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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乙未丁酉間，是近代中國社會發生急劇變動的時代。甲午戰爭的慘敗，《馬關條約》的簽訂，有如晴天霹靂，舉國為之震動。因此，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開首即稱：“我支那四千餘年之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這場空前深重的民族災難，大大加速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進程，同時也加速了中華民族的覺醒。以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為代表的維新派，在民族危亡的刺激下，登上了歷史舞臺。他們向麻木不仁、抱殘守缺的封建頑固派挑戰，响亮地提出了救亡圖存的口號。維新派更張祖宗成法的建議，如同閃電劃破夜幕，激發了人們的愛國熱忱，啟迪着人們探尋擺脫危機的途徑。
這一階段，康有為的變法思想極為活躍：從《公車上書》之後，又接二連三地向清廷呈遞奏章，力圖以催人淚下的言詞，感化清朝最高統治者，使其接受變法建議，翻然變計，棄舊圖新。另一方面，康有為作為一個剛剛由地主階級向民族資產階級轉化的知識份子，從維護大清王朝的長治久安的願望出發，藉言官之口，彈劾廣東地方官吏對孫中山領導興中會策動的第一次廣州起義鎮壓不力，又反映了其思想上落後的一面。
康有為的變法條陳，有的是以他自己的名義遞上，有的則借助台諫官員“代達天聽”，情況頗為複雜。近年來，隨着人們對這段歷史研究的深入，對康有為在甲午戰後的活動及其變法條陳，進行了各種不同的評價。有的論者，鑒於康有為曾對其戊戌時期，奏議進行過改篡，故進而否定他在甲午戰後向清廷提出過選舉“議郎”，討論國政，以及“設議院以通下情”的建議。也有些論者，則只注意到康有為在《公車上書》等奏章中，慷慨陳詞，激昂奮發的熾熱的救亡熱情，而忽略了他效忠清王朝，留戀舊制度的一面。還有些論者，對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論著中關於這段歷史的一些含糊謬誤的說法分辨不清，長期沿用，等等。所有這些都關係到對康有為的評價與戊戌變法史的研究，因此，窮本溯源，厘清康有為乙未丁酉間的活動，考訂其變法條陳，便成為一項刻不容緩的工作。
二 乙未年條陳之考訂
《公車上書》考
此書又稱《上清帝第二書》。康有為於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草就，由其弟子梁啟超、麥孟華謄抄，都下傳閱。同年有上海石印書局代印本及文升閣木刻本，稍後又曾輯入《皇朝經世文三編》。
《公車上書》是康有為在甲午戰敗後策動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政治活動。康氏在舉國上下反對簽署賣國條約的巨大聲浪中，鼓動前來北京參加會試的舉人聯名上書，提出“拒和、遷都，變法”的口號，吁懇光緒皇帝“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此書坊間流傳版本甚多。然而，關於《公車上書》的內容及其經過，史學界頗多爭議。現參酌清宮檔案及重要當事人的記載，對一些有爭議的問題略予澄清。
其一，關於文廷式等帝党官僚在公車上書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公車上書運動是在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情況下發生的，促成這一壯舉的因素雖然很多，但主要的有兩種政治勢力，一種是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維新派，另一種則是帝党官僚。康、梁等人對公車上書經過的敍述，與史實頗有出入。他們突出了維新派所起的宣傳鼓動作用，而忽略了文廷式等人所起的重要作用。如《康南海自編年譜》云：
