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洪秀全為首的太平天國革命，從1851年的金田起義，到1864年的天京陷落，歷時14年。如果從1843年洪秀全、馮雲山開始的歷時8年的組織醞釀工作，以及天京陷落後太平軍余部在大江南北的艱苦奮鬥，直至1872年石達開的一支隊伍在貴州潰亡，則太平天國革命從醞釀、發展到最後失敗，歷時整整30年，跨越清王朝的道光、咸豐、同治三個朝代。其打擊所向，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以及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其經歷時間之長，觸及問題之廣；鬥爭之堅忍不拔，威武壯烈，在中外農民戰爭史上都是罕見的。 

一部太平天國史，首先是農民反抗封建壓迫的歷史。它是中國封建社會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化時期地主和農民階級矛盾的總爆發。而以滿洲貴族為首的清王朝是封建地主階級的總代表，因此，這次革命又帶有濃厚的反滿色彩。洪秀全宣稱：普天之下，所有男女，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兄弟姊妹，都是改變淩奪鬥殺之世為公平正直之世，實現“天下一家，共用太平”的中流砥柱。[1]他號召大家同心協力，打倒清朝皇帝而由他做“天王”，並且認為只有他這個“天王”能夠反映廣大兄弟姊妹的要求，代表他們的利益，並給予他們幸福的生活。金田誓師起義以後，太平軍所到之處，大力沒收封建地主、官紳的資財，給封建統治秩序以致命的打擊。1853年太平天國奠都南京，頒佈了《天朝田畝制度》，又明確提出沒收封建地主的所有土地，平均分配給農民；而且分配土地時不分男女，一律平等，鰥寡孤獨廢疾者，由國庫統一供給生活所需，以期豐荒相通，有無相濟，處處均勻，人人飽暖。太平天國在用人方面，主張實行自下而上的保舉制度，保舉得人者賞，舉非其人者罰。在社會生活上提倡“天下婚姻不論財”；反對納妾，蓄奴，嚴禁姦淫、盜竊和煙酒，違者嚴懲不貸。在文化思想方面，反對一切神仙聖佛與巫覡之談，獨尊“皇上帝”。同時公開批評封建聖人孔夫子“教人之書多錯”，還編造了“皇上帝”責罰孔丘，使他跪地求饒的故事。[2]太平天國的文書，提倡“文以紀實”，“言貴從心”，反對巧語浮文。所有詔令、文獻，不避俚語俗詞，“不加藻飾”，目的是使之曉暢明白，人人易解。[3]太平天國在永安州還頒佈了自己的曆書，名曰：“天曆”曆書中沒有宜忌、凶吉等迷信之說，認為年年、月月、日日、時時都是大吉大昌，可以隨時行事。後期的“天曆”，還加入了一些農業生產的知識，用意在“便民耕種興作”。[4]以上種種，體現了太平天國反對封建統治、服務于平民百姓的農民革命的性質。 

另一方面，到了18世紀和19世紀之交，即清王朝的乾嘉之際，大清帝國的統治已從“康乾盛世”走向了衰世。而西方資產階級貪婪的眼睛正虎視眈眈地盯著號稱地大物博的中國。外國鴉片毒品的輸入，沙俄對我國北方領土的覬覦，中英鴉片戰爭的失敗，1842年割地、賠款的中英《南京條約》的簽定，都給洪秀全、馮雲山、洪仁玕等有志之士以極大的震撼。1843年，洪秀全萌發了造反思想。這時候，歷史賦予中國人民的任務是在反對封建壓迫的同時，必須反對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實行民族民主革命。洪秀全、馮雲山等人作為單純農民革命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由於階級和時代的局限，不可能認識這種新的歷史大任。但是，他們繼承了中華民族酷愛自由、不畏強暴的優良傳統，自發朝著反壓迫、反侵略的道路前進，為捍衛國家的權益和民族的尊嚴英勇戰鬥。在面對西方資本主義侵略者這個陌生的敵人時，太平天國的兒女們表現了獨立自主、不亢不卑、不失人格、國格的可貴精神，主要有： 

一、不失志。當敵對者指責洪秀全提倡只拜上帝、不拜邪神為“從番”的時候，洪秀全則說敬皇天、拜上帝，乃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了的，並非“從番”。當他在1847年到廣州禮拜堂和美國傳教士羅孝全（Rev.I.J.Roberts）討論宗教問題的時候，對方指責他的拜上帝教並非正宗，而是一種“政治的宗教”，要他放棄己說，服從“洋教”時，洪秀全毅然離開教堂，重返廣西，回到人民群眾之中，開展自己提倡的革命事業。1860年，羅孝全為了美國的利益訪問天京，企圖說服洪秀全、洪仁玕改變自己的主張，適應外國的侵略需要，又一次受到拒絕而狼狽逃出天京。[5]當外國侵略者以傲慢的態度譏笑太平天國領導人為“苦力王”時，忠王李秀成卻坦然回答：“這個挖苦的稱號”是對我們“最大的恭維”。[6]于細微處見精神，洪秀全、李秀成的這些表現，反映了可貴的人格獨立與尊嚴。 

