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主張以國民革命促進社會變革無疑是正確的，然而他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卻始終未能解決作為革命根本問題的政權問題，因此導致“革命尚未成功”、社會尚未根本變革的結局。 

　　國家政權屬於上層建築範疇，受制于並反作用於經濟基礎。國家政權對於社會變革來說，可以起到加速或延緩的作用，而這則取決於國家政權掌握在那個階級手裏。清朝和北洋軍閥政權儘管構成形式各異，但其階級實質卻是基本相同的，無不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統治，而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恰恰是中國社會變革的最大阻力。要想推進社會變革，就必須把國家政權從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手中轉移到代表社會前進方向的階級手裏，奪取國家政權是先進階級進行社會變革的前提和保證。孫中山認識到國家政權的重要性，明確指出：“若夫最大權力者，無如政治。政治之勢力，可為大善，亦能為大惡，吾國人民之艱苦，皆不良之政治為之。若欲救國救人，非鋤去此惡劣政府不可，而革命思潮遂時時湧現於心中。”（注：《孫中山全集》第2卷，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359頁。）孫中山“取歐美之民主以為模範，同時仍取數千年前舊有文化而融貫之”（注：《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60頁。），創造性地提出了通過國民革命推翻清朝和北洋軍閥兩個惡劣政府、“把中國改造成一個‘全民政治’的民國，要駕乎歐美之上”（注：黃彥校訂：《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57頁。）的主張，然而孫中山卻終生未能將其憧憬的政治理想變成鮮活的政治現實。 

　　這種結局，並非偶然。個中原因，過去有關敵人強大、民族資產階級軟弱等等解釋，雖正確不謬，但有失籠統，似應著重從孫中山的思想與實踐中去探索。 

　　孫中山沒有始終如一地堅持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原則 

　　近代中國，不是一個獨立的民主國家，而是一個半殖地的半封建的國家；在內部沒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壓迫；在外部沒有民族獨立，而受帝國主義壓迫。因此，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在中國要想從武裝反革命手中奪取政權，就必須依賴於武裝革命，“和平之法”只有依託並服從於武裝革命，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孫中山由於對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特點缺乏深刻的認識，因而在革命歷程中，沒有始終如一地堅持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原則，在某些關鍵時刻，往往放棄武裝革命，轉用“和平之法”，結果屢遭重挫。 

　　孫中山起初是以和平改革者的身份登上歷史舞臺的。他在接受西方資本主義教育以後，看到西方資本主義和中國封建制度的強烈反差，痛感祖國的衰微和同胞的苦難，因而立志“改良祖國，拯救同群。”（注：《孫中山全集》第2卷，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359頁。）他先是著眼於以醫術“救人苦難”，繼而倡導政治改革，主張“以和平之手段，漸進之方法請願於朝廷，俾倡行新政。”（注：《孫中山選集》，第17頁。）他為此而決意“求知當道”，“為生民請命”，先後於1890、1894年上書曾任津海關道，駐美、西、秘三國公使的鄭藻如和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企圖依靠他們“步武泰西，參行新法”（注：《孫中山選集》，第9頁。），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楷模，改革教育制度以培養人才，採用先進科學技術以發展農工商業，從而使國家走上獨立富強的道路。這兩次上書都沒有涉及改革封建專制制度及其經濟基礎封建土地制度的問題，而只限於提供一種不必消除舊有統治階級的主要基礎的變革，即是同保存這些基礎相容的變更（注：參閱拙著《孫中山勸李鴻章革命說質疑》，《歷史研究》1991年第2期。）。 

　　由於上書李鴻章被拒和清廷的倒行逆施，使孫中山“撫然長歎，知和平之法無可複施。然望治之心愈堅，要求之念愈切，積漸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注：《孫中山選集》，第52頁。），於是決定使用武力，傾覆清廷，創建民國。1894年興中會成立和乙未廣州之役，標誌著孫中山從以“和平之法”請求清廷“倡行新政”轉向了武裝奪取政權、推翻清朝封建專制統治、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從和平改革轉向武裝革命，並非意味著他從此就摒棄了“和平之法”，當時他只是想“稍易以強迫”而已。 

