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達開是歷史悲劇中的英雄。他作為太平天國農民大起義領導人之一，1851年被封為翼王，叱吒風雲于一時；1863年他率軍覆滅於大渡河畔，飲恨終天。半個世紀後，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運動興起，大量宣傳了太平天國農民革命和翼王石達開，在革命文藝宣傳品中再現了石達開的英雄形象，假造了他的日記和詩篇，以激勵民氣，號召革命。這說明近代中國這兩大革命——太平天國農民革命和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之間的歷史聯繫，說明資產階級革命很需要從過去的革命鬥爭中借取精神力量和經驗教訓，也說明太平天國革命和石達開的歷史影響（詳見拙文：《孫中山論太平天國革命》，《北方論叢》1980年第2期。）。
歷史悲劇中的英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是一場政治大搏鬥，其勢磅礴，規模宏大，歷時長久，以及運動的深刻性，都是世界歷史上罕見的。但終於受歷史和階級條件限制，以悲劇結束。石達開始終在這場激烈的政治鬥爭和歷史悲劇中扮演要角。
尖銳複雜的鬥爭環境，促使石達開這個“文武備足”的少年早熟。金田起義時，他毀家抒難，帶領三四千人馬投入戰鬥，成為各支起義隊伍中的最大的一部分。他二十歲被封為翼王、左軍主將，率領千軍萬馬，衝鋒陷陣，在第一線指揮戰鬥。馮雲山、肖朝貴二王相繼陣亡後，石達開承擔了更大的重任，戰功卓著。奠都天京後，石達開任西征統帥，大破湘軍，江西各地望風歸附，接著又會合各路軍，蕩平江南大營，取得了前期軍事上的巨大勝利。他深得洪秀全、楊秀清信用和廣大群眾愛戴，充分發揮了他那一流將才的作用，獲得了“石敢當”的美名，威震敵膽。曾國藩說，“石達開狡悍為諸賊之冠”；左宗棠說他“狡悍著聞，素得群賊之心，其才智出諸賊之上，……是賊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陳明石逆情形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0；《與王□山書》，《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4。）充分的有利條件與他個人的政治與軍事才能結合起來，使他在前期成功地扮演了無敵英雄的角色。
但是，1856年天京悲劇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起義領袖之間為爭奪權力而引起的內部大屠殺，造成了災難的後果。洪、楊和韋昌輝都各自有其逃脫不了的歷史責任。在楊韋事變中，石達開是諸王裏唯一無可指責的受害者，他的妻兒老小慘死在韋昌輝的屠刀下。
石達開反對內部殘殺於前，起兵平叛於後，結束了這場自毀長城的悲劇，有大功於太平天國。石達開在內訌平息後回到天京，“合朝同舉翼王提理政務，眾人歡悅”。經過流血慘劇的洪秀全，如果能汲取過去的沉痛教訓，與石達開合作共事，挽回危局還是有希望的。但是，洪秀全對石“提理政務”，有“不樂之心”，“專用安、福兩王”，“押制翼王”。深受創傷的石達開，“見大局如此，不滿之，乃決離京遠征，一去不回。”（《李秀成自述》，影印本；《洪仁□自述》。）石達開帶兵出走，是一個“至大”的錯誤行動，導致了太平軍的公開分裂，演出了天京悲劇的另一幕。
太平天國革命形勢的逆轉，一切不利因素都向他襲來，雖然他仍然英雄蓋世，但往日所向無敵的局面逐漸消失了，終不免在紫打地演出最後一幕悲劇。以“愛將”稱著的石達開，“自縛以赴清營”，幻想以自己的死，保全部眾，寫了《致駱秉章書》。這是一個在極其不利條件下提出的談判書，而不是投降書（參見拙文：《讀〈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箋證〉》，《歷史研究》1969年第3期。）。但是，他的有害幻想，卻使身經百戰的將士放下了武裝，慘遭敵人血腥屠殺，留下了慘痛的血的教訓。
石達開就義前的表現，和李秀成不同，“其梟桀堅強之氣，溢於顏面，而詞氣不亢不卑，不作搖尾乞憐之語。……臨刑之際，神色怡然。”（劉蓉：《複曾源甫中丞書》，《養晦堂文集》卷6。）始終不失英雄本色。
