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拜上帝會是否邪教的爭論，實質上是如何看待農民戰爭以及農民戰爭與宗教的關係問題。在農民戰爭中起組織、動員、輿論作用的宗教，往往是由讖語、自創的宗教儀式以及一些表達政治訴求的口號，或假借天命、天降災異或天意顯現為內容的混合物。這些內容和方法，其實在各種不同的宗教中是常見的。太平天國是中國全部農民戰爭中比較完備、比較系統地利用宗教作為鬥爭工具的一次農民革命。把拜上帝會定性為政治性邪教（所有在農民戰爭中起組織、動員作用的宗教都具有政治性，革命本來就是政治性行動），不僅關係到對拜上帝會及太平天國革命的性質和作用的看法問題；而且也是關係到對中國農民戰爭以及農民戰爭與宗教關係的看法問題。以統治者的立場為視角，把農民戰爭定性為作亂、造反，很容易列舉幾點把它歸為邪教，可是如果把它定位為起義、革命，把它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進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和歷史分析，就完全可以理解這種用以動員、組織農民起來鬥爭的宗教，與所有以救世論為核心內容，以宗教儀式為信徒情感紐帶，以偶像崇拜來強化信仰神聖性的各種宗教，在本質上是共同的。不同的是它服務於自己的政治目的，因而它的讖語中表達的是政治訴求，它採取全家入教形式有利於擴大隊伍，它的特殊組織方式有利於戰鬥。所以關於拜上帝會性質的分歧，如果不從農民戰爭與宗教關係總體性高度來把握，而是就事論事，往往糾纏不清。這個看法分歧的實質是歷史觀問題，即如何以階級觀點和歷史主義的觀點看待農民戰爭及其以宗教作為鬥爭工具的理論局限性問題。 

1．以宗教為外衣的鬥爭不是太平天國革命所獨有的，也不是中國農民戰爭所特有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這是由宗教信仰的群眾性及其在人類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意識形態統治權決定的。但以宗教為鬥爭工具，在西方和中國的農民戰爭中各有特點 

在西方，在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後，階級鬥表現為政黨鬥爭，它的理論旗幟是政治學說而不是宗教旗幟。而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甚至在資本主義革命早期，例如恩格斯所說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資產階級革命，仍然是披著宗教鬥爭的外衣。加爾文的新教革命、德國的馬丁• 路德的宗教改革及其引發的德國農民戰爭，都是在宗教外衣下進行的。只有法國大革命才真正脫下了宗教鬥爭的外衣，直接以自由、平等、博愛為號召，以建立資產階級理性王國即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為目的。恩格斯曾經說過：“中世紀把意識形態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學、政治、法學，都合併到神學中，使它們成為神學的科目。因此，當時任何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都不得不採取神學的形式；對於完全受宗教影響的群眾感情來說，要掀起巨大的風暴，就必須讓群眾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1] 

恩格斯這段話雖然指的是西方，但它同樣適合中國，只是中國沒有與西方相似的宗教戰爭，因為中國沒有經歷西方中世紀那樣神學統治和宗教信仰在全部社會生活中處於絕對支配地位的時期，因而中國沒有以宗教改革為外衣的革命，但在中國農民戰爭中，宗教同樣發揮了組織作用、凝聚作用和輿論作用。在農業社會，小農經濟使農民處於無組織的分散狀態，像馬克思所說的是“一袋士豆”，特別是中國輻員廣大，要使它從一個小村莊，從一個狹小的地區性的暴動成為大規模的起義，只有通過相同的宗教信仰和簡單的口號才能使他們相互識同，並組織起來，從思想上動員起來。可以說，中國農民戰爭是在另一種形式下發揮了宗教的組織、動員和輿論作用。從陳勝吳廣到太平天國革命，宗教在多次農民起義和農民革命中都起過這種作用。但最為突出明顯的當數太平天國的拜上帝會。中國沒有宗教革命，但有以宗教為手段的革命，這就是中國的農民戰爭的特點。 

