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達開進兵浙江之役，歷來不為史學界所重視，常被視為一次徒勞無功、無足輕重的軍事活動。其實不然，這次戰役是很值得探討的。本文擬略予評述，並辨明一些誤傳。
石達開“赴援江西，進軍浙江”不是搞分裂
浙江鄰近太平天國首都天京，又與太平軍控制的安徽、江西相毗連，而且是當時清政府賴以補給軍用的主要籌餉基地之一，所以清軍對浙江防範嚴密。
清方穩定地控制浙江，作為江南大營鞏固的後方，有利於它在天京城下開展軍事進攻。這一點，太平軍方面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如果說後來有所認識的話，那是從石達開用兵浙江開始的。
按一般人的說法，認為石達開鬧分裂，“是企圖到四川割據一方，與太平天國和清反動王朝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但事實上石達開既從沒有反對太平天國，而且從石達開脫離太平天國原有轄區以後的進軍路線看，開初是向東面不是向西，目的地顯然不在四川。我們應根據客觀事實，而不應照主觀設想去下斷語。最初一段時間石達開並無進川的行動和部署。
石達開因受洪氏集團挾制而被迫離開天京，是在太平天國丁已七年（一八五七年）四月，當時他所帶的人馬很少，說他一下子就“帶走二十多萬太平軍將士，以致造成天京空虛”，那是不符事實的。在他到了安慶以後，池州、太平一帶的駐軍出於義憤，同情石達開，而紛紛表示擁護他，這支部隊的人數才逐漸增多，後來“陸續至安慶者不下數萬人”。
說他立即“自豎一幟”的材料也是不可靠的。最初提出石達開“自豎一幟”的是清兩江總督何桂清在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年）閏五月二十七日上清廷的奏疏中，有“其勢直欲自豎一幟”的估計猜測之辭。後人據此一語，轉相引述，便成為石達開“自豎一幟”的罪狀。
這年七月二十五日，清西安將軍辦理江西軍務福興的奏摺說，石達開用了“太平安國丁已元年”的年號，張貼告示以“解散金陵舊黨”，煽動將士“願從軍者即赴安慶，不願者給川資□發回籍”。某些史學家採用清方這段污蔑之辭，論斷石達開反對太平天國。其實福興的奏摺所反映的材料，純系道聼塗説的不實之辭。石達開當時張貼的佈告原文是這樣寫的：
“……重重生疑忌，一筆盡難陳。用是自奮勵，出師再表真，力酬上帝徒，勉報主恩仁。精忠若金石，曆久見真誠，惟期妖滅盡，予志複歸林。為此行諄諭，遍告眾軍民，依然守本分，照舊建功名。或隨本主將，亦足標元勳，一統太平日，各邀天恩榮。”
這裏明明指出要繼續效忠於主，掃蕩清妖，這是決不放鬆的政治目標。所說“惟期妖滅盡”，就是誓滅滿清，矢志不移。他號召軍民繼續在反清鬥爭中建功立業，所謂“本分”，當然是指原有的戰鬥崗位，哪里有半點“解散舊黨”的意思。至於“□發回籍”，那更不可能了，太平軍軍紀規定，“□發”即降清，按軍法一律處死，倘若提倡“□發”，不但會削弱太平天國抗清力量，而且動搖軍心的後果，將連石達開自身也難以活命。至於“年號”和“旗號”，石達開始終用的是太平天國的年號，高舉太平天國的旗幟，現經發現的無數文獻都足以證實這一點。所謂“太平安國”，全屬子虛。對太平天國曆法，他也並未重新修改過。“天”是上帝會和太平天國的標誌，佈告中如以“天恩”相號召，足證並未把“天國”的“天”字塗抹掉。“安國”雲者，毫無旁證，與其他文獻不符，不足憑信。
再對照檢查石達開在當時的實際表現，他並未因內部矛盾而放鬆抗清的主要鬥爭。一八五六年，韋昌輝掀起天京內訌大屠殺，不但殺死上萬的無辜將士，也殺害了石達開全家人。石達開激於公憤私仇，起兵靖難，但當他進京途中得知甯國被清軍圍困時，他毫不猶豫地移兵解救甯國，把內部鬥爭放在後面。這次他被逼出京後，聞知江西告急，立即督師赴援，捍衛天國疆土。他的戰鬥行為與佈告的精神是一致的。
