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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達開遠征軍大渡河失敗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麼？人們在探討過程中，各執己見，往往將天時、地理、與彝民關係、軍事策略等作單方面分析，說服力不強。本文就這一事件的前因後果，作些綜合分析。
（一）
石達開兵敗大渡河的根本原因，擬從兩個方面進行探討：一是石達開出走天京，遠征不歸的前因；二是他在大渡河畔種種遭際的後果。
太平天國政權的封建化，農民領袖思想的蛻變，必然產生內訌和分裂，石達開不幸捲入這一漩渦，埋下了他日後悲劇的禍根。
太平天國革命從金田起義到定都天京，由弱轉強，迅速達到革命的頂點。然而，農民階級一旦取得政權，思想上的劣根性便漸漸暴露了。以往，太平天國領袖們連年征戰，無遐制訂“天朝”的倫理綱常。定都天京後，他們不思進取，固守半壁江山，在永安封王的基礎上，沿襲了封建專制政權的職官、等級、禮儀制度。以天王洪秀全為首的各王、爵，把革命中奪來的權力，演變成自己的封建特權。
洪秀全從此深居簡出，於“天朝門”外掛了十餘丈長的黃綢，上書：“大小眾臣工，到此止行蹤，有詔方准進，否則雪雲中。”［（1）］並大興土木，營造天王府，選妃擇嬪。眾王競相效尤，其他象“東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駕出，侯、丞相轎出，凡朝內、軍中大小官員兵士，如不回避，冒沖儀仗者，斬首不留”；“凡辱駡官長者，斬首不留”；甚至“凡各尊官自外入，卑小官必須起身奉茶，不得怠慢”［（2）］。連禮儀、服裝在各王、各級官吏中均等級森嚴。這些，一方面產生了太平天國領袖與部眾的矛盾；另一方面，加劇了領袖之間爭奪皇權的鬥爭。最終釀成了太平天國由盛轉衰的“天京事變”。
馬克思在論封建社會的農民時指出：“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3）］這個主宰就是皇帝。洪秀全在宣稱地上的“鹹妖”氣數已盡，應由天父“皇上帝”取而代之的同時，將自己也變成了皇帝。但是，太平天國的領袖們跳不出以不平等思想打天下，而以帝王思想坐天下的框框。革命勝利後，權勢欲一膨脹，必然要進行權力再分配，已占皇位的要設法保位，傳之萬世；居皇帝之下的，則想龍袍加身。“天京事變”中洪秀全、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之間的衝突，反映了農民階級分散、閉塞、自私、狹隘等弱點，並遷延到事變後首義最後兩王：洪秀全與石達開的矛盾展開。
在“天京事變”中，石達開全家慘遭韋昌輝殺害，內訌平息後，他忍辱負重，回京輔政，“合朝同舉翼王提理政務，眾人歡悅”［（4）］。但洪秀全卻消極吸取事變教訓，忌恨石達開的威望，他處處設防，擔憂石達開重蹈楊秀清覆轍。“天京事變”前，楊秀清不僅獨掌兵權，指揮作戰全由自己作主，而且常以自己的名義發佈文書，管治臣民，出現了歷史上擁兵自重的鐵腕人物，以相權、兵權侵犯君權的結局。事變後，石達開聲名大振，集相權、兵權於一身，當然成了洪秀全的眼中釘。同時，洪秀全認為事變之因，在於重用異姓王。於是，他封兩個王兄洪仁發、洪仁達為安王、福王，從上層逐步奪去石達開權力，處處挾持他；又廣封同族同宗的兄弟和親屬，從下麵瓦解石達開的權力。湘軍頭目李續賓得到情報：“金陵各偽王忌石逆之能結交人心，石逆每論事，則黨類環繞而聽，各偽王論事，無肯聽者，故忌之，有陰圖戕害之意。”［（5）］
