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後，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中西兩種文化、兩種宗教發生激烈的碰撞。這就是近代史上本位文化和外來文化、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保守與創新之爭，即中學和西學、舊學與新學之爭。這場爭論涉及兩個問題：一是如何看待孔子；二是怎麼看待西方文化。前者說的是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中學、舊學；後者說的是西方資產階級新文化——西學、新學。本文想從中西文化爭論的視角考察太平天國的上帝教。 

一、曾國藩與洪秀全的鬥爭是近代初期一場中西學之爭 

鴉片戰爭後十年爆發的太平天國運動是近代史上第一次農民運動。這場運動的領導人洪秀全吸取西方基督教、儒家大同思想和農民平均主義思想資料基礎上創立的上帝教，是“中西結合”、“亦中亦西”，以中為主的新宗教，作為太平天國“奉天討胡”、“奉天誅妖”，即“打倒偶像及清朝”[1]的理論武器。從這個意義上說：“洪秀全一干人是受了西學東漸的影響，以有神的西學傳統來向東學傳統挑戰”[2]。太平天國之所以要“同心同力以滅清”，目的是為了“開創新朝”，建立一個沒有壓迫剝削的“公平正直之世”——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這是千百年來受盡地主壓迫剝削的農民夢寐以求的理想王國。 

曾國藩為了維護清朝封建統治，打著捍衛孔孟儒學的旗幟，寫了《討粵匪檄》，號召動員將士“忠君謀國，不折不回，勇敢赴敵，視死如歸”，與太平軍戰鬥。他指責上帝教是“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主教”，破壞了幾千年來“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聖人名教和道統，哀歎這是“舉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 

曾國藩要保衛封建舊秩序，洪秀全則要打破它。從這個意義上說，曾國藩與洪秀全的鬥爭，也是一場近代初期中西學之爭。 

二、從政治層面看，爭論雙方都認為對方是異端邪說 

洪秀全把曾氏要保衛的幾千年的至聖先師孔子的道統和清朝皇帝，都貶斥為“魔鬼頭”，“妖魔”、“閻羅妖”與“邪說”、“邪道”，[3]屬於“該誅該滅”的打倒物件。洪秀全不僅“敢將孔孟橫稱妖，經史文章盡曰燒”，還把清朝皇帝玄燁、奕詝直斥為“偽妖康熙”，“滿妖咸豐”，號召太平軍將士“共擊滅之”。[4]儘管洪秀全沒有擺脫皇權主義的束縛，有以好皇帝反對壞皇帝的局限。但是，他在150多年前就“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反封建精神，是難能可貴的。洪秀全把維護皇帝制度的儒學斥為異端“邪說”，說“推勘妖魔作怪之由，總追究孔丘教人之書多錯”，把反孔與反皇帝鬥爭結合起來。 

為了捍衛孔孟為代表的舊道統及清朝君主專制政制，曾國藩則把反孔反清朝皇帝的上帝教貶為異端邪教。他寫的“衛道辟邪”的《討粵匪檄》就是鐵證。為曾國藩編寫《賊情匯纂》的張德堅也說，太平天國上帝教是“邪教”。它“毀先王聖人之道，惟耶穌是奉……幾欲變中華為夷俗，是開闢至今逆天悖理第一狂寇，為天下萬世罪人”[5]。太平天國後期還進行反對“妖和番鬼盟軍”的鬥爭，所以初期同情太平天國的外國人後來轉而支持清朝，指責咒駡太平軍。英國翻譯官富禮賜把上帝教視為“異端邪教”，並聲稱要絞死洪秀全。 

高舉反孔反清的鬥爭旗幟的洪秀全，與衛道保清的曾國藩是近代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之間的鬥爭，也是一場中西學和新舊學之爭。從曾國藩這個“舊制度保護者”立場看，上帝教確實是政治性邪教。以要求“開創新朝”洪秀全立場看，孔孟為代表的舊學是“邪說”、“邪道”，清朝皇帝則是“滿妖”、“妖魔頭”，曾國藩是“曾妖”。政治鬥爭使得雙方都把對方妖魔化。可見“邪教”是一個政治概念。 

三、從學術層面看，洪秀全代表了進步和創新，曾國藩則代表落後和守舊 

太平天國後期同清朝政權的對抗，實際上也是洪秀全與曾國藩的鬥爭。正如陳旭麓教授所說：“兩者對比，洪秀全似乎更具有理想主義色彩，但他的理想在現實中(中世紀)是一種異端。曾國藩則更懂得中國社會，並因此能夠代表中國傳統社會。前者用理想彙聚力量，後者用傳統彙聚力量”。[6]結果是傳統戰勝理想。但是，歷史不能以“成王敗寇”論英雄，更不能以成敗論進步和倒退。 

自由、民主、平等、市場、法制為代表的西方資產階級文化，比孔孟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要整整先進一個時代。前者代表近代化的工業文明，後者則代表中世紀的農業文明。《甲申文化宣言》以文化多元為名，否定文化無優劣和先進落後之分是不對的。 

