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底，孫中山邀當時在倫敦大學學習化學的李曉生一起回國。李曉生伴隨孫中山從倫敦起程，前往巴黎、馬賽、新加坡、香港、上海至南京。民國元年一月一日，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于南京，李曉生時任總統府秘書。李紓曾在《李曉生未完成自傳稿先睹：辛亥年前的革命生涯》[1](p131-153)一文中整理報告了李曉生（李鑒鎏，1888年—1970年）所遺自傳性手稿一份。其中視為生僻的史證包括：1906年加入中國同盟會新加坡分會的創始會員名單、同盟會海內外會員在新加坡的活動、辛亥革命期間孫中山在倫敦採用的日本化名(Mr.Takayama)以及李曉生始於新加坡以革命為業的生涯。本文則整理報告李曉生所遺的另一份手稿。這份手稿以補錄形式著重記載了辛亥年間發生在倫敦的幾件事：孫中山親繪青天白日國徽且堅持採用青天白日旗、會員楊篤生投海自殺後吳稚暉為楊篤生立墓與錢士青鬥爭、孫中山首肯吳稚暉代撰文通電推袁、胡漢民與孫眉衝突引發孫中山與吳稚暉之爭、以及李曉生本人在倫敦的活動等。這些事略為研究辛亥年間同盟會員在倫敦活動提供了第一手增補資料。 

一、李曉生手稿內容 

李曉生手稿經整理分段並添加標點符號如下： 

關於國父與先生（注：指吳稚暉，下同。）計議仍用青天白日旗為國旗乙事。曉生依據胡展堂先生親筆自傳有雲： 

國父于一千九百○五年與黃克強皆決定離日返國舉行革命。即使汪精衛起草為革命党討滿洲政府文，傳檄海內。並令余（展堂先生自稱，下同）與精衛隨行。此為余第一次隨國父同行。精衛則與克強先二日出發，瀕行議定軍旗國旗。國父力主青天白日之徽幟。克強欲用井字徽幟。謂以井田為社會主義之象徽。國父謂既不美術又慊為復古，且杞黨眾悉從。國父克強爭之不能得，則意頗怏怏。余既與克強分道行，克強猶有書致餘謂：“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先生（指國父，當時党中同志均稱國父為先生）何定須執第一次起義之旗。然某今為黨與大局已勉從先生意耳。”餘當時只求革命，對於党有為之流血之革命旗，則贊成用之。惟成功不居之說則餘與精衛俱覺克強持義頗高，此意不因所爭而廢。蓋余輩於是猶有書生之見。也因餘與精衛力為克強解譬，克強後此亦不復言。 

按照上述云云，辛醜武昌舉義時忽又改用五色旗。故國父不得不再與先生說及。急電國內無須改用五色旗。實則國父早于上次過英時，曾將青天白日國徽用鉛筆繪圖以示先生。先生亦曾以該圖示餘。料先生遺物中或尚有該圖存在也。 