二、不喪權。太平天國奠都南京以後，中國大地出現了太平天國、清王朝以及外國侵華勢力鼎足而立的局面。為了弄清太平天國對待外國的態度，維護列強從鴉片戰爭中得到的各種非法利益，美國、英國和法國的駐華使節爭先恐後地訪問了天京。先是，美國公使馬歇爾（H.Marshall）從上海西行，因為座船在途中擱淺而被迫折回。1853年4月，英國公使文翰（Sir.G.Bonham）未作任何通報，即擅自乘船闖入太平軍的防區，鎮江和南京的太平軍立即予以炮擊，經過投書解釋並表示在中國內戰中採取中立態度以後，才獲准登岸。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在接見文翰的代表密迪樂（T.T.Medows）時，首先申明只要“彼此相安無事”，即可成為“親密的朋友”。密迪樂提出已經和清王朝訂有條約，希望太平天國同樣遵守執行，否則即以兵戎相見時，當即受到韋昌輝和石達開的嚴詞拒絕，並且警告說，如果他們幫助滿人，則是至大的錯誤，“即令助之，亦是無用的”。[7]不久，侵略者又向洪秀全提出以“平分地土”為條件，幫助太平軍與清軍作戰。洪秀全則明確表示：此乃“引鬼入邦”、“天下失笑”的賣國行為，萬難應允。[8]當美、英、法等國採取各種手段，配合清軍瘋狂進犯的時候，太平軍堅決予以反擊，並且義正詞嚴地指出：這是破壞“嚴守中立”的背信棄義行為，是公然侵犯我國權利和民族尊嚴榮譽的卑鄙無恥的勾當。[9] 

三、不保守。說及過去的農民，我們往往看到他們保守、落後的一面，其實不儘然。太平天國的兒女們對於外來的新鮮事物，他們並不故步自封，而是大膽拿來，為我所用。洪仁玕是太平天國瞭解西洋事物最多的“王爺”。他和忠王李秀成、章王林紹璋等都十分注意探尋外國的新事物、新知識，並大力用洋槍、洋炮、洋船武裝自己的隊伍，同時大膽使用那些真心實意為太平天國效勞的“洋兄弟”。1859年洪仁玕從香港千里間關到達天京以後，立即向天王洪秀全提出著名的建國綱領《資政新篇》。該書首先介紹了西方各國的狀況，並向洪秀全建議改革內政，清除腐敗；仿效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工、農、礦、商等生產和交通事業，製造火車、輪船和各種器械，建設近代交通；興修水利；開辦銀行、郵局和保險業務；建立報館，獎勵發明創造，准許私人投資，保護私人專利。同時保護婦女兒童，破除各種陋習，舉辦各類慈善事業。他還要求以新的刑法制度，保證各項政策的執行，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 

說到這裏，我們應該看到，太平天國的兒女們，都來自窮鄉僻壤，生長在封閉的山村，他們中的多數人被剝奪了接受教育的權利，過著朝不保夕的困苦生活。可是當他們走進繁華的城市，與來自西方、以征服者自居的資本主義侵略者相遇時，並不驚慌失措，而是不亢不卑，從容面對。他們在對外事務中的一不失志，二不喪權，三不保守的原則立場，維護了莊嚴的人格國格。而那些滿口仁義道德、高唱“禮儀廉恥，國之四維”的封建帝王、地方督撫，卻不惜出賣國家權益，奴顏婢膝地乞求洋人的支持，屠殺自己同胞。歷史證明，只有被反動派誣衊為“山野小民”的太平天國兒女，才是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的捍衛者，中華民族的脊樑。 

當然，我們在肯定太平天國的歷史功績時，也要看到它的許多不足和失誤方面。諸如：它期望以武器的批判，剷除人世間的各種等級與不平，而與此同時，卻又在自己的隊伍內部設置了森嚴的等級。1851年在永安州刊行的第一部文獻《太平禮制》，就以許多繁瑣的稱謂把王、丞相直至兩司馬的親屬從群眾中劃分出來，形成了高低不同、尊貴有別的特殊等級。太平天國主張一夫一妻，反對納妾。但天王以至各王卻可以多妻，喜慶節日，還有“選美”、“獻美”之舉。太平天國主張共有共用一切財富，但東下江南以後，隨著物資供應的不斷改善，權勢地位的日益崇隆，爭權奪利，時有發生，不可自製，終於釀成1856年的“天京內訌”，使天國元氣大傷，大好的革命形勢頓遭破壞。自此以後，洪秀全“凡事靠天，不聽人謀”。雖有洪仁玕、陳玉成，李秀成等的不懈努力，也難以重振雄風。在對外方面，太平天國領導者因昧于世界大勢，加以“天朝上國”的思想作祟，而又錯誤地認為只要拜“皇上帝”者都是自己的兄弟，分不清敵人與朋友，最後遭到中外反動派的聯合圍剿，還弄不明白為什麼同拜“皇上帝”的洋兄弟會對自己拔刀相向。[10]直至天京陷落、國破家亡以後，身系囹圄的洪仁玕才恍然大悟，“我朝禍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11]。這個以無數兄弟姊妹鮮血換來的認識，可惜來得太晚了！ 

