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19世紀中葉的、規模宏大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在中國歷代堪稱史無前例。但它卻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劉邦、朱元璋與洪秀全同為農民領袖，但漢朝與明王朝皆傳國數百年，而洪秀全卻集開國與亡國於一身，這悲劇是值得深思和研究的。 

國家清史編委會通紀組，不避盛夏溽暑，將完成的太平天國篇章的主要部份，提供給海內外的有關專家們徵求意見，這種虛心量廣，贏得了稱道和贊許！ 

作為太平天國史研究的從業人員，我懷著濃郁的興趣閱讀了通紀組發給的材料，對主撰人夏春濤等所付出的辛勤勞動和取得的豐碩成果，感到由衷地喜悅和欽佩。自20世紀50年代太平天國研究史勃興以來，中間有過一段停滯。現在只不過半個百年，便又有一代才識之士拔萃而起。拜讀他們的著作和《天國的隕落》等書，使人感到清新和明睿，有一種空穀山嵐、明月松間的感覺。他們的成果雖然還有所不足，但他們卻擁有長足的歲月和精力，會做得更多更好！ 

關於上帝教在太平天國起義中的作用，應該認為：它在團結和組織農民群眾上，是超越了會黨組織的山堂林立，形成了統一而嚴密的體系；拜上帝會的條規誡律，鑄成了太平軍嚴明的紀律和條令，保證了軍隊的素質優良和軍民關係的和諧。然而，洪秀全的沉迷於宗教，信天不信人，也是他導致失敗的思想因素。我曾經請教于先師羅爾綱，詢問洪秀全是篤信上帝抑是利用上帝的問題。羅先生說：洪秀全是真信上帝，而楊秀清和蕭朝貴則更多的是利用上帝。至於石達開和李秀成等人，則對上帝的觀念比較淡薄，他們只是形式主義地拜上帝而矣！ 

值得強調和鮮明闡述的是，太平天國經濟政策和制度及其在實施中所取得的成就。大量的原始資料證實了太平天國治轄的皖、蘇、浙、贛各郡縣，農戶得到減輕田賦稅收，“租田當自產”所帶來的好處。後期太平天國保護私營工商業的政策措施與《資政新篇》的頒行，對中國資本主義的催生和出現，也提供了必需的溫床。太平天國的興技藝、辦銀行、開通輪船、火車等主張，皆早于洋務派和康、梁，也先於日本明治維新，這是很可貴的。 

1．太平天國燦爛輝煌前期勝利原因何在 

太平天國自1851年1月金田起義，至1853年3月攻克南京，為時僅兩年餘，橫掃六省，控馭長江，建立起一個與清王朝相對峙的新政權。這在中國歷代戰史上是罕見的奇跡，其原因何在呢？ 

首先是鴉片戰爭後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進一步尖銳化，各族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貪官如虎，蠹吏如蝗，“富兒當權，豪傑絕望。”真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因此洪、楊舉義于金田，八桂回應。太平軍進入湖南，全軍老幼不及萬人，而能戰者僅兩千餘，但在道州擴軍，湘南人風起雲從，入伍者過六萬。克武昌後，水營、陸營近20萬人，號稱百萬，直下金陵。這時“天厭滿清”，人心向著太平天國；第二是太平軍素質優良，能征善戰，故所向難敵。太平軍多出自貧苦之家，入伍後將“打到小天堂，平分土地，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看作自己的理想，故而奮勇征戰，無堅不摧；第三是太平軍組織嚴密，紀律嚴明，使它成為歷史上最優良的一支農民軍。它按《太平軍目》編制，從軍帥到卒長、兩司馬和士兵，嚴嚴整整，號令分明。清方驚歎曰：“不僅前所未見，亦所未聞！”至於太平軍的軍紀優良，中外同欽。李秀成記克南京城時，“東王令嚴，（不許入民家），左腳踏入民家者斬左腳，右腳踏入民家者斬右腳。”故閭裏安堵，秋毫無犯；另外，太平軍戰略方針正確，不株守一城一池，直取江南，旋又北伐西征，使清方顧此失彼，陷於被動。太平軍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是它克敵致勝的要竅。例如它攻桂林月餘無功，便轉進湖南而大捷；攻長沙不下，撤軍走益陽，得船隻數千，便順流而取武昌。此中也有些機遇與天時，但關鍵卻在於東王決策的正確。 