“再命大學士李鴻章求和，議定割遼、台，並償款二萬萬兩。三月二十一日電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鼓動各省，並先鼓動粵中公車，上折拒和議，湖南人和之，於二十八日粵楚同遞，粵士八十余人，楚則全省矣。與卓如分托朝士鼓（動），各直省莫不發憤，連日並遞，章滿察院”。
光緒二十一年五月朔，滬上哀時老人未還氏所作《公車上書記序》則稱：
“中日和約十一款，全權大臣既畫押，電至京師，舉國譁然，內之郎曹，外之疆吏，咸有爭論。而聲勢最盛、言論最激者，莫如公車上書一事。初則廣東舉人梁啟超聯名百餘（按：應為八十一人），湖南舉人任錫純、文俊鐸、譚紹裳各聯名數十，首詣察院，呈請代奏。既而福建、四川、江西、貴州諸省繼之，既而江蘇、湖北、峽甘、廣西諸省繼之，又既而直隸、山東、山西、河南、云南諸省繼之。蓋自三月二十八、三十，四月初二、初四、初六等日（都察院雙日堂期），察院門外車馬闐溢，冠衽雜遝，言論滂積者，殆無虛晷焉。”
上述兩種記載都出自維新派之手，它很容易造成一種錯覺，仿佛公車上書完全是康、梁等人聯名鼓動的結果。而文廷式的記述卻與此有別。文氏記日：
“總署事極秘密，余則得聞于一二同志，獨先獨確，因每事必疏爭之，又昌言於眾，使共爭之。嘗集議具稿，時有為余危者，餘曰：願執其咎，不敢讓也。’……馬關約至，在廷皆知事在必行，不復有言；餘獨以為公論不可不伸於天下，遂約戴少懷庶子鴻慈首先論之，都中多未見其約款，餘錄之遍示同人。俄而御史爭之，宗室貝勒公將軍之內廷行走者爭之，上書房、南書房之翰林爭之。於是內閣、總署及各部司員各具公疏，大臣中單疏者亦十餘人。”
康有為說是他“先知消息”，而文廷式則謂他對總署事“獨先獨確”，究竟是誰先將《馬關條約》的內容公諸於眾，此事已不易查清。不過依情理推斷，文氏與當軸諸臣的關係要比康有為密切得多。文廷式在甲午戰爭期間極為活躍，與光緒帝、翁同龢、汪鳴鑾等人有着迥非尋常的聯繫。
據時人記述，文廷式是帝黨中最活躍的成員之一。在甲午戰爭前夕舉行的大考翰詹過程中，光緒帝公然出面，將文廷式拔置為第一。作為考言之一的翁同龢在日記中寫道：“奉派復看大考卷，張之萬、徐相及臣龢，發下卷二百零八本，禮邸（按：指禮親王世鐸），孫毓汶傳旨細看，除第一及另束五本毋動外，餘皆可動。有頃，奏事太監聞德興，傳旨如前，並云：在上書房當差者，可酌提前。”考試結果尚未揭曉，光緒帝即將文氏內定為第一，這種做法勢必會引起物議。王壬秋（闿運）即於日記中大發牢騷，謂：“光緒二十年四月十八日，大考單，第一，即闿面也，實為可笑，此人必革，第一例不善終也。”不難看出，文廷式與帝黨的關係達到何等密切的程度。
正因為如此，甲午戰爭中文廷式極盡推波助瀾之能事為帝黨效力。戰端甫開，文廷式與張謇走謁翁同龢，商談時事。故有人謂，翁同龢在軍機處極力主張對日作戰，文氏等“陰實主之”。又據葉昌熾記載，甲午九月初八日，“道希、木齋約赴謝公祠，議聯銜奏阻欵議，及邀英人助順，又道希主稿，請聯英德以拒日。”又據翁同龢記載：“文學士彈濟甯（按：指孫毓汶）詆訾過當，上亦不甚怒也。次日太后見樞臣論及言者襍速，如昨論孫某，語涉狂誕，事定當將此輩整頓。”可見，文廷式當日恃“主眷日隆”，躊躇滿志，指斥時政，無所顧忌，加之與翁同龢諸樞軸大臣交往甚密，放其所稱“獨先獨確”者，殆非虛言。
清代軍機處檔案表明：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奏事處遞李鴻章《中日會議和約已成折》及附件四種：一、馬關條約一匣；二、奉天劃界圖；三、請假二十日片；四、請賞日本醫官寶星片。同日，軍機大臣還遞上李鴻章諮文一件。隨着《馬關條約》的到京，清廷內部主戰、主和兩派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據易順鼎記載：“（三月）二十八日，濟寧捧約逼上批准，海鹽和之。上遲疑不允。經高陽、常熟俱力爭請緩。高陽免冠連叩不止，乃罷。是日，外間尚不知，故無封奏。二十九日，封奏九件上……是日奏者共一百二十餘人。上為震怒，召見汪侍郎（鳴鑾）有‘昨日孫某逼我，幸不為所誤之諭’。是日軍機起上，濟寧復捧約以進，被申飭，於是頗有廢約之議。”