英雄令人敬仰，悲劇使人同情。歷史悲劇中的英雄石達開，更叫人一掬同情之淚，為之惋惜和慨歎。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石達開以自己短短一生中的勝利和失敗、正確和錯誤、光彩和陰暗，留給後人緬懷、評說。他那歷史悲劇中的英雄形象，既能激勵後來人，又為後繼者提供了發人深思的歷史教訓。這，不能不是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需要再現石達開形象的重要原因吧。
假託翼王遺作宣傳革命：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是宣傳、研究太平天國史的最早宣導者。太平天國革命的英雄業績，對他走上革命道路起了促進作用。他曾廣泛搜集、閱讀有關太平天國的中外文資料，能夠十分熟練地講述太平天國戰史，對楊秀清、石達開、李秀成指揮戰鬥的戰例，“如數家珍”（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辛亥革命》叢刊第1冊，第28頁。）。
1902年孫中山倡議、指導留日學生劉成禺（漢公）撰寫《太平天國戰史》並為該書寫了序（《孫中山選集》上卷，第64—55頁。）。孫中山明確地向劉成禺指出：“太平天國一朝為吾國民族大革命之輝煌史……發揚先烈，用昭信史，為今日吾党宣傳排滿好資料”，寫一部太平天國史是“吾党不朽之盛業”（劉成禺：《先總理舊德錄》，《國史館館刊》創刊號。）。這清楚說明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出於革命的需要，何等重視太平天國革命和太平天國歷史的宣傳，以激發民氣，鼓舞人們投入新的革命鬥爭。
除《太平天國戰史》（1903年出版16卷）外，黃世仲的《洪秀全演義》（1908年出版，章炳麟序）是廣泛流傳的革命宣傳品。作者自詡它是“洪氏一朝之實錄，即以傳漢族之光榮”，駁斥了清政府對太平天國革命的誣衊，表彰了“為種族爭、為國民死”的英雄（黃世仲：《洪秀全演義·序》）。該書鞭打了漢奸奴才，讚美了洪秀全、馮雲山、石達開等英雄人物，對石達開性格的刻劃是生動的。當時《浙江潮》、《民報》等資產階級革命的重要刊物，都有各種形式的有關太平天國革命宣傳，如洪秀全畫像，“太平天國翼王夜嘯圖”（《民報》專號《天討》的插圖，上有章太炎跋雲：“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太平天國戰勝清兵之真象”，信川的《哀太平天國》，匪名的《洪秀全國際談判》以及“虎賁三千直掃幽燕之地，龍威九五重開堯舜之天”的《洪王宮聯》等等。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宣傳推翻清王朝，讚美革命鬥爭，尋找革命精神，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它們對提高人民覺悟，有很大的啟發作用。武昌起義前，留日學生中的革命分子往往“酒酣耳熱，論太平遺事”，他們無不“痛恨于曾李諸奴，……而亦歎息于洪楊諸傑。”（《中國革命記》第12冊。）五十年前太平天國英雄們的業績，鼓舞、激勵了資產階級革命志士。
假造、擬作石達開的遺作以“鼓吹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者採用的一種別開生面的宣傳形式。這種苦心孤詣的藝術創造，表現了當時革命文藝工作者的智慧和高度愛國主義、革命的熱情。
石達開是太平天國農民起義中“文武備足”的英雄，他能詩，遺有一首刻在廣西宜山縣白龍洞的《題壁詩》。“挺身登峻嶺，舉目照遙空；毀佛崇天帝，移民復古風。諸軍稱將勇，玩洞羨詩雄；劍氣沖星斗，文光射日虹。”（羅爾綱編：《太平天國文選》第284頁。）請看，詩篇是何等雄壯粗□，又是多麼突出地表露出作者的為人和性格！石達開能詩這一點，就為後人擬作、假託他的作品提供了條件。
他人擬作的石達開遺詩，最先見於1902年出版的梁啟超著《飲冰室詩話》內《答曾國藩五首》。梁啟超說：“太平翼王石達開，其用兵之才，盡人知之，而不知其嫻于文學也。近友人傳誦其詩五章，蓋曾文正曾招降彼，而彼賦此以答之。”（梁啟超：《飲冰室詩話》25，第18—19頁。）詩中自敍履歷，兼述志氣，懷抱帝王思想，也有反清的內容。梁啟超說自己“向不能為詩，自戊戌東徂以來，始強學耳。”（同上，第52頁。）擬作的石詩又有“下里巴人之誚”，未必是梁作，很可能是梁啟超一派“友人”假造，戊戌至庚子間，革命派與改良派界限尚不十分清楚，孫中山、梁啟超也曾一度有合作的願望，“遺詩”可能是這時的作品。革命派從中受到啟示，1906年南社詩人高旭（天梅）在上海刊《石達開遺詩》行世，稱“殘山剩水樓主人編”，其中除見於《飲冰室詩話》中的《答曾國藩》五首外，另有二十首，共二十五首。自此以後，許多書籍爭相轉載。於是石達開能詩之名喧騰於世，“遺詩”也發揮了獨特的革命宣傳作用。
