爭？我認為，太平天國的性質是發生在中國進入近代以後的一場全國性的農民戰爭，是農民自己組織、發動起來要求推翻清朝統治的一種政治行為。晚清統治者所處的時代不僅是清朝統治的末期，而且是整個中國封建專制統治的末期。當時整個統治機器已經腐朽，對外它不能領導人民抵抗殖民主義的侵略，對內它不能振衰起弊，改良政治。顯然，清朝統治者的繼續存在，已經變成中國歷史前進的障礙物。太平天國起來推翻它，再次表現了中國農民推動歷史進步的作用。 

像中國歷史上屢屢出現的農民起義往往借用宗教的外衣一樣，太平天國在發動起義的過程中也借用了宗教的形式，不過這種宗教與歷史上農民起義利用的宗教不一樣，由於時代的變化，它利用了經過改造的基督教。洪秀全往往有很多宗教語言，但是太平天國的政治行為往往體現出更多的世俗傾向。太平天國的政治理想是斬邪留正，把天上的天國搬到地上，建設地上的小天堂，建設新天新地新社會。《天朝田畝制度》、《資政新編》體現了太平天國對新社會的制度設計和理想追求。這些制度設計和對理想社會的追求，當然沒有實現，但是提出這種理想和制度設計在思想史上的意義決不能低估。因此，對太平天國在歷史上的作用的估計，不能被其宗教外衣蒙蔽了。單純地用“洪秀全的政治性邪教”的說法，完全曲解了洪秀全的本意，也曲解了太平天國的本質。 

最後一點，我想從方法論的角度說點看法。關於太平天國是邪教的說法，大體上出現在2000年以後，與我國政府確定法輪功是邪教有關。論者把定法輪功為邪教的標準，與歷史上的太平天國簡單地相類比，從而推論出太平天國也是邪教。這種簡單地類比，就犯了範老以前說過的教條主義的毛病。其實研究歷史現象，一定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以內，放到一定的歷史背景下；違背了這一點，把歷史研究簡單地與社會現實相聯繫，沒有不出毛病的。對歷史上的反政府行為，一定要做仔細地分析。歷史上的統治者無一例外地將這些反政府行為，說成是匪、是賊，必欲摧之而後快。清政府對太平天國是這樣，對義和團也是這樣。國民黨統治時期，對中國共產黨也是這樣。我不久前在美國胡佛研究所看蔣介石日記，有一點小的收穫。我發現在1923-1926年期間，蔣介石讀過《共產黨宣言》、《列寧叢書》、《馬克思經濟學說概論》等若干馬克思主義的書，對馬克思主義有一定的瞭解。但是他曲解了布爾什維克革命成功的經驗，總結出如何把權力集中到自己一個人身上的秘訣。1926年以前，他在日記裏對共產黨尚無多批評。但是在1927年“四·一二”以後，國民黨的權力，國民政府的權力逐漸集中到他一人身上。這個時候，他對共產黨就是全力主剿了。1931年，他在日記裏記下了自己寫的一篇文章，把共產黨、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概括為“馬克思教”，把所謂“馬克思教”拿來與基督教相比。共產主義者是無神論者，不信仰任何宗教。為了打壓共產黨，蔣介石卻捏造出“馬克思教”，對江西紅軍堅決進行剿滅。近代中國的統治者，總是把人民革命的事業作為“匪”來加以打壓。太平天國是“發匪”，義和團是“拳匪”，共產黨是“共匪”、“赤匪”。我們今天研究歷史，總不能抓著歷代統治者的論調不放吧。借法輪功是邪教，來比附太平天國，恰恰認同了清政府的立場，認同了《平定粵匪方略》編者的立場。 

不能簡單地把我們今天的政策拿去套歷史現象。今天的政策是為今天的社會現實服務的，而且今天的中國是社會主義的中國。歷史上的現象是在歷史的中國產生的，應該放在歷史的中國那樣的範圍、那樣的背景下來分析。比如1979年以後，黨和國家放棄了“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當然是正確的，但有的研究者在研究近代歷史的時候，卻放棄了階級分析方法，這就丟掉了一種重要的分析方法，不利於歷史研究取得更大的成就。又比如，今天強調生產力標準，有些人拿來指導歷史研究，否定革命的論調就出現了。再比如今天強調社會穩定，有的研究者在研究近代歷史時，也強調社會穩定，像戊戌變法那樣的改良也犯了激進主義的毛病，要不得了，辛亥革命更不要革了，讓慈禧太后去搞她的現代化，也許社會進步得更快了。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更把慈禧、李鴻章、袁世凱等人設計為走向共和的主角，孫中山、黃興、宋教仁倒成了走向共和的配角。這就顛倒了歷史的基本線索。把今天的社會現象簡單地與歷史上的現象相比附，所得出的結論，與真正的歷史相去甚遠，就是不奇怪的了。 

我的結論很明確，不能贊成太平天國是邪教的觀點。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持下的清史纂修工程，是國家行為，應當在編纂中貫徹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絕不能被不正確的學術觀點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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