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康有為登上歷史舞臺以來，學人或將他說成是一個基本上的“西化論者”或“仿洋改制”者，或將他描繪為一個基本上的固守傳統者，或將他理解成假託古代聖人“微言大義”進行改制的中西文化附會拼湊者，等等。
那麼，事實上的康有為，是如何的呢？
筆者以為，康有為是中國近代化的重要先驅者，其有關社會政治改革的思想具有巨大的原創性。這種巨大的原創性，固然出於他的強烈人道主義關懷和社會使命感，出於他對近代中國命運的高度關注，出於他對中國傳統內部多樣性的理解和把握，出於他對近代西方和世界大勢的瞭解和評價，出於他的鮮明時代感，更出於他對近代西方、中國傳統（“古意”）和現實中國之間三角關係的創造性闡述。
以解讀康氏有關原始文本為基礎，本文將主要論述戊戌變法時期康有為對西方及中西關係的認識，以期對康有為早期改革思想的原創性有一個更接近實際或更深入“現場”的認識。
一、近代西方侵略與中國民族危機
應該說，康有為對近代西方衝擊的性質，還是具有較為清醒的認識的。首先，這是一場政治軍事侵略，目的是瓜分、滅亡中國。關於這一點，後人的論述頗多，本文不再展開。
其次，康有為還認為，近代西方正在進行一場對中國的經濟侵略，目的是掠奪、榨幹中國。在其1895年5月2日所上的《上清帝第二書》中，康氏對西方經濟侵略作了充分揭露，以此向國人敲響了警鐘：“今之滅國以商，人皆忽之。以兵滅人，國亡而民猶存；以商賈滅人，民亡而國隨之。中國之受斃，蓋在此也。”[1](P91)
再次，康有為認為，近代西方列強所發動的侵略，還是一場文化侵略，目的是從精神文化上徹底摧毀、征服中國。在《上清帝第五書》中，康有為指出：
夫自東師辱後，泰西蔑視，以野蠻待我，以愚頑鄙我。昔視我為半教之國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昔憎我為倨傲自尊者，今則侮我為聾瞽蠢冥矣。按其公法均勢保護諸例，只為文明之國，不為野蠻，且謂剪滅無政教之野蠻，為救民水火。[2](P202)
鑒於以上所述，康有為特別強調，對近代西方侵略者不能抱任何幻想，必須正視現實。他說：
印度之被滅，無作第六等以上人者，自乾隆三十六年至光緒二年，百餘年始有議員二人，香港隸英人，至今尚無科第，人以買辦為至榮。英人之窶貧者，皆可為大班，而吾華人百萬之富，道府之銜，紅蘭之頂，乃多為其一洋行之買辦，立侍其側，仰視顏色，嗚呼哀哉！及今不自強，恐吾四萬萬人他日之至榮者，不過如此也。[2](P239)
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一（？）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為奴隸，為牛馬，為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加以聖教式微，種族淪亡，奇慘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2](P237)
康有為指出，近代西方對中國的衝擊，在中國歷史上具有史無前例的特點。他說：“夫泰西諸國之相逼，中國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也。曩代四夷之交侵，以強兵相陵而已，未有治法文學之事也；今泰西諸國以治法相競，以智學相上，此誠從古諸夷之所無也。”[1](P169)所以，近代中國人也須付出前所未有的努力。康氏說：
天地為愁，我將何客？昧昧我思之，惟有合群以救之，惟有激恥以振之，惟有厲憤氣以張之。我四萬萬人知身之不保，移其營私之心，以營一大公；知家之不存，移其保家之心，以保一大國，無富貴之可圖，無格式之可循，同舟遭溺，同室遭焚，被發纓冠，奔走呼救，宜亦仁人志士所不棄也耶？宜亦仁人志士所不棄也耶？[2](P231)
在康有為看來，在近代西方的侵略下，“國”、“種”、“教”面臨全面淪亡的危險；近代中國人只有自立、自強，奮發圖強，變法維新，才能擺脫空前深重的民族生存危機，躋身於世界民族之林。康氏說：“夫今日在列大競爭之中，圖保自存之策，舍變法外別無他圖。”[2](P208)
二、現實中的賞西批中
面對強大的西方侵略者，康有為並沒有只限於義憤填膺，而是正視“時變”，理性地、冷靜地分析近代西方強大和現實中國虛弱的原因，以便使中國能對症下藥，發憤自強，成功地應付近代西方的挑戰，適應近代世界大潮。康氏自以為，對“中西相異之故”，能不抱偏見：
