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失敗後，在急劇變化的中國政治舞臺上，出現了一個新的政治派別——維新派，他們為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提出了維新變法的改革方案。他們是如何認識科學技術在近代世界中的地位的？又是如何看待先前洋務運動時期的科技活動的？他們對中國發展科技事業有何新的設想？本文擬以甲午戰爭失敗後到戊戌政變前為時限，就這些問題作些探討，以就教于讀者。不當之處，敬請批評指正。 

1　對近代世界科技作用的認識 

戊戌維新運動是在洋務運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維新派較之洋務派，他們對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有了進一步的認識。1898年，康有為在給光緒皇帝《進呈日本明治變政考序》中，對當時中國所面臨的世界局勢作了這樣的描述：“今者四海棣通，列國互兢，歐、美之新政新法新學新器，日出曹奏，歐人乃挾其汽船鐵路，以貫通大地，囊括宙合，觸之者靡，逆之者碎，采而用之，則與化同，乃能保全。”在這段話裏，康有為準確而形象地概括出了近代世界的兩個特徵：一方面，近代世界是一個開放的世界，競爭的世界。另一方面，它也是一個發展不平衡的世界，弱肉強食的世界。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依靠日新月異的制度更新、科技創新快速發展起來，成為世界舞臺的主角。他們擁有的先進交通通訊工具直接把世界聯結在了一起，落後國家註定要被捲入世界大潮之中，再也不可能置身於世外桃源。這種歷史的必然是落後國家根本無法阻擋的，阻擋只有滅亡。如果要生存，只有“采而用之”。康有為斷定，這是“公理正則，無可遁逃者矣。”[1] 

維新派對世界局勢的認識和對世界發展趨勢的判斷，要比先前洋務派的表像認識前進了一步，大體上把握了當時的時代走向。他們提出維新變法的理論觀點、方針政策都與此有關。而他們對時代主題的正確判斷是與他們對世界科學技術發展的認識分不開的。 

首先，維新派認識到科學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世界的面貌，對人類社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一方面，他們認識到正是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交通通訊工具大大地縮短了國際間的空間、時間距離，把原來隔絕的世界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這個開放的世界絕不是人們傳統觀念中的世界所能比擬。譚嗣同認為：“輪船鐵路電線德律風之屬，幾縮千程於咫尺，玩地球若股掌，梯山航海，如履戶域，初無所謂中外之限，若古之夷夏”[2]。樊錐描述說：“統地球有大血輪焉，有大氣筋焉，此無人調之養之者，其幾微見矣。故輪船、火車、電線、郵政，調血輪養氣筋之大物也。”[3]他形象地把地球比作一個有血脈、神經的人體，而近代的交通、電郵就有調神養血的功能。維新人士認識到，隨著科技的發展，世界交往逐漸增加了，地球明顯縮小了。“跨海之汽舟”、“縮地之飛車”已經是四海風行，五洲回應，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擋得了。他們是以讚賞的目光來看待近代科技所具有的“上關國計，下益民生”的作用的。如果沒有這些，那麼近代世界反倒成為不可理解的事情，“環球十萬里，大小數百國，非輪舟鐵路，何以捷往來？非電線德律風，何以通文報？”近代世界是離不開它們的。這是“天意”，是“天假手於西人，以成茲地球一統萬國會同之法物也。”（[4]，202頁）這個開放的世界就是近代科技的直接產物。維新派絲毫沒有畏懼這個世界的降臨，而是滿懷喜悅期待著這個時代的到來。 

另一方面，維新派也清楚地意識到發展起來僅僅幾百年的近代科學技術，正是資本主義國家用以對外侵略擴張的憑藉。康有為說，現在西方國家的電線、鐵路環繞地球數十匝，宮室、橋樑、道路、服食、器用雄壯華美，卓然特立。這些都是百年來驟然興起，四千年未有的情景。因為有雄厚的物質基礎作後盾，西方列強“揚跨海之巨帆，辟大荒之新地，盡橫地舊國翦滅而蹙蹍之，真可謂強盛者也”（[5]，626頁）。它們在科學技術等方面的發展“絕出前古，橫被全球，其汽船、鐵路、電線、汽球並出齊奏，絕地通天，歐人用以囊括四海，席捲大宇，無有留者”[6]。康有為認識到西方列強科技的每一個進步，就意味著落後國家多一分險情，西方列強科技的空前發展，正是落後國家的滅頂之災。他舉例說，運用蒸汽機的英國、法國，國土面積、人口數量與越南、緬甸、突尼斯等國相當，但其國力是這些落後國家的數十倍，它們侵略這些落後國家“如巨象之壓貓犬，曾不一蹴矣。”[7]它們之間力量的對比是相當懸殊的。落後國家難逃被淩辱的命運。 

