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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國革命時期，沙俄這個“東方民族的惡魔”（史達林：《關於東方革命運動》《史達林全集》第七卷，第190頁。），對我國推行了極其露骨的干涉政策。它從偽裝中立，乘機擴張，到勾結清朝，絞殺革命，對我國人民犯下了嚴重罪行。
（一）
沙俄是最早從陸路侵略我國的西方國家。還在太平天國起義前二百年，沙俄就侵入我國北部邊疆。我國人民為捍衛祖國的神聖領土，同沙俄侵略者進行了英勇的鬥爭。由於中俄之間有幾千里相連的疆界，同時，從1715年起，沙俄東正教使團，就常駐北京，打著傳教旗號，幹著間諜勾當，在沙俄侵華活動中起著裏應外合的特殊作用。這些特點，不僅使沙俄在侵華中處於比西方列強有利的地位，同時也決定了它在一段時間之內所使用的侵略手法，也與其他國家頗有不同之處。
1851年1月，太平天國起事於廣西。這次偉大的革命運動震撼了清朝的統治，也沉重地打擊了西方列強在華的侵略勢力。革命爆發後，沙俄政府出於一貫仇恨人民起義的反動本性，它對中國封建地主階級表示同情，對清朝統治的前途表示關注。1851年10月間，“自稱是哈巴羅夫的繼承人”的穆拉維約夫（伊·葉菲莫夫：《布欽斯基教授對穆拉維約夫伯爵的評論和回憶》1896年彼得堡，第13頁。）以“悲天憫人”的腔調說：“我一向深信，中國發生任何革命，對我國貿易以及我國對華的一切關係都有害無利，因此，我衷心祝願中國皇帝迅速平息騷亂、恢復秩序”（巴爾蘇科夫，《穆拉維約夫—阿莫爾斯基伯爵》1891年莫斯科，第一卷，第298頁）。並且指出：一旦形勢“迫使中國政府向我們求援”，那時，“當然我會根據我國自古以來對中國政府的友好關係和我國一貫支持他國合法政府平定叛亂的對外政策來作出這種答復”（巴爾蘇科夫，《穆拉維約夫—阿莫爾斯基伯爵》1891年莫斯科，第一卷，第295頁）。
但是，當時想對中國進行武裝干涉的還有其他西方列強，首先是英國。如何處理與其他侵略夥伴的關係，是同他們勾結起來，共同行動呢？還是撇開他們，自己單幹？這是沙俄必須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
英國是從海路侵略中國的主要國家。太平天國起義後，它躍躍欲試，妄圖趁火打劫，以擴大中國市場，發展侵華勢力。為了更迅速地實現其侵略目標，英國建議沙俄聯合行動，對中國進行軍事干涉。
1853年初，英國駐華公使文翰藉口上海外商的貿易受到太平天國起義的威脅，從香港趕到上海進行陰謀活動。5月17日，英國外交大臣克拉蘭敦給英國駐俄公使西馬摩各厘的信中指出：“從最近來自中國的消息可以看出，中部諸省日益蔓延的起義近來規模十分巨大，中國政府即使竭盡全力，各國商業仍大受威脅。”因此，他認為文翰此行，就是“利用目前的危機，以便在中國對外事務中獲得盡可能多的優惠，作為對世界各國商業具有誘惑力的在中國市場上發展外國貿易的最好手段。”同時，克拉蘭敦指示西馬摩各厘向沙俄政府說明，英國“要與其他文明國家共用所獲得的優惠。如果其他國家的代表想和英國合作，以謀得到相同的利益，就應該毫不遲疑地與之合作”（“克拉蘭敦勳爵致西馬摩各厘的急電副本”，（1853年6月17日）第六十七號“革命和對外政策檔案”，《紅檔》第二十一卷，第183頁。）。
英國的建議引起沙俄的重視。沙俄對英國所提出的“共用”侵華利益，當然無異議，但在“合作”問題上，卻另有自己的打算。
首先，沙俄感到自己力量不足，鞭長莫及。沙俄外交大臣涅謝耳羅捷公爵說：
