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時間跨度為22年（1842－1864），跨越道光、咸豐、同治三朝。清王朝在這20餘年中先是陷入全面危機，最終又擺脫了覆滅的命運——這是貫穿本卷內容的一條主線。所有內容都將緊扣這條主線（包括其前因後果）來寫。全卷初步設計為6章。 

第一章寫1842－1851年間的中國社會面貌，著重交代咸豐朝爆發內外危機的歷史背景。主要從兩個層面來寫。一方面，列強逼迫戰敗的清政府接受割地賠款、五口通商等條款，標誌著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受到粗暴侵犯，中國社會開始被迫以屈辱的方式融入世界，是中方不情願但又不得不接受的一種變化，對中國社會的衝擊以東南沿海地區最為直接和顯著，由此引發了許多新的矛盾衝突，孕育著新的危機。另一方面，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實際上是挑戰與機遇並存。隨著門戶被強行打開，中國也面臨著認識外部世界、勵精圖治富國強兵的發展機遇，原可以知恥而後勇。但清政府並沒有從中警醒，積極求變，而是無視新的挑戰和危機，白白喪失了時間、錯過了機遇。儘管有魏源等人睜眼看世界，提出了一些革新思想，但沒有引起關注。傳統的夷夏觀念並沒有改變；祖宗成法沒有變（兵制等）；吏治腐敗、文恬武嬉的現象沒有變，土地與人口問題沒有減緩，等等。這些不變的一面導致中國積弱積弊的狀況沒有得到改變，而上述變的一面既引發了新矛盾、新問題，同時又使舊矛盾、舊問題進一步激化，兩者交匯，最終導致咸豐年間內外危機的總爆發。 

第二章、第三章分別寫太平天國農民戰爭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從內容上講本卷有兩條主線，分別是外國武裝侵略和國內農民戰爭。咸豐年間，以太平天國為主體的農民戰爭的爆發和隨之爆發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標誌著清朝統治陷入全面危機。這兩大事件互相交叉，互為因果，彼此緊密關聯，所以將它們分別放在“咸豐朝的內外危機（上）——太平天國農民戰爭”、“咸豐朝的內外危機（下）——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標題下予以敍述。我們編寫清史，要從有清一代歷史演變的主要線索入手，將太平天國的歷史放在清史框架內寫，避免寫成太平天國專史，給人以游離感。 

第二章、第三章，均以敍述、分析戰爭和政治事件的過程為主。從定都金陵到1856年，太平天國在軍事上總體呈上升趨勢，同期全國各地尤其是長江以南又紛紛興起反清風暴，與太平天國遙相呼應，使清政府的統治處於風雨飄搖之中。鑒於這些起事大多是在太平天國的影響下爆發的，所以擬在第二章設立“同期此起彼伏的反清風暴”一節作專門敍述，即附在“太平天國農民戰爭”這個標題下來寫，以便從整體上來把握當時的歷史大背景，避免因分開敍述而給人以史事割裂、零碎之感。 

第四章主要寫“清政府為應付危機所採取的對策”。面對接踵爆發的“內亂”、外患，清政府在重壓之下，被迫求變，而且主要致力於安內,所採取的對策以對內為主。這一章主要圍繞清政府所採取的主要政策和對策，對其進行橫向考察，以說明清政府何以能夠在內戰中轉危為安。第一節從組建湘軍、創設厘金、調整滿漢關係（以清廷與湘軍集團關係的調整為主線）和整飭吏治四個方面來寫。第二節寫“湘軍集團對兩湖基地的經營”。正因為兩湖基地的經營較有成效，湘軍才有了一個比較穩定的大本營和軍需供給地，順流而下，成為太平軍的勁敵。而曾、左、胡齊心協力，又使湘軍集團避免了大的內耗或內訌，得以調動一切力量，全力對付太平天國。 

第五章主要寫“太平天國在江南的統治”。太平天國建都于金陵（今南京）；長江流域上游版圖大片陷落後，太平軍在1860－1861年間先後開闢出蘇南、浙江兩塊新版圖，統治數年之久，成為後期的主要依託之地。如果說兩湖是湘軍集團的大本營，那麼，江南可以說是太平天國的大本營。雙方對基地經營情況的好壞，直接影響了各自力量的消長和統治基礎的強弱。因此，這種比較研究有助於進一步說明後來時局演變的根由。此外，擬以太平天國在江南的統治為視角，來考察太平天國的相關政策和典章制度。這一章除著重寫太平天國的統治思路與政治格局、對城鄉的治理以及移風易俗政策外，還列有“人口與社會經濟”一節。如何看待這一時期江南人口銳減、社會經濟凋敝的現象？原因究竟是什麼？是否可以將這些責任全部算在太平軍身上？這個問題，通史不能回避。 