　　1900年孫中山鑒於義和團掀起反帝狂飆、八國聯軍闖進國門、清朝統治陷於癱瘓的形勢，認為“機不可失”，既堅持以武力對付清廷，特派鄭士良到廣東惠州“聯絡同志”準備並發動起義；又對兩廣總督李鴻章寄以厚望，宣稱“不抱任何危險激烈的企圖，而是考慮始終採取溫和的手段和方法”（注：《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198頁。）達到既定目標，因而期望“借重香港總督之力，勸李鴻章獨立。”（注：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5頁。）孫中山為了爭取李鴻章通過和平途徑實現“兩廣獨立”，曾經從流亡地三次冒險返國活動，甚至公然承諾新建的“暫時政府”主政，“或稱總統，或稱帝王”，決奉李鴻章幕僚劉學詢當之並裁定（注：《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202頁。），不再執意堅持以共和制取代君主制的政治訴求。然而面對風雲變幻的政局，李鴻章並沒有像孫中山所期望的那樣搞什麼“兩廣獨立”，而是繼續忠於清廷，並企圖設法“羅致”孫中山以為其用（注：參閱拙著《庚子孫李關係與中國政局》，《河北學刊》1997年第5期。）。 

　　孫中山說：“中國之革命，發軔於甲午以後，盛於庚子而成于辛亥，卒顛複君政。”（注：《孫中山選集》，第587頁。）這裏所謂“盛於庚子”，其實並非表示孫中山在庚子年間的兩種活動取得了什麼成果，而只是說由於庚子事變的震盪，革命運動開始從低潮逐漸走向高潮，終於引發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革命黨人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沒有武昌起義和各省回應，就沒有南京臨時政府。問題在於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後，中國便形成了南北兩個政權對峙的局面，擁有半壁江山的南京臨時政府，何去何從，是將武裝革命進行到底、奪取全國政權，還是使武裝革命半途而廢、和平讓出政權？這是關乎革命成敗的大事。孫中山幾經猶豫搖擺，最終選擇了後者，停止了武裝革命，結果袁世凱的北京臨時政府統一了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孫中山所以停止武裝革命、拱手讓出政權，固然是列強、舊官僚、立憲派和黨內妥協勢力聯合施壓導致內外交困的結果，但決不能因此而否認同孫中山思想局限的密切關係。孫中山並非沒有督師北伐之意，早在1911年12月他就致函廣東龍濟光，請其“督師至滬，共搗虜巢”，並表示“當親率同志”為其“清道”（注：《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570頁。）。他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後，也曾部署過北伐，自任三軍統帥，任命黃興為北伐陸軍參謀長，在總統府設立總兵站，並決定京漢、津浦、淮陽、海軍以及東北、山陝六路北伐計畫。但是督師北伐並非是他的主要選項，他依然傾向于運用和平手段解決問題。他早在1911年12月返國途經香港時就向胡漢民、廖仲愷袒露了心扉。在談到和戰問題時，他說：“今日中國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開世界未有之例，何必以兵？”在談及袁世凱是否可信時，他說：“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餘年貴族專制之滿洲，則賢於用兵十萬。”（注：《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570頁、569頁。）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孫中山寄希望於南北議和，企圖通過議和，爭取袁世凱反正，藉以推翻清朝君主專制，而“達共和之目的”（注：《孫中山全集》第2卷 ，第50頁。）。孫中山當時執意追求的是用共和制取代清朝君主制，重視政體的改變，忽視了改變國體即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問題的重要性，因而袁世凱一經表示擁護共和，孫中山就立即推舉袁世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沒有看清袁世凱所控制的民國，雖名曰共和，但實則依然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專制統治。 