雖然宗教在西方革命和中國革命中的作用和形式各有特點，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以宗教為外衣或以宗教為組織手段的鬥爭都是特定時期的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的反映。恩格斯在《論原始基督教的歷史》中說到西方情況時說：“早在中世紀，在被壓迫農民，特別是城市平民的起義中總是穿著宗教的外衣，採取為復興日益蛻化的原始基督教的形式，但在宗教的狂熱背後，每次都隱藏著實實在在的現世利益。”[2]恩格斯的《德國農民戰爭》就是一本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的名著。該書通過分析當時德國的高級僧侶、城市平民以及農民的不同階級及他們的代表人物，包括馬丁·路德、閔采爾的不同宗教改革的主張，揭示出它們背後所代表的不同階級利益。 

其實，在中國也是如此，即以宗教為組織方式和輿論手段的農民戰爭，同樣是為現實的利益而戰的階級鬥爭。既然是階級鬥爭必然要用階級鬥爭觀點進行分析，而不能單純停留在宗教的表層。拜上帝會是否邪教的問題並不是關於宗教性質問題，而是關於農民革命的性質問題。如果認為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反對朝廷、反對官府，就是反對社會、破壞社會安定，必然會認為它是邪教，因為這種宗教的確包含許多可以被指為邪教的內容，如它的組織方式和世界末日、上帝附體之類；反之，如果站在被壓迫農民的立場，承認農民革命的合理性，就會看到拜上帝會中雖然包含迷信的東西，但它同樣為其他宗教特別是民間宗教所固有。只是就具體的基督教而言，它發生了變異。只要我們採取歷史主義的分析態度，那麼在沒有先進的科學理論可用的歷史條件下，太平天國農民戰爭以這種方式進行鬥爭，完全可以理解。所以從階級鬥爭的觀點來看待太平天國拜上帝會及其各種帶有宗教性質的措施，把它看成是被廹起義但又缺少理論指導的農民對付比自已強大的敵人的辦法，看成是處於弱勢的農民用以鞏固內部、動員和組織群眾以達到戰勝比自己強大的敵人的方法。洪仁玕所說的“即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萬心如一心，故眾兄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3]的話，極清楚地表明瞭拜上帝會的動員與鼓舞作用。我以為，把問題放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從階級鬥爭觀點來分析這個問題，遠比把拜上帝會及其一系列作法單純看成洪秀全個人的陰謀的膚淺說法，更符合階級鬥爭的實際。 

2．不能脫離宗教與農民革命的關係孤立考察拜上帝會的性質。是革命性質決定宗教的性質，而不是宗教決定革命的性質 

把拜上帝會問題作為一個孤立問題，來爭論它的性質是不對的。判斷一個新的宗教是否邪教，關鍵在於考察它與社會的關係。特別是對在重大革命事件中起過重要作用的宗教，更不能離開這個革命運動的性質和作用，孤立地就宗教討論宗教。 

宗教屬於社會意識形態。宗教也是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變化的。除了相對穩定的世界三大宗教佛教、 基督教、伊斯蘭教及其內部分化的宗教教派以外，在西方毎年都會出現各種名義的新宗教。判斷一種宗教究竟是什麼性質的宗教，是真正的邪教還是被視為異端的新的宗教或教派，最根本的取決於其教義的內容和在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的社會功能的價值取向。宗教本來就是社會現象，當然不能離開它與社會的關係來判斷它的性質。例如中國的法輪功、日本的歐姆真理教、美國的聖殿教之類歪理邪說，蠱惑人心，不分青紅皂白，危害無辜人民和自己的信徒，具有反人類、反社會，反文化性質，即使它以宗教的面目出現仍然屬於真正的邪教。凡是在階級鬥爭中有利於組織群眾反對舊的統治階級及其政權的宗教，不管從學理上說包括多少迷信和似乎荒誕不經的東西，只要其深層隱含的是被統治者合理的政治訴求，都不能簡單地稱之為邪教。如果凡是鼓動造反，反對當權者、反對舊的社會制度的宗教稱之為邪教，而不管造誰的反，革誰的命，實際上等於說在任何社會革命有罪，造反無理。因為不可能有一種以非迷信的、“科學的”宗教為指導的農民戰爭。如果把農民戰爭中的宗教歸為邪教，這與稱農民革命為匪、為流寇，是一回事。不過一個是從政治上說的，一個是從所謂學術上說的。 

