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領袖往往利用宗教發動起義。洪秀全根據中國國情和農民戰爭需要，對西方基督教進行了一番改造，創立了上帝教，用以動員和組織群眾，從而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農民革命。然而，宗教畢竟是宗教，是一種迷信，是“顛倒了的世界觀”，它對太平天國的消極作用是明顯的、嚴重的，是導致太平天國革命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一 

上帝教獨尊上帝的宗教教義同中國數千年的傳統信仰、風俗習慣大相抵觸，不利於吸引、團結更廣泛的階層加入反清鬥爭的行列。 

長期以來，中國民間信仰雜而多，多種宗教並存。有多種傳統權威和偶像崇拜，如有如來、觀音、玉皇；有城隍、土地、閻王；還有孔孟、關嶽、灶君、門神等。道觀、寺院、關帝廟、岳王廟是廣大受苦受難人們祈求神靈保佑的聖地，是他們寄託精神世界的伊甸園。洪秀全用西方基督教“獨一真神唯上帝”的權威，掃蕩其他一切偶像崇拜。他認為：“蓋天父上帝是獨一真神，獨一聖神。上帝曰‘除朕外不可有別神別帝也’”（注：太平天國史料[ C].39.），否定在上帝之外的其他別的神的存在。金田起義後，尤其是定都天京之後，太平軍所到之處，“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皆汙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注：曾國藩.討粵菲檄[A].中國通史參考資料（近代部分，上冊）[C].261.）太平天國這種強制推行一神論，搗毀各種廟宇、偶像的做法，容易引起人們的惶恐、反感以至反對，不利於吸引人們加入起義行列。例如：洪秀全等人在廣東傳教開始時收效甚微。轉入廣西後，經馮雲山的艱苦串聯和發動，才有二千餘名“老兄弟”信奉了上帝教；在太平軍進軍過程中雖有大量三江兩湖的“新兄弟”參加起義，但這些“新兄弟”並非是對上帝教的真心皈依，而是在階級鬥爭形勢的推動和太平軍劫富濟貧的感召下捲入起義洪流的。又如：太平天國興起之時，全國各地各族人民反清起義風起雲湧。但太平天國卻受上帝教信仰的束縛，對於請求加入太平軍的天地會等反清組織，“條件是必須改從他們的信仰”，“如不捨棄習慣而皈依真教則不容收納”，（注：羅爾綱.太平天國史事考[M].56—57.）因而，太平天國不能很好地聯絡天地會、撚軍等反清組織，失去了不少與其他反清組織合作的機會，使自己在反清鬥爭中處於孤立作戰的境地。 

太平天國信奉和宣揚上帝教，採取了激烈的反孔、反儒政策，禁讀四書五經。進軍途中，對封建儒學進行了猛烈的衝擊，“敢將孔孟橫稱妖，經史文章盡日燒”。（注：太平天國史料叢書簡輯（第6冊）[ C].386.）1853年，洪秀全明文規定：“凡一切孔孟百家妖書邪說者盡行焚除，皆不准買賣藏讀也，否則問罪也”。（注：太平天國叢書（下冊）[C].464—442.）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把矛頭指向受儒學薰陶較深的知識階層的，這在客觀上使廣大知識份子產生了離心作用。清代鹹同之際，激烈的階級鬥爭形勢為太平天國爭取知識份子提供了廣泛的可能。太平天國由於宗教信仰的原因，不僅沒去網羅知識份子，反而採取排斥的態度和做法。太平天國排斥知識份子的事例很多。據記載，太平軍在湖北活動，特別厭惡紳士，“悉目為妖，其家被禍尤烈”。在皖贛時，“凡擄之人，每視其人之手，如掌心紅潤，士指無重繭者，恒指為妖”。（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三）[C].303.48.45.）從廣西至南京，沿途名儒、飽學之士極多，卻沒有看到洪秀全、楊秀清潛心爭取知識份子的行動。1852年9月，太平軍圍攻長沙時， 當時還是失意舉人的左宗棠曾往謁太平天國領導，進獻攻守建國之策，未果。後左宗棠回到家鄉，創辦團練，轉而成為太平軍的勁敵。1860年11月，容閎（後來成為中國第一個留學生）曾滿懷對清朝統治的不滿，奔向天國，向天國領導人提出“新政七建議”，但沒引起洪秀全的重視，只好離開天京。王韜於1861年冬到達太平天國治理下的蘇州，在表示歸順的同時，他上書太平天國地方當局，提出了極合時宜的復興天國的軍事良策。但上書後石沉大海，他亦只得失意地離開蘇州。太平天國因獨尊上帝而採取過激的反儒政策，忽視和排斥知識份子，其後果是把觀望、動搖的廣大知識份子階層推向了自己的對立面，壯大了反革命陣營。而曾國藩卻不失時機地拋出《討粵匪檄》，咒駡太平天國焚毀孔孟經書的行為是“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號召“讀書識字者”、“血性男子”、“抱道君子”、“仗義仁人”等地主階級及其知識份子“赫然奮怒以衛吾道”，共同鎮壓太平天國。綜太平天國之世，天國領導人的身前馬後始終未彙聚有幾個具有遠見卓識、胸懷韜略的人才。這就使太平天國領袖們缺乏政治眼光和軍事韜略的狀況，始終未能改變和彌補。故李秀成總結說，清軍中“多用讀書人”，而太平軍中“無讀書人”（注：羅爾綱. 李秀成自述原稿注[M].364.）是太平天國失敗的一個原因。 

