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和一九六二年，我先後寫過《關於“農民政權”問題》（刊《新史學通訊》八月號）和《試論李自成大順政權的性質》（刊《新建設》第三期）兩篇習作。分別從理論上和從史實上，論證了封建社會的單純農民戰爭，雖然能夠成功地推翻舊的封建王朝，卻不能建成代表農民階級利益的“農民政權”，那怕建立的是短期性政權，如黃巢的大齊政權和李自成的大順政權等，也都不可能是非封建性的。此說一出，引起了熱烈的爭論。為了進一步討論，我再從政權的構成形式，各階級在政權中的地位和土地制度三個方面，對太平天國政權的性質，做一些探討，請同志們批評指正。 

一、太平天國政權的構成形式 

政權的構成形式、亦即“政體”問題，與“國體”比較，在反映政權的性質上，雖非主要因素，但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在特定的情況下，還能夠成為決定性的因素。比如，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不可能採用“工農兵蘇維埃制度”；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也不可能採用封建專制主義的帝制。因而，分析太平天國的政權構成形式，是判斷這個政權的性質的一個重要根據。 

從大量的史實來看，太平天國政權的構成形式，基本上是沿襲封建專制主義政權的模式。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職官制度——太平天國官制的設置，最早可上溯到1851年3月洪秀全在武宣東鄉稱天王開始，不過那時僅具雛型。到1853年建都南京以後，才具規模且逐步健全，開始把政權機構與軍隊分開，並將前者又分為中央機構和地方機構。其中地方政權機構，共分為省、郡、縣三級，設“守土官”管理；縣以下為基層政權，設各級“鄉農”管理。“守土官”的品級順序為：縣設監軍，郡設總制，省設何級官員，未見明文。“鄉官”則依次為軍帥、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等。由上可見，太平天國政權的官制設置，除帶有明顯軍事體制的特點外，基本上是因襲歷代封建政權的傳統形式。如果說它有什麼改革的話，也只限於某些機構和職官名稱的變更，它作為封建專制主義官僚機構的實質，是沒有什麼變化的。 

第二，等級制度——太平天國革命的主要目標，是要把“乖離澆薄”、“淩奪鬥殺”的亂世，改變成一個“天下一家，共亨太平”的大同社會。但是，由於小生產的家長制和家族主義的限制，以及“君權神授”等封建統治階級的陳腐觀念的影響，他們沒能做到“大同”，反而很快就在詔旨中公開提出了“總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福音敬錄》。）的封建倫理道德。並根據這種觀念，建立了一整套“貴賤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封建等級制度。天王洪秀全，被賦予至高無上的權力，“他出一言是天命”（《天命詔旨書》。），“生殺由天子，諸官莫得違”（《幼學詩》。）。“肅體統，大一尊，一人垂拱于上，萬民鹹歸於下”（《建天京于金陵論》。）。繼在永安封王之後，又多次分封王、侯和軍師、丞相、檢點、指揮、將軍……等大批王侯官吏，不僅他們本身“富貴顯耀”，連各王的世子和軍師、丞相、檢點、指揮、將軍等的公子，也得以“累代世襲”，成為新的貴族。以至連天王、各王以及幼天王的名字，也要避諱，不慎違犯，就要受到嚴厲懲處。不僅完全承襲了封建專制主義的老一套，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了。 

第三，禮儀制度——太平天國起義初期，官兵之間“寢食必俱，情同骨肉”，“無參拜揖讓之儀。凡打躬叩首，皆呼為妖禮”。朝見天王洪秀全，“亦止長跪”，其餘各官則“互見平行，並無禮節”（《賊情匯纂》。），體現了起義軍同生死共患難的平等精神。但是，建都天京以後，隨著職官和等級制度的建立，反映這些官階、等級、尊卑、上下的各項禮儀也陸續制訂出來。據太平天國政府文獻記載，元年和八年，曾兩次頒佈《太平禮制》，對天王、各王、王世子、王長女、以及天王、各王的岳丈、岳母、王婿，直至軍師、丞相、檢點、指揮、總制、監軍等等，都規定了特定的稱呼和相應的儀仗、輿馬等。其他如袍服、裝飾甚至靴鞋等等，亦無不各有嚴格規定。據載，楊秀清出門時，“坐金頂繡龍黃輿，抬用十四人，前八後六。旗幟約百餘杆。輿前並有龍燈，約長二三十丈。……輿前後執矛者約千餘人”（《金陵雜記》。）。這哪有半點農民領袖的氣味，完全是新的封建權貴的架勢！ 