僕邇者涉獵於洋學，稍反復中西相異之故，及其所以強之效，亦似稍得一、二。僕深山之人，幼奉儒師之說，長誦先聖之書，未嘗識一洋人，未嘗與一洋事，其無所偏袒，可不待言也。[3](P535)
那麼，近代西方強大的原因究竟何在？康有為在《上清帝第四書》中，對近代西方強大原因作了較為全面的論述：
嘗考泰西所以致強之由：
一在千年來諸國並立也。若政稍不振，則滅亡隨之，故上下勵精，日夜戒懼，尊賢而尚功，保民而親下，……蓋事事有相忌相畏之心，故時時有相牽相勝之意，所以講法立政，精益求精，而後僅能相持也。
一在立科以勵智學也。……英人倍根當明永樂時創為新義，以為聰明鑿而愈出，事物踵而增華，主啟新不主仍舊，主宜今不主泥古，請於國家立科鼓勵。……於是國人踴躍，各竭心思，爭求新法，以取富貴。各國從之，……故以薄技粗器之微，而為天下政教之大。人皆驚洋人氣象之強，製造之奇，而推所自來，皆由立爵賞以勸智學為之。
一在設議院以通下情也。籌餉為最難之事，民信上則鉅款可籌。……人皆來自四方，故疾苦無不上聞；政皆由出於一堂，故德意無不下達；事皆本於眾議，故權奸無所容其私；動皆溢於眾聽，故中飽無所容其弊。
有是三者，故百度並舉，以致富強。[1](P169-170)
上引康有為對近代西方強大原因的分析，集中在下面三點：一是外部社會環境（列國生存競爭的國際環境），二是鼓勵創新的社會（經濟、教育等）機制，三是上下相通的政治體制。應該說，康氏的分析，在當時的主客觀認識條件下，是比較全面，也比較深刻的。由於外部社會環境（生存競爭的國際環境）是客觀存在，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康氏特別關注近代西方學術和制度對國家富強的重要作用。
康有為認為，近代西方之所以強大，很大程度上在於其學術及教育。康氏認為，近代西方學術的特點，在於講究實用，提倡創新，而且通過教育“下逮於民”。所以，康氏非常強調面向全民生計的學術及教育對民富國強的重要性。他說：
泰西之富，不在治炮械軍兵，而在務士農工商。農工商之業，皆有專書千百種，自小學課本，幼學階梯，高等學校皆分科致教之，又皆有會，以講格致新學新器，俾業農工商者考求。故其操農工商業者，皆知植物之理，通製造之法，解萬國萬貨之源，用能富甲大地，橫絕四海。今翻譯其書，立學講求，以開民智。[1](P623)
康有為進一步用美國實例，有說服力地說明了其觀點：
美國學堂，乃至百萬所，學堂歲費八千萬，生徒乃至二千萬人，故人才至盛，歲出新書二萬，新器三千，民智而國富以強，故養兵僅二萬，兵費不及學費十之一，而萬國鹹畏之。[2](P311)
康有為認為，近代中國如想富民強國，就必須學習、引進近代西方“適於時用”、日新月異的學術成就及面向大眾的教育制度。他說：
我中國民四萬萬，冠於地球，倍于全歐十六國，地當溫帶，人民智慧，徒以學校不設，愚而無學，坐受淩辱，是遵何故哉？蓋泰西戶口少而才智之民多，吾戶口多而才智之民少故也。故欲富強之自立，教學之見效，不當僅及於士，而當下逮於民，不當僅立于國，而當遍及於鄉，臣為我皇上籌之。[2](P311)
然而，康有為認為，近代西方之所以能夠日新月異，在於其制度上的鼓勵和保證。他說：
泰西所以富強，所以智慧，所以通大地而測諸天、致精極奇驚猶鬼神者，無它，倍根立專賣特許之法而已。……吾無此法，故著新書制新器者竭其畢生之心思財力，不旋踵而為人所摹，重刻再制，遝遝滔滔，權利不專，誰則竭諸？此雖小道，而關係遠大，豈可不圖！[4](P774)
康有為認為，“制度”是近代西方實現富強的最基本原因。康氏以為，西政（制、法）之美，在於其通人性、“得我心”，在於其“愛惜民命”、[1](P81)“猶猶乎多愛民之意矣”，[4](P788)與壓制人性、阻礙發展、“生民失托”[3](P124)的現實中國政制，形成鮮明對照。康氏說：“泰西自強之本，在教民、養民、保民、通民氣、同民樂”。[4](P743)他又說：“今泰西之言治道，可謂盛矣。其美處在下情能達。”[3](P348)
所以，在康有為看來，批判、廢棄壓制人性、阻礙創新的現實中國政制，學習、借鑒“一切與民共之”[3](P537)的近代西方政制，是必然的。康有為說：