石達開從天京出走以後五個多月，還曾上奏章給天王洪秀全，報告說，他已命令李秀成會合張洛行部共數十萬人開往長江下游。又說已調陳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韋志俊、楊來清等，各率部數萬，或五、六千人不等，概回天京，“以救天京之急”。又告知天王，他將自率一支軍隊，“赴援江西，進軍浙江”。原件為德興阿截獲，報送給清廷（德興阿等奏摺，咸豐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此後的歷史事實，也證實李秀成會合張洛行開往長江下游，陳玉成等回救天京之急，都合于石達開的安排。這證明李秀成、陳玉成等去“救天京之急”，或堅守原地，正是出於石達開的命令，並非象許多史學家所宣稱的“陳玉成、李秀成等廣大太平軍將士自覺抵制石達開的‘分裂’活動”；更非如某些史學家所說“石達開帶走太平軍全部精銳，剩下的只是些老弱殘兵”。石達開的計畫是安排大部分軍隊留守轄區並救天京，自己只率一部分人馬“赴援江西，進軍浙江”。他這樣把計畫上報天王，同時也在行動上執行這個計畫，保證陳、李等大部隊回援天京，這樣“赴援江西，進軍浙江”，很難說就是“分裂”活動。從這次戰役的效果來看，也並不壞。
石達開並沒有“鈍於浙”
石達開按照預定的計畫，於一八五七年九月（太平天國丁已七年八月）入援江西；接著又於一八五八年四月（太平天國戊午八年三月）自江西廣豐進入浙江。首先攻克江山，然後分兵兩支，一支由石達開親自統率進攻衢州，另一支遣部將石鎮吉率部向北挺進。
衢州地勢險要，深溝高壘，易守難攻，向來號稱“鐵衢州”。清軍在此駐有重兵，從福建調來加強“衢防”的總兵饒廷選等所部近萬人；金衢嚴道繆粹也坐鎮衢州，他把衢州附近各縣的兵力全部收縮攏來，以集中加強衢州城的防護。再加上各方面聞訊趕來的救兵，守城兵力迅速激增至兩萬人以上。
石達開在掃蕩衢州附近的常山、開化以後，從三面圍攻衢州，網開一面，留下北門，想迫使清軍向北門撤退。清軍自侍兵力雄厚，拼死頑抗。太平軍連日與清軍激戰，互有傷亡。當時大雨兼旬，槍炮火藥受潮，不易燃放。石達開命軍士挖地道，但因雨大水漲，未能成功。六月四日那天，太平軍攻勢極為猛烈，把清軍殺得大敗，直沖到東門濠邊。正當饒廷選無法抵抗的時候，繆粹率援兵趕到，才勉強把城門堵上。繆梓和饒廷選等驚惶萬狀，不斷飛書向浙江巡撫和江南大營告急。他們龜縮在城內待援，不敢出城還擊。
另一路石鎮吉部，繞過衢州迅速北進，自龍遊越清萌嶺襲取遂昌，克松陽，順流而下，攻破處州府城。五月十九日，與清軍主力部隊戰于銀場，斬清將唐寶昌、馬元鎮、秦坤等，乘勝追擊，連克縉雲、永康、武義、雲和、宣平等地。軍鋒所指，勢如破竹。
清軍在浙東各地損兵折將、失城失地的戰報，如同雪片一般，不斷傳入北京，使清廷為之震驚。這一役的戰果不少，影響更是不小。但某些史學家只憑曾國藩事後在私人信件中說過一句石達開曾“鈍於浙”的話，就斷言石達開進軍浙江受到挫折。這樣評價不合實際。只要真正考察浙江戰役的全部過程，實不難看出石達開並未在浙江受挫，這次戰役是一次勝利的軍事行動。
當時清軍在浙東戰場上屢戰屢敗，浙江巡撫一籌莫展，清廷也為此感到頭痛，趕忙調兵遣將，應付這被動局面。他們先派總兵周天受督辦浙江軍務，結果，周天受被太平軍殺敗，身受重傷。後又加派督辦江南大營欽差大臣和春赴浙江主持軍務，和春無法兩頭照顧，託辭生病，不敢赴任。清廷最後只好命曾國藩督師援浙，並調蕭啟江、張運竺、王開化等率軍馳援。曾國藩也不敢輕舉妄動，他先奔走於湖南、湖北，與湖南巡撫胡林翼等會商援救浙江的措施，然後才親自趕到江西，部署入浙，想與石達開在浙江決戰。這時石達開忽然從浙江移兵福建，清廷又急命曾國藩入援福建。曾國藩為此疲於奔命，被動應付。由此可見，石達兵開進浙江，不但攻城掠地，予清朝在浙江的地方政權以沉重打擊，而且打亂了清軍全局的部署，使天京受圍攻的壓力有所減輕，也使上游清軍兵力有所分散，這就大大有利於李秀成、陳玉成等在天京一帶部署反擊，攻破清軍江南、江北大營，暫時穩定了危局。這是石達開所預期的進兵浙江的目的之一。
原先清廷和他的將帥們企圖乘太平天國內江以後大傷元氣的機會，一舉消滅太平軍並攻下天京城，他們估計“洪逆孤立，江寧空虛”（福濟、鄭魁士奏，咸豐七年閏五月二十一日。），“不患今歲不平”（《曾文正公家書》，卷5，《致沅浦九弟》。）。然而太平軍終於粉碎了清軍的戰略意圖，當然，起決定作用的在於廣大將士的英勇奮戰，而石達開在這階段的作用也不宜抹殺，其“赴援江西，進軍浙江”的戰略，決不是沒有意義的。