第六章題為“同治初年的新格局”。“新”含有清王朝走出危局的意思，同時也是下卷清廷推行“新政”的引子。這種新格局肇始於鹹同之交，在同治初年正式形成，主要體現在政治、外交、軍事等方面。第一節寫辛酉政變後清政府權力中樞出現了新格局，但對內政策並無重大調整，重用曾國藩等漢臣鎮壓太平天國的方針仍被延續下來。第二節寫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清政府與列強在鎮壓太平天國這一點上達成了一致，外交上出現了新格局。西方列強的武力干涉使戰爭勝負的天平更加向清政府一方傾斜。第三、四節題為“政治、軍事新格局”，分別寫太平天國與撚軍是如何最終被鎮壓下去的。末節為“綜述”，要點是說明：湘淮軍將帥積軍功紛紛出任督撫，改變了滿漢權力格局以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同為政治上的新格局。同治初年新格局的形成，標誌著清王朝躲過了滅頂之災。另一方面，通過第二次鴉片戰爭和鎮壓太平天國，清政府內部出現了一些主張變革的權臣，嘗試推行“新政”，國內政局也相對趨於平穩，由此孕育著新的希望。但舊問題、舊矛盾尚未得到根本解決，新問題、新矛盾（清廷軍權、財權下移等）又隨之出現，新的危機又在潛伏中了。上述情形決定了此後中國歷史的基本走向和態勢。 

我的寫作指導思想或主觀願望是：在借鑒、吸收、消化現有相關研究成果和挖掘、利用新資料的基礎上，在總的敍述框架上努力體現新意，力求結構緊湊，線索清楚，內容豐滿，便於讀者掌握歷史演變的脈絡和因果關係；在章節、篇幅設計上，既照顧到方方面面的內容，做到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不遺漏，同時又重點突出，詳略得當；史實準確，包括澄清一些以往語焉不詳、以訛傳訛的史實；立論持平，以史實說話，避免空泛的議論，但不排斥個別提綱挈領、畫龍點睛式的評議；文字簡潔，同時注重可讀性。當然，限於學識，兼以太平天國史實頭緒繁多，有爭議的事件和人物多，資料汗牛充棟，一時難以窮盡，歷史空白點多，不少史實至今還不清楚，所以，做到這些很難，但我會以此作為自己努力的方向。 

此次會議的主題之一是如何認識和評價太平天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學術界的確存在著一味美化太平天國的偏向。改革開放以來，這一現象得到很大改變，多數學者都能夠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客觀地探討這段歷史，包括對太平天國的消極面、陰暗面進行剖析，並圍繞一些熱點問題展開積極的學術爭鳴，推出了一大批有分量、有影響的研究成果。[1]但與此同時，社會上也出現了另一種聲音，即全盤否定洪秀全和太平天國。比如，有人指斥太平天國宗教是“邪教”，甚至直接說太平天國本身就是“邪教”。原本清晰的重大是非問題被攪渾了。說太平天國宗教是“邪教”，這本身不是個學術命題，當然更談不上是什麼學術創新。在新近出版的《天國的隕落——太平天國宗教再研究》一書中，我對這個問題有較詳細的分析和論述，這裏不復贅言。 

在我看來，對太平天國和洪秀全不能一概否定，至少有以下幾點不能否定，即應當肯定太平天國揭幟造反的正義性，肯定洪秀全起初所抱有的救世救民熱忱，肯定太平天國為改造中國社會、解決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問題所做的積極嘗試和努力。例如，導致金田起義的根本原因是什麼？究竟是洪秀全急劇膨脹的陰暗的個人野心，還是當時日益激化的社會衝突、社會矛盾？這個問題顯然是比較清楚的。 

即便是對後期的太平天國，也不能一概否定，而應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歷史現象不像切蛋糕，正反、正邪兩方面不可能分得那麼清楚。比如，在“借師助剿”問題上，清政府與太平天國的態度就有明顯區別。清政府幾乎是孤注一擲，與列強聯手鎮壓太平天國，包括豢養數支洋槍隊，聽任洋人在中國土地上胡作非為；而洪秀全卻斷然拒絕了某“鬼頭”聯手滅清、事後平分疆土的提議，表示“我爭中國，欲想全圖，事成平定，天下失笑；不成之後，引鬼入邦”，體現了應有的民族自尊心，包括太平軍後來在蘇南等地與洋人浴血奮戰。雙方在此問題上的是非曲直是一目了然的。 

再以江南人口損失問題為例。有人將該責任全部扣在太平軍頭上，似有失公允。在太平軍迫近之際，民眾十分驚恐，紛紛自殺。這在當時是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此外，饑饉（戰亂導致田地拋荒，加上水、旱、蝗蟲等災害影響）、瘟疫（死屍不能及時清理，生態環境惡化，導致疫病流行）等也導致居民大量死亡，這與太平天國忙於戰事、對民生關注不夠有一定關係，但更與戰爭這一特定背景相關。以上因素在人口折損中占較大比重。其他原因還有：民人避亂遷徙；被太平軍強拉壯丁；直接在戰亂中死於非命。後期太平軍有濫殺無辜的現象，但清軍更甚；太平軍的軍紀總體上要好於清軍（不少西人記載均談到這一點）。我們總不能按照“成者為王敗者寇”的邏輯，有意無意地替清軍開脫，將責任全部歸咎於太平軍吧？！ 

戴逸先生強調：對太平天國，該肯定就肯定，該批判就批判。方之光先生也認為：既不能神化太平天國，也不能“鬼化”（妖魔化）太平天國。對此我深表贊同。用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來看待歷史，這絕不是學術研究。實際上，持這種觀點的人的本意也不在學術、不在歷史，而是在現實。在這個問題上，學者應當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必須堅持唯物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