2．洪秀全、楊秀清的歷史定位和“天京事變”的未解謎團 

在中國近代，洪秀全是與嚴複、孫中山等列為向西方學習的先進人物，他吸取了某些基督教教義，宣導人人皆上帝的子女。說“天下多男人，皆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皆姊妹之群。”這是具有啟蒙的民主主義平等思想，有利於對封建專制政治的批判。太平天國的軍民，自視都很高，原因在於自認是上帝的子女。這一點意味著人的價值的自我發現。這是洪秀全的啟發和貢獻！他還用“拜上帝”思想組織紫荊山和各地的信徒，成為金田起義的骨幹力量。然而，由於時代的局限和封建意識的束縛，洪秀全的帝王專制思想很嚴重，而且到天京坐了金龍殿后，把早期那點民主平等意識都拋置腦後了! 

據史料記載，洪秀全深居天王府，脫離群眾，也脫離了瞬息萬變的戰爭和軍國大計，這是他遠不及朱元璋和劉邦等開國君主之處，這也註定了他悲劇的結局。他與楊秀清、韋昌輝等相處已十年，應對楊、韋矛盾有能力化解，或以九五之尊，控馭諸王，豈能鬧到火拼而“自毀長城”！ 

楊秀清是紫荊山的燒炭工出身，史書說：“至貧者莫如東王，至苦者莫如東王。”也許應了孟子說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所以他受盡了艱苦的鍛煉。底層生活的豐富體驗，使他的才智和聰明得到了發揮。李秀成等天國將領，對楊佩服到了崇拜的地步，驚歎說：“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洪仁玕是見過些世面的，也對東王崇仰之至。當然，太平天國前期軍事政治上的輝煌，確也令人不能不佩服楊秀清。 

十分遺憾的是，楊秀清因為窮，讀不起書，不曾得到祖國傳統文化關於虛心和謙抑的修養。他功高震主而不謙退，還要“逼封萬歲”，能不遭殺身之禍？他機敏過人，卻對韋昌輝毫無察覺，輕信而不防範。禍起蕭牆，長留遺恨。天國因內訌而元氣大傷，豈不可哀！ 

韋昌輝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殺死了楊秀清，又誅殺無辜“東党”兩萬餘人，使太平天國前期幹部，殂喪殆盡。為此，韋昌輝成為太平天國最大的罪人，遂被天王永遠除名廢爵。據清方探報稱：韋昌輝回京誅楊，是奉天王“密詔”。但太平天國正史無征，石達開、李秀成的自述中，在相關的段落也不曾記載。難道是為天王諱飾？洪秀全自己把東王死期訂為“東升節”，與耶穌升天節一樣紀念。似乎“密詔”是莫須有的事，且待將來去考證吧！ 

3．桃花源式的《天朝田畝制度》與務實利民的“著佃交糧制” 

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後，便頒佈了《天朝田畝制度》，這是農民革命政權的綱領性檔，它以“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平分土地為中心思想，包括社會組織、基層政權建設、教育、司法等皆規劃了一個藍圖，它反映了農民渴求得到一份土地，過上溫飽和富足主活的願望，它也激發了農民參加和支持革命的熱情。它的性質是革命的、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落後的。它帶有某些空想性，是農民的桃花源式理想國。平分土地是可以實行的，但當時戰事緊張，於是經東王奏准，施行“照舊交糧納稅”政策，即仍照清代糧賦的正額徵收。眾所周知，清朝官吏都是“勒折浮收”，所收錢糧超出正額數倍，弄得民窮財盡，怨聲載道。太平天國按正額收糧賦，不啻是減輕了農民大量的負擔，使生產力得到復蘇和發展！ 

太平天國地區，大地主或遭殺害或遠徙逃亡，於是出現大批有佃無主的業田。太平天國順應這種經濟形勢，實行了新的切合實際的“著佃交糧”政策。以往是佃農交租，地主納糧，現改為佃戶交糧賦，地主收不到租。佃農大為得益，所以都踴躍輸納，比往時快而足額。接著。太平天國又在蘇、浙等省頒發“田憑”（土地證），佃農交納田憑費後，就領回土地證，變成實際的“耕者有其田”。 