梁啟超曾分析到，“洪秀全之失敗原因雖多，最主要的是他拿那種‘四不象的天主教’做招牌，因為這是和國民心理最相反的”（注：梁啟超.中國近代三百年學術史[M].27.）。上帝教一神論教義的強烈排他性與中國傳統的信仰、習俗相違背，把廣大的社會階層拒之於太平天國門外，不利於吸引、團結更多的群眾投入到反清鬥爭的行列。 

二 

太平天國把上帝教作為動員和組織群眾的手段，“天父天兄下凡”等宗教迷信方式對太平天國的興起曾起過一定積極作用，但隨著太平天國革命事業的進一步發展，迷信方式日益成為領導人爭權奪利，加強專制獨裁的工具，嚴重破壞了太平天國領導核心的團結和統一。 

1848年4月，楊秀清利用紫金山區民間“降僮”巫術， 假託天父下凡附體，代天父發佈號令，逐步控制了當地拜上帝會。同年10月，蕭朝貴亦假託耶穌附體傳言。1849年5月，洪秀全從廣東返回廣西後， 認可了楊、蕭代天父天兄傳言的資格。從此，楊秀清取得代天父傳言的特權，在宗教地位上取得最高權威，造成拜上帝會領導的兩元化，埋下了以後領導集團分裂的禍根。楊秀清和蕭朝貴代天父天兄下凡傳言之舉，起初能注意到維護洪秀全作為太平天國宗教和世俗的領導地位。而且，定都天京以前，“傳言”在動員起義，服從指揮，嚴肅軍紀，鼓舞士氣，肅清間諜等方面都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故洪秀全再三肯定天父天兄下凡在太平天國打江山的貢獻和作用，說“天父天兄下凡創開天國”，“爺爺降托滅妖精，誅了無數妖魔，故能如此早到京”。（注：太平天國史料[C].40）但是，楊秀清、蕭朝貴既取得代天父天兄“傳言”的資格，在發動太平天國起義過程中，他們的權勢欲也逐漸膨脹起來。就在決定起義的前夕，由蕭朝貴出面，用天兄下凡名義嚴厲批評馮雲山派人去白塘、八洞，是“計不及”，“不識寬緊”，接著利用天父與天兄對話的形式，用近乎逼迫的手段讓洪秀全說出“天下萬廓（國）都靠秀清、朝貴二人”，馮雲山等“不是十分幫手，秀清、朝貴乃真十分幫手”，“他人是學成、煉成，秀清、朝貴是天生自然。”（注：天父天兄聖旨[C].64—65.）此後，楊秀清、 蕭朝貴在拜上帝會中的地位便排到了首創拜上帝會的馮雲山的前面。在金田起義的緊要關頭，為要奪取起義領導權，楊秀清裝病躲在幕後操縱，由蕭朝貴假託天兄下凡命令洪秀全、馮雲山到處“避吉”，離開領導崗位。由此可見，天父天兄下凡這種迷信做法，開始成為領導人爭權奪利的工具，太平天國內部危機在起義前就已經出現端倪。 