　　經過辛亥革命和以後多次失敗，孫中山才認識到放棄南京臨時政府是“一次巨大的政治錯誤”（注：《孫中山選集》，第503頁。）。然而到了1924年，正當國共合作推進革命的時候，孫中山卻再次幻想“以和平收革命之功”。原來孫中山為了反對控制北京政府的直系軍閥，曾和奉系張作霖、皖系段祺瑞結成“三角聯盟”。1924年孫中山決定以廣東為基地揮師北伐。他認為“中國的存亡，就在我們此次能不能去北伐。”（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649頁。）但時隔不久，北方政局發生巨變。直系將領馮玉祥在直奉戰爭前線率部倒戈返京，推翻直系曹錕政權，導致直系潰敗。張作霖、段祺瑞隨即合謀排擠馮玉祥，控制了北京政權，張、段、馮電邀孫中山北上，共議國是。孫中山認為機會難得，決定單騎北上。孫中山誤以為直系軍閥的潰敗，標誌著中國軍閥的覆亡，說什麼“軍閥現在已經被我們打破了，所殘留的只有帝國主義。”（注：《孫中山選集》第967頁。）。因此，他主張召集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謀求國家和平統一。他說：“以後解決國事，不必要再用武力。所以我放棄西南，隻身往北方去，提倡和平統一。”（注：《孫中山全集》第11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67頁。）在這裏，孫中山既沒有認清控制北京政權的奉系張作霖、皖系段祺瑞的軍閥實質，又沒有認清國民會議同以軍隊為柱石的國家政權的關係。列寧曾經針對俄國杜馬問題明確指出：“如果人民代表機關沒有充分的權力，如果它是由舊政權召集的，如果同它並存的舊政權還是完整的，那末人民代表機關就等於零。事變的客觀進程提到日程上來的，已經不是這樣或那樣地修訂法律和憲法的問題，而是政權問題，實際的權力問題。如果沒有政權，無論什麼法律，無論什麼選出的機關都等於零。”（注：列寧：《杜馬的解散和無產階級的任務》，《列寧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8頁。）孫中山既“放棄西南的地盤”，又“放棄反對武力的計畫”（注：《孫中山選集》第956頁。），企圖通過在奉、皖系軍閥控制的北京召集的國民會議，“改良國民生計”和“改良中外不平等的條約”（注：《孫中山選集》，第982頁。），謀求中國的獨立與和平統一，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 

　　孫中山所以鍾情于“以和平收革命之功”，除了對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特點缺乏深刻的認識之外，同他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所推崇的“致中和”與英國學者赫胥黎在《進化論與倫理學》中所闡明的社會進展是人類以互親互助抑制生物界的弱肉強食優勝劣敗的觀點的影響有關。孫中山在1919年出版的《孫文學說》中斷言：人類進化原則與物種進化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注：《孫中山選集》，第156頁、197頁。）孫中山既然強調人類進化原則是互助而非競爭，那麼他在解決國家政權問題時傾向“道德仁義”的“和平之法”，就是順理成章了。 

　　孫中山“從來不曾有過真正的革命軍”（注：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下），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639頁。） 

　　作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民主革命，“主要的鬥爭形式是戰爭，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注：毛澤東：《戰爭與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508頁。）要想奪取全國政權，爭取民主革命的勝利，就必須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但遺憾的是，孫中山“從來不曾創造一種真有革命性的軍隊。”（注：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下），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639頁。） 

　　孫中山的戰爭事業，是從興中會時期開始的。孫中山先後派遣革命黨人聯絡並依靠會黨發動了廣州之役和惠州之役。會黨是民間秘密結社，主要是由破產農民、失業手工業工人和流氓無產者組成的，大都以宗教迷信作為團聚的紐帶，通常採用家長制的組織形式，既具有反抗封建壓迫的積極性，又缺乏明確的民主革命意識。因此，發動會黨起義是必要的，然而依靠會黨奪取全國政權卻是無望的。 