石達開面對徒有提理朝政之名，實則權柄不歸，被架空的局面，內心非常矛盾。擺在他面前有三條路：第一條路，消極忍耐，直至遭到殺身之禍。這對於志向高遠的石達開是不能容忍的，他已目睹自相殘殺的慘局，不願太平天國再次內訌，功敗垂成。第二條路，發動宮廷政變，自立為王。然而，石達開是知識份子出身的農民領袖，他的頭腦中印滿了儒家的倫理觀念，在太平天國上層關係上，他既謙恭、禮讓，屈居諸王之末；更嚴格遵循“君為臣綱”、“忠孝節義”這些傳統的封建道德觀。自接受了洪秀全中西合璧的一神教天命觀後，始終將天王奉為君主，決不敢犯上作亂。第三條路，離開洪秀全，遠征不歸。這比較符合石達開當時的處境和心理活動。他為了往後不受洪秀全牽制，打開新局面，在繼續打太平天國旗號，尊天王為領袖的前提下，決心遠離天京，沿途貼了佈告：“……去歲遭禍亂，狼狽趕回京，自謂此愚忠，定蒙聖鑒明。乃事有不然，詔旨降頻仍，重重生疑忌，一筆難盡陳。疑多將圖害，百喙難分清，惟是用奮勉，出師再表真……”［（6）］帶走了太平天國的精銳20萬之眾。
石達開的遠征，不但削弱了太平天國的力量，加速了它的失敗，而且開始了他在流寇主義驅使下，走向大渡河覆滅的起點。
石達開從1857年6月離開天京，先後輾轉於江西、浙江、福建、湖南之間，1859年7月又回師廣西，進入雲南、貴州，在西南多民族地區艱苦征戰四年，完全脫離了太平天國主戰場。這期間，石達開與清軍作戰數百次，都是且敗且走，疲於奔命，失去了戰爭的主動權。考察其原因，又是犯了舊式農民起義的流寇主義錯誤。
首先，組織鬆散、軍心渙散，缺乏統一領導。石達開出走後，與天京失去了聯繫，為清軍創造了各個擊破的有利條件。他帶走的部隊雖然通過“天京事變”，逐步認清了“皇上帝”的真面目，但石達開依然打著天王的旗幟，使自己難以建立絕對的權威。當行軍作戰中糧草供應順利時，部下尚能聽其指揮；反之，則思戀天京、思戀家鄉、伺機逃跑，投敵、自相殘殺事件不斷。據光緒十五年《平桂紀略》卷三中說：“達到據慶遠，所擄糧米不足以供食……其賊目朱姓者以達開勢敗，率眾東竄。”［（7）］朱衣點等67將帶走精兵十萬，萬里回朝，更使石達開的軍力從此一蹶不振。
其次，不重視根據地和地方政權建設。石達開遠征軍無論在進軍江西、轉戰閩浙，還是圍攻寶慶，回師廣西，輾轉入川途中，每攻下一城一地，既不進行反清的政治宣傳，狠狠打擊地主階級，也不發動群眾，建立地方政權，而是東奔西竄，連個休整的後方基地都沒有。結果，那些地方的官僚地主在石達開離開後，勢力迅速恢復，反攻倒算比以前更加兇猛。
再次，不耐煩和群眾一起作艱苦的鬥爭，只想跑到大城市去。他在遠征過程中強攻堅城，打進去即享樂一番。當攻下江西南安府時，錯誤地決定了由湘入川，奪取成都，建立川西平原根據地的戰略方針。四川是清王朝的戰略要地之一，有重兵把守，更兼有湘軍策應。石達開不依靠革命勢力強盛的東南一帶，卻孤軍遠征四川，無疑是以卵擊石。曾國藩對石達開的流寇主義必然失敗有過預見，說他“既鈍於浙、鈍於閩，入湘後又鈍于永祁，鈍于寶慶，裹助之人願從者漸少。且無老巢以為糧台，糧米須擄，子藥須搬，行且自疲於山谷之間。”［（8）］