在資本主義家鄉親歷了發達科技的嚴複，還看到了資本主義科技發展在國內所帶來的雙重影響。他說：“二百年來，西洋自測算格物之學大行，製作之精，實為亙古所未有。民生日用之際，殆無往而不用其機。加以電郵、汽舟、鐵路三者，其能事足以收六合之大，歸之一二人掌握而有餘。”他在讚揚西方科技發展給民生帶來益處的同時，也看到了科技發展“亦大利於奸雄之壟斷”，看到了由此產生的更為懸殊的貧富貴賤分化。他認為資本主義國家“是以國財雖雄而民風不競，作奸犯科，流離顛沛之民，乃與貧國相若，而於是均貧富之黨興，毀君臣之議起矣。”（[8]，24頁）激烈的階級對抗和社會鬥爭已經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維新派認識到科學技術的發展改變了國際競爭的態勢，國際間的爭鬥已經由先前的“力勝”轉向“智勝”。 

梁啟超在縱論國際大勢時說，世界數千年來，蒙古人曾經橫掃亞歐，回回人一度馳騁歐亞，幾欲獨霸天下，都是由於“力之強也”。但近百年以來，歐羅巴眾國，高加索族人，“藉制器以滅國，借通商以辟地，於是全球十九，歸其統轄”，則是因為“智之強也”。他認為，現在世界各國的“勝敗之原，由力而趨於智。”（[9]，17頁）康有為也明確認識到：“夫今天下之戰，鬥智而不鬥力”（[5]，626頁）。在分析維新派對世界局勢的看法時，單單從“力”“智”的字面意思來考究，也許不會引起人們的留意。實際上，這裏已經蘊含著他們對近代科技在國際鬥爭中重要地位的清醒認識。 

康有為說：“泰西之強，不在軍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學，新法之書。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學：理則心倫、生物，氣則化、光、電、重，蒙則農、工、商、礦，皆以專門之士為之，此其所以開闢地球，橫絕宇內也。”（[10]，583～584頁）他一語道破了西方強盛的物質原因就在於其廣泛開展的科學研究和技術應用。他在《上清帝第四書》中，給光緒皇帝的第一條建議便是“立科以勵智學”。他說：“泰西當宋元之時，大為教王所愚，累為回國所破，貧弱甚矣。英人倍根當明永樂時創為新義，以為聰明鑿而愈出，事物踵而增華，主啟新不主仍舊，主宜今不主泥古。”從此之後，泰西開始強盛起來。近百年來，創輪舟，置電線，設鐵路，縱橫午貫，富甲大地，船械橫行四海，遍收四洲為屬地。“推所自來，皆由立爵賞以勸智學為之”[11]。西方因“勸智學”而富強甲天下，泰西內部各國也是如此，誰崇尚“智學”，誰即是強者，勝者。他舉例說，普國勝法國之後，“俾士麥指學生語之曰：‘我之勝法，在學生而不在兵。’以百業千器萬技，皆出於學，作而成之故也。”[12]嚴複也說，在明朝之前，西洋的學術與中土不相上下。但此後，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原因就在於西洋“言學則先物理而後文詞，重達用而薄藻飾。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貴自得而賤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其名數諸學，則籍以教致思窮理之術；其力質諸學，則假以導觀物察變之方，而其本事，則筌蹄之於魚兔而已矣”（[8]，29頁）。西洋富強的重要原因在於大力發展科學研究和技術應用，在於宣導不因襲古人，不迷信舊說的科學創新精神。這是康有為和嚴複的一致看法，儘管他們之間的政治觀點有不盡相同之處。 

戊戌維新時期，世界資本主義已經由蒸汽時代進入了電氣時代。興起於世界一隅的資本主義國家憑藉其科學技術的優勢把其勢力伸展到了全世界。“在1492年，當哥倫布第一腳踏上新大陸時，歐洲人的統治只占全球的9％。1801年，他們統治了三分之一的世界，到了1880年就佔據了世界的三分之二……”[13]19世紀末期，資本主義國家侵佔殖民地的情形已同康有為所說“海外略地已竟”[14]。然而，這卻同歷史上依靠金戈鐵馬攻城掠地，但不久便會灰飛煙滅的軍事封建帝國是截然不同的。維新派認識到，處於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科學技術是國際競爭的重要力量。這正是近代世界明顯不同於古代世界的顯著特徵。 