泰西諸國並立，交際有道，故尤講邦交之法，推而施及生民應受之法。力既絀而不得盡伸，則不得不折衷於理。觀其議律，能推原法理，能推人性中之法，直探真源。……今吾中國之法，……外之邦交，內之民法，皆當與人通之。……且同一獄也，吾民當殺，而彼民僅禁錮數月，民怨其上，吾將驅民安歸？交涉日多，此豈不為大憂乎？故法至今日，亦不能不變通盡利者也。[4](P812-813)
中國若不“借鑒”西政，變法維新，“吾將驅民安歸？”若不變法，中國人民的生命尊嚴、人生幸福、人性圓滿，將何所寄託？將從何談起？
三、理想中的崇古抑西
我們已經在前面談了康有為對近代西方的學術和制度的讚賞，同時也批判現實中國的社會政治弊端。然而，這僅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康氏還高揚中國古代聖人的“太平大同”社會政治理想，並指出近代西方社會政治制度的局限。
關於中國古代的“太平大同”社會政治理想及其近代迴響，學界已有專文討論。在這裏，我們只是想指出，通過搜索、引用古代有關記載，康有為向我們說明，在古代政治中，特別是在君主專制制度確立之前的遠古“三代”政治或“三代”以前原始民主政治（康氏說：“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甚精，……中國君主始于夏啟，以前皆民主。“[5](P209)中，蘊含著豐厚的人性基礎，體現了“使人人皆得樂其生，遂其欲，給其求”[3](P181)的終極政治追求。
康有為認為，孔子繼承、發揚光大了遠古政治傳統中的人性訴求。他說：“孔子改制‘六經’，與民同患，席不暇暖，救民之厄，……生民得托命焉。”[1](P45-46)他引用《說苑·至公》（西漢劉向撰）的說法：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4](P246)
康有為認為，儘管與失掉先王古聖本旨的現實中國社會政治（“後世”）相比，近代西方社會政治更能代表（“暗合”）、更接近先王古聖之意，但近代西方的社會政治現狀仍離中國古代聖人的“太平大同”社會政治理想狀態甚遠——“猶未幾于太平也”。[4](P788)康氏說：
然泰西之政，比於三代，猶不及也。三代有授田之制以養民，天下無貧民，泰西無之。三代有禮樂之教，其士日在揖讓中，以養生送死，泰西則日思機智，惟強已而軋人，故其教養皆遠遜于我先王也。[3](P537)
不管是出於對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理想的真誠人性共鳴，還是出於滿足近代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的心理需要，高揚中國古代的“太平大同”社會政治理想，確實使康有為得以憑藉這一思想或意識形態的制高點，在嚴厲抨擊君主專制制度的同時，也獲得了對近代西方社會政治現狀的相當批判能力，使他不至於盲從近代西方的社會政治思想和實踐，使他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依據人性的普遍價值，結合近代中國的實際，有選擇地借鑒西方經驗，進行創造性工作。
應當指出，從總體上看，由於現實中國在近代世界中的落後地位，在早期康有為的有關思想中，對近代西方的讚賞（有時甚至可能存在理想化傾向）還是占主導地位的。
四、會通中西的歷史貢獻
康有為認為，凡是人，無論生活在何時何地，都具有共同或共通的人性。換言之，在康有為心目中，人性是一律的或一致的。
康有為指出：“若名之曰人，性必不遠，故孔子曰：‘性相近也。’”[5](P3)康氏說：“夫性，就其異者言之，則萬物莫不異；就其同者言之，則聖人與平人不甚殊。”[1](P424)他說：“理本大同，哲人同具，否則人有宮室、飲食，而吾亦將絕食露處矣。”[1](P794)正是在這種人性一律（一致）論的基礎上，康有為使近代的中西會通工作完全成為可能。無論古今中外，都具有共同或共通的基本價值觀、基本道德規範。康氏說：
若夫義理之公，因乎人心之自然，推之四海而皆准，則又何能變之哉？欽明文思、允恭克讓之德，元亨利貞、剛健中正之義，及夫皋陶之九德，《洪範》之三德，敬義直方，忠信篤敬，仁義智勇，凡在人道，莫不由之，豈能有中外之殊乎？[3](P1038)
康有為主張，人類的基本價值沒有國界。[6]他又說：
《春秋》者，萬身之法、萬國之法也。嘗以泰西公法考之，同者十八九焉。蓋聖人先得公理、先得我心也，推之四海而准也。[4](P812)