1906年南社詩人高旭與柳亞子都住在蔡元培主辦的上海愛國女學宿舍。柳亞子目擊高旭一個晚間寫了二十首“石達開遺詩”，加上敘、跋付印一千冊，因為梁啟超《飲冰室詩話》中的五首假作已為人深信也收了進去（阿英：《關於偽〈石達開遺詩〉》）。
“殘山剩水樓主人”——高旭在《石達開遺詩·敘》中說：訪求太平天國遺書四十餘年始得此帙。謂“遺詩”為“哭廣”所藏，哭廣“得諸湘中故人劉君某某之手，而劉君某某又得諸其家之傭工，蓋傭工之亡父為翼王幃幄中參謀，故主帥之詩篇，雖一吟一詠，彼皆得而筆錄之。”並說哭廣“本篤誠君子，其言蓋可信也。”又故作玄虛地說：“詩歷年已久，書已爛漫，字畫有不能憶識，餘不敢妄為填補，寧缺之以仍其舊”，以期讀者不疑，達到宣傳效果。
“遺詩”普遍充滿著傷感，又“慷慨激烈，噴血而出”（《石達開遺詩》的哭廣跋文。）。這是作者苦心揣摩石達開的胸懷、氣魄和國將破、家已毀的悲傷心情而奮筆書寫的詩篇，也是作者小資產階級革命詩人內心深處思想感情的流露。
《馬上口占》：“蒼天意茫茫，群生何太苦！……到耳多哭聲，中原白日暮。”《極目》：“極目楚氛惡，狂風著意吹。荒涼唐日月，黯淡漢旌旗。北地春花笑，南朝秋葉垂。樓頭景蕭瑟，客子怕吟詩。”《感懷》：“狐鼠縱橫慣噬人，無端衝破一家春。夜闌試向城頭望，何處妖星巨若輪？”此外，《亂離複亂離》、《道路》等詩，無不是借石達開之“遺詩”，言資產階級革命者之心志：國家殘破，內憂外患，華夏多難，不推翻清廷，實行革命，是不可能改造中國的。
《入川題壁》：“大盜亦有道，詩書所不屑。黃金若糞土，肝膽硬如鐵。策馬渡懸崖，彎弓射胡月。人頭作酒杯，飲盡仇□血。”《入劍門》：“拋撇妻孥戴複盆，含冤難複叩天□。寶刀駿馬休輸卻，好領雄師入劍門。”這是通過石達開的“遺詩”刻劃英雄的形象，抒發革命者的豪情。
“哭廣”跋文最後幾句話：“當此胡塵滾滾，神州陸沉，…尚有樣戎禍、解倒懸，如石翼王其應運而生者乎？”正表明作者假託“遺詩”的目的和資產階級革命者的立場、態度和要求。
從資產階級的革命宣傳到馬克思主義的評價：辛亥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革命宣傳中，太平天國的英雄業績成為重要的歷史題材，歷史悲劇中的英雄石達開更成為引人注意的宣揚對象。資產階級革命派自居太平天國事業的繼承者，把石達開評價為“民族大革命”的英雄。他們再現的石達開的英雄形象不過是自我的心理寫照。歷史上的石達開和辛亥革命時期文藝宣傳品中的“石達開”，都發揮了他們的歷史作用。
但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宣傳，還不是科學地評價歷史人物。資產階級革命宣傳中，當然反映了他們對太平天國革命和對石達開的評價。孫中山和他的同志從根本上為太平天國革命和太平天國的英雄們翻了案，歷來被誣衊的“發逆”、“長毛”被他們給以“民族大革命”、“民族英雄”、“老革命党”的光榮稱號，這表現出資產階級革命派應有的歷史進步性。但是，他們並沒有認識到太平天國的農民革命性質，低估了農民群眾的革命力量，對石達開等太平天國的英雄雖然表彰推崇卻不能正確評價，這又是他們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石達開的“遺詩”，被寫得悲壯而又傷感，這可能是對石達開內心世界揣摩得比較成功，但實際上卻是反映當時小資產階級革命分子的思想感情。他們誇大了石達開個人英雄的作用，卻沒有指出他的不可避免的過失和給太平天國造成的巨大危害。我們評價石達開和評價其他歷史人物一樣，都不能不警惕這種小資產階級思想感情的影響。已故馬克思主義史學前輩範文瀾同志，在解放初期給我們的一封覆信中指出：“人們往往容易過分同情石達開的遭遇，而低估、諒解他的分裂行動的錯誤。不顧大局、受不得委曲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對革命是有害的。”此話發人深省。
石達開、辛亥革命志士所面臨的“血肉何狼藉，白骨披道路，……華夏正多難，臨風涕如注”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指導中國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我們要學習、運用這一科學武器，對石達開、辛亥革命志士等革命前輩作出正確的評說，這是我們應盡的職責。
（資料來源：《北方論叢》1982年第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