隨著個人權勢的急劇上升，楊秀清“自恃功高，一切專擅”，成為“一朝之大，是首一人”，他動輒以一些小事借“傳言”淩辱、迫害乃至處死廣大太平軍將士，北王韋昌輝、燕王秦日綱、佐天侯陳承容、衛天侯黃玉昆等這些地位很高的領導人，都受過他的杖責。據稱石達開“每見‘楊賊’詭稱天父附體造言時惶悚流汗”（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三）[C].303.48.45.）。楊秀清利用“傳言”和洪秀全爭奪最高權位的企圖同樣咄咄逼人，“（凡）殺必請於天‘賊’，然天‘賊’曰殺，東賊必不殺，曰勿殺，東賊必殺之，謂出天意也。”（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三）[C].303.48.45.）1853年12月，楊秀清藉口洪秀全虐待女官，“傳言”令洪秀全跪地受杖責。這種做法連敵人也看出是極不正常的，說在歷史上“未聞跪而受杖，仍尊為王者”（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三）[C].303. 48.45.）。“傳言”的消極作用已到了頂點，導致洪、楊兩位太平天國主要領導人間的矛盾迅速激化。1856年太平軍相繼打破江北、江南大營後，被勝利衝昏頭腦的楊秀清居功爭權也到了頂點，再次代天父“傳言”，“逼封萬歲”，終於釀成了滔天大禍的天京事變。在這場爭奪最高統治權的內部角逐和火拼中，“傳言”的宗教迷信方式成了一個誘因和導火線，對太平天國領導核心的團結統一起了瓦解作用。 

天京事變後，天王洪秀全不僅沒有從慘痛的事變中吸取教訓，反而皇權思想越來越濃厚，披著宗教外衣熱衷於建立洪氏家天下。他頒發了一系列檔，宣揚自己受命於天和天父天兄天王幼主父子公孫同坐江山的神聖性。1859年，太平天國頒行《己未九年會試題》，對1853年發表的《十全大吉詩》作了解釋，該詩有“禾王作主救人善”等詩句，意謂洪秀全奉天救世。1860年，太平天國頒行《王長次兄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重新宣佈洪秀全“丁酉升天”的經過。1861年，太平天國頒行《英傑歸真》，對洪秀全“聖主當陽”重新作了論證。太平天國中後期，洪秀全陶醉于“爺、哥、朕、幼坐朝廷”，“父子公孫同顯權”的“家天下”。（注：《太平天國》（二）[C].679.）1861年，他改國號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1862年頒佈《敬避字樣》，規定“天國獨我天父天兄天王幼主可稱”，（注：太平天國學刊（第1輯）[C].207.）並對君臣稱謂按洪氏“家天下”作了詳盡的規定，把整個洪氏家族提到至高無上的地位。這種作法加深了他與李秀成、李世賢等主要將領間的矛盾，遭到他們的抵制。（注：王慶成.太平天國的歷史和思想[M].369.）李秀成對洪秀全的用心看得很清楚，他說：“天王號為天父天兄天王之國，此是天王之計，”無非是“恐人占其國”。（注：《太平天國》（二）[C].829.）（注：太平天國（五）[C].70. ）洪秀全把從前宣傳的“上帝天下凡間大共之父”變成為保佑他一家父子江山萬年之神的時候，那就不僅是荒誕的東西，而且變成為一條套在脖子上的繩子，把自己越縛越緊，以至於身死國亡。 

三 

上帝教宣揚上帝具有“無所不能、至高無上”的主宰性，曾動員、鼓舞了千百萬群眾為創建“地上天國”而鬥爭。但這種宗教信仰畢竟無知和愚昧，它抹殺了人的作用，麻醉了人們的思想，使太平天國領導人脫離現實、脫離群眾，一定程度上釀成了革命失敗的悲劇。 

上帝教認為整個世界都是皇上帝創造的，皇上帝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獨一真神。人世間的貧富貴賤、死生禍福、國家民族的盛衰興亡，自然界的風雷電，無一不是由皇上帝精心安排的。洪秀全充分利用了他創造的上帝，假借這個至高無上的權威的名義，動員、組織了一支農民起義大軍。這些起義的農民深信“吃天父飯，活則享天福，死了就上天堂。”(18)“肯拜上帝者，無災無難，不拜上帝者，蛇虎傷人。”（注：李秀成.李秀成自述[A].太平天國文書彙編[C].481. ）被動員起來的農民從全知全能的皇上帝那裏獲得了巨大的勇氣和力量，鼓舞他們為創建“地上天國”而鬥爭。太平軍自金田起義到攻佔南京，前後僅用了二年多時間，取得了輝煌勝利。太平天國的領袖們是如何理解來得如此之快的勝利的呢？《太平救世歌》宣稱：“自金田至金陵，八千里之遙，百萬銅關，盡行打破，愚頑向化，其實賴天父天兄之權能，夫豈人力所能為哉。”《天情道理說》亦稱：“自武漢至金陵……不過一月之久……，若非天父權能也，何能捷易如此哉？此又可見天父排定之權能也。由是觀之，我們今日天父天兄作事欲使妖魔生即生，欲使妖魔死即死，略顯權能，即可掃蕩妖氣，四海升平矣。”（注：太平天國叢書（下冊）[C].464—442.）從上可見， 太平天國領導人不是從革命戰爭的實踐中去總結經驗教訓，而是用宗教神學觀點去解釋戰爭勝敗的原因；不是把勝利的形勢歸功於浴血奮戰的將士和熱情支持配合的人民群眾等因素，而是把戰爭的勝利歸之于天父天兄的默佑。 