易順鼎所記與清檔基本相符。易氏所謂封奏九件系指帝党官僚翰林院編修李桂林、宋伯魯、李盛鐸等人以及國子監祭酒陸潤庠等人的請拒和約的條陳。是日封奏九件，大都是帝党官僚所上，他們異口同聲，均主廢約。可見，從光緒帝、翁同龢、汪鳴鑾，再到文廷式、李盛鐸等一般文人學士都一致反對簽署《馬關條約》。他們利用召對、拜謁的機會頻繁接觸，上下呼應，希圖利用輿論的壓力迫使主和派改弦更張，廢約再戰。帝黨的這種旗幟鮮明的立場，對於當時在京會試的各省公車無疑會有很大的感染，對於公車上書運動的形成自然會起很大作用。而且，根據當時在京人士的日記函劄記載，在反對和議的運動中，左右朝議的似乎是帝党官僚而並非是維新派人士和各省公車。如當時居京為盛宣懷提供情報的鄭炳麟在信中稱：
“杏翁大公祖大人閣下：前肅緘鳴謝，井抄折片兩件，計已早邀簽掌矣。……連日廷臣章奏甚多，張鴻翊奏，請絕和議以留人心；劉心源奏，漢奸把持和議，請勿速諭允；張仁黻等奏，和議要脅難堪，請飭廷臣會議；陸潤庠等奏，和議條約，請飭速改；高燮曾奏，事勢危迫，宜急改圖，分別佈置關內外各軍；裴維佞奏，輕議割地，恐啟各國貧利之端。其他如貝勒載濂等，東撫李、江督張，亦皆有章奏，持論正大，均以和約為必不可准。惟瀋陽、京師兩地所關甚重，現在事機至迫，和戰利害攸關，昨已電飭直督王、江督劉，將各路軍情是否可靠，各抒所見以聞。……恭王病已稍痊復，續假十日。西佛（指慈禧）初八日還海。署直督王請飭李相回任。因李現賞假，王仍署，責無旁貸。知念，並以附聞。”
鄭炳麟寫此信時間是四月初四日，正是公車上書的高潮。他對朝野各方情形均已述及，惟獨沒有談公車上書事，這一點即值得注意。易順鼎的《魂北魂東雜記》在記述換約始末時，亦未提公車上書，阻止換約事，足可證各省公車在都察院的上書，在一般官僚看來，似乎對當時政局並未發生多大影響。
又據《康南海自編年譜》所記，各“省公車自三月二十八日起，即已向都察院呈遞條陳，但是，都察院堂官卻將為數眾多的舉人上書抑壓遲遲，並未及時上之於朝廷。直到四月初四日，才遞上戶部主事叶題雁、翰林院庶起士李清琦、臺灣安平縣舉人汪春源、嘉義縣舉人羅秀惠、淡水縣舉人黃宗鼎等聯名條陳。四月初六日，始將湖南舉人文俊鐸、譚紹裳、任錫純，奉天舉人春生，四川舉人林朝圻、廣東舉人梁啓超，江蘇舉人顧敦彝領銜的七件條陳遞上。四月初七日都察院又代遞了貴州舉人葛明遠、廣東舉人陳景華、江西舉人程維清、廣西舉人鄒戴堯等人領銜的六件條陳。
是何種原因促使都察院堂官突然改變了立場，於四月初四日之後，將各省公車之上書陸續上陳?康、梁等並未述及，而翻閱文廷式的《聞塵偶記》便很容易找到答案。文氏曰：
“於是，各省之公車會試京師者，亦聯名具疏，請都察院代奏。都察院初難之，故遲遲不上。餘乃劾都察院壅上聽、抑公議。上命廷寄問之。裕德、徐郙始懼，不數日悉上。時和議幾沮，先是，憂危日甚，人不聊生，至是士庶之心益憤，旦夕洶洶，其詳余別有日記。”
文廷式說，都察院對各公車上書，“初難之”，經其彈劾後，“不數日悉上”，此說與史實相符。根據清宮檔案記載，文廷式於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三日確曾遞上《和約難就戰事尤當預防折》,該折第二個附片即為《都察院代奏公呈遲延請旨切責》，該片為各官文書所未載，現摘錄如下：
“再都察院為通達民情之所，聞近日凡有京控之案，均遭駁回，人言嘖嘖，已成怨府。此次各京官聯銜及各省舉人公呈，聞該堂官已允代奏，尚屬知緩急。惟聞事隔七、八日，尚未進達宸聰。事關大計，如此遲廷，使我皇上不得洞悉民情，未知何意，應請旨嚴行切責，以儆惰頑”
文廷式折片遞上後，當日軍機大臣呂即“面奉諭旨，交都察院堂官閱看。欽此。”據軍機處檔案記載，初三日都察院已將軍機交片領去，初四日即將各省舉人及京官條陳陸續進呈。由此可見，在公車上書過程中，文廷式等帝党官員，確實發揮了不小作用。康有為等人對此並無隻言片語及之，似非公論，今特予辨證。以存歷史之真跡也。
