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石達開在天京事變中的態度和責任，史家多有爭論，對於他第二次離京出走，認識也不完全一致。《歷史檔案》雜誌1981年第一期，以《天京事變與石達開的出走》為題，公佈了二十一件重要的清政府檔案，為我們研究上述問題提供了新資料。近讀《石達開出走幾個史實的新釋》一文（以下簡稱《新釋》）（《太平天國史新探》，1982年江蘇人民出版社。），獲益匪淺。筆者不憚淺陋。也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
要弄清石達開在天京事變中所持的態度，首先要探明他是否參加了密謀。
李秀成在《自述》中，對此有明確的交代，他再三肯定石達開參與了殺害楊秀清的密謀活動。我們看到，在有關的短短幾行文字中，李秀成竟接連寫了“北翼二人同心”、“北與翼王二人密議”、“北與翼計殺東王”、“翼與北王密議”等（《李秀成自述》，載《太平天國文書彙編》，1979年中華書局。），似乎使人不能不信。曾經有不少著作也確實把石達開寫成參與密謀殺害楊秀清的天京事變的肇事者之一。1979年蘇雙碧同志的文章《石達開參與誅楊密謀質疑》（《歷史研究》，1979年第二期。），得出石未參與密謀的新認識。研究一下《歷史檔案》公佈的新史料，我們更會感到李秀成的說法是靠不住的。
1856年10月22日怡良奏稱：“奴才查各路探報，有雲偽北王韋昌輝由丹陽敗回金陵，楊逆閉門不納，逆首洪秀全開門放進，因此起釁，互相戕殺。又有雲八月十五日楊逆向洪逆索取偽印，意圖併吞，洪逆將韋逆調回，殺死楊逆及其親屬。偽翼王石達開聞信趕回，與韋逆又起爭端。石逆逃赴上江，糾集黨與欲圖報復。所聞不一，而其內亂則不為無因。”（咸豐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怡良奏複探聞金陵內亂情形片》。《歷史檔案》1981年第一期，以下引此不再注明。）
1857年1月6日曾國藩、文俊奏報說：“自韋昌輝在瑞州戰敗竄回金陵，被楊秀清斥責，洪、韋二賊謀殺楊秀清，並誅其家族黨與，於是石達開自湖北洪山歸去，黃玉昆自江西臨江歸去，並赴金陵，謀為楊秀清伸冤復仇。”（咸豐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曾國藩等奏複江西近日軍情並剿撫石達開方略折》。）
上述兩份關於天京事變經過的清方報告，使我們感到：1．天京事變發生後外界傳說紛紜，關於事變發生的原因和經過，說法不一，有些明顯是訛傳，然而洪韋合謀殺楊，則是眾口一詞；2．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的傳聞中，都沒有石達開參與密謀的任何跡象。
咸豐六年十月十二日（1856年11月9日）的上諭也說：“現聞金陵城內賊黨相殘，楊逆被洪、韋二逆所殺。石逆不服，逃出金陵。”參照前引奏報，我們不能不承認：石達開不僅沒有參與密謀，而且堅決反對用自相殘殺的辦法解決領導集團內部的矛盾，反對殺害太平天國主要領導人之一楊秀清。
石達開的態度無疑是正確的。但卻引起洪、韋的不滿，於是“又起爭端”，以至發展到要殺石達開。石不得不連夜縋城而逃。
石達開走後，洪秀全並沒放過他，仍“懸重賞購其首級”（咸豐六年十月二十日《諭曾國藩等速克江西失郡並預籌招撫石達開事》。）。不久，留在天京的石達開全家均遭慘殺。據李秀成說，此乃韋昌輝所為；可是人們不禁要問：這與天王洪秀全有沒有關係呢？
清政府也清楚地看到，洪、韋與石達開之間的矛盾太深了，於是斷言：此後石“斷不再返金陵”（咸豐六年十月二十日《諭曾國藩等速克江西失郡並預籌招撫石達開事》。）。但清政府也深知，石是太平天國最著名的軍事將領，“最為兇悍，若令回竄江西，占踞數郡，煽惑莠民，其勢愈難收拾”（咸豐六年十月二十日《諭曾國藩等速克江西失郡並預籌招撫石達開事》。）。即使石離開天京單獨行動，清政府仍把他作為心腹大患。所以咸豐嚴令曾國藩，“乘此賊心渙散之時，趕緊克複數城，使該逆退無所歸，自不難窮蹙就擒”。在加緊追捕的同時，也要設法誘降（咸豐六年十月二十日《諭曾國藩等速克江西失郡並預籌招撫石達開事》。）。這就是清政府當時所制訂的對付石達開的“先剿後撫”的反革命策略。