通過以上分析，可見太平天國政權的蛻化變質，導致了內訌和石達開被逼遠征。石達開勞師襲遠，在政治上不顧大局，軍事上實行流寇主義，必須要走向失敗。而他突入四川後的個人決策失誤，清軍佈防嚴密，天時地理，與彝民關係等偶然因素，加速了他的失敗。因此，要探討石達開大渡河覆滅的根本原因，首先要揭示太平天國政權封建化。
（二）
1862年7月，石達開遠征軍沿湘黔邊境北進，首入四川。斯時因清軍已重兵把守四川各地，石達開屢攻各城不克，遂又折入雲貴，準備待機再次入川。1863年5月，石達開“畢其功於一役”，又突入四川，渡過金沙江，北進到寧遠（今西昌）境內，隨後確定了搶渡大渡河，經雅安抵成都的路線。
石達開執意入川，並選擇大渡河為進軍路線，是自取滅亡的愚蠢之舉。
第一，石達開戰略決策一再失誤。遠征軍在近七年的流動作戰中幾度分化，從天京出來的部隊所剩無幾，沿途招募的新兵戰鬥力較弱。全軍對遠征四川缺乏信心，特別在第一次入川不利的情況下，部眾更加意志消沉。同時，清軍在四川境內與遠征軍較量後，加強了佈防，只等石達開自投羅網。這時，石達開不尊重客觀事實和民心，一意孤行，在戰略上走錯一步棋，以致全盤皆輸。石達開貿然進入不熟悉地形的大渡河畔，在戰術上又犯了致命的錯誤。部隊開進途中，石達開“目睹部伍魚貫以進，輒畏懼”，覺得這是深入絕地，曾打算回師寧遠，再徐圖成都，旋因部下力爭：“兵家乘虛為上”，“便捷莫如小道”。於是，石達開“決意冒險深入”［（9）］。於5月14日到了前阻大渡河，左界松林河，東南、背後均是高山的紫打地（今安順場），從此陷入了難以迴旋的死地。照理，自幼熟讀兵書，又有多年戰鬥經驗的石達開，不可能不懂“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嚮導者，不能得地利”［（10）］的常識。可惜他在關鍵時刻優柔寡斷，拿不定主意，誤入歧途。這裏既反映了遠征軍在上下離心的情況下，已不耐煩重複行軍，又表明石達開已陷入冒險主義的泥淖不可自拔。正如普列漢諾夫所說：“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發生較為重大作用的那些智慧上、道義的特徵，即才能、知識、堅決或猶豫，勇敢與膽怯等等，不能不對事變進程和結局發生顯著的影響。”［（11）］
第二，清軍調兵遣將，嚴加防守大渡河天險。石達開入川後，占絕對優勢的清軍以逸待勞。四川總督駱秉章是太平軍的勁敵。他於1861年5月統領湘軍入川，先後剿滅了幾股農民武裝，造成了石達開孤立無援的態勢。石達開一入險境，駱秉章深知“石逆凶狡多謀，一處疏漏，即不足以制其死命。”［（12）］遂與布政使劉蓉沿大渡河嚴密佈防：署雅州府（治今雅安）知府蔡步鐘就近募勇，配合總兵唐友耕部扼守大渡河北岸。又以厚利發買土司，命松林地（今石棉西北）土司王應元率彝兵扼守松林河；邛部（今越西東北）土司嶺承恩率彝兵砍南面山上的大樹，斷遠征軍的歸路。調胡中和部駐紮化林坪（今瀘定南），以為聲援；謝國泰部守猛虎崗，控制通打箭爐（今康定）之路。清軍兵強馬壯，又熟悉地形，加上彝兵的幫助和廣大的後方，經過如此層層設防，對於人困馬乏，士氣低落，不熟悉地形，孤軍深入大渡河的石達開遠征軍來說，幾如陷井。