因此，關於拜上帝會是否邪教的問題，實際上是關於太平天國革命的性質問題，是肯定還是否定太平天國革命的問題。太平天國革命是中國封建王朝徹底崩潰前的一次範圍空前的農民革命運動。它長達十多年，橫掃中南數省，建立了政權，有國號並直逼北京。太平天國的革命鬥爭是一場革命還是一次歷史的大劫難和歷史的大倒退，不從作為與農民對立面的當時清政府的腐朽、無能和使中國陷於絕境相對照，不從農民革命對歷史的推動作用而是囿於宗教本身是說不清楚的。太平天國是對延續數千年的封建社會的最沉重的一次大的震盪。革命雖然失敗了，但不能以成敗論英雄。中國多少次農民革命都以失敗而告終，但毛澤東還是充分肯定農民革命推動中國歷史進步的功績。 

馬克思是充分肯定太平天國運動的，把它稱之東方的“革命”。宗教在這次鬥爭中起的是組織和動員作用，它的深刻根源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清政權的腐敗。馬克思在寫於1 8 6 2 年6 月的《中國紀事》一文中說：“在桌子開始跳舞以前不久，在中國，在這塊活的化石上，就開始鬧革命了，因為在東方各國，我們經常看到社會基礎不動而奪取到政治上層建築的人物和種族不斷更迭的情形。中國是被異族王朝統治著。既然已經過了三百年，為什麼不來一個運動推翻這個王朝呢？運動一開始就帶著宗教色彩，但這是一切東方運動的特徵。運動發生的直接原因顯然是：歐洲人的干涉，鴉片戰爭所引起的現政權的震動，白銀的外流，外幣輸入所引起的經濟平衡的破壞，等等。看起來很奇怪的是，鴉片沒有起到催眠作用，反而起驚醒作用。實際上，在這次中國革命中奇怪的是它的體現者”。[4]可見，馬克思肯定太平天國運動的革命性、正義性與必然性，肯定這是一次由於帝國主義的入侵和清王朝的腐朽所引發的具有革命性的運動。顯然，以推翻封建的清王朝為目的，建立一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地上的太平天國為目的農民起義，只能稱之為革命，即使具有烏托邦性質。用以組織、動員這次空前革命的宗教，無論存在什麼樣的問題，只是農民革命理論的局限性，而不能稱之為邪教。 

3．在以宗教為外衣的鬥爭中，所有宗教都會或多或少包含某些異端或迷信、落後的東西。這要放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進行具體的考察 

    我說過，從農民革命角度看，沒有邪教和非邪教之分。因為從來沒有兩種農民革命，一種是以具有科學性的宗教為指導的，另一種是以邪教為組織和動員手段的。實際上，所有的農民革命的宗教從根本性質來說都是相同的。從科學角度看，其中都包含有迷信的成分、包含落後的東西，只是時代不同、表現不同、程度不同而已。  

在西方，宗教鬥爭往往會成為階級鬥爭或革命的一種外在形式。無論是資產階級早期革命還是德國農民戰爭，都是在宗教外衣下展開的，但實際上是階級鬥爭。這種鬥爭形式，往往表現為宗教改革或新的教派，它或者是恢復原教旨，或是創立新教派或教義，因而被認為是異教、叛教或邪教而被否定。恩格斯說，“一切革命的社會政治理論大體上必然同時是神學異端。”[5]指的就是這種情況。 

中國沒有與西方相似的宗教戰爭，但中國有以宗教為組織方式，為凝聚力和輿論的農民戰爭。這種宗教往往不是正統的佛教、道教。雖然它們在歷史上也遭受過排斥，但它在以後的發展中逐漸變為體制內的存在，變為封建上層建築的一部分，和處於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利益息息相關，並往往被利用為統治者治民和教民的思想資源。它的出世思想，或成仙、成佛、或辟穀煉丹，當然與起來造反的農民利益和思想不合。因而作為農民革命鬥爭的宗教往往是民間宗教，如太平道、五斗米道，或非官方的會道門如白蓮教之類。它們都不會為統治者認可為宗教，往往被稱之為邪教。 