然而，清政府的如意算盤落空了。在天京城內，韋昌輝“不分清白，亂殺文武大小男女，勢逼太甚”，以至激起公憤，“各眾內外併合朝同心”將韋殺了（《李秀成自述》，載《太平天國文書彙編》，1979年中華書局。）。之後，石達開毅然返回天京，接受天王領導，效忠太平天國。他捐棄前嫌，對洪秀全可謂忠誠不二了。石達開的行為，理所當然地受到讚賞，於是“合朝同舉翼王提理政務，眾人歡說〔悅〕”（《李秀成自述》，載《太平天國文書彙編》，1979年中華書局。）。石達開是深孚眾望的。事實證明，石達開也沒有辜負天朝臣民對他的信任，在他主持朝政期間，“圍攻桐營，連陷舒、六等處，並援救溧水”，清朝方面驚呼：“虐焰複熾者，皆石逆之計”（咸豐七年閏五月初六日（1857年6月27日）《福濟等奏金陵內訌請飭鄂贛相機防剿折》。）。
至此，石達開的行為有什麼錯處呢？
《新釋》認為，“為了替楊報仇，石達開不僅逼洪殺韋，而且還有謀害洪秀全之意”。首先，天京事變的禍首韋昌輝無疑是該殺的，這不僅是石達開的堅決主張，更是天京臣民的一致要求。如果說，洪秀全是在被“逼”的情況下才殺掉韋昌輝，正說明洪秀全在認識上很成問題。其次，說石有“謀害洪秀全之意”，值得商榷。1．李秀成的自述裏，絲毫看不出有關資訊。李說，當石確信韋已被處決之後，就很快回到天京。可見，石要求殺的只是韋一人而已，並不包括洪秀全。2．只是在曾國藩的一個奏摺裏反映出石要殺洪：“石逆糾集匪党十余萬人，前往金陵，誓殺洪、韋二賊，為楊秀清報仇。”（咸豐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曾國藩等奏複江西近日軍情並剿撫石達開方略折》。）這不過是曾國藩得的“探報”傳聞，不能完全當作確鑿的證據。可以這樣設想：因為曾國藩不久前接到的上諭中，有咸豐“石逆斷不再返金陵，金陵亦不肯更助石逆”的斷言（咸豐六年十月二十日《諭曾國藩等速克江西失郡並預籌招撫石達開事》。），突出了洪、石矛盾，所以曾在他的奏摺中，順理成章地寫出了石達開“誓殺洪、韋二賊”等語。不如此寫是有違“聖意”的。這個推理恐怕不是沒有道理的。3．石達開返回天京後主持朝政半年，握有軍政大權，如果他有“謀害洪秀全之意”，隨時都可以把洪秀全殺掉。但他並沒有這樣做，不是很能說明問題嗎？
二
那麼，石達開為什麼第二次出走，並從此不返呢？石達開張貼于無為州的告示（其實，石在到達無為州之前經過蕪湖時，就已貼出了告示：“戊辰，……經蕪湖上竄，沿途揭偽榜……（《中興別記》卷三十三。）。）說：他的出走，是因為洪秀全對他“重重生疑忌”。《新釋》認為這是石“在於表白自己愚忠於天王”，不足為信，換言之，不存在洪對石的“疑忌”。
李秀成說石是“被忌押制出京”。《新釋》說這也不足信，並認為李秀成此話的根據是石達開《告示》。從而斷定：“石達開與洪秀全互相猜忌，才是他出走的真正原因”，“君臣相互猜忌不和，石達開也猜忌洪秀全，才率部出走。因此，出走的責任不能全加到洪秀全一個人身上”。對這種不分主次，各打五十大板的論點，不敢苟同。
這個論點主要是建立在對《石達開佈告》持否定態度的基礎之上，認為它是“隱瞞歷史真相的一面之詞”，“不足令人信服”。但是，我們從佈告中除體會到石達開滿腹哀怨之情外，看不到對洪秀全有多少指責、猜忌，這怎麼能直接證明洪、石“互相猜忌”呢？所謂“一面之詞”中未講到的，就一定存在嗎？邏輯上很難說通。其次《新釋》引了《李秀成自述》中的一句話，作為“石達開也猜忌洪秀全”的根據，引文卻刪除“君臣而忌”幾個字。李秀成的原話是：“翼王與主不和，君臣而忌，翼起猜心，將合朝好文武將兵帶去”。這句話要細加分析。作為“天朝十□”中的一條，這是就石帶兵出走的影響而言的，所以把“翼王”放在全句之首。下面“君臣而忌”主要是對洪秀全而言，意思是：洪與石是君臣關係，卻對石疑忌，不信任，所以“翼起猜心”。猜心就是疑心。石第一次出走後洪就要殺他，當“翼王回京，合朝同舉翼王提理政務，眾心歡說〔悅〕”之時，洪卻產生了“不樂之心，專用安、福二王”，石達開怎能不提心吊膽，怎能不擔心洪對他再露殺機？這時，在太平天國的文臣武將中，從資歷、威望、指揮作戰的能力來說，石達開是獨一無二的，所以他理所當然地受到合朝擁戴。洪秀全對他不信用、疑忌，違背了眾人意願，損害了太平天國革命利益，他應承擔石達開出走的主要責任。李秀成的話不能證明那種各打五十大板的論點。