第三，大渡河的水文、氣候、地理環境，成了石達開遠征軍的天然阻障。大渡河寬47－200米，深為7－10米，流速每秒3－4米，河水在高山峽谷間穿行，落差大，流速快，5、6月份又是山洪暴發的季節。石達開剛到大渡河畔時，河水流速還正常，可以乘筏渡過去。但是土司王應元已搞了堅壁清野，藏好了船隻和糧食。遠征軍只得砍樹造筏，搜索糧草。等三天后準備渡河時，不料上游山洪暴發，河水陡漲，清軍唐友耕部正巧趕到對岸。石達開組織了幾次搶渡，全部失敗，且傷亡慘重，紫打地氣候多變，地形險惡，遠征軍都是外地人，無法適應當地的溫差，以致發瘧疾的人驟增；更兼遠征軍困守營盤山至紫打地方圓不及一平方公里的夾穀之中，糧道完全斷絕，只能坐以待斃。
第四，石達開倉促進軍，沒有與少數民族搞好關係，處於孤立無援的絕境。石達開到達的大渡河畔，是彝族地區，必然要涉及遠征軍與彝民的關係。據當地新徵集的《俞氏宗譜》記載，遠征軍抵寧遠郊外大菁山時，“士民悲哀，斯時合境驚惶，置論昊天，東逃西竄，有居鄉入城者，有住城往山者，世界慌慌，風聲無定。”［（13）］如果光從這條史料看，似乎遠征軍紀律很壞，引起了彝族的民憤。但我們應對《俞氏宗譜》作具體分析。西昌涼山地區文化極其落後、彝、藏、漢各族人民幾乎都目不識丁，而宗譜一般是大地主才會有的，執筆者必然站在反動立場來污蔑太平軍。事實上遠征軍是守紀律的，1935年紅軍長征到那兒，毛澤東等會見曾親眼目睹石達開失敗的老人時，他們十分懷念翼王部隊，說遠征軍對人民甚和氣，軍隊有紀律。那麼，石達開為何爭取不到彝民的支持呢？這是遠征軍受客觀條件限制使然：其一，在時間上，清軍沉著應戰，趕在石達開之前收買了土司；遠征軍則日夜兼程，一心一意早日飛渡大渡河，無遐顧及爭取彝民。其二，彝族地區當時尚處於奴隸制生產方式下，與外界幾乎隔絕，不瞭解遠征軍的意圖，且該地區長期的民族隔閡，使彝民對遠征軍敬而遠之。其三，當地土司是清政府改土歸流後在少數民族地區的代理人，他們和地方官僚狼狽為奸，以控制頭人的“質彝制”（指頭人必須服從土司，不然，將其子作人質關押）去統治彝民，對那些稱為“娃子”的奴隸，操有生殺予奪大權。多年來，彝民的命運是由土司主宰的，既然土司已為清軍收買，那麼在土司管轄下的彝兵也只得助桀為虐了。如此，冒險入死地的石達開，自然不可能制定並實施可行的民族政策，以得到彝民的支持了。
第五，關鍵時刻，石達開“捨命以全三軍”，失去了最後的突圍機會。石達開組織多次搶渡失敗後，部隊的給養全部斷了，“糧盡食及草根，草盡食及戰馬，兼之瘧疾流行，死亡枕籍”［（14）］，甚至“饑甚，覓食無所得，有相殺噬人肉者，達開莫能禁”［（15）］。為此，石達開被迫寫信給王應元，願以千兩百金，兩匹良馬為酬，希望他罷兵讓路；又向嶺承恩提出同樣的請示，均遭拒絕。相反，他們攻之愈急。又經幾場血戰，遠征軍突圍至老鴉漩。這時部隊雖從四萬人降至八、九千人，若破釜沉舟，拼死向東南清軍防守最薄弱的大樹堡突圍，還是有生的希望的。可是石達開見部下傷亡慘重，卻失去了拼搏的精神，遂寫信給駱秉章：“求榮而事二主，忠臣不為；捨命以全三軍，義士必作……達聞閣下信義昭著，如能依書附奏清主，宏施大度，胞與為懷，宥我將士，赦免殺戳，則達願一人而自刨，全三軍而投安。”對敵人寄予不切實際的幻想。又歎道：“閱歷十餘年，已覺備嘗艱苦……每思遁跡山林，遂我素志，達思天命如此，人將奈何。”［（15）］結果，駱秉章趁機指示參將楊應剛于洗馬姑豎“投誠免死”大旗，誘捕了石達開和他五歲的兒子，以及三個宰輔，不久被殺害于成都。同時，清軍、彝兵以火箭為號，殘殺了放下武器的遠征軍餘部。