至於文廷式何以對公車上書一事如此留意，殆與當日帝后兩黨之間的和戰之爭有着密切關係。據《花隨人聖庵摭憶》的作者黃濬分析，當時光緒與慈禧之間互不相容，漸如水火。而文廷式在朝之日，“於外交內政，已極有主張”。“又某筆記載：德宗戇直，上書房總師傅翁同龢亦頻以民間疾苦、外交之事誘勉德宗，德宗常言，我不能為亡國之君，語侵慈禧，而廢立之說興焉。……甲午清兵潰，軍艦被擄，吳大激、魏光燾督師關外，劉坤一督師關內，李鴻章議約多損失，幾定約焉。翰林學士文廷式，習聞宮中諸事，知內憂外患交乘，國將覆，往見坤一，請力爭約款。坤一未會意，謂弱國無權利可言。廷式請屏左右，以廢立之說相告。且謂宮中蓄謀久……慈禧有所作，每詢疆臣等意思若何……某知爭約必不成，俾內廷因龂龂爭約，知廢立之難實行，則曲突徙薪之效見焉。”
觀此記載，即可知文廷式之用心良苦。乙未簽約時，文廷式是否曾如筆記所云，聳動劉坤一上書請廢和約，此事尚缺乏旁證材料，故難遽視作信史。但是，文廷式欲朝廷內外多多上書（當然亦包含舉人們的上書），向以慈禧為首的後黨施加壓力，力圖為帝黨挽回因戰爭失敗所受的影響，則確實是歷史事實。正是出於這種考慮，文氏對公車上書一事特別予以關注。
其二，關於《公車上書》是否向都察院遞呈。
多年來，史學界沿襲康有為在自編年譜中的說法：
“時以士氣可用，乃合十八省舉人，於松筠庵會議，與名者千二百餘人，以一晝二夜草萬言書，請拒和、遷都、變法三者，卓如、孺博書之，並日繕寫，遍傳都下，士氣憤湧，聯軌察院前里許，至四月八日投遞，則察院以既已用寶，無法挽回，卻不收。”
康有為此處記載的十分清楚，《公車上書》草就後，曾由梁啟超，麥孺博繕寫，傳閱。四月初八日還曾到都察院投遞。都察院因為和約已經用寶，拒不代呈。康氏的這些說法與清檔所記，諸多抵觸。
筆者近期于第一歷史檔案館所存《宮中雜檔》中，撿獲了清廷關於《馬關條約》用寶的原始記錄。該文曰：“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九日，給日本國條約正、副各一本，是日用皇帝之寶各一顆，均在首頁白紙正中，‘大清’之大字（旁批：應在首頁白紙前半頁正中用寶）。是日派章京延社，會同內閣學士莖岫，在懋勤殿監視用宝。”
又据《翁文恭公日記》記載亦謂：
“聞昨日喀使（按：指俄國駐华特命全權公使喀希尼）致書小雲，阻用寶批准。今日午，慶（親王）、孫（毓）、徐（用儀）三人往見施使（按：指法國駐華公使施阿蘭），問之，而仍請今日用寶發下，意恐誤事也。”
易順鼎在記述《馬關爭約》換約事時亦謂：四月初九日“和約用寶”。
上述資料足可證明，康有為所謂初八日和約既已用寶，拒不代呈的說法不足采信。事實上都察院是否代呈舉人們上書，與《馬關條約》用寶似乎就沒有任何牽連。據《隨手登記檔》記載，四月初八日都察院代呈原折凡十五件之多。都察院在代呈折中稱：“各該呈詞字句間有未盡檢點之處，惟事關重大，情詞迫切，既據該職該舉人等各取具同鄉京官印結，呈遞前來，臣等不敢壅於上聞。再原呈字數較多，若照例鈔錄進呈，恐致耽延時日，是以未便拘泥成例，謹將原呈十五件恭呈御覽。”
四月初九日，都察院又代递丁忧候补道易顺鼎条陈二件，记名副都统奇克伸布，户部笔贴式裕端，山西举人常曜宇，河南举人步翔藻、王崇光、张之锐，四川举人林朝圻、罗智杰等人领衔的条陈十件。
四月十一日，都察院又代遞奉恩將軍宗室增傑、內閣中書王寶田、刑部主事徐鴻泰、直隸舉人紀堪詰、河南舉人趙若焱、江西舉人羅濟美、陝西舉人張彪等人領銜的條陳七件。
直至四月十五日都察院還代遞江西舉人羅濟美、云南舉人張成濂等人的條陳。
以上羅列各代呈折件均可證明，都察院並沒有因為朝廷決定簽約和用寶，而拒絕代呈各省舉人條陳。
都察院於四月初三日看到軍機處交片文廷式的彈章後，對各省舉人及京官的條陳的態度即已逐漸改變。非但如此，他們自己亦深受舉人的愛國熱情感染，由左都御史裕德等人四月初七日上給朝廷的奏摺即可窺見：
“自李鴻章與倭奴立約以來，中外囂然，台民變起，道路驚惶，轉相告語，於是京外臣工，以及草茅新進，相率至臣署請為代遞呈詞。此皆我國家深仁厚澤，淪浹寰區，凡有血氣之倫，無不竭其耿耿愚忱以奔告于君父。凡所謂割地，則自棄堂奧，償款則徒齎盜糧，弱我國勢，散我人心，奪我利權，蹙我生計……顧既知其害，亟宜思挽回之術，補救之方。”他們所籌措的補救辦法分別為，申明公法另外商議；借助鄰國，固結台民，請交廷議，激勵將士。他們認為，只要皇上“申明賞罰，懸不次之賞，嚴退後之誅，人人思奮，敵慨同仇”，必能重操勝算。