“本外交部認為，我們未必能採納英國政府的建議，因為英國人有靠近中國的東印度領土，又佔領了香港，它依持自己頗為龐大的海軍力量，可以採取一切方法幫助中國政府。遺憾的是，我們沒有這些條件，我們和中國之間隔著遼闊的蒙古草原，無論多麼大的軍隊，要通過它都會遇到無法克服的天然險阻。當然，取道滿洲要方便些，但是我們在西伯利亞東部的兵力本身，——尤其是當鄰近的蒙古可能發生騷亂的情況下——也不允許我們有這種考慮。如果我們在堪察加的海軍艦隊能派些戰船到天津或上海，表示一下我們對清朝命運的關切，那末，毫無疑問，從海上給一些幫助會便當得多。但是，鑒於中國艦隊的現狀，這樣做也是行不通的”（“給駐倫敦公使勃龍諾夫男爵的急電草稿”（1853年5月23日）《紅檔》1927年第二十一卷，第183—184頁。）。
其次，沙俄政府認為，“合作”只對英國有利，而對沙俄不利。因為，英國掠奪的重點在東南沿海，而沙俄則在北部地方。沙俄長期未曾染指“五口通商”，更不敢指望在東南沿海地區與英國抗衡；相反，卻害怕英國插手東北地區，破壞他們在那裏的侵略陰謀。因此，沙俄外交部的態度是：“我們的利益和歐洲列強的差距實在太大，所以，我們確定自己在黑龍江的邊界問題上，當然不能指望和他們合作”（“（沙俄）外交部給柯伐列夫斯基少將的復信”，《紅檔》1927年，第二十一卷，第189頁。）。
加之，當時英俄在國際上矛盾重重，也妨礙他們之間的“合作”。1853年9月，沙俄的擴張政策導致克裏米亞戰爭爆發。1854年3月，英法兩國站在土耳其一邊對沙俄作戰。於是，英俄聯合干涉中國革命便無從談起。
在這種情況下，沙俄決定對中國革命採取單獨干涉的方針。
（二）
侵佔黑龍江流域，從東面打通出海口，“分享東洋（太平洋——引者）的國際利益”，是沙俄的既定政策。太平天國革命爆發以前，沙俄早已制定了一個名為“目標——黑龍江；手段——外貝加爾軍隊；執行人——穆拉維約夫”的侵略計畫。太平天國革命爆發後，沙俄決定利用中國的動亂形勢來達到自己的侵略目的。
沙俄首先打出“援助”清朝的旗號，準備從插手干涉中國革命中撈到好處。據沙俄外交大臣高爾察科夫1857年給普提雅廷的指示說：
“看來，以推翻當今王朝為目的的起義，雖則進展緩慢，可是仍在蔓延著；我們不可能確切瞭解中國人民對待這個事變的同情程度。但是，無疑的，皇帝的擁護者必然清楚地看到他們所面臨的危險，因而這些人自然會用盡一切手段去平定騷亂。但是，迄今皇帝的軍隊幾乎屢戰敗北。很可能，這個政府就會求助俄國。我們誠然不想插手對中國內政的任何干涉，但是考慮到，一方面，我們獲得阿莫爾河地區有重要意義，另一萬面，英國人詭計多端，他們無疑地利用一切機會爭取達到自己的目的。並且為此可能會向中國政府提供援助，來平定叛亂。因此，如果該政府請求援助，我們不應拒絕。但是，這種援助絕對不應超出保衛我軍較易達到的滿洲的範圍之外；並且只是在一個必要的條件之下，即要在阿莫爾河和其他問題上得到有利於我們的結果……”（《紅檔》1927年，第二十一卷，第193頁。）。
這個沙俄高級官吏的一番話，真是不打自招，全部供出了沙俄以干涉中國內政來達到其侵略目的的罪惡陰謀。
但是，50年代中期，太平天國革命發展迅猛，勢不可當。外國侵略者懾于其革命聲威，並認為清朝的滅亡似乎已無法挽回。因此，一度停止了干涉中國革命的叫嚷，偽裝中立。甚至企圖與太平天國拉關係。沙俄表現尤其狡猾，它一面“裝出不干涉的姿態”，一面向北京使團發出指示，要求“收集一切事態的最準確的情報，甚至包括由於中國目前所發生的事態而引起英美及其它在那裏的外國人的動向的情報”（《紅檔》1927年，第二十一卷，第187頁。），以便伺機而動。