的確，所有組織農民革命的宗教或類宗教中，都會利用某些迷信的形式，包括從陳勝吳廣的“魚腹丹書”、“篝火狐鳴”宣傳陳勝當王的天命，到太平道的“蒼天當死，黃天當立”，以及元末農民戰爭中編造的“石人讖語”之類。可以說，農民革命中出現的種種迷信和讖語是常見的。如果站在反對農民革命的立場完全有理由指摘它是邪教，事實上它也常常被統治者指為邪教。實際上，這種口號簡單、不立文字、沒有繁雜儀式的宗教更適合沒有文化但相信天命論的農民革命鬥爭的需要。 

    太平天國革命在所有的農民戰爭中利用宗教工具最為充分，而且選擇的是基督教。這當然不是偶然的。我們應該放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來考察。太平天國是中國農民戰爭史上第一次大規模運用西方宗教作為鬥爭工具的，它當時別無選擇。這是因為，第一，它反對清王朝必然反對維護封建等級制的儒家學說，反對三綱五常、君臣父子，而與中國傳統的倫理和等級制相對立的具有平等思想的宗教只有剛從西方傳來的基督教。雖然耶穌教傳教士傳入的還有西方的某些科學和政治學說，但對起義農民來說，這些都是無用的東西。它們只對資產階級革命有用，可太平天國是農民革命。因此，作為具有平均主義本能的農民只能吸收基督教關於平等與天國的理想作為鬥爭手段。然而太平天國革命終究是發生在中國土地上的農民戰爭，它不可能照搬基督教的原來教義，而必然要按照中國的文化背景和傳統思想，包括中國民間宗教慣用的方法予以改造，或者說變為適合組織中國農民進行革命的所謂拜上帝會，這就必然要摻雜很多封建的、迷信的、等級制的東西，甚至為了提高自已的權威，採用一些荒誕不經的東西，如上帝附體等等與基督教原義不符合的東西。其實這種情況並不奇怪。在農民戰爭中凡是利用傳統宗教為鬥爭手段，都不可能是原教旨主義，而都會根據實際情況發生變形和衍化，以適應鬥爭的需要。因為在農民戰爭中宗教本身並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手段必然服從目的。 

拜上帝會與原來的基督教相比變化最大，因為西方的宗教要適應具有中國傳統的農民戰爭就必然會發生變異。但不能說拜上帝會是洪秀全自創的邪教，因為其中有東西還是取之於基督教，如敬拜上帝、耶穌，實行受洗、祈禱做禮拜等等，可又摻有許多中國封建化的、衶學政治觀和天命論的東西。這種揉合，並沒有改變它用以鼓動、組織和推翻清朝的農民革命本質。資本主義時期傳入的東西確實打上了封建的印記。如果以此為理由說它是邪教，可以說任何農民戰爭中的宗教都是邪教。因為它既然是革命造反，就會越出原來傳統宗教教義的範圍，用農民易理解和易接受的思想，使它適合於組織和發動民眾的鬥爭。   

4．關於宗教與邪教的區分的根據問題  

要弄清拜上帝會的性質問題，還要弄清宗教與邪教區分的標準問題。這有兩個標準，一個是科學標準，另一個是價值標準。 

在社會歷史領域中，堅持科學標準，最根本的是反映歷史的真實性，根據社會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條件來判斷事件的性質。例如在區分宗教與邪教問題上就不能脫離宗教起作用的歷史條件和背景，僅僅以被抽象化的邪教外部特徵為依據。任何事物從現象看總能找到某些相似點，彼此極其相近的宗教與邪教更是如此。何況歷史上宗教中的異端、農民戰爭中的宗教，如果著眼於表面特徵，很容易列出若干條指為邪教。可這種思維方法是非歷史唯物主義的。真理是具體的，抽象真理是沒有的。區分宗教與邪教，必須把它放在一定的歷史範圍來考察，而不能停留在表面的相似點上。 