　　同盟會時期，孫中山認識到會黨“只能望之為回應，而不能用為原動力”(30)，因而把目光轉向新軍，斷定取得新軍，方可成事。新軍是清政府仿照西方近代化軍隊模式組建而成的，雖然在組織編制、官兵素質和武器裝備方面優於舊軍，但是在階級實質方面卻與舊軍並無二致，均為清朝統治工具。新軍的領導權掌握在封建官僚手中，下層官兵對社會現實雖多有不滿，但大都沒有進行根本改造的民主革命理念。孫中山派遣革命黨人瓦解並發動起義，是有利於推進革命之舉，但企圖依靠新軍奪取全國政權卻只能是幻想。辛亥革命的失敗就是典型例證。 

　　辛亥革命失敗以後，同盟會三易其名，即國民黨、中華革命黨和中國國民黨，站在其對立面的則是北洋軍閥。孫中山在反袁護國運動和護法戰爭中，並沒有從已往的失敗中吸取教訓，著手建立革命軍隊，而依然走著聯絡既有軍事力量的道路，依靠西南軍閥，反對北洋軍閥。所謂軍閥，系指擁兵自重，割據一方，自成派系的軍人或軍人集團。南北軍閥猶如一丘之貉，區別主要在於各自依附的帝國主義和地主豪紳有所不同。就階級基礎和政治訴求而言，西南軍閥和革命党毫無共同之處。西南軍閥意在借助孫中山聲望同北洋軍閥爭奪地盤，而孫中山則企圖利用西南軍閥武力推翻北洋軍閥統治、完成革命大業，真可謂南轅北轍，失敗是命運的必然歸宿。 

　　魯迅曾經指出：中國“總要改革才好。但改進最快的還是火與劍，孫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國還是如此者，最大原因還在於他沒有黨軍，因此，不能不遷就有武力的別人。”（注：魯迅：《兩地書》，《魯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9-40頁。）可以說，沒有“黨軍”作依託，也正是孫中山在某些關鍵時刻，傾向和平妥協、放棄武裝革命的誘因之一。直到國共合作之後，孫中山才如夢初醒，逐漸認識到“如果沒有好革命軍，中國的革命永遠還是要失敗。”（注：《孫中山選集》，第917頁。）因而他決定開辦黃埔軍校，“創造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注：《孫中山選集》，第917頁。）可惜的是，在黃埔軍校開學不到五個月，孫中山就離開廣州，單騎北上，謀求和平統一去了。 

　　孫中山長期沒有使武力與農民相結合 

　　“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注：毛澤東：《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478頁。）當時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因此農民是“民眾”的主體，“農民問題，就成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注：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653頁。）先進階級要想完成武裝奪取政權，爭取民主革命勝利的歷史使命，就必須使革命軍隊與農民群眾相結合，動員農民群眾積極參加革命戰爭。 

　　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後，相繼依靠會黨、新軍和軍閥進行革命戰爭，其中新軍和軍閥都是脫離農民群眾的，只有會黨與農民群眾有些許聯繫。孫中山在聯絡並依靠會黨發動武裝起義的過程中，朦朧地意識到農民是革命的重要力量，革命知識份子只有和農民“分頭合作”才能實現民主革命的理想。孫中山之所以提出“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的綱領，目的之一就是想借此爭取農民的支持。然而孫中山即使在局部地區掌握政權的時候，也並沒有主動地實行過土地制度的改革，給予農民以真正的利益。民主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但孫中山卻沒有引發這個大變動，因而使他領導的武裝力量往往得不到農民群眾的支持而陷於孤軍奮戰的境地。直到國共合作之後，孫中山才認識到農民是“革命的基礎”（注：《孫中山選集》，第935頁。），並提出“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使武力為國民之武力”（注：《孫中山選集》，第953頁。）的正確主張。可惜的是，這些主張尚未得到落實，孫中山就不幸撒手人寰了。 

　　上述三個方面，就是孫中山終生未能奪取全國政權、實現民主革命理想的主觀因素。這固然導源於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但也同孫中山本人思維模式有著密切關係。 

【資料來源：《廣東社會科學》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