二、太平天國各級政權成員的階級成份 

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認為，政權問題，就是階級專政問題；判斷一個政權的性質，就是揭示這個政權的階級實質。因此，在分析了太平天國“政體”的基礎上，再對太平天國的“國體”，也就是社會各階級在這個國家中的地位，進行一番分析，就更為必要。這裏，首先探討一下太平天國地方政權成員的階級成份問題。 

太平天國的地方政權，共分為省、郡、縣三級。縣設監軍，郡設總制省級官員，未見明文規定，統稱“守土官”。縣以下為基層單位，設軍帥、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等級官員。這些官員均“以其鄉人為之”，故稱“鄉官”。《賊情匯纂》《偽守土鄉官》條載：“監軍、總制皆受命於偽朝”，即由中央政權任命。但未說明他們的階級成份。目前發現的有如下兩則史料：一是《金陵記事》：“最重書手，敬如賓客，即識字與知文理者。封升偽職，則為監軍。餘多為總制”（《太平天國史料叢刊簡輯》（以下簡稱《簡輯》）第2冊849頁。）。另一是《寇汀紀略》：“凡監軍、總制之官，非三品以上先生不得任。以理民詞，辦軍務，非暢曉文義不能也”（《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以下簡稱《太平天國》）第6冊872頁。）。此外，一些史籍記載，也有少數總制、監軍，不經中央任命，而由當地的“鄉耆”、“宦族”甚至歸降的清朝“道員”充任的。如“立偽監軍，劄傳鄉耆，多被威脅”（同治《新喻縣誌》卷6。）。“我朝候補道員，開城迎‘賊’，而蘇州以陷。‘賊’……使知昆山縣事以酬之”。“其時，偽知長州縣事‘賊’同姓熊，偽知吳縣事‘賊’同姓汪，聞俱系他省宦族被脅為之”（《簡輯》第2冊175頁。）。由上可見，當時充任監軍和總制的“守土官”，絕大多數都是地主階級及其知識份子，其中多數是早期參加太平軍的“先生”和“書手”，少數是後期歸順太平軍的“鄉耆”、“宦族”甚至現職的清方官員。 

“守土官”成員的階級成份，有如上述。“鄉官”的情況又是怎樣呢？目前在治太平天國史的同志中間，一種有代表性的說法，認為擔任“鄉官”的成員，地主階級分子只占極少數，絕大多數則是農民和其他勞動者。但是，大量的史料充分證明，太平天國各地的“鄉官”，絕大多數是由地主階級及其知識份子擔任的。略舉數則如下：1854年8月，太平軍克建德（屬安徽池州府），“諭舉紳衿為軍帥、旅帥”（《建德縣誌》卷8。）。1856年，太平軍克撫州（今江西臨川），“入踞郡城，邑屬皆陷，逼迫紳士，充當偽職”（光緒《撫州府志》卷34之2。）。1857年3月，太平軍在汀州（福建長汀縣）“開富紳姓名，使各輸資充鄉官”（《太平天國》第6冊814頁。）。1860年4月，太平軍在蘇州，“令城中每門各集耆老至其館中，舉為鄉官”（《太平天國》第5冊275頁。）。1861年10月，太平軍克山陰、會稽，“衣冠者流，亦多為一軍一師”（《太平天國》第6冊769頁。）。“以安徽、湖北、江西為大供給所，且不能一刻忘情于湖南……於一州一邑選老‘賊’置監軍一人，遍頒二尺長闊之鄉官軍冊，分軍、師、旅、卒、兩、伍，脅田畝多者充偽官”（《賊情匯纂》。）。其他類似的史料，還有很多，不再列舉。僅就上述可知，不論在太平軍早期解放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還是後期解放的江蘇、浙江和福建等廣大地區，地主階級及其知識份子擔任“鄉官”，是太平天國地方基層政權的普遍現象。 