維新派認為世界進入了“智勝”時期。那麼，“智”何由生？他們一致的看法是生於“學”。在當時，維新派所謂的“學”有多種全稱，也有多種含義。如“學問”、“智學”、“新學”、“實學”等。維新人士在使用這些名詞時，一般包含了社會學說和科學技術兩方面的內容。如譚嗣同在南學會演講“學問可以保國”的道理時，明確指出：“所謂學問者，政治、法律、農、礦、工、商、醫、兵、聲、光、化、電、圖、算皆是也。”[15]有時，他們又突出科學技術在其中的作用。唐才常總結當時所謂“新學家”的主張，認為：“不過曰格致也，富強也，公法律例也”，但“第以公法律例言，似不及格致之可以雄其國、智其民”[16]。在此他強調了科學在富強和開啟民智方面的作用。還有一種常見的說法則純粹指科學技術，絲毫不包括社會學說方面的內容。這些表述說明維新派把近代科技看成是學術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或主要組成部分。 

 “學戰”思潮的湧現和不斷高漲是戊戌維新時期一種值得注意的社會現象。維新人士對“學戰”思想多有論述。他們還極力向社會傳播這種思想，如主要由維新派主持的南學會多次闡述“學戰”的道理，在社會上產生了不小的影響。有人還用“學戰”一詞來給學會、公司等命名。“兵戰不如商戰，商戰不如學戰”[17]成為人們傳頌一時的流行語。這反映了國人在與西方列強的接觸鬥爭中，對對手的認識在不斷地深化，鬥爭策略有了新的變化。所謂“兵戰”自然是指洋務派開展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商戰”思潮是早期維新派在批評洋務運動局限性時逐漸形成的。對資本主義社會比較瞭解的王韜認為西方國家是“恃商為國本”[18]。親身參與洋務運動的薛福成也認識到：“歐洲立國以商務為本，富國強兵全借于商”[19]。鄭觀應則明確提出“習兵戰不如習商戰”[20]的論斷。從洋務運動時期的“兵戰”、“商戰”到維新時期“學戰”呼聲的高漲，可以清楚地看出國人認識西方列強是從軍事力量到經濟實力，再到其擁有的科技優勢的認識過程，這說明了先進的中國人對資本主義的認識經歷了一個由淺入深、由表及裏的過程。應當說，這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變化。這個變化同時也包含了先進的中國人對科學技術社會功能認識的進步。 

洋務運動時期，洋務派把科學技術的應用範圍主要限定於軍事領域，維新派則不然，他們提出中國要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目標，要把科學技術應用於工業、農業、軍事等領域，無論士、農、工、商等都要學習掌握科學技術。他們追求的資本主義制度為科學技術的運用和發展，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更能發揮科學技術對社會進步的推動作用。 

2　對洋務派科技指導思想的批評 

眾所周知，維新派因提出實行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的改革方案，而使維新運動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政治變革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期。事實上，他們對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相互關係的認識，對長達30年之久的洋務運動科技活動的反思和批評，也使戊戌維新在中國近代科技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 

甲午戰爭後，梁啟超講述過這樣一個故事：“昔同治初年，德相畢士麻克語人曰：三十年後，日本其興，中國其弱乎？日人之遊歐洲者，討論學業，講求官制，歸而行之；中人之游歐洲者，詢某廠船炮之利，某廠價值之廉，購而用之。強弱之原，其在此乎！”[21]同樣的事情，在其師康有為的口中是這樣敍述的：“昔吾中人之至德國也，必問甲兵炮械，日人之至德國也，必問格致。德相畢士馬克曰：‘異日者，中國其為日弱乎？’”（[5]，626頁）康、梁通過這樣一個簡短的故事提出疑問，中日兩國幾乎同時起步學習西方，為什麼出現了兩種迥然不同的結局？他們一致認識到這是由於中日雙方決策者的指導思想不同而造成的。梁啟超認為，中國學習的是西方強盛的表像，而日本學的是其強盛的本原。康有為則進一步明確地歸結為中國注重的是甲兵炮械等軍事技術，而日本著重於基礎科學。 

事實上，維新人士對洋務運動時期的科技活動有一個大致相同的看法。他們認為，洋務運動在學習西方過程中只提倡一些枝枝節節的改革，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並沒有學到西人強盛的本原。其中，重視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而輕視基礎科學，成為洋務運動時期科技活動的指導思想。他們指出，這是一種本末倒置，輕重失宜的錯誤決策。甲午戰爭的失敗便是有力的佐證。 