在近代中國，凡是主張向西方國家學習的人，決不是什麼落後倒退的，而是進步和先進的。魏源、洪秀全、洪仁玕、康有為、嚴複、譚嗣同、梁啟超……直到孫中山等等，就是共產黨出世前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的先進中國人。因為“當時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西方。那時的外國，只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進步的，他們成功建設了資產階級現代國家”[7]。 

與此相反，凡是主張維護封建舊思想和舊的經濟政治制度的，拒絕學習西方的，則都是落後、守舊以致是反動的。鴉片戰爭期間封建統治中的頑固派，視西方先進生產力為“奇技淫巧”，拒絕“師夷長技”。曾國藩等洋務派，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指導思想，發起了洋務運動。就“師夷長技”這一點來說，洋務派比頑固派進步。但是，他們要用西方先進生產力來鞏固封建專制政制，與頑固派並無質的區別。洋務派對待西方技藝、政制和思想的態度是，物質上接受之，精神制度上則拒之。 

“中日甲午一戰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戰勝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的中國”。強敵成了中國學習的榜樣。“日本人向西方學習有成效，中國人也要向日本人學習”。[8]戰後康、梁為代表的維新派，發動了變地主階級之法，維資產階級之新的戊戌變法運動，要變封建專制君主政制為資產階級君主立憲政制。維新派比洋務派大大前進了一大步。變法觸動了封建政制這個體，慈禧為代表的反動派血腥鎮壓了這場進步的變法運動，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血染北京菜市口。《辛丑合約》簽訂後，清政府宣稱“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9]，完全成了“洋人朝廷”——帝國主義走狗。 

孫中山領導的偉大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結束延續了二千多年的君主專制政制，建立了中華民國。但是這次革命的勝利成果為袁世凱所篡奪而失敗。“無量金錢無量血，可憐換得假共和”。中國社會一天天壞下去。1915年陳獨秀等發起了新文化運動，高舉德先生、賽先生兩面大旗，批判孔子為代表的舊學、舊倫理、舊道德、舊迷信，後來發展到徹底反封建的“五四”運動。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國歷史進入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 

先進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經歷了從低到高的一個發展過程，從學習西方物質層面進到政制層面，最後進到“五四”運動前後的思想層面。“變夷之議，始於言技，繼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而君臣父子之綱，蕩然盡矣”，“從戊戌變法仿效日、俄，辛亥革命仿效美國，到五四之後仿效蘇俄，表現這個時期先進中國人的選擇”。[10] 

四、以否定太平天國來為曾國藩翻案是錯誤的 

洪秀全採取粗暴的方法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以洋迷信反對傳統迷信，顯然是錯誤的。但是，他領導太平天國農民沉重打擊清朝封建統治的同時，也“對兩千多年的中國傳統積習，古代聖人名教格言”和“偶像崇拜”，[11]發起了猛烈的掃蕩，一定程度上的推動中國社會歷史的進步。曾國藩等舉起“衛道辟邪”的旗幟，血腥絞殺太平天國運動，挽救了清朝封建反動統治，是反人民、反進步、阻礙歷史前進的反動行動。這就是從中西學之爭考察太平天國上帝教應該得出的結論。 

馮友蘭教授在《中國哲學史新編》一書中，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說：“否定太平天國必然為曾國藩翻案，為曾國藩翻案必然否定太平天國”。又說：“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國，因為太平天國要推行神權政治，假如太平天國統一了中國，太平天國的歷史將倒退黑暗時期”——中世紀。潘先生在《太平雜說》一書中進一步指出：“將洪秀全這個暴君邪教主送進墳墓，給太平軍劃上句號，是曾國藩的重大貢獻”。這就是說，太平天國是中國歷史發展的阻力，曾國藩挽救清朝中世統治才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力。 

馮老之前所以要全面否定太平天國為曾國藩翻案，是從中西兩種文化之爭立論的。他認為曾國藩和洪秀全的鬥爭，是“從中西兩種文化、兩種宗教，即有西方宗教鬥爭中所謂‘聖戰’的意義，這就曾國藩和太平天國鬥爭的意義”。[12]這就清楚地表明，馮老與解放前錢穆教授的觀點是一樣的，即“認定洪秀全的政權是個背叛孔孟違反道統的邪惡政權，擁戴曾、左、李的衛道行動，而洪楊是罪該萬死”。這種以否定太平天國反孔反清的正義性、進步性，來肯定曾國藩‘衛道’和挽救清朝封建統治的反動行動，是對歷史的一種顛倒。史實證明：把中國歷史重新倒退到黑暗時期——清朝反動統治，確實是曾國藩的重要貢獻。正因如此，清朝統治者為曾氏樹碑立傳，並給他加上同光“中興”第一名臣的桂冠。 

馮老等以否定太平天國來為曾國藩翻案的看法，我認為是完全錯誤的。這種看法實際上也不是什麼新見解，只不過是重複150多年前曾國藩《討粵匪檄》一文看法的新翻版。從這個意義上說：“太平天國之覆滅，就是中國士大夫抗拒基督教的結果”。[13] 

上述看法有不當之處，望專家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