與此同時，沙俄的侵略活動不但沒有停止，而且變得愈來愈明目張膽了。因為，沙俄認為，“目前中國的內亂，正是開闢阿莫爾航線的大好時機”（“穆拉維約夫呈海軍大將親王殿下的秘密報告”（1853年11月29日）巴爾蘇科夫：前揭書，第二卷，第107頁。）。1857年6月北京東正教大司祭巴拉第給沙俄政府的報告指出，太平軍在福建附近地區接連告捷，清朝內外交困，對侵略者十分有利。巴拉第的報告寫道：“我覺得，這裏的政府，內心意識到不可能堅持住阿莫爾的爭議線，將把新的邊界線看作既成事實，按照中國的外交精神，對於這一事實在根據時效尚未成為天然的和不可爭議的事實以前，雙方會用體面的沈默加以掩蓋，巧妙地避免宣揚出去”（《紅檔》1927年第二十一卷，第195頁。）。沙俄政府接到巴拉第報告後，斷定“天朝帝國被人瓜分”的日子已經到來，立即指示穆拉維約夫“利用這個大好時機”，“採取堅決行動”（“斯韋爾別耶夫給卡爾薩科夫的信”（1856年7月8日）巴爾蘇科夫；前揭書，第一卷，第453頁。）。
這時，沙俄採取實力政策，妄圖首先用武力在黑龍江地區建立實際統治權，然後通過談判強迫中國承認既成事實。
為了侵華的需要，沙俄下令迅速在東西伯利亞建立一支軍隊。1851年，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使部隊擴充至五萬人，內有哥薩克兵一萬七千多人（瓦西裏耶夫，《外貝加爾哥薩克》1918年赤塔，第三卷，第34頁。）。1854年初，沙皇尼古拉命令穆拉維約夫強行通航黑龍江，向中國政府挑釁。這一夥人興高采烈，認為這是“俄國等待了一百五十餘年的決定性時刻”（巴爾蘇科夫：前揭書，第一卷，第364頁。）。
1854——1858年間，穆拉維約夫在一片狂熱的“拿下阿莫爾”（巴爾蘇科夫：前揭書，第一卷，第364頁。）的喧囂聲中，率領艦隊，不顧中國的反對，四次闖入我國黑龍江航行（瓦西裏耶夫：前揭書，第三卷，第54，65，75，91頁。）。艦隊順著江流而下，沿途炫耀武力，大張聲勢。公然聲稱，如果中國阻撓航行，“我至少應當及時地向他們表明，我們準備向蒙古和滿洲地區進軍”（“給紮博林斯基的信”（1855年10月30日）巴爾蘇科夫：前揭書，第一卷，第438頁。）。
1855年6月，沙俄軍艦運載第一批移民來到黑龍江口的馬林斯基（闊吞屯）和尼古拉耶夫斯克（廟街）附近，建立了五個俄國移民村，共有四千人（查理斯·佛維爾編：《西伯利亞之行》中譯本，第277頁。）。1858年，又在黑龍江北岸新建了三十二個軍人村屯。
與此同時，沙俄又向我國烏蘇里江東岸地區伸出魔爪，1858年，它派兵佔領伯力，建立軍營，改名哈巴羅夫卡（1898年改名哈巴羅夫斯克）。伯力成了沙俄在烏蘇里江擴張的前沿堡壘。1859年，又擅自向該地區移民，建立了布謝村，上米哈伊洛夫村，下米哈伊洛夫村，伯爵村，親王村等二十二座村鎮（瓦西裏耶夫：前揭書，第三卷，第140頁。）。
沙俄不斷派兵屯駐我國黑龍江和烏蘇里江地區，以鞏固軍事佔領。1858年12月，又正式成立“阿莫爾哥薩克軍”建制，該軍共有哥薩克兵員七千七百七十六人，連軍屬在內，約有二萬人之多。此外，還駐紮三個步兵營，約有兵員二千多人。
與此同時，沙俄政府又用“和平談判”的手段，迫使清朝簽訂條約，承認其侵佔黑龍江地區的既成事實。
1857年2月，普提雅廷被任命為出使中國全權代表。5—6月間，普提雅廷來到伊爾庫斯克，恰克圖等地，同穆拉維約夫會商如何配合行動。穆拉維約夫保證要以武力為後盾，支持他完成這次“外交上的遠證”（巴爾蘇科夫：前揭書，第一卷，第490頁。）。正當他沿江而下，前往北京的前夕，沙俄外交大臣高爾察科夫又從彼得堡發來電報，再三叮嚀：“您應當始終掌握這樣一個原則，就是：我們已決定佔領阿莫爾河的左岸，而且我們的奮鬥目標應當是，在取得中國政府同意的條件下，來辦好這件事的手續”（“致普提雅廷伯爵電報稿”，（1857年6月8日）《紅檔》，1927年，第二十一卷，第194頁。）。