康有為在總結洋務運動時說：“吾自交涉以來，同、光以前，中外議臣，亦未嘗不言變法，而都其所見，率皆在築炮臺、購兵艦、買槍炮、練洋操而已”[22]。他認為這些“變法”舉措是遠遠不夠的。譚嗣同批評洋務派所學習的科技，“第就所見之輪船已耳，電線已耳，火車已耳，槍炮、水雷及織布、煉鐵諸機器已耳。”“凡此皆洋務之枝葉，非其根本”（[23]，202頁）。維新派認為，僅僅推行這些“補漏縫缺之謀”是根本改變不了當時中國所面臨的衰弱局面的。梁啟超以洋務運動時期的譯書為例，批評洋務派的科技指導思想是“專以兵為主。其間及算學、電學、化學、水學諸門者，則皆將資以製造，以為強兵之用。此為宗旨刺謬之第一事，起點既誤，則諸線隨之。”梁啟超正確指出，洋務派把自然科學置於軍事技術的隸屬地位，正因為這樣的錯誤決策，所以許多事情就隨之走錯了方向。他接著說：“當知西人之所強者兵，而所以強者不在兵。不師其所以強，而欲師其所強，是由欲前而卻行也”。[24]他認識到，西方列強的軍事技術是以自然科學為基礎的。不首先學習基礎科學，只學習其軍事技術，只能是事倍而功半，想走捷徑卻繞了彎路。康有為告誡當政者，中國如果繼續推行洋務運動時期那種“但言軍兵炮械而不興物理之學”（[5]，626頁）的科技政策，後果將不堪設想。 

總之，洋務派和維新派對科學與技術之間關係的認識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在洋務派的科技思想和政策中，主要以實用為目的，技術重於科學，科學是技術的附庸，是為技術服務的，處於從屬的地位。而維新派認為科學重於技術，科學是技術的基礎，要掌握技術，必須先學習科學。他們認為洋務派的科技政策和科技活動從根本上走錯了路子。 

眾所周知，洋務運動以引進西方近代技術為手段，以實現軍事近代化為主要目標。因此，軍事近代化的成功與否理應成為判斷洋務運動成敗得失的主要標準。維新派批評洋務運動正是從洋務派最著力的軍事方面來展開的，可謂深中要害。他們認為，正因為洋務派把科學與技術的位置擺錯了，洋務運動是不會有多大功效的，且不說洋務派致全力所講求的僅僅是“枝葉”，而不是“根本”，“況枝葉尚無能講者”。譚嗣同僅以現成的槍炮操作為例批評說，洋務運動時期，平日自命為讀書才士之人，對於“左右前後之炮界若何？昂度低度若何？平線若何？抛物線若何？速率若何？熱度若何？遠近擊力若何？寒暑風雨陰晴之視差增減若何？”（[23]，202～203頁）沒有一個人能說得上，其他更無從談起。連最基本的科學知識都不具備，洋務運動怎麼能成功呢？ 

有著較高科學素養而又身在水師學堂的嚴複，對近代科技條件下的戰爭更有深刻的認識和切身的體會。他認為，現在的戰爭須臾離不開科學知識的支撐，“不知曲線力學之理，則無以盡炮准來複之用；不知化學漲率之理，則無由審火棉火藥之宜；不講載力、重學，又烏識橋樑營造？不講光電氣水，又何能為伏樁旱雷與通語探敵諸事也哉？”[25]而中國將帥都是一些不學無術之輩，于行軍相地的相關科學知識全所不知，依靠這樣的將帥率兵向敵，國家不亡，算是幸事！嚴複對科學有著獨特的理解，他認為，當時的中國，制船炮練軍實，開礦產裕財賦，講通商務樹畜，開民智正人心，離開科學無一事能舉。 

維新派之所以能對洋務派的科技思想提出較為深刻的批評，主要在於他們自己對近代世界的“科學”與“技術”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做了一番理論的探討。康有為自稱，經過一番深思辨析之後，他認為歐洲“驟至盛強”的“本原”，不在軍隊的操練，不在炮械的精良，不在機械的靈巧。而在“其開智學而窮物理也，窮物理而知（疑脫“造”字——引者注）化也。夫造化所以為尊者，為其擅造化耳。今窮物理之本，制電、制雨、制冰、制水、制火，皆可以人代天工，是操造化之權也。操造化之權者，宜其無於敵也。”（[5]，626頁）在這裏康有為用中國傳統的語言準確地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歐洲的強盛在於開創智慧聰明之學，進而探索天地萬物的道理；由探索事物的內在規律，知道自然界萬物變化生成的規律。此處的“窮物理”實際上是“科學”的目的和功用，“擅造化”就是“技術”的主旨和應用。“窮物理之本”，就可以“以人代天工”，也就是“操造化之權也”。“科學”是“技術”的本原，掌握了先進的科學便能在國際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康有為把資本主義國家強盛的“本原”完全歸之於科學技術，當然有不妥，科技發展只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離不開對落後國家的掠奪。但他對科學與技術各自的作用及其相互關係的分辨是有意義的。梁啟超在其編寫的《西學書目表》中，確立了一種新的圖書分類方法。他明確地把自然科學的書目歸入“西學”一目，而把技術類書籍劃為“西政”一類。 