民國前一年三月廿九日，廣州舉義失敗。海外革命同志愈感興奮。留英同學湘人楊篤生，屢欲返國助黃克強等謀再舉。以病阻行。竟萌短見。於是年秋間某日自沉於利物浦海邊。死前寄遺書與先生及石瑛。囑將遺款盡獻同盟會。翌日先生偕石瑛由倫敦趕到利物浦。以為尚可晤楊勸阻。豈料楊之遺體早已陳於利物浦警局殮房。招人認領。當楊投海之日，李曉生適赴利物浦探友。聞有中國學生投海自殺。李曾赴殮房一看。但因未嘗認識楊先生。故不知究屬何人。及晤先生偕石瑛趕到，即再同赴驗房認看，始知為楊同志。遂電告留英學生監督錢士青，請其前來料理葬事。錢氏到後，會於友人家中，圍桌而談。先生向錢氏提議，為楊築墓建碑，以資紀念。但錢僅欲草草埋葬了事。對於撥款築墓建碑一節，諸多推諉。談將半小時，尚無結果。先生忍無可忍，忽然起立向桌上一拍，座中各人均大吃一驚。錢更屬口呆目定。先生遂以最嚴厲之態度向錢氏說：你須知道楊先生是革命党人，目前座中各人，除你外，我們儘是革命黨人。目前在利物浦的中國同胞，一千數百人，也幾乎盡屬革命黨人。我們革命黨人，最講道理的。今楊先生之投海而死，等於為中國革命而死。區區墓費，由國家支付算什麼。倘你靳而不發，你還想返倫敦嗎？我勸你不要多生枝節。今日先將葬費清付，然後即赴承辦建墓之店簽約。俟將來修建墓碑竣工，再由該店直接去函通知。屆時你照約付費可也。錢某連稱是是，唯有奉命而行（此為餘第一次得見吳先生大發雷霆，使餘有極深之印象者）。事後先生嘗對人說，與那種腐敗官僚交涉，你愈客氣他愈不客氣，你不客氣他就客氣了。誡為經驗之談。 

補錄二 

當時國內一般官僚和士大夫階級尚有欲保存滿清皇室，實行君主立憲，並推舉袁世凱組織責任內閣者。先生以為這種空氣應當即日廓清以利革命之進行。遂替國父撰文通電國內表示讓賢之意。文內有“若舉袁氏為清室總理，曷若舉袁氏為民國總統”之語。初時國父尚未明先生意旨，嗣經先生解釋，亦表同意。後聞國內之士大夫階級得見此電大加欽服。以為我國數千年前之揖讓古風複見於今日。再不敢毀革命黨為亂黨。吳此電發生效力之大，實無可估計。 

國父居留倫敦期間，住在沙和大旅店Savoy HotelStrand,W.London。先生輔助國父處理各事，至為勞碌。每日偕李曉生赴旅店工作，常至深夜始克回家休息。所有國內及各地函電多由先生作答。如屬重要者，則先商諸國父，然後擬稿。曾有一次，同時收到廣東都督胡漢民及國父之兄眉公各來電報一通，互有衝突微辭。國父囑先生分電調解。先生所擬稿似不盡如國父之意。國父欲改數字。先生不以為然。國父再三讖論。先生亦無改意。並囑李曉生速即以稿譯發。國父遂取李手中之筆。即欲自行塗改。先生立即將筆奪回還李。再囑李必照原稿譯發。不得增減一字。又將國父推開，且高聲謂國父曰：“今日我們尚有其他許多問題急待研究，我們談談別的問題吧。”先生不料將國父推開之時，用力過大，以致將國父推倒。幸而倒在床上，並無損傷。國父徐即起來，毫無慍容。反視先生微笑。他們亦即另談他事。國父之雅懷大度，從諫如流，固可為元首之模範。而先生之能面諍不阿，亦屬難能，令人欽佩。
又，當時，國父由美抵英所帶旅費無多。即每日拍發電報多件所需電報費亦時感拮据。故先生曾屢偕李曉生、謝儀仲、石瑛等赴倫敦東郊唐人城召集華僑演說，向聽眾籌款，以應當時之急。 

補錄三 

當日倫敦英文報載華中之革命軍多有用五色旗者。國父大不以為然。急欲糾正。特走訪先生計議。既經決定，遂即電知國內各省更正外，並在倫敦唐人街先懸之（國父曾用鉛筆親繪青天白日國徽以示先生。先生珍藏之圖。常以示人。料先生遺物中必尚存在）。 

二、井字旗、五色旗與青天白日旗之爭 

1911年武昌起義時，共進會在湖北採用“十八星旗”。陳其美在上海採用“五色旗”。廣東革命政府採用“三色旗”，但陳炯明則在粵東使用“井田”旗。1912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定國號為“中華民國”，五色旗為國旗，十八星旗為陸軍旗，三色旗為海軍旗，三旗並用。至1928年，新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才採用了三色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作為中華民國國旗。 