由此折不難看出，都察院堂官已深受舉人們影響，反對割棄臺灣，主張暫緩簽約。如果四月初八日康有為將《公車上書》呈上，他們是不會採取“拒不代呈”的態度的。而且，康有為於公車上書后久，又於五月初六日到都祭院呈遞《上清帝第三書》。第三書內容與《公車上書》有許多雷同處。用維新派自己的話說，是“取公車聯銜之書，乙其下篇言變法者，加以引申，並詳及用人行政之本，復為一書。”“如果第二書確實曾經在都察院呈遞，而遭拒絕，那麼，康有為的第三書似不會“乃上拒和之論而增末節”，再去都察院碰釘子。由此亦可斷定，康有為的《公車上書》，並末向都察院呈遞。
其三，《公車上書》未能向都察院呈遞之原因。
徐勤在《南海先生四上書記雜記》中，對於此書未能呈遞察院，有較詳盡的記載：
“先生於是集十八省公車千三百人於松筠庵（椒山先生故宅），擬上一公呈，請拒和遷都，練兵變法，蓋以非遷都不能拒和，非變法無以立國也。屬草既定，將以初十日就都察院遞之，執政主和者恐人心洶洶，將撓和局，遂陰布私人入松筠以惑眾志，又遍貼匿帖阻人聯銜，尚懼事達天聽，於己不便，遂於初八日趣將和約蓋用御寶。同人以成事不說紛紛散去，且有數省取回知單者，議遂散。”
又滬上哀時老人未還氏所作《公車上書記序》，對此事亦有所記述：“各公車再聯十八省同上一書。廣東舉人康長素者，素有時名，嘗以着書被謗議于時，主其事，草疏萬八千餘宇，集眾千三餘人，力言目前之言，他日自強之道。文既脫稿，乃在宣武城松筠庵之諫草堂傳觀會議……是夕（按：指初八日晚）議者既散歸，則聞局已大定，不復可救，於是，群議渙散，有謂仍當力爭，以圖萬一者，亦有謂成事不說，無為蛇足者，蓋各省坐是取回知單者又數百人，而初九日松筠之足音已跫然矣。議遂中寢，惜哉惜哉!此事若先數日為之，則必能上達聖聽。”
可見，在公車上書草就後，康有為等人原擬於四月初十日上呈都察院，由於主和者阻撓作梗，危言恫嚇，於是群議渙散。康有為自己也說：“先是公車聯章，孫毓汶已忌之，至此千余人之大舉，尤為國朝所無。閩人編修黃□曾者，孫之心腹也。初六七連日大集，初七夕，黃夜遍投各會館，阻撓此舉，妄造非言恐嚇，諸士多有震動者。至八日，則街上遍貼飛書，誣攻無所不至，諸孝廉遂多退縮。甚且有請除名者。”在這樣人心惶惶的情況下，各省舉人再取同鄉京官印結，聯銜投書都察院，那簡直是不可能的。
也許正是由於此種原因，《公車上書記》所附題名錄僅包括十六省舉人六百零三人（含康有為在內），尚不及在都察院代遞條陳上簽名的人數多。在都察院所遞條陳的臺灣、奉天、山東、浙江、河南、江西六省舉人，均不見於《題名錄》，蓋其中必有“取閩知單者”。
再有，康有為所指出“妄造非言恐嚇”的“閩人編修黃□曾者”，應為翰林院編修黃曾源，曾源字石孫，晚號槐癭，其先祖為奉天鐵嶺人，以軍功官至福州駐防八旗副都統，故徒居閩縣洋嶼鄉，履正黃旗漢軍。光緒戍子舉於鄉，庚寅成進士。入翰林院辦理清秘堂事務與孫毓汶等權貴私交甚深。由清宮檔案觀之，此人處處與維新派作對。當康有為等力主拒和遷都，以圖再戰時，黃則針鋒相對地提出《請權利害以維和局》，並指責主張廢約再戰者是“貪功而輕嘗試”，甘心充當孫毓汶走卒；當戊戌政變前夕，日本罷相伊藤博文到京，維新派提出設立懋勤殿，招東西洋政治家以議政時，黃曾源則與此相反，提出“借才非現在所宜”、“伊藤不宜依禮”、“和俄以疑英日”，完全是一副後黨腔調，故康稱其，“孫之心腹也”。康氏所論，殆屬實錄。
《上清帝第三書》考（略，參閱本書《<上清帝第三書>的發現及其意義》一文）
《上清帝第四書》考
此書乃康有為繼《上清帝第三書》後，又一個重要的變法條陳。最早刊載于《南海先生四上書記》一書中。
關於此書呈遞時間與經過，《康南海自編年譜》記曰：
“五月(按：應作閏五月)遷出南海館，再草一書，言變法次第曲折之故，凡萬余言，尤詳盡矣。至察院遞之，都御史徐鄗使人告以吾已有衙門，例不得收，令還本衙門代遞。時孫家鼐長工部，頗相慕，友人多勸到工部遞，乃於五月（按， 亦應作閏五月）十一日到工部遞之。孫家鼐面為稱道之詞，許為代遞，五堂皆畫押矣，李文田適署工部，獨挾前嫌，不肯畫押。孫家鼐礙於情面，累書並面責之，卒不遞。再與卓如、孺博聯名遞察院，不肯收，又交袁世凱遞督辦處，榮祿亦不收，遂決意歸。”
康有為謂，孫家鼐看到其條陳後，面為稱道之詞，許為代遞，又屢次致書並面責工部侍郎李文田拒不畫諾的說法，筆者不敢輕信。孫家鼐雖為帝師，而在變法期間的態度，始而遊移模棱，繼則惟後黨之言是聽，百日維新開始後，又對康有為極盡排斥之能事。這樣的人似乎不會為代遞康有為條陳而屢次責難李文田。