嚴複對科學與技術之間的區別和聯繫有較為深入的認識和理解。他認為科學研究的目的在於“求知未知”，而技術的應用在於“求能不能”。作為“學問之士”的科學家“倡其新理”，稱為“事功之士”的技術專家“竊之為術”。科學與技術又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藏之于心則成理，施之於事則為術”，科學研究是技術應用的先導，技術是科學發明的具體應用，二者相資相成，對人類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科學的理論研究將在指導人類的實踐活動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繼今以往，將皆視物理之明昧，為人事之廢興。”（[26]，48頁） 

維新人士對洋務派科技政策與活動失誤的批評還承繼了甲午戰前一些有識之士的看法。事有湊巧，早期維新派人物陳熾也講述過與康、梁所述的同一個故事：“十五年前，德相畢斯馬克之言曰，華人之至德國者，必詢何式之船最堅也，何項之槍炮最精利也。日本不然，專考化、重、光、電諸學及工藝商務之本原，回國之後，皆自能製造。”（[4]，223頁）他說，中日戰爭勝敗之原，在十年前已經洞若觀火。陳熾說這番話的時候是在甲午戰爭之後，但他在寫於甲午戰爭之前的《庸書》中就已經講述過這個故事，並引述俾斯麥的評論道，當今的機器製造，日異月新，中國所購買的船炮不出十年，鏽澀苔黏，半成棄物。中日之間之所以出現這種不同，就是由於中日雙方決策者指導思想的不同：“日人求其本，華人騖其末，日本意在富國，中國意主強兵。”[27]可以看出，他對俾斯麥的評價是很信服的。其實，當時感悟到洋務運動科技活動失誤的人不僅僅是陳熾一人。如鄭觀應也認為，中國學習西方應該分清本末，辨明輕重。洋務運動僅僅學習文字語言、槍炮戰艦，根本沒有觸及西學的“精微廣大之處”。他說，語言文字是西學之末，格致製造是西學之本。並特別強調西方“各國最重格致之制。英國格致會頗多，獲益甚大。講求格致新法者，約十萬人”（[28]，157～158頁）。他指出：“論泰西之學，派別條分，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農漁牧礦諸務，實無一不精，而皆導其源於汽學光學化學電學”（[28]，156頁）。洋務派的學習西方只是淺嘗輒止，有名無實。 

1884年，在華的德籍傳教士華之安出版《自西徂東》一書，他在該書的序中對當時的洋務運動有這樣的描寫：“中國在上之人，亦有令兵丁學西國之炮火、洋槍者，亦有學西國之輪船、電報等項者，亦有用輪船航海為生理，開礦亦用西國之法者，然此非不美，而究未能得西國至善之道也。如此之學，譬如樹之有寄生，外實好看，而日蝕樹之精汁，日久蝕之，其樹必枯。蓋中國人非有至精之學問，由已心之智慧而成各項之技藝，徒倚賴於人，此無根本之學，亦猶寄生之暫時好看，日久必害其樹，是知無本之學，必害其國也。”花之安的這種比喻是比較恰當的。中國如不把引進的西方科學技術消化吸收，真正掌握到手，實現科技的本土化，只依賴於技術引進，非但無益，而且有害。因此，他對當時洋務運動的評價是“學問失其要，徒得西學之皮毛，而不得西學精深之理，雖學亦無甚益耳”（[29]，146～147頁）。那麼學習西學的根本在哪里？花之安除了大肆宣揚中國要學習“耶穌之理”外，還是提出了一些有見地的看法，他說，中國應該“不拘於小技，精通西人格物、數學、天文各項之蘊奧，由此發出妙義，以創制顯庸，並不必假手於他人，斯可長久而不壞，真如美樹之根深葉茂，其接續者，皆美好之物，而非徒如寄生之好看也。”（[29]，149頁）花之安作為具有一定科學素養的西方傳教士，當然對科學與技術的關係以及科技創新的重要性是很清楚的。這是對洋務派科技活動較早的批評言論。以上這些中外人士對洋務派科技指導思想的批評對維新派產生了影響。 