當普提雅廷還在來華途中的時候，沙俄就訓令其駐京的宗教使團告訴清政府，胡說什麼，“在中國處境困難的時刻，西方列強乘機對它施加威脅和戰爭，這一戰爭正是在廣州發生；只有俄國一個國家向它派來友好使團，甚至準備不僅給以道義上的聲援，還要在用於對付內部敵人的彈藥方面給以一定的物質援助”（《黑龍江將軍奕山奏與木哩斐嶽幅會商兩國邊界經過情形折》（1858年6月2日，咸豐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沙俄一面以“援助”為餌，誘清朝上鉤；一面又以武力訛詐，壓清朝屈服。事實上，還在1857年5月25日，普提雅廷就向沙俄外交部提議：“如果北京政府態度固執，請求允許對庫頁島或瑗琿採取軍事示威”，這一建議博得了高爾察科夫“非常的讚賞”（“外交部亞洲司給北京宗教使團的信”《紅檔》，1927年，第二十一卷，第191頁。）。
1858年5月間，正當普提雅廷在天津與清朝談判之時，穆拉維約夫便率領軍艦七艘，兵士數百名在瑗琿附近江面擺開陣勢（“普提雅廷給外交部的電報”（1357年5月25日）《紅檔》1927年，第二十一卷，第194頁。）。造成兵臨城下的局面，強迫奕山於5月28日簽訂了不平等的中俄“瑗琿條約”。然後，6月13日，普提雅廷又迫使清朝簽訂另一個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條約”，過了兩年，即1860年11月14日，沙俄的另一個侵略分子伊格納切夫又以所謂調停英法聯軍侵略有功，迫使清朝簽訂了第三個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條約”。綜合這三個條約，沙俄除了取得西方列強同樣的各種特權之外，共吞併了我國黑龍江以北地區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烏蘇里江以東地區四十萬平方公里。
條約的簽訂使沙俄殖民主義分子欣喜若狂，高爾察科夫向沙皇上奏疏，狂呼：“中國所簽訂的同類條約中，同俄國締結的條約乃是最早的一個”。“它開拓了俄羅斯廣袤無垠的疆土”，“請允許我懷著無比激動的心情向您陛下表示由衷的祝賀，因為在您所統治的時代中寫上了燦爛輝煌的新篇章”（“高爾察科夫奏疏”（1858年8月7日），《紅檔》，1927年，第二十一卷，第197頁。）。而殖民主義分子穆拉維約夫則因侵略有功，晉封伯爵。
（三）
沙俄在我東北地區達到侵略目的以後，便重申其“保清朝，打太平”的反動方針。
1859年初，沙俄駐華公使伊格納切夫赴京履任，外交部給他發了一道訓令，說：
“十多年來，中國內戰持續不斷，交戰雙方互有勝負，而中華帝國終究依然存在。……這個帝國儘管遭到來自內部和外部的種種震盪，可是它存在了三千年，而且保持了它本身的法律甚至風俗習慣的全部獨立性，很難預料國內混亂和外來文明的種種壓力將對它發生何等作用。不過，我們仍不完全贊同那種認為中華帝國的末日已經臨近的觀點。……中國歷史的進程表明，經過一段時間，即二百年時間，就有一個新的王朝通過戰爭或內部改變而接替中國的王位。人民對此已養成習慣，以致於目前他們正在等待著這種更替，因為清朝的統治已持續了相當於此的時期。我們認為，這種情況很可能就在您駐節北京期間發生，所以現在應首先考慮加以應付的問題是，建立中國以前的（明朝）或新的王朝對我們更為有利呢，抑或照舊維持滿人的江山對我們好處更大？中國王朝總是具有不能容忍外國人的特點，在這種情況下，更替對於我們當然不會有任何好處。此外，我們應當為所有的條約，從彼得大帝時代的某些外交往來。直至最近簽訂的兩個條約，而感謝現今的王朝。因此，在同樣的條件下，最好還是支援滿人保住中國的王位”（“給伊格納切夫的訓令稿”（1859年2月17日）《紅□》1927年，第二十一卷，第199頁。）。
這表明，沙俄確認保護清朝的反動政權符合他們的侵略利益，清朝非保不可。