上帝教不象其他宗教，許給人們的僅是來世的幸福。來世的幸福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不易被識破。上帝教許給人們的是現實生活中切身的利益，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好處：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等等。此類的諾言，在現實生活中又如何呢？定都天京後，“照舊交糧納稅”政策的實行，使“有田同耕”成為空頭支票；政治上，“天下一家皆兄弟”的平等關係，也為“貴賤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原則所取代。君臣之間、官兵之間等級森嚴，從稱呼、服飾到儀衛輿馬等都有嚴格的規定，不准逾越。諾言無法兌現，就很難鞏固人們對皇上帝的虔誠信仰。而天父天兄“略顯權能，即可掃蕩妖氛，四海升平”的預言，同樣經不起現實的考驗。桂林、全州、長沙、西征、北伐，多次損兵折將，這不能不引起人們對天父默佑產生疑問。特別是發生在1856年的天京事變，天父的幾個兒子大動干戈，幾萬太平軍慘遭殺害，天父第四子、上帝代言人的東王楊秀清被殺，天父第六子的韋昌輝是事變的罪魁禍首，站在韋昌輝背後的是真命主、上帝次子洪秀全。不久，天父第七子石達開又率大軍離開天京。據上帝教的說法，洪、馮、楊、韋、石五人都奉有皇上帝的特殊使命，“兄弟五人賴蒙天恩主恩授封為王，恭承天父親命，下凡輔定真主，同心合力，誅滅妖群，勸醒人世”。（注：太平天國（一）[C].24. ）這場大災難，對全知全能的皇上帝是無情的諷刺和嘲弄。“東王升天，北王亦喪”，“翼王遠征”的現實，驅散了往昔皇上帝的威靈和神聖，動搖了廣大群眾對神天上帝的信仰，“天父殺天兄，江山打不通”歌謠的傳播，說明宗教神話在廣大太平軍將士中已失去了原有的維繫力。1859年洪仁ｇāｎ玕在《兵要四則》中有很深的體會：“即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萬眾一心，故眾弟妹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此中奧妙，無人知覺。今因人心冷淡，故銳氣減半耳”。（注：《太平天國》（二）[C].504.） 

天京事變後的廣大太平軍將士的宗教信仰受到了嚴重傷害，洪秀全沒有在政治上、經濟上提出切實可行的口號和政策團結內部、重振人心，而是進一步脫離廣大太平軍將士，越發沉溺於宗教迷信。太平軍取得二破江南大營的勝利，他一概歸功於“天靈”。第二次西征前，李秀成建議多備糧食，洪秀全責之曰：“爾怕死，朕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統”！（注：李秀成.李秀成自述[A].太平天國文書彙編[C].514.）到了晚期，更是“不肯信人，萬事俱是有天”。（注：李秀成.李秀成自述[A].太平天國文書彙編[C].532.）1863年12月拒絕李秀成“讓城別走”的建議，並予以嚴詞訓斥：“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過於水，何俱曾妖者乎！”（注：李秀成. 李秀成自述[A].太平天國文書彙編[C].528.）臨終前，洪秀全還下了道詔旨：“大眾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領到天兵，保固天京。”（注：郭廷以.太平天國史事日誌（下冊）[M].1072.）上帝教已經俘虜了創立上帝教的洪秀全，他對當時所處的危機和即將到來的亡國殺身之禍，失卻了現實感。列寧指出：“只有相信人民的人，才能獲得勝利並保持政權。”（注：列寧全集（第26卷）[C].273.）太平天國革命的主宰是人民群眾，不是上帝。洪秀全的上帝教之所以能一度發揮巨大作用，是因為它反映了當時農民的願望，客觀上符合革命形勢的需要，故他能一度獲得勝利。洪秀全到後期沉溺於宗教迷信，“信天不信人”，脫離現實，脫離廣大太平軍將士，思想僵化，便不可能“保持政權”了。 

李大釗在總結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時，指出：“他們禁止了鴉片，卻採用了宗教，不建設民國，而建設天國，這是他們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注：李大釗選集[C].541.）宗教畢竟是“顛倒了的世界觀”，是一種反科學的、迷信的、消極的意識形態，它只能歪曲地、顛倒地、錯誤地反映客觀世界，決不能指導農民革命戰爭取得勝利。 

（資料來源：《龍岩師專學報》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