其次，再來探討一下太平天國中央政權成員的階級成份的問題。根據現在接觸到的史料統計，太平天國中央機構的成員，與地方政權一樣，占大多數的，同樣也是地主階級及其知識份子。有的同志也同意這一事實，但卻認為太平天國的實權掌握在農民出身的天王洪秀全和東王楊秀清手中，所以太平天國就是代表農民階級利益的“農民政權”。我們說，判斷太平天國政權的性質，掌握最高領導權的農民領袖的階級出身固很重要。但農民領袖掌權，與農民階級專政，卻不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還要在搞清楚這些農民領袖階級出身的基礎上，進一步根據他們政治立場的發展與變化，即弄清楚他們是否已經轉化，來進行判斷。 

先說洪秀全。關於他的階級出身，多數同志認為是中農家庭。由於他自幼曾參加農業勞動，對勞動人民疾苦，有一定的體驗。所以，早在1845年寫的《原道醒世訓》中，就提出了要建立一個“公平正直之世”的理想社會，並為此進行了英勇果敢的鬥爭，無愧為一位傑出的農民起義領袖。但是，由於農民不是先進的階級，在封建社會，他們不僅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受著封建地主階級的剝削和奴役，而且在思想上同樣也不能擺脫封建觀念形態的毒害和影響。洪秀全早期，走的是封建科舉道路，企圖實現“飛黃騰達”的理想，並且還有“帝王思想”。如他在金田起義時曾經寫詩道：“近世煙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啟英雄，……明皇敲詩曾詠菊，漢皇置酒尚歌風。古來事業由人做，黑霧收殘一鑒中”（《太平天國》第6冊868頁。）。顯然是以漢高祖劉邦和明太祖朱元璋自況的。正是在這種思想支配下，他在發動起義初期，就以“封官許願”作為號召群眾的一個重要手段，說什麼“目下苦楚些，後來自有高封也”。“俟到小天堂，以定職官高低，小功有小賞，大功有大賞”。“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勳等臣，大則封丞相、檢點、指揮、將軍、侍衛，至小亦軍帥職。累代世襲，龍袍角帶在天朝”。要求太平軍全體將士“各做忠臣勞汗馬”，保證將來讓他們“金磚金屋光煥煥，高天享福極威風，最小最卑盡綢緞，男著龍袍女插花”（《天命詔旨書》。）。至於他自己，也忙於“統一河山，宰治天下”。1853年攻克南京後，定為“天京”，建立“天朝”，大封王、侯、軍師、丞相、檢點、指揮、將軍、總制、監軍……等王侯將相和各級官吏，制定了繁雜的禮制和朝儀，並大興土木，建造宮殿，征選美女，廣置妃嬪……這些事實，都充分說明，他已經完全轉化成一個典型的封建專制帝王了。 

再說楊秀清。他原來在家種山燒炭，是太平軍將領中出身最苦的一個，對封建壓迫，懷有刻骨仇恨，在反清鬥爭中，最為英勇和堅決。他雖然與洪秀全不同，沒有受過封建教育。但在當時的社會中，也無法完全避免封建綱常，倫理道德思想的影響。如他在早期上天王洪秀全的奏議中就說過：“‘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凡臣下食天之祿，忠君之事，固分所當然”（《天父下凡詔書》。）。起義後，由於受到身邊地主階級知識份子的薰陶，這種思想有了發展，在《天情道理書》中，他假借“天父”之口，教諭太平軍士兵，“不曆苦中苦，難為人上人”。要他們“堅耐在一時，而顯榮享萬世”，爭取“論功封賞，富貴顯揚”（《太平天國》第1冊391頁。）。起義初期，他就任用了一個叫李壽暉的地主階級知識份子，“頗愛之”。定都天京後，“封恩賞丞相”，“理偽東府事”（《賊情匯纂》。）。經李壽暉引薦，其弟李壽春和另一個廣西地主階級知識份子侯謙芳，都成為楊秀清的親信，分別封為“殿前丞相東殿吏部一尚書”和“殿前丞相東殿吏部二尚書”。據《賊情匯纂》載，楊秀清“信任之，同惡相濟，凡有機密事，皆引謙芳及李壽春計議，權勢在韋（昌輝）石（達開）二‘賊’之上，偽侯相為之側目”（《賊情匯纂》。）。說明楊秀清與李秀春、侯謙芳等的親密無間，反映楊秀清已從思想上泯沒了同封建地主階級的界限了。正是在這種思想支配下，他不僅熱衷於效法封建統治者那一套“儀禮”制度，“盛陳儀衛，巡行閭市”，“盛營宮室，多立妃嬪”，而且“多任心腹，密佈私人”，“時興大獄，以示威猛”（《賊情匯纂》。）。甚至假借“天父下凡”，杖責洪秀全，要脅封他為“萬歲”，迫不及待地要取而代之。儘管後來由於被韋昌輝所殺，未能成為事實。但在當時，正如許多史籍所記：楊秀清“一切專擅，洪秀全徒存其名”（《賊情匯纂》。）。“‘賊’中刑賞生殺，偽官升遷降調，皆專決之，洪逆畫諾而已”（《賊情匯纂》。）。“洪實楊之傀儡”（《金陵雜記》。），“一朝之大，是首一人”（《太平天國》第2冊791頁。）。這就是說，楊秀清已經獨攬了軍政大權，成為太平天國實際掌權者了。 