中俄瑗琿條約、天津條約簽訂後，老沙皇立□宣佈，“為表示其對中國政府之親善，特恩准贈予一萬支來福槍及附件和五十門大口徑大炮及炮彈”（“致彼羅夫斯基公函原稿”（1858年11月5日）蘇聯《紅檔》雜誌，1927年，第二十一卷，第198頁。）。沙俄公使普提雅廷把這個決定通知清政府的時候，還提出願意派沙俄軍官來華教練中國軍隊（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二十五，第39頁。）。與此同時，沙俄外交部還擬定了“一筆總額五十萬盧布的特別撥款，此款規定用於建立中國的軍事力量”（“高爾察科夫奏稿”（1859年1月17日）蘇聯《紅檔》雜誌，1927年，第二十一卷，第198頁。）。老沙皇也批准贈與清朝的軍火將從尼古拉耶夫斯克啟運中國。
但是，這一切正在籌畫間，傳來了英法聯軍再度挑起侵華戰爭的消息，沙俄深怕清朝的軍隊不用這些洋槍洋炮去屠殺太平軍，而向外國侵略者開火，便中止了援助。
1860年，俄英法美先後同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戰爭結束。沙俄舊事重提。於1861、1862年間，分批向清政府贈送了洋槍一萬支，洋炮八尊，炮彈五百發。（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十，第39頁。）清政府用這批武器裝備了《神機營》和《天津洋槍隊》，在文祥督領下，1866年出關鎮壓東北農民軍，在一次戰鬥中就屠殺了農民軍戰士三四萬人之多（“從吳煦檔案看太平天國時期老沙皇的醜惡面目”《文物》1976年，第五期，第21—22頁。）。
沙俄還直接出兵鎮壓太平天國革命。1860年“北京條約”簽字後，伊格納切夫向清政府提出了兩點建議，一是“會剿發逆”。這位公使對奕□說：“發逆在江南等處橫行，請令中國官軍于陸路重兵進剿，該國撥兵三四百名在水路會擊，必可得手”。二是“代運南漕”。這位公使又說：“明年南漕運京，恐怕沿途或有阻礙，伊在上海時，有咪（美）國商人及中國粵商情願領價採辦台米、洋米運津，如令伊寄信上海領事官，將來洋船沙船均可裝載，用俄咪（美）旗幟，即保無虞”。（《文物》1976年，第五期，第22—23頁。）雖然由於清政府躊躇不決，這兩條建議均未實行。但沙俄為清朝解危救急，處心積慮之情，已可概見。
1862年初，太平軍攻克杭州，聲威大振，乘勢分兵三路進攻上海；北路從嘉定攻打寶山，包圍上海；西路從青浦攻入松江，前鋒迫近上海近郊七寶；南路從平湖、乍浦、嘉善攻入浦東，連克川沙、奉賢、南匯。上海中外反革命勢力驚惶萬狀，勾結起來，抗拒太平軍的攻勢。1862年春夏間，沙俄軍隊直接參加了上海近郊的三路戰事，瘋狂屠殺太平軍。
在北路，太平軍攻吳淞，克高橋，進逼寶山、上海兩縣城，該處法國海軍悍然向太平軍開炮轟擊，沙俄駐滬軍隊也出動佈防，在虹口附近的元通寺阻擊太平軍，使此路攻勢，頓時受挫。
在西路，1862年4月4日，上海西路發生一場決戰。俄軍剛到上海不久，就參加聯合部隊，對太平軍作戰，迫使太平軍從王家寺和龍珠庵後撤。包括沙俄軍隊在內的六支反革命軍隊，都因而受到清朝嘉獎。
在南路，1862年4月25日，太平軍攻至南匯縣的周浦，地主團練聞風而逃，可是，“適浦西天主堂派俄兵四十名，洋槍隊四十名，團勇二百名到鎮”（“1862年4月25日中外會防公所給吳煦的探報”，《文物》1976年，第5期，第23—25頁。），向太平軍駐地開炮，迫使太平軍向東南撤出。
沙俄的海軍也出動了。1862年9月，沙俄駐華公使巴留捷克照會奕□，聲稱：“欲貴國複回和平”，決定派波波夫“帶領兵船，前赴中國，如果賊匪擾亂緊要海口，本地方官獨力難支，該提督幫同中國官兵堵禦擊退。”（同治朝《東華續錄》第十三卷，第51頁，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九，第45頁。）巴留捷克還向清政府說明，波波夫可以和清朝地方官員在上海各處“察看何處情形吃重”，就到那裏“會剿”，而且表示沙俄參與鎮壓太平軍“專為和好，並無他意”，“不肯收受雇價”（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九，第50頁。）。