康有為認為，基於共同的人性，無論古今中外，社會政治理想和實踐都有相通或“暗合”之處。所以，無論古今中外，只要有利於人性圓滿、民族富強的學術和制度，近代中國人都可大膽地拿來、借鑒、採用；而且，這種大膽的拿來、借鑒、採用，完全可以不必以普遍人性、民族尊嚴的喪失為代價。康有為等人在《上海強學會章程》中說：“近年西政西學，日新不已，實則中國聖經、古孔子先發其端，即歷代史書、百家著述，多有與之暗合者，但研求者寡，其流漸湮。今之聚書，務使海內學者知中國自古有窮理之學，而講求實用之意，亦未遽遜，正不必驚望而無極，更不宜畫界以自封。泰西通都大邑，必有大藏書樓，即中國圖籍亦藏弆至多。今合中國四庫圖書購鈔一分，而先搜其經世有用者，西人政教及各種學術圖書，皆旁搜購采，以廣考鏡而備研求”。[1](P197)康有為說：
近年西政、西學，日新不已，實則中國聖經之義，議院實謀及庶人，機器則開物利用，歷代子史，百書著述，亦多有之。但研究者寡，其流漸堙，正宜恢復舊學，豈可讓人獨步？今之聚書，務使人士知中國聖人窮理之學，講求實用，無所不備。[1](P621)
康有為主張，在寄託著普遍人性或人類普遍理想價值的“中學”、“經義”或“古意”基礎上，“節取”、“借鑒”近代西方的“專門之學、高異之行”，[3](P537)是中國走向民族富強、實現人類普遍理想的不二途徑。康氏說：
臣竊維中國人才衰弱之由，皆緣中西兩學不能會通之故，故由科舉出身者，于西學輒無所聞，由學堂出身者，于中學亦茫然不解。夫中學體也，西學用也，無體不立，無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今世之學者，非偏於此即偏於彼，徒相水火，難成通才，推原其故，殆由取士之法歧而二之也。臣以為未有不通經史而可以言經濟者，亦未有不達時務而可謂之正學者，教之之法既無偏倚，則取之之方當無異致，似宜將正科與經濟歲科合併為一，皆試策論，論則試經義，附以掌故；策則試時務，兼及專門。泯中西之界限，化新舊之門戶，庶體用並舉，人多通才。[2](P294-295)
有必要說明一下，與主要指傳統“綱常名教”和傳統社會政治制度的洋務派“中學”不同，維新派心目中的“中學”（“經史”），核心成分為古代經義中仍然保存著的全人類共通或“暗合”的價值理想（如“天下為公”的太平大同理想，或一體共生的仁道理想）；與主要指自然科學技術的洋務派“西學”不同，維新派心目中的“西學”（“時務”），既包括近代西方自然科學技術，更包括近代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和社會政治制度。
所以，康有為一再強調，“經史時務，兩者並重”，[2](P295)“義理以覘其本源，時務以觀其經濟”，[2](P265)“通經史而講時務”，[2](P312)“上法三代，旁采泰西”。[2](P313)從中，我們不難體會出康氏“會通中西”的良苦用心。
美國學者張灝先生認為，“1840年後的近半個世紀裏，中國傳統和西學之間有意識的思想相互影響仍然是孤立的和表面的”；在19世紀90年代，正是通過改良運動中的弄潮兒康、梁等人的巨大努力，“西學和傳統文化之間建立起具有重大意義的文化交流。……因此，19世紀90年代的改良運動是一場真正的思想運動”。[7]
對於康有為為擺脫深重民族生存危機而作出的巨大努力，對於他為變法維新而作出的會通中西之重要歷史貢獻，歷史不應忘記。
筆者以為，過去的史學研究者過分專注于諸如“階級性”、“時代性”、“民族性”之類的差別，而較為忽視全人類或“古今中西”的共通之處（共同人性、共同理想、共同文化本質等）。這樣，以往學人討論康有為歷史功過，難免失於偏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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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蕭公權.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460.
[7] 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3-4.
（資料來源：《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2004年第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