問題並不止此。在《賊情匯纂》中還提到如下一個十分值得注意的情況：“‘賊’多市井無賴，識字不多，厭見文字，悉任掌書裁處，於是則多設簿書、掌書諸偽官。而被脅充先生者，似可漸操其柄也”（《賊情匯纂》。）。另外，還有一些“因緣‘賊’勢以圖割據”的地主階級分子，通過“籠絡其上而恩撫其下”的手段，騙取信任，受到農民領袖“刮目倚任，假以事權”，最後“漸至柄用，遂得行其意矣”（《賊情匯纂》。）。這些記述，很生動地說明了封建地主階級及其知識份子如何逐步影響、腐蝕農民起義領袖，並最終促使其封建化的過程。所謂“操其柄”、“行其意”，並非指這些地主階級分子從農民領袖手裏，直接奪取了權柄，而是說他們的封建思想，已經支配了農民領袖，在表面上未變更掌權者情況下，實際上則通過農民領袖的手，推行封建地主階級專政的政治綱領。由楊秀清和韋昌輝、石達開聯名奏請、經洪秀全批准實施“照舊交糧納稅”，公開宣佈保護地主土地所有制，支持地主收租，就是最明顯的例子。從這個角度講，如果說“洪實楊之傀儡”，那麼楊秀清也不過是以李壽春、侯謙芳為代表的地主階級的傀儡。只要不是停留在表面現象上，而是從階級實質上進行深刻的分析，就不難看出，太平天國地方政權和中央政權的成員，大部分出身于地主階級及其知識份子；中央政權機構，形式上雖由洪秀全和楊秀清掌握，實則已經轉移到封建地主階級手中了。 

三、太平天國的土地政策 

太平天國從永安北伐，到建都天京，先後制定頒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特別是《天朝田畝制度》這個綱領性檔，包括了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內容，成為我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發展到前所未有高度的光輝文獻。這裏，著重探討一下土地制度問題，因為，它在《天朝田畝制度》中佔有突出的地位，是判斷太平天國政權性質關鍵性的根據。 

關於太平天國土地制度實施的情況，史學界大多數同志認為不曾實行過按人口絕對平均分配土地的政策。有些同志則認為雖未實行土地絕對平均分配，卻實行過“耕者有其田”。但是，大量的確鑿史料卻證明，太平天國既沒有實行土地絕對平均分配，也沒有實行過“耕者有其田”，而是實行保護地主土地所有制，允許並支持地主收租的政策。例如： 

《憶昭樓時事彙編》：1853年7月，太平軍在太平店（湖北隨縣北）“近城各鄉邀鄉老數人，口稱現在田稻將割，每畝交納糧稻三十斤。鄉老回稱，我等均系貧民，此等事要向田主去說”（《簡輯》第2冊382頁。）。這說明，從太平軍到農民，都是承認地主土地所有權和收租權的。 