如何正確地看待太平天國的輝煌與挫折，成功與失敗，從而對它在中國人民的百年抗爭史中給以恰當的定位，是我們當今仍然需要注意探討的問題。有的論者僅僅因為太平天國崇奉“拜上帝教”，就簡單地說什麼太平天國實行的是“神權政治”，如果革命獲得成功，必將把中國推向黑暗與倒退。因此聲稱要否定太平天國，為鎮壓太平天國的曾國藩翻案。[12]這個結論是缺乏根據、沒有道理的。首先，我們要問：如果曾國藩打敗太平天國，可以得以翻案，那麼，與曾國藩、李鴻章等互相呼應配合打敗太平天國的歐美洋槍隊、常勝軍以及戈登、白齊文之流是否也可以翻案，給予受勳表彰了呢？果真如此，則是非何在？若說倒退，實際的情況是：1856年“天京內訌”以後，“拜上帝教”在廣大群眾中開始出現了信仰危機，當時流傳的“天父殺天兄，江山打不通，不如回家仍舊做田工”，就是這種信仰危機的反映。[13]而石達開、陳玉成、李秀成等務實派人物，他們相信的主要是人謀而不是“皇上帝”。[14]就以洪秀全而論，雖然始終打著“皇上帝”的旗號，但只要我們認真檢閱他所發表的詔令、詩文以及日常的言行，“皇上帝”外衣所掩蓋的，歸根結蒂仍舊是傳統的儒家思想。[15]而且，1859年洪仁玕的《資政新篇》，明確提出要朝前走而非向後退。這說明發生在近代我國的農民革命，即使獲得成功，也不可能回到中世紀的老路上去。因為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是任何人也阻擋不了的。一句話歸宗，形勢比人強。 

近幾年來，有人又把“拜上帝教”與所謂“邪教”相提並論，從而否定太平天國革命的正義性和歷史作用。要辨清這個問題，獲得正確答案，首先必須看到，太平天國革命發生在一個半世紀以前的中國，它仍舊屬於沒有先進階級領導的、單純的農民戰爭。封建社會的農民不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者，他們沒有條件，也不可能科學地認識客觀世界。農民要造反，改變自己的生活現狀，也只能如恩格斯所說的：“對於完全受宗教影響的群眾的感情說來，要掀起巨大的風暴，就必須讓群眾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現。”[16]而史達林指出：“農民是從經濟觀點去看上帝的。”[17]李秀成在“自述”中說，當時崇信上帝教的，“俱是農夫之家，寒苦之家，積多結成聚眾”，正印證了這個道理。太平天國以上帝教作為動員群眾，反對封建專制統治，反擊外國侵略的思想武器，其時間、條件既非今日，其目的追求也不相同，不加分析地同今天的“邪教”相提並論，不是實事求是、歷史主義的態度。 

在我們討論中國近代化的時候，也存在著重洋務運動、輕太平天國歷史作用的偏向。我們並不否認洋務事業對中國近代化的作用，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曾國藩、李鴻章等人興辦洋務初期，是以購買洋槍洋炮或自己製造槍炮武裝其軍隊，用以鎮壓太平天國革命，並不是用以抵禦外侮的。而太平天國革命給封建統治以致命打擊，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開路的作用。它鼓勵對外貿易，使江南的絲綢生產與商貿日漸繁榮。《資政新篇》的作者洪仁玕則是孫中山之前提出在中國全面發展資本主義、實現近代化的第一人，只是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加上內外反動勢力的破壞，使這個目標無法實現。可是，它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對後人的啟示作用也是十分深遠的。 

一場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革命失敗了。究其所以致敗之由，綜而言之，領導者政治上的爭權奪利，獨斷專橫；生活中的日趨腐化，不知自律；在實際鬥爭中分不清敵友，未能正確解決革命的首要問題，終於在內外反動派的聯合鎮壓下喪邦失國，其教訓也是十分沉痛和深刻的。但是，太平天國的歷史功績不可低估。毛澤東在論述近代中國歷史時，就把洪秀全和康有為、嚴複、孫中山同樣視為“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的先進中國人的代表者。[18]當談到近百年的中國革命運動時，他說，“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從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直至其後的抗日戰爭，都表現了中國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頑強的反抗精神”[19]，都是“為了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而奮鬥”[20]。太平天國革命是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的重要一環，它雖然沒有成功，卻為人民走向最後勝利和建立新中國鋪下了一塊重要的基石。它的歷史功績是永存的。新中國建立時，矗立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其中所鐫刻的太平天國英雄兒女群像，既是後來者對革命先輩們的尊敬與不忘，也是對這場革命的充分肯定。我們今天研究太平天國革命，目的是如實地說明歷史，探討前人在救國救民鬥爭中的經驗教訓，以史為鑒，使我們在前進的道路上走得更穩、更快、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