徐勤在《南海先生四上書雜記》中記述與康不同。徐文稱：
“先生以為前書所陳條理節目，詳細繁重，末由一旦具舉，故復草一書；力官緩急先後之序，深察中國之勢，期於可行，掃撥陳言，曲折層累，冀以上啟聖聰，立救危敗。時已授官，分隸工部，於閏五月八日在本部遞之，部之五堂悉畫稿允奏，順德李文田方攝部事，誤中構扇之言，謂先生所着《廣藝舟雙楫》于其書法頗有微辭，因抱嫌排擠，獨梗僚議，甘為煬灶。實則先生于李某向薄其人，而愛其書，《廣藝舟雙楫》中未嘗攻之也。本部既阻，乃移而之都察院、督辦處， 皆以李既阻閼，不便因此失歡，遂壅上聞。”
徐文所記，並未涉及孫家鼐為代遞康折“累書並面責”李文田之事，文中說，康有為此書於閏五月初八日在工部呈遞，亦較明確。康有為在《上清帝第五書》中說到，其第三書上後，光緒帝“俯采芻蕘，下疆臣施行，以圖臥薪嚐膽之治，職誠感激聖明，續有陳論，格未得達。”這裏，康把呈遞第四書的時間，說到乙未閏五月二十七日，光緒帝下令疆臣會議康第三書以後的事，實為論說有誤。康有為呈遞第四書的時間，應以《南海先生四上書雜記》所注“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初八日”為准。
再有，康有為及徐勤的記載，均將《上清帝第四書》未能上達的原因，歸咎于李文田“獨梗僚議”，拒不畫押。對此似應作進一步的探究。
李文田，字若農，亦稱約農，廣東順德人，咸豐五年鄉試中舉，九年會試中式，賜一甲三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旋直南書房，久為天子近臣，亦為帝黨中一重要人物。甲午中日戰端甫開，李文田即迎合光緒帝，帶頭上書請起用恭親王奕沂。據陳伯陶記述曰：甲午日人構釁，“中外岌岌，八月二十七日，先生（按：指李文田）忽招余往，既見則嗚咽流涕不能言，徐曰：今日之事亟矣，非恭親王出任軍機不可救，昨宵余具奏冒死請，晨直南齋，出示野秋（按：指張百熙）諸君，皆列銜。惟伯癸（按：指陸寶忠，時以翰林值南齋）以差事未入直不與。奏上，余待罪直中，已而伯癸至。言今晨差竣召對，上曰：南書房李文田等請起用恭親王抗爾曷不列名，對以；臣未入直。上曰：此折朕持告皇太后，婉轉陳言，方始蒙允。”可見籲請恭親王再出，李文田是最先帶頭上書的。
隨着戰局惡化，李文田極力反對議和，力主遷都再戰。文廷式謂：“至甲午之役，倭人由遼漸迫，太后恒令順天府備車二千輛，騾八百頭，然始終不行。張孝達制軍、李約農侍郎皆主西狩之議。余亦以為不顧戀京師，則倭人無所挾持。……而內城旗人洶懼，尚書孫燮臣（按：指孫家鼐）師致書李約農云：勿奏請遷都，若倡遷議，必有奇禍。蓋李是時方考歷代遷避之得失，欲有所論也。”文氏又謂：“李若農侍郎學問賅洽，晚節尤特立不苟。將死語不及私，惟諄諄以朝局為慮。見汪（鳴鑾）、長（麟）侍郎被黜時，病已篤矣，猶喘息言曰：‘吾病死不足惜，但某相國與某官者，朝夕聚集，密謀欲翻朝局。吾親家某侍郎亦與其謀，可若何?’不越日，卒。”
文廷式上述記載，揭示了甲午戰爭期間帝、後兩黨爭權奪勢，勾心鬥角之內幕，應屬可信。文中所謂“某相國”，據文氏稱，系指李鴻章；“某官”系指楊崇伊；“某侍郎”則系指張蔭桓。
李文田在光緒與慈禧日漸對立，勢如冰炭的情況下，始終站在帝黨一邊。他力主對日作戰，反對遷就議和，同時還主張因勢利導，更張成法，這樣的人按說似乎不會專門與康氏為難，阻礙其上書。然而，康有為卻一口咬定是李文田“獨挾前嫌，不肯畫押”。至於李文田與康氏嫌隙之緣起，據式康南海自編年譜》所記，是因為“李文田與先中丞公（按：指康國器）宿嫌，又以吾不認座主，力相排。”而徐勤所揭示的原因則是李文田“誤中構扇之言”，嫌康氏對其書法頗有微詞。康氏與徐勤所闡述的這些道理，使人難以信服。據時人記載，康有為在京師時，尤其喜歡拜謁權貴之門。《張謇年譜》即謂：“康本科進士也，先是未舉，以監生至京，必遍謁當道，見輒久談，或頻詣見。餘嘗規諷之，不聽。”許應騤在明白回奏時亦稱：“康有為與臣同鄉……終日聯絡台諫，夤緣要津，托詞西學，以聳觀聽，即臣寓所，已幹謁再三，臣鄙其為人，概予謝絕。”甚至對“不悉萬國強弱形勢，深惡外人，尤惡談洋務”的守舊派代表人物徐桐，康氏於光緒十四年尚且“三詣於門，不獲見。”還有的記載說戊戌年康有為再次拜謁徐氏，又被拒之門外。由上述情形看來，康氏所謂不認李文田為“座主”的說法，我是不敢相信的，而李文田亦不會因為“前嫌”，或對其書法的微詞而產生對康有為的反感。