石達開為何會產生這個幼想的呢？這反映了他在特定的時代、特定的環境中忍受了多方面的矛盾。如前所述，石達開出身于地主階級知識份子家庭，在國破民窮的苦難歲月，他作為一個有識之士，激流勇進，投身於太平天國革命。在革命順利時他會狂熱，而處於低潮時卻會悲觀，他的階級立場有再度轉化的可能，從石達開致駱秉章信中，可以看出他陷入迷茫中的矛盾心理。尤其在面臨生死搏鬥之際，他的個性衝突更複雜，一會兒激勵將士“血戰出險，毋徒束手就縛，誓于死中求生。”憤筆題詩：“大軍乏食乞誰糴，縱死 江定不降。”［（17）］一會兒又投書敵人，思歸山林，直至自縛清營，不能駕馭自己的命運。
個性衝突的結局之所以如此，還在於農民領袖的思想，不能不受占統治地位的封建意識制約。石達開自幼受儒學薰陶，孔孟那套“以仁義之心待人”、“士為知己者死”、人人皆有“惻隱之心”的倫理綱常形成了他的人生觀、道德觀。雖然他為“皇上帝”取代“清妖”浴血奮戰過，但封建倫理始終支配著他的人生哲學，連清軍也稱他為人寬容，“于初起諸偽王中最為愛人”［（18）］。甚至被俘的敵將、豪紳，都希望解到翼王處受審。因此，當石達開看到部下血灑疆場，突圍十分困難時，他就將“仁愛之心”、“惻隱之心”寄託到了兇殘的敵人身上，導致全軍覆沒。
從石達開在大渡河畔的活動，我們看到遠征軍雖然與清軍多次激戰，最後還是沒戰鬥到一人一槍，成了封建倫理的犧牲品，石達開對這場悲劇要負主要責任。然而，追溯石達開大渡河失敗的根本原因，乃是太平天國封建化而造成的內訌。如同歷次農民起義一樣，內訌集中地反映了農民階級的階級局限性。即農民起義只能起到局部鬆動封建統治的作用，不可能推翻整個封建制度，也不可能挽救自己失敗的命運。
注釋：
（1）（2）《太平天國》第3冊，第164、230頁。
（3）《馬恩選集》第1卷，第693頁。
（4）《李秀成自述》，載《太平天國》第2冊，第792頁。
（5）轉引自《太平天國史新論》第98頁。
（6）《翼王石達開出走告示》，載《太平天國文書彙編》第93頁。
（7）轉引自《社會科學探索》第1988年第1期。
（8）《曾文正公全集·書劄》卷8。
（9）（15）《翼王石達開é＠①⑨江被困死難紀實》，載《新中華復刊》第3卷，第9期。
（10）《孫子兵法》下卷，《地篇》。
（11）普列漢諾夫：《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第18頁。
（12）《駱文忠公奏稿》卷6，《太平天國》第4冊，第782頁。
（13）轉引自《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83年第1期。
（14）《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紫打地蒙難紀實碑文》。
（16）《石達開致駱秉章書》，載《太平天國》第3冊。第778頁。
（17）《書劇寇石達開就擒事》，載《中國近百年資料初編》上冊，節178頁。
（18）《湘軍記》卷13。
（資料來源：《天府新論》1994年第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