經過輕徭薄賦，扶助農商，太平天國在它所轄的蘇、浙、皖、贛地區，經濟上漸有欣欣向榮的氣象，蘇州人民為感激天王與忠王給他們減免錢糧，特地在閭門外鐫立“民不能忘”的白玉大牌坊，以資紀念。在常熟，至今猶保存著當時建立的“報恩牌坊碑”，該碑文以生動的詞句，描述了當地民安物阜的景象：“禾苗布帛，均出以時，士農工商，各安其業；平租庸之額賦，准課稅之重輕。春樹萬家，喧起魚鹽之市，夜燈幾點，搖來蝦菜之船。信民物之殷阜，皆恩德之栽培!”話中雖然文學筆調較濃，但證以眾多史料，並非溢美之詞。 

4．洪仁玕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資政新篇》 

洪仁玕是天王洪秀全的族弟，他和馮雲山是最先參與密謀造反的，但因故流亡香港。1858年才輾轉來到天京。不久，晉封幹王，總理朝政。《資政新篇》便是他向天王陳奏的施政大綱，並得到天王批准頒行，具有法令的性質。它是太平天國後期一個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比康梁等人的戊戌維新主張，早於半個世紀在太平天國出臺，便顯得更為光輝耀眼，值得充分研究和重視。 

《資政新篇》著眼於中國社會的經濟發展狀況，借鑒當時歐美國家的經驗，提出了一個使中國與歐美並駕齊驅的發展方案，其內容主要有：（1）發展新式機器製造業。仿效英、法、美、德等國，大“興器皿工藝”，脫出“農本商末”的舊框架，直接追趕“以工立國”的英美等強邦；（2）開發礦業，大“興寶藏”，獎勵私人探礦和開發，保障其優先專利；（3）大興“車馬”、“舟揖”之利，建國道、省道，疏浚黃河以通航、使火車與輪船暢行；（4）“興銀行”，發行紙幣，並許可私家設銀行，這是超前的政策主張；（5）推行雇傭勞動制度，禁止奴隸買賣和企業使用奴隸勞動；（6）保護專利，鼓勵發明創造，對發明者“賞以自專之利”；（7）拋棄閉關自守，對外平等開放，引進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批判將科技視為“奇技淫巧”的封建落後觀念；（8）實行與經濟改革相適應的社會和政治改革。在經濟改革的同時，主張建立中央集權與“民心公議”相結合的政治體制。 

《資政新篇》中十分強調國家要實行法制。首先要求“立法善”，並指明它的所謂“善”，就是用法律來促進和保護近代經濟的產生和發展，推動諸如民選鄉官，建立監察機構和士民公會等為內容的政體改革，以及以保護人權、實行輕刑為特點的律制變革，從而使中國成為一個“立法善”、“持法嚴”、“代有賢智相維持”的近代法制國家。 

總歸起來，就是從經濟技術、社會政治兩方面來進行變革。這在當時的中國，乃至東方各國，都是最高水準。如果說戊戌變法以前的中國社會存在著近代化的一次機遇的話。那麼《資政新篇》就是力圖抓住這一機遇。實現中國近代化的第一個方案。遺憾的是，它隨著太平天國的敗亡而落空了！ 

有識者多認為：洪仁玕是個放眼世界，看清了時勢潮流，力圖致中華于富強，與歐美並駕齊驅的先進的愛國政治家。他的《資政新篇》，“前勝龔魏，後映康梁”，像一顆耀眼的明星，照亮了19世紀中葉的神州夜空！ 

5．石達開的英雄末路——折戟沉戈大渡河 

石達開是廣西貴縣人，家道殷實，毅然率眾起義，永安封翼王之時，年方20歲，不愧為羽翼太平天國的棟樑。他自長沙率林鳳祥、李開芳等當開路先鋒，打下武昌。又指揮前軍東下，“鞭敲金鐙響，沿路凱歌聲”，不月余便攻克南京，他的戰績是輝煌的。更為得意之筆，是他在西征的九江、湖口戰役中，頂住了驕桀的湘軍水陸師，力挽狂瀾。繼而設計用謀，大敗曾國藩于湖口石鐘山，逼得他投水覓死而未遂。石達開經營安徽，執行政策，掌握分寸得宜，使農商並茂。皖民頌聲大起。他生平轉折的關鍵是“天京事變”。此前此後，判若兩人，這常令讀史者為之扼腕歎息！ 