那麼康、李嫌隙之起因究竟在哪里?沃丘仲子的記載似乎較為客觀。他說：
李文田“操履亦端介，論學旨異潘祖蔭，雖過從密而初無唱和。又嘗譏翁同龢不當提倡公羊學，以讖召士。雖家法各不倫，而翁、潘方居權要，非李文田無敢為是語者”。
康有為以公羊三世說為救世的良藥，而李文田則反對提倡公羊學，二者學術宗旨不同，已成冰炭，這似乎應該是李氏不遞康氏《第四書》的主要原因。
再有，關於《上清帝第四書》的內容，黃彰健先生以為進呈本“應無設議院觸犯時忌語句”。管見不敢苟同。康有為此書的重要意義恰恰在於它提出了“設議院以通下情”的政治主張，這在康有為的憲政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故不可不辯論清楚。黃先生由於對《上清帝第三書》在設“議郎”等問題上的判斷失誤，導致了他對康有為在戊戌年以前在議院、國會問題上得出一系列錯誤結論。首先，在當時條件下，提出設議院似不宜籠統視作“觸犯時忌”，因為當時先進的中國人所說的議院，與西方資產階級的議院有着質的不同。這種議院康有為在第四書中有具體的論述：“會議之士，仍取上裁，不過達聰明目，集思廣益，稍輸下情，以便籌餉，用人之權，本不屬是，乃使上德之宣，何有上權之損哉?”正因為如此，在百日維新期間，丁立瀛、闊普通武等許多人都直接上書請設議院。其次，黃先生亦注意到了這一點，即戊戌政變後，廣東地方官在南海康有為家中，抄獲梁啟超給康有為的信中，即提到“第四書粵中云已開刻，則無須更寫。第一書及朝殿文，南中皆有定本，尤無須更寫矣。”可見，坊間流傳的《上清帝第四書》刊本，並未作原則性的更易。
康有為代王鵬運草擬奏章考。
康有為在甲午戰爭失敗以後，為江西道監察御史王鵬運草拆甚多，過從亦甚密切。現擇其要者，羅列考訂如下：
《樞臣不職請旨立予罷斥以清政本折》
此折系康有為於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初九日代江西道監察御史王鵬運所革，王氏於六月十一日《1895年8月工日，》上之於朝。此事經過在《康南海自編年譜》中記述甚詳：
“時常熟日讀變法之書，銳意變法，吾說以先變科舉，夾意欲行，令陳次亮草定十二道新政意旨，將次笫行之。然恭邸、高陽以常熟有毓慶之獨對，頗妒之。自四月合力攻孫毓汶、李鴻章後，漸不和矣。常熟內畏太後，欲託之恭邸而行，而恭邸不明外事，未能同心，卒不行也。時孫毓汶雖去，而徐用儀猶在政府，事事阻撓，恭邸、常熟皆欲去之，欲其自引病，疊經言官奏劾，徐猶戀棧。六月九日草折，覓戴少懷庶子劾之，戴逡巡不敢上，乃與王幼霞御史鵬運言之，王新入台敢言，十四日上焉。”
王鵬運，字幼霞，自號半塘老人，廣西臨桂人，系乙未京師強學會成員之一，與康有為等維新志士頗多往還，並多次代康有為呈遞奏章。由康年譜所述，可知此折是彈劾翁同龢政敵的重要奏章。
查王鵬運此奏指斥徐用儀貪庸好慝，誤國行私，並稱“邇復風聞該侍郎前次請假之由，因擅割云南邊地，與電改借款扣數二事，為同官所詰責。乃該侍郎不知引咎，反與口角忿爭，幾於聲徹殿陛；臨當召對之際，竟敢托疾拂衣而去，次日始具折請假，……迨數日後，經同官和解，又復靦顏銷假，似此逞忿護前，貪戀祿位”，“故此次和議之壞，固壞于李鴻章、孫毓汶之狼狽為好，亦實壞于徐用儀之迎合附合。”
王鵬運彈章內容，與《康南海自編年譜》記載相同，故王折為康有為代草應無疑義。惟康年譜關於此折遞上時間誤為六月十四日，應為六月十一日。再有，關於王折遞上後，樞臣對徐用儀的態度，亦與康所述有異。
據翁同龢的日記所述，可窺見當時真實情形，現摘引數則：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入時事已下，留王鵬運封奏未下。先召臣至養心殿，諭今日有彈章，數語即出。入至小屋，則傳諭徐某不必上。……見起時宣示：此奏則專劾徐用儀，比附孫某（按：指孫毓汶）與李相表裏，兼及借款忿爭事，謂同僚和解靦顏再出，無恥之甚云云。邸（按：指恭親王奕訴）及李相力爭，謂此人實無劣跡。余亦為申辨。而上怒未回，令其姑遲數日不入直，靜候十五日請懿旨也。唯唯而退。”