由於歷史的複雜性，我們不可能找到一個普遍適用於全部人類社會區分宗教與邪教的標準，但可以把它放在一定的社會範圍內，根據它們的本質和功能進行判斷。第一，宗教是人的本質的異化，因此它認為有一位高出於任何個人的最高的存在，它信仰的是高出於人的神——上帝、真主或佛。而邪教最高的神就是創立邪教的教主自己，要求信徒絕對信仰自己。可是在拜上帝會中，洪秀全和諸王只能稱弟，上有天父、天兄，並沒有把自己置於上帝和耶穌之上的教主地位；第二，宗教的力量是神，是人的本質力量的神化，而邪教的力量是人，是神的力量的人化，即教主本人力量無窮。邪教主具有任何人所沒有的法力，甚至能呼風喚雨，起死回生。洪秀全所假借的是天父的名義，諸王所代傳的也是天父、天兄的旨意。他們是人，不是神，沒有超越上帝的特殊功能。即使具有某種特殊能力，也要借助上帝附體、降靈，而不是太平天國諸王本人的特殊功能。第三，從社會功能看，邪教危害社會、危害人類，它針對的是全體社會成員包括自己的追隨者， 因而邪教是社會和人類的公敵。而拜上帝會的宗旨（包括被各次農民革命所利用的宗教）則是救民救世，從事革命鬥爭。可見，把反社會的罪名加在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頭上是錯誤的。因為它不是以全社會為敵，而是以清朝政府、官吏、地主、豪紳及其意識形態——孔孟之道為敵。只是因為他們是統治者，因而他們往往以全社會的代表自居，似乎反對他們就是反對社會。 

在農民革命中，應該把反對統治者、反對政府與反對整個社會區分開來。否則任何革命都會被視為反對社會而被否定，這是歷來統治者和衛道者慣用的手法。至於把為革命而籌餉的聖庫制說成是洪秀全與邪教主一樣個人斂財，或者把中國傳統帝王後宮制的遺風說成像邪教教主一樣是姦污婦女，不能說是客觀的科學的態度。洪秀全作為農民革命的領袖自有其個人的品質局限，但不能據此判斷拜上帝會和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整體性質。何況論者所引用的材料，很多出自反對太平天國的傳教士和官方的記載，更不足為證。 

另一個是價值標準。宗教與邪教都不能脫離同社會的關係，特別是與革命運動的關係，因此在社會關係中處於不同地位的人，就會產生不同的價值評價。這種價值判斷表現在統治者制定的法律上，就是合法與非法的問題。沒有一個政府承認邪教的合法性，但它有不同的標準。例如，法輪功，我們認為是邪教、排除在社會主義制度體制外，而在一些西方國家和地區特別美國，認為它是宗教，反對法輪功就是迫害宗教徒，就是違背宗教信仰自由。太平天國拜上帝會在清政府和維護封建禮教者看來當然是邪教，因為它反對政府，反對朝廷，破壞原有的社會制度，因而在維護清政府的鞏固和安定，維護舊的封建禮教的人說來，在對太平天國反對帝國主義持反對態度的傳教士來說，拜上帝會是邪教毫不奇怪。太平天國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政治傾向，必然與一些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本意相悖。所以從體現不同階級價值觀念的法律標準說，任何政府都把邪教看成危害自己社會秩序的非法組織，依法處理。這一點是共同的。 

但由於宗教與政治的密切關係，科學標準與價值標準會發生矛盾。在科學標準與價值標準矛盾的情況下，價值標準應該服從科學標準。因為科學標準體現的是真理的具體性，它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事實判斷，它著眼的是它的本質和社會功能，而價值標準是利益判斷，它以對我是否有利為尺度，往往容易採用雙重標準。因而，在拜上帝會是否邪教的問題上，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凡是贊成太平天國運動是農民革命，是有利於社會進步的人，都把太平天國的革命性質放在首位，而把它的宗教局限性作為農民戰爭局限性的一種表現。但這種局限並不能從總體上改變太平天國農民運動的革命性質。所以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革命性質是第一位的，它的宗教局限性是第二位的。 