儘管石達開沒有能夠把這一戰役堅持下去，但這次用兵浙江，作為東進的嘗試，使太平軍認識到浙江的重要戰略意義。從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五九年的七年時間，天京城下連續進行五次會戰，天京當局從未想到用進攻浙江來解京圍的戰略，何以一八六○年那次“六解京圍”之戰才懂得進攻浙江清軍勢在必救呢？這一正確的決策，並非從天上掉下來的，石達開進兵浙江的實踐，使太平軍看到了清軍慌急窘迫中暴露的致命弱點。所以距石達開撤離浙江僅一年半，李秀成、洪仁□等運用並發展了石達開的故智，採取“圍魏救趙”之計，才取得輝煌戰績。同時，也為一八六一年從江西大規模進軍浙江開創先例，並摸索出一條進軍路線。此後李世賢進軍浙東，基本上就是沿著石達開當年走過的路前進的。從這個角度上看，石達開用兵浙江的意義，就顯得更加深遠了。
石達開撤離浙江的原因
既然石達開進兵浙江並未受挫，是一次勝利的軍事行動，對清方形成相當大的威脅，那麼為什麼突然撤走了呢？根本問題在於內部裂痕的不斷擴大。
當時石達開視為親密夥伴的是東王楊秀清的族弟楊輔清，他們同樣在天京內訌中受到傷害，後來又同樣受到洪氏集團的排擠，命運相同，利害相共，容易聯合。他們原約定由石達開取浙，由楊輔清取閩，浙閩根據地聯成一片，便於擺脫洪氏集團的排擠，又能與天京成犄角之勢，這樣天國版圖既可擴大，敵方兵力受到牽制，幾路太平軍分頭控制蘇、皖、贛、浙、閩聲氣相通，對全局有利。
但遺憾的是偏在這一時期，楊輔清與石達開之間發生了矛盾。楊輔清打著“東殿”的旗號（郭廷以：《太平天國史事日誌》，1858年6月28日條。），不願接受翼王的節制。這年七月，內部矛盾激化成了大規模的武裝廝殺，石達開遣其“九公子”率兵萬餘由浙閩邊界的塔嶺進攻楊輔清在福建浦城的駐地，被楊輔清襲殺過半（光緒續修：《浦城縣誌》，卷42。）。天王洪秀全利用楊輔清與石達開不和，升任楊輔清為中軍主將，令他放棄開闢福建的計畫，回師天京。於是使石達開成了孤軍，要建立浙閩根據地的計畫不易單獨完成。相反浦城的受襲，不能不派兵增援，內部鬥爭的擴大化拖住了他的後腿。
這時曾國藩卻已率領大批清軍攻入江西，使石達開喪失了後方，糧餉發生困難。石達開得不到江西方面太平軍的支援，反而受到了牽制。所以形勢的逆轉不在浙江，而始於閩、贛兩側。兩側受到牽制，必將對浙江戰局發生影響，石達開預見到這種危機。
在這以前，石達開雖因受挾制而決心擺脫洪氏集團的控制，但仍與天王之間保持著若接若離的聯繫，上述奏章和部署援救天京，便證明他們之間並未完全中斷關係。但洪秀全對石達開始終“內懷猜忌”（德興阿等奏摺，咸豐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報告《洪逆偽示》。），李秀成曾奏請天王重新起用石達開，罷黜昏庸的王長兄洪仁發和王次兄洪仁達，天主堅決拒絕諫勸，為此而一度處罰了李秀成，這實質上是給予石達開的一次打擊。及至天王利用楊輔清與石達開的矛盾，晉升楊輔清並調走楊的部隊，打亂了石達開規取浙閩的計畫，這是又一次對石達開的打擊。中軍主將原先一直由楊秀清擔任，如今竟由與石達開對立的楊輔清繼承這一要職，石達開豈能甘居人下。他處此進退兩難之間，衢州城下不能久停，便只好撤離浙江，開始遠征了。
歷來論者多把分裂的責任單方面歸罪於石達開，核諸史實，恐怕不夠公允，天王洪秀全、王長兄洪仁發、王次兄洪仁達和楊輔清等難道沒有責任？
按浙、閩之役，本來有可能使太平天國重整旗鼓。那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正與清政府發生尖銳的矛盾，故聯合絞殺太平天國的條件尚未成熟，這與後來李秀成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以後進攻浙江和蘇南的形勢，完全不同。另一方面，那時清廷對漢族地主武裝曾國藩之流尚抱疑忌態度，限制其兵力和糧餉，湘軍還不夠強大，淮軍更沒有組成。倘若石、楊兩支部隊齊心規取浙閩，陳、李兩支部隊並力頂住江南北大營和上游的壓力，加強內部團結，革命形勢必能大為好轉。只要浙閩根據地能夠開闢，取得穩固，那麼石達開未必會遠走高飛的。可惜內部的不團結，喪失了這大好時機！
（資料來源：《浙江學刊》1982年第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