六月十六日，翁氏又記曰：“恭聞恩命，臣與李鴻藻均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即碰頭謝訖。前此固嘗一辭再辭，語已罄竭，無可說也。……命徐用儀退出軍機處並總理衙門。”
又據李鴻藻六月十一日日記所述，亦與翁氏相符。
“寅初入直，肅王、王鵬運、繼恒封稟，王鵬運折留。吏部等處帶引見。辰初，叔平先叫起，召見，外起丁槐，廖壽恒。小云（按：即徐用儀）不令上去，王鵬運專劾徐用儀，請即予罷斥。當即力言。巳正後退直。”
由此可見，王鵬運此折遞上後，在清廷內部引起了一場激烈的爭論。光緒帝痛恨徐用儀主和誤國，事事阻撓，故極欲將徐攆出軍機處與總理衙門，而恭親王與李鴻藻卻極力挽留，稱其“並無劣跡”，翁同龢雖為申辯，卻是門面語，不關痛癢。此處與康年譜所述，相去甚遠。光緒帝接到王鵬運封章，先與翁同龢商議，由此即可看出光緒帝對翁氏之寵信遠出其他樞臣之上。最後，此事交給慈禧裁決。由於徐用儀與孫毓汶狼狽為奸，極力主張割地求和，為輿論所不容，故慈禧不得不同意光緒帝罷黜徐用儀的主張。
王鵬運此折，雖為康氏代擬，然與翁同龢不可謂毫無牽連。且看以下事實：
王折指斥徐用儀“不知引咎，反與口角忿爭，幾於聲徹殿陛”；又謂：“臨當召對之際，竟敢托疾拂衣而去。”翁氏日記則稱：“換約展期，孫、徐堅持不可，至於攘袂”；“與同列爭論，聲徹戶外”；所述不乏相似之處。
王鵬運此折彈劾徐用儀“擅割云南邊地”，“電改借款扣數”二事，《翁文恭公日記》記載頗詳：乙未五月二十七日，“是日總署奏，與法國續審界務條約，派奕劻、徐用儀畫押。此約法挾還遼東歸地為德，中國受虧不小”。乙未閏五月十四日，翁氏又記“約樵野來商俄款，擬一電訂正前日小云所發九三扣電之誤並以每年洋稅入數告之。”同月二十六日又記“上手奏命諸臣看，則彈徐公以俄款九三扣一事，謂故意將百數十萬畀俄；並參同宮何以不舉發，當分賠虧云。臣力辨，‘徐用儀錯誤實有，不得誣為故意’，語極多，上意解。”
可見，康有為代王鵬運草擬此折中，關於樞廷爭論細節，很可能是由翁同龢、陳熾等輾轉傳出。康有為上書彈劾徐用儀，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翁氏必“欲去之”的心理。王鵬運的彈章說出了翁同龢欲說而又不便說的話。王鵬運的彈章反映了甲午戰爭之後，隨着民族危機的日益加深，更張舊法，救亡圖存已經成了時代的呼聲，正是在這種形勢下，維新派與帝黨日益接近，並在政治上結成一定程度的聯盟。
《廣東愛育堂紳士潘贊清聲名惡劣請收回成命片》
此片系御史王鵬運《保送御史宜杜取巧折》的附件，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十九日（1896年8月9日）遞上，乃康有為所擬。
《康南海自編年譜》稱：“是時，粵撫馬丕瑤受剛毅意，保奏市儈潘贊清為三品卿，得旨賞給之。草折交王幼霞附片上之，剛毅曾受其重金，力為保護，不能去也。”
查軍機處檔案記載，光緒二十一年六月二日（1896年7月23日），光緒皇帝硃批兩廣總督譚鐘麟、廣東巡撫馬丕瑤聯銜奏摺《裁革陋規以肅政體》等折片十餘件。最後一件乃馬丕瑤單銜奏片《善紳潘贊清請獎由》。保潘贊清譚鐘麟並不列銜，可能正如康有為所言“馬丕瑤受剛毅意”。因有剛毅作奧援，故此片遞上後，當日軍機大臣即奉旨，潘贊清“着賞加三品銜”，於是，康有為於數日後便草折劾之。
王鵬運此片目前尚未從檔案中撿出，其詳細內容不得而知。不過，根據軍機檔記載，王氏折片遞上後，經過兩天始行發下，《保送御史宜杜取巧折》交吏部領去，參潘贊清片則被“留中”，蓋亦由於“剛毅受其重金，力為保護”之緣固耳。
康有為與潘贊清結怨緣由其自編年譜未見述及。不過，康氏在追述陳禮吉與同人局關係時曾謂：“又鄉有被殺者”，疑案也，禮以某富人行賂，疑其殺，持之甚堅，以是為眾怨所叢，諸功未竟。張（嵩芬）緣怨托言官劾我，又賄托潘衍桐與南海縣令楊廷槐追繳局戳。”此處所謂潘衍桐不知與潘贊清有無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