波波夫負責指揮的三艘兵船，於12月7日到達上海。9日，波波夫和李鴻章會見，再三表示和清朝“實心和好，聞海口不靖，派兵前來幫同堵剿”。這個侵略分子大肆吹噓沙俄的海軍實力，說什麼沙俄艦隊“分佈東洋，自日本海以至黑龍江，所在皆有，聽調即來”（董恂：《洋兵紀略》見《太平天國》第四冊，第550頁。）。由於當時英法侵略者的勢力已控制江浙一帶，不容沙俄插足，波波夫三艘兵船在上海暫駐了不到半年時間後，於次年5月間駛離中國海面。儘管如此，沙俄兵船這番舉動，充分暴露了它準備擴大武裝干涉中國革命的險惡用心。
包括沙俄在內的西方列強的武裝干涉，給中國人民這次偉大革命運動造成嚴重威脅。太平天國的革命英雄們在外國干涉者面前，不畏強暴，英勇奮戰，“表現了中國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頑強反抗精神”（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595頁。）。但是，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太平天國革命終於被勾結起來的中外反動派打入血泊之中。太平天國革命的失敗，再次證明，包括沙俄在內的外國侵略者是中國革命的兇惡敵人，“歷來中國革命的失敗，都是被帝國主義絞殺的，無數革命的先烈，為此而抱終天之恨”（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640頁。）。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太平天國革命時期，沙俄所推行的是鯨吞中國領土的“犯罪的政策”（列寧：《中國的戰爭》，《列寧選集》第一卷，第217頁。）。而且在當時侵華的西方列強中，它野心最大，所攫取的權益也最多。這裏還要指出，沙俄不僅侵略我國東北，還陰謀策動蒙古和新疆脫離中國，置於其“庇護”之下（1859年2月17日沙俄外交部給伊格納切夫的訓令中說：萬一太平天國推翻了清朝的統治，俄國準備奪取滿洲，準噶爾和喀什噶爾。訓令說：“這些地方當然將會更早一些脫離中國，但只有當我們確切知道中華帝國將在何種條件下覆亡時，我們的意向才能明朗化；目前這個時刻，我們只能說一個大致的設想。我們的意見是，現在應盡可能對這些地方施加更大的影響，而在一旦統治者本身自願的情況下，就決定把他們置於我們保護之下”。（見《紅檔》1927年，第二十一卷，第199頁）早在1353年，沙俄外交部向沙皇報告說，蒙古“至為重要，它超過俄國在其他方面的利益，”表示一旦蒙古“利用事變擺脫中華帝國的羈絆”時，沙俄不能“漠不關心”（見《紅檔》1927年，第二十一卷，第185頁）。雖然囿於形勢，沙俄沒有力量做到這一點，而只集中于掠奪東北，但它對我西部邊陲的擴張野心已昭然若揭了。
同時，沙俄也和其他西方列強一樣，插手干預中國內政，與清朝政府勾結起來，鎮壓太平天國。而且，沙俄在這一罪惡事業中，始終採取積極的姿態，充分表現出它那國際憲兵的反革命兇惡面目。
今天，蘇修學者齊赫文斯基之流，竟厚顏無恥地大肆宣傳老沙皇對中國的所謂“睦鄰”政策。說什麼：“俄國不同於英國和法國，它在十九世紀中葉繼續同中國保持著睦鄰關係”（齊赫文斯基主編：《中國近代史》莫斯科1972年版第176頁。）。蘇修學者們妄圖篡改歷史，為老沙皇塗脂抹粉。然而，墨寫的謊言豈能掩蓋血寫的事實！蘇修文人這樣賣力為老沙皇當年的卑鄙行為辯護，只不過暴露了他們為新沙皇今天的擴張政策辯護的醜惡嘴臉。
（資料來源：《南京大學學報》1979年第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