青天白日旗作為革命軍旗是由陸皓東制訂。陸皓東參加第一次廣州起義（1895年）失敗後被捕，慷慨就義。孫中山稱之為中國有史以來為共和革命而犧牲的第一人。據黃福鑾編著《華僑與中國革命》載： 

……起義時的旗幟則由陸皓東擬定為青天白日旗，擬定除暴安良為口號，革命黨人均以紅帶纏臂為暗號。[2](p117) 

另據馮自由《華僑革命開國史一冊》“新加坡圖南日報”一節載： 

翌年（辛醜）興中會員尤列亦接踵而至。尤有辮才，以閩粵藉各富商性多頑固，不易感化，乃漸向義興會團體及農工二界鼓吹革命排滿，聞者多為感動。旋發起中和堂於新加坡，分會遍設檳榔嶼、吉隆玻、怡保壩羅各埠，從者日眾。天南報記者黃世仲、黃伯耀（世仲之兄）、康陰田等亦加入中和堂為會員。尤更於中和堂會所高懸惠州革命軍所用之青天白日旗，以作興中會一脈相傳之表示，海外華僑團體首用青天白日為國徽者，中和堂實為之倡。[3](p75)
據陳洪、陳淩海編撰《吳稚暉先生大傳》“民元前一年清宣統三年辛亥（西曆一九一一年）先生四十七歲”一節記載： 

國父在倫敦時與先生議用“青天白日旗”為國旗。故一聞武昌起義，當時即製造國旗五十面，遍懸倫敦唐人街（時武昌方面已另訂五色國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所藏先生遺物中，尚保存有當年先生在倫敦時使用之青天白日旗一面在焉。[4](p62) 

李曉生文中有關“青天白日”旗的補錄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李曉生文載：“國父曾用鉛筆親繪青天白日國徽以示先生。先生珍藏之圖。常以示人。料先生遺物中必尚存在”。由此推測，吳稚暉的遺物中，不僅有當時製作的國旗樣旗，還可能有青天白日國徽的設計稿。第二，李曉生文載：“國父早于上次過英時，曾將青天白日國徽用鉛筆繪圖以示先生”。這表明，在國旗式樣上，孫中山是早有準備，也是頗堅持己見。孫中山堅持要用的青天白日旗，那是第一次起義時，由陸皓東設計的旗子。關於國旗圖案設計的爭論，大概是孫中山與黃興最嚴重的一次爭論。另一次為，1914年孫中山在日本將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黃興同孫中山組黨意見不合，拒絕加入。同年夏離日旅居美國。 

孫中山為了堅持採用陸皓東設計的旗子，不惜與黃興鬧僵。若從心理上分析，可能是孫中山對陸皓東烈士一往情深，或者潛意識裏極欲對先烈作一番補償。這種不經意的情感流露，可從民國元年某日他致李曉生一便函（見插圖二）中作一管窺。那天晚間，孫中山撫今追昔，感慨20年前他與陸皓東、宋嘉樹三人初談革命，屢作終夕談之事。其濃濃情意，躍然紙上。 

另外，李曉生原稿“補錄三”中有段被刪除的句首，專門指出：“國父（指孫中山）主張仍用青天白日旗一事乃在先生（指吳稚暉）家商議決定。” 

三、讓位于袁世凱想法之產生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後，受到多方面的重大壓力，存在嚴重的財政危機。列強以政治經濟手段壓迫臨時政府與袁世凱舉行南北和談。袁世凱在得到孫中山將讓位於他的保證之後，加緊向清廷逼宮。經過幾個月的討價還價，終於達成協定。清帝於2月12日宣佈退位。次日袁世凱通電全國宣誓效忠共和。孫中山辭職，並推薦袁世凱繼任。15日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拒絕到南京就職。孫中山等人被迫讓步，允許袁氏在北京宣誓就職，並將臨時政府遷往北京。北方各省的巡撫、總督一律改稱都督。中華民國在形式上接收了北方的統治權，完成了國家統一。 