天京事變的慘劇，給他的打擊當然很大。他聞變回京想方設法排解，又險遭韋昌輝的毒手。他雖縋城逃脫了，但父母妻兒盡遭殺害，這種傷痛是難以彌合的。誅韋之後，合朝公舉他為“義王”，提理朝政。但繼而安、福兩王的掣肘，洪秀全的猜疑，使他懼禍出走，從此分裂不返，轉戰東南與湘黔。他既不支援被圍于九江、吉安的太平軍兄弟，也不在閩、浙開闢根據地，與友軍相依護，知機而待時宜。他的流動作戰，犯兵家大忌，連曾國藩都不以為然。他回師廣西後，又生出“退隱山林”的奇想。那時他年方28歲，尚不到“三十而立”之年，何況主客觀形勢都不容許他作此選擇。意志消沉，使他優越的才智得不到發揮；他喪失主觀能動性，出廣西、入川黔為時太晚了!若趕在1860年四川李藍大軍方盛時入川，駱秉章後來就難圓他的升官夢了！還是諸葛亮說得好：兵家勝敗，“非惟天時，抑亦人謀”！ 

6．太平天國後期雙棟樑——陳玉成和李秀成 

陳玉成與李秀成是太平天國後期家喻戶曉的人物，陳玉成三克武昌，全殲李續賓於三河鎮，湘軍、楚軍聞風喪膽。他是太平軍中一員年青的虎將。鎮守安徽，鎖定上游，他的存在，使天京有磐石之安。他若不是被苗沛霖騙入壽州，戰場上勝保只有逃竄的份兒！ 

李秀成與陳玉成則有所不同，他善於謀略，慮事周祥，在軍事上是個帥才。例如他二破江南大營前，在蕪湖會議中運籌帷幄，奇襲杭州，決勝千里之外。他開闢蘇、浙廣大地區，為天朝別開生面，使清方喪失了糧餉主要來源。他在軍事上不爭一城一池的得失，對安慶與天京主張“讓城別走”，把眼光放到廣大江淮與中原各地。證以撚軍史實，李秀成的見地未嘗不是卓越的。梁啟超評論李秀成，說他是“近代最大的政治家”。若從他在蘇福省和浙江等地減免錢糧，資助商家營業，迅速恢復生產來看，確乎赫然有成績。他打破杭州，厚殮巡撫王有齡，重金禮送清官員各回原籍。這是瓦解敵人營壘的大手筆，大有開國軍師的自信和胸襟。他忠於太平天國，天京城破時將坐騎讓給幼主縱馬奔往胡州，為天朝留下再起的命脈。他自己因此而被俘，為太平天國捐軀獻身！至於是否叛徒，後來人是不難判斷的！ 

7．鎮壓太平天國巨魁——曾國藩 

曾國藩於1811年出生在湖南湘鄉，道光末進士，以理學和文章知名朝野，但他最大的政治獎牌是鎮壓了太平天國，如若不然，他的地位恐難居桐城派姚鼐和方苞之上了！ 

太平天國起義後，曾國藩堅決站在敵對立場，以保衛名教相號召，組建湘軍水、陸師，發佈《討粵匪檄》。他出師東下，雖屢遭敗創，但咬定不放，仍招兵練勇，大辦水師，沿江逐城圍攻，絕不撤退。他堅持這種戰略方針，終於成功。洪秀全昧于謀略，喪失了長江水上的控制權，遂使沿江的戰略名城如武漢、九江和安慶等，都遭水陸圍困，糧盡援絕而陷落。湘軍的陸營不能攻堅，曾國藩舍短用長，創深溝高壘、圍城打援的戰術方針。所以太平軍不是被戰死的，而是被餓死的。 