5．一個重要的歷史觀問題：不能用洪秀全個人的動機來解釋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性質 

在任何革命中，特別是大規模的群眾性的革命運動中，領導者個人的動機是次要的。從個人來說，他可能因為貧困或功名未遂等而發起或參與運動，因而在一個大的革命浪潮中的個人動機是多種多樣的。即使領袖人物也是一樣。像有些人說的，洪因為屢試不第，心懷不滿，懷有統治世界的野心因而造出這種拜上帝會和異端邪說，用以欺騙群眾。即使這種種所謂材料是真實的，它涉及的也只能是個人動機，而不能用以解釋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太平天國革命，長達十多年，席捲中南數省，定都南京，遠征天津，直逼北京，幾乎步李自成後塵成為再度佔領首都北京的農民革命。這麼多人參加，這麼浩大的革命，用個人陰謀、用洪秀全個人“造反作官論”來解釋，幾乎是講童話。難道因為陳勝說過“王侯將相甯有種乎”，因為項羽、劉邦在起事前說過“彼可取而代之”或“大丈夫不當如是耶”，就能改變秦末農民戰爭的性質和它必然出現的深刻的社會根源嗎？一種革命運動最深刻的根源在於社會的經濟和政治之中，而不是存在於人的頭腦之中，存在於主觀動機之中。當以主觀動機形式，特別是以最廣泛的形式存在於群眾性的主觀動機之中時，革命的時機就趨於成熟了。 

再如太平天國推行的錯誤的文化政策，如焚書和對傳統文化的錯誤態度。這不能歸罪洪秀全個人。雖然洪秀全是儒生，但太平天國農民革命並不是儒生的革命，最廣大的參加者是文盲，對什麼是中國傳統文化、什麼是壓迫他們的士紳是分不清楚的。因而，他們錯誤的文化政策，是中國農民長期被剝奪文化權，文化領域長期成為地主豪紳世襲領地的反彈。這不是洪秀全科試不第情緒不滿的報復，而是整個農民長期非文化化的積怨的一種爆發。這當然是錯誤的政策，但決不是沒有歷史和現實原因的。雖然其中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外來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之爭，但從根本上說上並不是兩種文化之爭，而是對維護封建專制制度的 孔孟之道，對農民被排斥在文化之外的文化霸權的一種反抗。農民革命終究是農民革命，要他們正確對待中國的文化傳統，尤其在革命的狂風巨浪時期更是不可能的。   

對於像太平天國這樣巨大的革命運動的分析，把一切著眼于個人特別是作為領導人的洪秀全個人，企圖通過區分洪秀全個人與廣大太平天國的戰士來否定太平天國農民戰爭，都是非歷史唯物主義的。我們並不否認，洪秀全作為領導者個人的錯誤，如後期領導集團的分裂、個人生活的腐化等等。領導者個人的品質和決策，肯定會給整個運動打上烙印，但任何革命運動深刻的根源都不能歸結為發動者和組織者的個人陰謀。太平天國革命同樣如此。恩格斯有一段話非常深刻，他說：“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隱藏在——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覺地——歷史人物的動機背後並且構成歷史的真正的最後動力的動力，那麼問題涉及的，與其說是個別人物、即使是非常傑出的人物的動機，不如說是使廣大群眾、使整個整個的民族，並且在每一民族中間又是使整個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而且也不是短暫的爆發和轉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歷史變遷的行動。探討那些作為自覺的動機明顯地或不明顯地，直接地或以意識形態的形式、甚至以被神聖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動著的群眾及其領袖即所謂偉大人物的頭腦中的動因，——這是能夠引導我們去探索那些在整個歷史中以及個別時期和個別國家的歷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規律的唯一途徑。”[6]如果沒有清政府的腐敗和西方列強的入侵，沒有鴉片戰爭引發的經濟和社會階級矛盾的激化，也就是說沒有實際革命的需要，任何所謂“陰謀家”、任何鼓動、任何宗教邪說的所謂精神控制力都是無所作為的。  