維新派還進一步剖析了造成洋務派科技政策失誤的原因。梁啟超指出，中西之間亙古隔絕，往來無多，缺乏瞭解。近世以來雙方才開始接觸，但這種接觸是通過戰爭這種特殊方式進行的，經過幾次戰爭的失敗劇痛，中國驚恐地發現西方的軍事力量是可畏懼的。因此便認為，西方所以勝於中國的只在其軍事方面，我們只要學習其軍事技術便一切問題解決了。實事求是看，梁啟超所說的這種認識水準在洋務運動之前和洋務運動初期相當長的時期內，是一部分先進的中國人的普遍認識，也是閉關自守的中國在學習西方過程中所必須經歷的一個認識階段。但洋務派並沒有隨著形勢的發展而調整自己的指導思想。在梁啟超看來，如果前者還算事出有因，那後者就不能原諒了。嚴複批評洋務運動的當政者“於其藝學一無所通，不通而欲執其本，此國財之所以糜，而民生之所以病也”[30]。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洋務運動的失敗是洋務派缺乏對科技瞭解的必然結果。確實，領導洋務運動的洋務派儘管熱衷於發展科技事業，但卻對當時整個世界科學技術發展的大勢不甚瞭解，對科學與技術之間的內在關係也沒有做出過明確的論述。他們根本不可能根據世界科技發展的趨勢制定中國發展科技的戰略。 

甲午戰爭的結局恰巧驗證了德國首相俾斯麥的預言。誠然在甲午戰爭中，日中之間的勝負絕不單單如俾斯麥所說，日本的勝利在於學習科學，中國的失敗在於只學習軍事技術，但它又確實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 

3　對中國發展科技事業的設想 

認識到科學技術在近代世界的重要作用，總結了洋務運動時期中國發展科技的經驗教訓，維新派提出了中國發展科技的新思路。 

高度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大力推動科技立國的戰略，是維新派維新變法綱領的重要目標。維新派普遍認為，處於世界科技飛速發展和競爭的新時代，中國發展科技事業已經是刻不容緩的事情。康有為認為：“夫中國今日不變法日新不可，稍變而不盡變不可，盡變而不興農、工、商、礦之學不可，欲開農、工、商、礦之學，非令士人通物理不可。”（[10]，585頁）這樣康有為把中國發展科學、振興實業和維新變法緊密地聯繫起來了。嚴複則直截了當地指出：“富強之基，本諸格致。不本格致，將無所往而不荒虛，所謂‘蒸沙千載，成飯無期’者矣。”（[26]，43頁）他們把振興中國的希望寄託在科技事業上。在中國發展科技事業成為維新派的共識，成為其維新變法綱領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康有為的弟子何樹齡大聲疾呼，中國需要扭轉士習，把全國知識份子的注意力引導到科學技術方面來，把西方科學技術知識作為知識份子的必修課，“務使泰西農工商礦之書，天文地理之學，化光電重之器，如米鹽水火，汗牛充棟，月異而歲不同焉，剞劂氏恃之為恆產焉，書賈恃之為利藪焉，師長以此課其生徒焉，父兄以此勉其子弟焉，朋友以此譽其交遊焉，如是則風氣既成，人心頓變，是非既定，國本自立”[31]。這種把發展科學技術作為立國之本的思想是新穎的，也是深刻的。 

維新派認為中國學習先進的科技不僅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與頑固派堅決反對學習近代科技不同，維新派不僅歡呼科學時代的到來，而且還認為中國完全有條件、有能力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他們不以中國在當時遭受列強侵略而悲觀喪氣。相反，卻認為這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變革時期，是中國走向新時期的轉捩點。如譚嗣同所說：“吾約計開闢以來，戰國與今日遙遙相映，時局所皆極危，卻又是極盛之萌芽。”[32]維新派認為，西方列強憑藉先進的科學技術侵略中國，但也給中國帶來了發展科技的機遇。譚嗣同滿懷豪情地說：“天將文明我中國，故使大地溝通，巨溟杯瀉，汽船電線，藤交絡會於太平洋之西亞細亞之東”[33]。世界給國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使生於當今的人更容易吸收採納近代科學文明。因為科學中的許多道理，早已經過西人的探索與發現，我們可以次第取而用之。比如醫學，我們可以借鑒西方的解剖成果，以勘訂中國醫書的差誤，也用不著再親手實驗解剖。科學中的其他許許多多道理方法，都是經過多次試驗證實而得出的，我們可以考察其利弊而效法之（[23]，216頁）。 