《平賊紀略》：1861年正月，無錫、金匱“城‘賊’黃和錦出示招募錫、金老書吏，設偽錢糧局於東門亭子橋唐宅。分業田收租完糧。……城鄉業田者俱得收租糊口。或頑佃抗租，訴‘賊’押追”（《簡輯》第1冊276頁。）。說明太平軍專門設立錢糧局，支持地主收租。 

《自怡日記》：1861年4月，常熟“收過租米之局，眾佃竟欲索還，於十三日赴俞局哄鬧。幸發勇擒拿，並遣長髮駐局，土人乃不敢逞兇”（《簡輯》第4冊397頁。）。說明太平軍派出軍隊保護租局，鎮壓抗租農民，支持地主收租。 

《太平天國革命文物圖錄續編》圖六三：1861年，吳江水師天軍主將冀天義程發給潘述奎的“蕩奎”。其中有雲：“仰該業戶，永遠收執，取租辦賦，毋任隱瞞”。這種“蕩憑”，是帶有法令性的證件，是太平天國政權支持地主收租的實物證據。 

太平天國建都南京後，楊秀清與韋昌輝、石達開聯名上奏：“建都天京，兵士日眾，宜廣積米糧，以充軍儲，而裕國課。弟等細思安徽、江西，米糧廣有，宜令鎮守佐將，在彼曉諭良民，照舊交糧納稅……”。當經洪秀全批准“即遣佐將施行”（《賊情匯纂》。）。這是中央政權頒發的保護地主土地私有制、允許地主收租的誥諭。 

類似上述史料者，為數極夥，不多贅舉。僅就上引史料即可看出，不論是太平軍的文獻、佈告，還是地主階級的筆記、書劄；不論是傳抄或刻印的文字記錄，還是保存下來的歷史實物都充分證明：太平天國既未實行絕對平均分配土地，也未實行“耕者有其田”，而是保護地主土地所有制，允許和支持地主收租。這種政策是由中央政權提出，經天王洪秀全親自批准，從建都南京之初到後期，從先解放的江西、湖北、安徽到後解放的江蘇、浙江、福建，都是無例外地普遍施行的。 

四、結論和幾點分析 

以上對太平天國政權，從三個方面進行了剖析：關於政權構成的形式，從職官制度、等級制度和禮儀制度來看，基本上是沿襲封建專制主義政權的；關於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不論是從中央政權到地方政權來看，還是從洪秀全、楊秀清等最高掌權者的轉化來看，都是封建地主階級及其知識份子占著統治地位的；關於土地制度，大量史料說明，太平天國建都天京以後，始終是保護地主土地所有制，支持地主收租的，根本沒有實行過什麼“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更談不到實行平均分配土地。因此我們的結論是：偉大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在北伐進軍的同時，沿著歷史規律所規定的方向，走完了向封建轉化的道路，農民英雄們在南京建立的天國，已經是新的封建王朝了。 

太平天國革命，是一次偉大的反封建的農民戰爭。它為什麼從反封建的起點出發，竟會走到建立封建政權的終點呢？這種南轅北轍式的結局，看起來是如此荒謬而不可理解，實則卻非偶然的現象，它有著深刻的社會的和階級的根源，是受著客觀的歷史規律所制約的。 

先從社會根源來說。在太平天國農民起義之前十年，雖然發生過鴉片戰爭，但中國當時基本上還是一個封建或半封建社會。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農業生活方式和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礎；中國農民這樣或那樣地受土地束縛是他們受封建剝削的根源；這種剝削的政治代表就是以皇帝為政體首腦的全體封建主和各個封建主” （《列寧選集》第2卷，第426頁。）。在這樣的社會裏，農民不堪殘酷的封建剝削和壓迫，奮起反抗，希望通過暴力，打翻騎在他們頭上的封建統治者，創造一個平等的新世界。然而，當時“中國這個落後的、半封建的農業國家的客觀條件，在將近五億人民的生活日程上，只提出了這種壓迫和這種剝削的一定的歷史獨特形式——封建制度” （《列寧選集》第2卷，第426頁。）。所以，農民起義和戰爭的規模不論有多麼大，但在當時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生產關係還未出現和壯大以前，是不可能改變封建社會的性質的。因為，“暴力革命是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而不是萬能的魔術師。所以，當著舊社會的母體中還未孕育新社會的胞胎時，這個助產婆的技術，不論如何高超，也是無法使一個新社會的嬰兒呱呱墮地的。正如革命導師所說：“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3頁。）。農民起義英雄們在創造自己政權的時候，既然是立足在封建的經濟基礎之上，採用的又是封建政權的藍圖，那麼，“種瓜得瓜”，建成的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權，就不僅不足奇怪，而且是勢所必然了。 