我們注意到，在1857年6月27日，清安徽巡撫福濟等人的一個奏摺中有這樣一句話：“又據六安州練總肖成德稟繳所獲賊信，內有翼王私自出京誓不回去，並將來天京必定空虛等語”（咸豐七年閏五月初六日（1857年6月27日）《福濟等奏金陵內訌請飭鄂贛相機防剿折》。）。這封被截獲的信，就是6月12日（距石出走僅十天），太平天國六安州總制掌書陳鳳曹寫給他的上級六安州總制陳某的信。（信中有“翼王……私自出京，誓不回去”，“將來天京必定空虛”等），可茲對證（《太平天國文書彙編》231頁。）。此信現在完好地保存下來，大概這是目前所能見到的反映石達開出走的最早、最可靠的文獻資料。據信中所載，6月9日，石率部來到安徽省無為縣西南九十裏的黃姑閘，石的一名部下禮部贊書呂某與寫信人陳鳳曹恰好住在一處，呂對陳說：“翼王見天王疑忌實深，故私自出京，誓不回去”。這是事實真相的客觀反映，證明石達開佈告中“重重生疑忌”絕非杜撰，“疑多將圖害，百喙難分清”也非妄言。再證之《駱秉章奏》中“欲相加害，乃複擁眾自雄”的話（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Ⅱ，786頁。），不能不認為：石達開第二次出走是洪秀全所逼，為逃避可能發生的殺身之禍。當然，石達開所要承擔的重大責任是客觀上所造成的太平天國力量的分裂和削弱。
三
石達開第二次出走的最初行程是：1857年6月2日離京，3日由銅井渡江，9日經蕪湖一帶西行，12日到黃姑閘，16日離開安慶。在這半個月中，石率領多少人？離京時帶走多少人？弄清這一點，對估計石達開出走所造成的後果不無意義。
《李秀成自述》說：“翼王將天朝之兵盡行帶去”，“將合朝好文武將兵帶去”。
今人著作，眾說紛紜。例如，有的說十萬人（山東大學歷史系等編《中國近代史》，中華書局。），有的說二十萬人（徐州師範學院歷史系編《中國歷史大事紀年》。），也有含糊其辭說“大批精銳軍隊”（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綱要》，19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從情理上分析，石達開在離開天京時不可能一次帶走數萬甚至一、二十萬軍隊。石出走是“私自出京”，是一次極秘密的行動，他只能帶少量的衛隊，悄然出城，輕裝簡從。所以當洪秀全發覺後，立即派人追趕時，已經晚了（咸豐七年五月二十五日（1857年6月16日）《何桂清奏通籌江南近日剿辦情形片》。）。如若石帶了數萬以上的龐大軍隊出城，那浩浩蕩蕩的氣勢，豈不震動了整個天京城？怎麼能把洪秀全蒙在鼓裏？還談得上“私自出城”嗎？
《中興別記》卷三三記載：五月“戊辰（1857年6月9日），賊偽翼王石達開率數千人，經蕪湖上竄”（《太平天國資料彙編》第二冊下，539頁。）。
咸豐七年閏五月初六日福濟等奏曰：“茲據無為州在籍教諭邾□等稟稱，五月十八日（誤，當在二十一日即西曆6月12日前後——引者），石逆由金陵帶其黨與數千，道經該州前往上游”（咸豐七年閏五月初六日（1857年6月27日）《福濟等奏金陵內訌請飭鄂贛相機防剿折》。）。
上引兩個資料均作數千。清朝地方官員絕不會把數萬以至一、二十萬“敵人”報為數千。他們只可能是以少報多，而不能將多報少。因此，說石達開出走時帶了幾千人是可信的。
但離開天京後不久所達到的數字遠遠不止這些。隨石一同出走的部下親口說：“隨後絡續隨翼王而出京者，官員兄弟約有五、七萬人”（《太平天國文書彙編》231頁。），這也是可信的。至於這些隨後出京者是出於自願追隨，還是預先與石有約？無從查考，不能妄說。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被洪秀全派去追趕石達開的人，有的“乘勢逃去”（咸豐七年五月二十五日（1857年6月16日）《何桂清奏通籌江南近日剿辦情形片》。），“借追亡為名，中途均各遠遁”（咸豐七年閏五月十一日（1857年7月2日）《德興阿等奏石達開出走去向及洪秀全遣追邀留情形片》。），有的則加入了石的部隊。這時天京城內似乎出現了一個背棄洪秀全、追隨石達開的局面，以至清政府官員大喜過望：“洪逆孤立，江甯空虛，機會所乘，似不可失”（咸豐七年閏五月十五日《福濟等奏石達開出走已往安徽尚無北上形跡折》。）。
總之，石第二次出走時帶了幾千人，加上以後出京追隨的、追兵中歸附的，至多在七萬人左右。至於這次出走造成的嚴重影響，無需贅言了。
（資料來源：《歷史檔案》1984年第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