近代科學的發源地在歐洲，但它是世界各民族人民的智慧結晶。科學技術是沒有國界的。康有為認識到，西方國家的近代科學技術已經歷了數百年的發展，中國現在才開始發展，如果不借鑒西方已取得的成果，中國自行發展，也要經歷數百年的時間，最好的辦法是引進他們的科學成果，“彼作室而我居之，彼耕稼而我食之，至逸而至速，決無舍而別講之理也。”（[5]，584頁）這樣，中國在很短的時期內，就可吸收西方的科技成果。康有為還再三提到日本在學習西方科學技術方面的成功經驗。他指出西方自培根創立科學方法以來，經歷了五百年才達到如今的科學發展水準，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只三十年就全部吸收了。“是吾以泰西為牛，日本為農夫，而吾坐而食之”（[5]，585頁），則中國在三年之內就可成功。康有為所設想的中國快速發展科技事業的方案，不免有點天真，但他向西方學習科技的積極態度是可取的，他所提出的學習西方科技的途徑是正確的。 

發展科技靠人才，人才之出在教育。維新派擴展了洋務派的科技教育思想，他們提出的思路是把科技教育與大眾化教育相結合，寓科技教育於大眾化教育之中，以大眾化教育推廣科技教育，提高民眾的整體文化水準和科技素養。用他們的話來說叫做“興新學以開民智”。康有為曾多次表述過這樣一個觀點，即“泰西之強也，在開民智也”（[5]，942頁），並進一步指出：“夫才智之民多則國強，才智之士少則國弱。”（[34]，131頁）梁啟超也認為，處當今世界言自強，開民智為第一義。這種觀點在維新派中間是很普遍的。而嚴複在此方面的思想尤為獨特。嚴複在《原強》中寫道：“夫白海禁既開以還，中國之仿行西法也，亦不少矣：總署，一也；船政，二也；招商局，三也；製造局，四也；海軍，五也；海軍衙門，六也；礦務，七也；學堂，八也；鐵道，九也；紡織，十也；電報，十一也；出使，十二也。凡此皆西洋至美之制，以富以強之機，而遷地弗良，若亡若存，輒有淮橘為枳之歎。”[35]嚴複的這段話經常被人們引用作為他對洋務運動的批評。這樣理解並不為錯，但總嫌不達原旨。其實，這句話與其說是對洋務運動的批評，不如說是對中國國民素質的反思和批評。這是一種深層次的思考。事實上，嚴複並不像其他維新領袖人物那樣多地對洋務派的具體活動直接批評。如果有的話，他往往是把這些事件放在一定的社會背景下，尋找更深遠的社會原因。他認為，中國問題的根本解決在於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而在三者之中，首務在於開民智，而開民智的工作是離不開科學的。嚴複以科學開民智的思想是一個包括科學知識、科學方法多層次的系統工程。在他看來，科學開民智是要依靠漸進的教育，而不是激烈的政治運動。這正是嚴複不像康、梁等那樣積極投身於實際政治活動的思想原因。他在當時就給人留下了“可坐論而不可起行”的印象。這正是嚴複作為科學啟蒙思想家，而不是政治活動家的面貌出現在中國近代史上的。 

維新派的科技教育大眾化方案是在對比中西方社會現實的基礎上提出的。在這方面，康有為的學生徐勤論述尤為周詳，他說，泰西諸國男女老幼莫不有學，從負床之孫、繈褓之子已開始用日用圖器進行啟蒙教育，如船舟、鐵路、電線、築堤、連屋、修路、造橋等事，都做成可分可合的小型玩具，讓小孩從小熟習這些事情。稍長便手足靈便，創意精奇。及到童年，則不分男女皆入幼學，開始學習數輿、方名、地圖、天球、音樂、圖畫、物產、圖算、歷史、禮教。如有不入學者，罰其父母，故舉國無不識字之人。非但識字而已，且舉國無不初通天文、諸星、地球、萬國物產、圖算、歷史之人。然後選拔才秀者，升入郡學，不能升者，退而為農、為工、為商、為兵，亦皆學有本原，而足以考植物之學，製造之書，萬貨之源，武備之事，乃至聾啞廢疾，皆有新法以教之。“而後國家欲有所措施指揮，乃能應其意而趨其功以集其事。”（[36]，121頁）回觀中國的情形又怎樣呢？徐勤道，中國自號為教化文明之邦，然婦女沒有讀書識字的權利，個別號稱閨秀者即使能稍弄筆墨，也只是塗丹黃、填韻語，不足稱學。這樣，四萬萬人已去其半。此外，邊遠山區，少數民族，民不識字，學不足額，待命于巫。奴隸、蛋戶、樂籍不許入仕，不敢讀書以求知識。耕農之戶，室無詩書，家乏衣食，望讀書識字若雲天。像這樣的人又占了十分之九。二萬萬之中讀書者只有二千萬人，且此二千萬之中，但責誦讀，不求義解者，又十去其九。只剩下的二百萬人從事於操觚屬文，以求應有司之意。他認定，中國的傾敗之由就是由於推行愚民政策的緣故。“愚民之術，莫若令之不學，而惟在上者之操縱，不學而愚之術，莫若使之不通物理，不通掌故，不通古今，不知時務”（[36]，125頁）。兩者相較，判若天壤。在這裏徐勤把資本主義國家的教育描繪得如此誘人，自有其出於政治宣傳的渲染。但是他的比較使人們認識到，在西方社會實行的包括科技在內的普及教育是和中國傳統教育有根本區別的。在文盲占絕大多數的中國，只有極少部分人可能接受教育。而且這種教育是根本沒有科技內容的，是一種愚民教育。他認定，中國的教育需要一種新的理念來指導。 