我為什麼把農民起義軍在取得決定性勝利、包括推翻了封建王朝後建成的規模完備的正式政權，如黃巢的大齊政權、李自成的大順政權，以及太平天國的天京政權，一律認定是已經轉化了的封建性政權呢？因為，要建立政權，首先要安定社會秩序；要安定社會秩序，就必須明確地維護一種所有制。而這在當時條件下，除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之外，是不可能有其他選擇的。大家知道，太平天國建都天京後，頒佈了《天朝田畝制度》，明確宣佈要徹底廢除私有制，建設一個“有田同耕，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人間“天國”。可是，推行的結果，卻如1854年楊秀清在《勸告天京人民誥諭》中所說：“在爾民人，以為蕩我家資，離我骨肉，財物為之一空，妻孥忽然盡散，嗟怨之聲，至今未息”。為什麼這個從道理上本應受到廣大被壓迫農民群眾擁護的革命綱領，在實踐中得到的卻是相反的效果呢？根本原因就在於那些諸如徹底廢除私有財產、絕對平分土地、分別男女編入各種營、衙，從事無償勞動以及禁絕正常婚配等等，同廣大農民的私有觀念發生了尖銳矛盾，超出了他們能夠接受的限度，必然引起他們的不滿和反對。正如恩格斯所說：“這種超出不僅是超出現在，甚至超出未來，那末這種超出只能是蠻幹的超出，空想的超出，而在第一次實踐試用之後就不得不退回到當時條件所容許的有限範圍以內來，對私有財產的攻擊，對財產公有制的要求，都不得不煙消雲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5頁。）。太平天國也正是在那種情況下，被迫退到了當時條件所容許的有限範圍以內來，廢除了財產公有制，宣佈“照舊交糧納稅”，保護地主土地所有制，支持地主收租，建成了新的封建政權。事實證明，這個嚴峻的歷史規律，不論黃巢、李自成還是洪秀全，都是絕對無法抗拒的。 

再就階級根源來說，農民是一個被剝削的勞動者階級。這就使他們具有強烈的革命性和反抗性。在遭受殘酷的封建壓迫無法忍受時，就挺身而起，向封建統治階級英勇戰鬥，給他們以沉重打擊，甚至成功地顛覆了他們的王朝。但是，農民又是一個個體生產的小私有者階級，“零散的、單獨的小規模的剝削，把勞動者束縛于一個地點，使他們彼此隔絕，使他們無法理解自己的階級一致性，使他們無法統一起來，無法瞭解壓迫他們的原因不在個人而在整個經濟體系”（《列寧全集》第1卷，第277頁。）。這就使他們又有保守落後的一面。他們只有對封建壓迫的滿腔仇恨，卻沒有明確的階級覺悟；只能從政治上區分敵我，卻不能從階級上劃清界限。這也就決定了他們雖然能夠在軍事上取得包括推翻舊王朝在內的巨大勝利，卻不可能建成代表農民階級利益和對地主階級實行專政的“農民政權”。 

弄清楚了以上的道理，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大批地主階級及其知識份子能夠進入太平天國中央和地方各級政權中來，並能“漸操其柄”，“得行其意”；就可以理解太平天國為什麼會在全國範圍內普遍施行保護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支持地主收租的政策；就可以理解太平天國起義英雄為什麼只能建成新的封建政權而不可能建成農民階級專政的“農民政權”；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沒有偉大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任何自發的農民戰爭，都不可能解放自己。從而更自覺地維護和加強党的領導，鞏固工農聯盟，加速社會主義建設，這就是我們研究中國農民戰爭史最首要的重大現實意義。 

（資料來源：《學術月刊》197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