太平天國的失敗是必然的，這與所謂邪教並沒有必然關係。在中國封建社會，任何農民革命除了改朝換代以外，沒有建立過任何農民政權，更不用說地上的平等天國。在中國封建社會處於崩潰前夕，不可能再建立一個新的王朝來代替原來的清王朝，即當時的中國沒有通過改朝換代延續封建社會形態的可能性。太平天國即使沒有後期的內訌，沒有政治和軍事策略上的失誤和文化政策的錯誤，沒有洪秀全個人的腐敗，也不可能取得勝利。中國歷史發展到鴉片戰爭以後，已經開始演變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沒有繼續延續原有封建形態存在的可能性空間。如果太平天國建立的是比窮途末路的清朝更強大而不聽命於帝國主義的封建政權，它不可能見容於已經進入中國的各個帝國主義勢力；如果它不如清朝，它又不可能取而代之。總之，太平天國處於帝國主義和清王朝兩面夾攻之中，失敗是必然的。 

如果說，太平天國勝利必然是歷史的大倒退，這只能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場上，以清王朝在鴉片戰爭以後仍然是康亁盛世為標準說的。我不相信，如果太平天國真正勝利會比割地賠款、寧予外敵、不予家奴的清政府更腐敗更倒退。從沒有機會推行的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和《資政新篇》中列舉的學習西方的經濟、政治、文化措施看來，說明比起頑固守舊的清王朝，他們的思想是進步而不是倒退。  

說太平天國勝利建立的是神權國家、政教合一的國家。這都是假定。其實君權神授的理論外國有，中國也有，中國歷朝歷代的帝王，哪一個不自稱朕“受命於天”，自稱天子？太平天國只是因為借助於拜上帝會進行革命因而顯得更為突出。至於太平天國掌握全國政權後建立的一定是一個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家，也只是揣測而已。在奪取政權時利用宗教不見得勝利後也必然如此。其實，按照中國歷史的傳統和文化土壤，按照農民革命的本性，如果太平天國真正勝利，建立的只能是家天下的封建政權，與歷史上的某些農民戰爭的結局一樣。但按照歷史的規律，一個新的王朝初建時總是比被它推翻的舊王朝更有生命力，因而新王朝的建立不可能是倒退。 

其實，這種種假定是沒有意義的。歷史無法假定。現實情況是，太平天國革命失敗了，把太平天國革命鎮壓下去的清王朝並沒有因此而前進，而是更腐敗更衰落了。曾國蕃只是對支撐風雨飄搖的清政府來說是“中興名臣”，而實際上對中華民族的復興，對中國的再度自立于世界之林來說，並非中興名臣。他的成功只是封建制度死亡前的勝利挽歌。 

農民革命是一場殊死鬥爭，血流漂杵，時間越長、戰爭越殘酷，必然如此。以此作為農民戰爭的罪狀而加以控訴，殊為不妥。太平天國雖未推翻清朝達到建立新王朝的目的，但功勞是巨大的。它不僅為在中國大地上結束封建社會給了最沉重的一擊，而且以農民戰爭的方式掀開了中國人面對西方文化的簾幕的一角，深刻影響了晚清政治格局和中國社會發展的道路。經過太平天國革命的震盪和搖撼，中國封建制度的架構維持原狀已經不可能。從這個角度說，太平天國失敗的悲劇比起清政府勝利的喜劇，對中國歷史發展來說更具價值。 

歷史經驗證明，只要存在階級和階級矛盾，革命的發生就是不可避免的，這與任何個人即使是傑出個人的主觀動機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宗教可以鼓動革命但不能製造革命，可以取得革命的階段性勝利但不能單憑宗教獲得最後勝利。拜上帝會和太平天國革命失敗的最沉重的教訓是：中國的出路是繼續革命，而不是告別革命。但不是舊式的以宗教為組織方式和理論準備的農民革命，而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由無產階級領導、以農民為主力軍的新式民族民主革命。這場革命為宗教在農民革命戰爭中的積極作用永遠劃上了一個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