維新派科技教育大眾化的思想也是在總結洋務運動科技活動教訓的基礎上提出的。“新其政不新其民，新其法不新其學”，這是唐才常對洋務運動的評價。這是一句很值得玩味的話。在他看來，洋務派推行洋務活動自然是新的政策舉措，但他們從來沒有推廣普及科技教育，使科技知識大眾化；從來沒有從“新民”的高度來認識問題，使廣大人民掌握科技知識。他們只是關心洋務事業所需要的專業技術人才，這樣便失之於寡；他們在學習西方科學技術時主要把它理解為“技藝”，主要注重於技術，即使知道技術的發展離不開科學，也是從技術的運用角度來看待科學的，沒有把科學看作是“學問”，沒有從“新學”的高度來認識問題，這樣便失之於淺。維新派不僅突破了洋務派在此兩個問題上的局限，而且還意識到這兩個問題是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即“欲新民必新學”[37]。必須讓人民掌握新知，掌握科技；必須使新知、科技走近民眾。 

戊戌維新時期實施科技教育大眾化的途徑是多種多樣的，如學會、報刊、譯書等。其中，學校教育便是維新派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維新派學校教育的主張是在吸取了洋務運動時期學校教育教訓的基礎上提出的。他們批評洋務派“不惜糜重帑以治海軍，而不肯舍薄費以營學校”。而且，洋務派舉辦的同文館、廣方言館、水師學堂、武備學堂、自強學堂、實學館等少數學校，也不可能培養出真正的優異人才。這除了以“兵學”為主的辦學指導方針之外，有三個根本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一曰科舉之制不改，就學乏才也；二曰師範學堂不立，教習非人也；三日專門之業不分，致精無自也。”（[9]，20頁）維新派在總結洋務運動科技教育的教訓時，明確了他們的教育改革方案。改革乃至徹底廢除科舉制度，加強科技教育是維新派的共同呼聲。康有為認為，要開民智，“宜改武科為藝科，令各省、州、縣遍開藝學書院，凡天文、地礦、醫律、光重、化電、機器、武備、駕駛分立學堂，而測量、圖繪、語言、文字皆學之。”（[34]，131頁）不僅要破舊，還要大張旗鼓地立新，建立新式的近代科學教育體制。“欲興新學，宜特設學部大臣于京師，以綱領大學之事；又於各直省多建中等下等格致書院，分門課實，即以其遞升之差，為科目之的。”[38]維新派主張借鑒國外的分科方法，進行深入的專業教育。“觀日本講求格致之書，諸學粲然，而理學之書繁博，分小學、高等之級，入門、讀本之次，教授之法及其大學紀要之詳。”（[5]，626頁）康有為提出以日本為樣板，科學教育要實行專業化、等級化，全面推進科學教育。這也是其他維新人士普遍的認識。他們設想的普及科技教育的舉措是多方面的，也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如果從甲午戰爭失敗起到戊戌政變止，戊戌維新運動也就短短的三、四年時間。在這短暫的時期內，維新派用比較寬廣的眼光重新審視世界，充分認識到科學技術的發展是推動人類進入近代世界的主要動力。他們站在一定的認識高度，對洋務運動時期中國的科技指導思想和活動提出尖銳的批評，並在總結其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國發展科學技術的新方案。這些言論和思想，在維新時期和戊戌政變失敗之後曾經產生過不小的影響，也是中國近代科技史上一筆不該被忘卻的寶貴財富。當然維新運動作為一場政治改革運動畢竟是失敗了。維新派提出的許多發展科學技術的主張並沒有實現，他們多數人科學素養不太高，在具體的科學知識上甚至還存在錯誤認識。對此，也應該從當時中國的歷史條件客觀地看待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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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自然科學史研究》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