曾國藩治軍，標榜“愛民”，他說：“行軍不擾民為本”。眾所周知，太平軍的軍紀優良，對比之下，湘軍之無紀無良，令人齒冷。安徽是太平軍的根據地，軍民“相習相安”，但被湘軍佔領洗劫後，四野蕭疏，“壯者被擄，老幼草根掘盡，風雨悲啼，死亡枕藉”。這連曾國藩的幕僚也看了心寒，曾國藩講理學，講“仁心仁術”，他宣導“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要求誠篤“力行”，實踐這“仁”字。但是人們不難發現，曾國藩骨子裏缺“仁”的素質，他不僅對太平軍和太平天國轄區的百姓不仁，他對湖南桑梓的農民起義也採取血腥屠殺。他督師衡陽時，自設“審案局”，草菅人命，天地會人員被殺盈千累萬，人稱之為“曾屠夫”、“曾剃頭”。他自認“身得殘忍嚴酷之名亦不敢辭”。他不仁，卻要講求”仁心仁術”，終不免陷於雙重人格而不能自拔。 

曾國藩作為軍事家，于兵法頗有深入和創獲；他潛研理學，見識宏通，不乏明睿獨到之處。撰作古文，笑傲於當世，後人亦多稱仰。但是他昧于民族大義，難免受“扶清媚洋”的指斥。至於操刀屠戮起義農民，何曾有惻隱憐惜的情感？！以不仁而侈談“仁”與“理”，所以章太炎與孫中山對他嗤之以鼻。 

8．太平天國何以失敗？ 

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無數，雖失敗者居多，但也有創國踐祚、傳世幾百年的漢高帝和朱洪武，洪秀全卻兼開國與亡國於一身。此中的原因何在呢？從客觀上看，太平天國起義於近代初期列強入侵之後，當清政府與英、法聯軍妥協議和進而共同征討太平軍之後，太平軍就變成以一對二的不利局面。單純農民戰爭沒有先進階級的領導，終究要遭到失敗的命運。 

太平軍後期，既要對付湘軍來自上游的進攻，又要在上海、杭州與英、法的洋槍隊鏖戰。若是一對一的見仗，正如李秀成所說：“那時洋人並不敢與我接仗，戰則必敗！”但是太平軍既騖於東，又疲于西，長江千里，往來征戰，縱是鐵軍也會拖跨的！洪仁玕十分感概地說：“若非洋人助妖，我朝定能長久！”的確，清軍單獨與太平軍對仗，歷來是敵不過的，向榮敗死句容，羅澤南殞命九江，江忠源堪稱文武兼備，也授首廬州。悍將李續賓血戰三河，亦落得屍首不全的下場！ 

中外反動勢力聯合向太平天國進攻，兩股勢力相結合，必然大過太平軍。例如太平天國榮王廖發壽守嘉興，固若金湯。清提督程學啟百計環攻，卻自己陣亡於城下。若不是戈登等洋槍輪番襲擊，太平軍是不會退城別走的。 

太平天國失敗的主觀原因是多方面的，農民領袖進城後，或表現為腐化墮落，或變為驕恣放肆，爭權奪利。在太平天國，內部矛盾的總爆發，便是“天京事變”的內訌相殺，從此元氣大傷，土氣不振，難以恢復。在後期，太平天國也遇到好的機遇。1860年前後，清朝又陷入岌岌可危，但洪秀全不善於把握和利用，機遇瞬息間便錯過了。 

在戰略方針上，後期的保守與前期的進攻，也成鮮明對比。李秀成要開拓蘇浙，洪秀全卻要死守安慶孤城，他全然昧於外線制敵的戰略，結果兵力牽制在應援和守城，被湘軍、淮軍各個擊破。 

太平天國對知識份子的政策也是不可取的。它反孔、燒詩書典籍，後雖得到制止，但知識份子的地位卻始終沒有大的改善。朱元璋還知道禮聘劉基和李善長，洪秀全這個落第的知識份子發跡後，卻不知道重視知識份子在建國中的作用，這是什麼心態？頗值得研究。然而，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燾、趙烈文等大批對滿洲貴族有意見的知識份子，卻被曾國藩羅致到門下，成了對抗太平天國的重要力量。 

俱往矣！吸取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將會使我們變得聰明一些。 

（本文由中華文史網首發，引用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