李曉生文中（補錄二）記錄了吳稚暉曾替孫中山撰文通電國內表示讓賢之意。雖然文中沒有提及該電文的詳情，但孫中山最終同意吳稚暉意旨的寥寥數語說明了很重要的兩點。第一，將革命果實讓與袁世凱並非一突發事件，也並非孫中山之本意。第二，孫中山想爭取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反正”，以換取革命早日成功的妥協傾向當萌發於倫敦。這兩點並非史學界的共識。 

如，梁敬錞在《一九一一年的中國革命》一文中討論了南北議和、清帝退位、孫中山辭職以及袁世凱的竊國。梁敬惇所引“讓袁”的最早證據只追溯到孫中山抵達香港後為止。文載： 

1911年12月20日，即廖、顧達成協定之日，孫中山先生還在歸國途中。但是，從他在香港與胡漢民和朱執信的談話，我們可以看出他同意支持袁出任總統的想法。至於袁是否批准此一秘密協議，我們並無直接證據。[5](p25) 

另據薛君度考，有封長期被認為是孫中山於1911年11月12日發自巴黎的電報，實應為1911年11月16日發自倫敦。他說： 

孫中山將在民國政府中擔任何種職務，這一點在革命勝利之初並不清楚。他在由歐洲歸國途中，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自倫敦電稱：“今聞已有上海會議之組織，欣悉總統自當選定黎君。聞黎有推袁之說，合亦善宜。”[6](p106) 

薛君度認為孫中山當時的地位，並不很穩固。薛君度文所引電文與李曉生所述（補錄二）在地點、時間、內容方面都頗吻合。李曉生文所引“若舉袁氏為清室總理，曷若舉袁氏為民國總統”之語比薛君度所引“今聞已有上海會議之組織，欣悉總統自當選定黎君。間黎有推袁之說，合亦善宜”之電文，更為直截了當。 

四、吳稚暉為楊篤生立墓與錢士青鬥爭 

1905年，日本文部省頒佈歧視並限制中國留學生的《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留日學生發動了抵制這個規則的強大運動。為了激勵人心，同盟會會員陳天華在12月7日留下《絕命書》，投海自殺。繼湖南新化人陳天華投海自殺後，楊篤生是又一個投海自殺的湖南籍同盟會會員。 

據陳洪、陳淩海編撰《吳稚暉先生大傳》“民元前一年清宣統三年辛亥（西曆一九一一年）先生四十七歲”一節記載： 

八月，（閏六月）楊守仁（篤生）憤國事之日非，腦病劇增，蹈海於英倫西之利物浦海中，年方四十。楊守仁於投海前一日，寄絕命書於先生，猶於製造炸彈之改進方法。楊君前在日本橫濱，曾與黃興同造炸彈不慎，炸去二指。死後，遺產英金一百鎊，請先生寄與友人石瑛，轉致國父，贊助革命，而不及其他家人生活之需要焉。先生將其遺體葬於利物浦城北恩佛蘭公園。先生挽之曰：“革命黨之健者；炸裂彈之先道。”先生為楊安葬甫畢，即以其蹈海殉國經過函告蔡元培，蔡元培於柏林同學會舉行追悼大會時，以先生函當場宣讀，與會人士，感悼非常，後於民國二十年，先生為其家屬呈請國民政府特予撫恤。九月十五日，先生接國父書，索守仁遺款。[4](p61) 

又據陳獨秀在《蔡孓民先生逝世後感言》[7](p149)一文中回憶：“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緒末年，那時楊篤生、何海樵、章行嚴等，在上海發起一個學習炸藥以圖暗殺的組織，行嚴寫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這個組織，住上海月餘，天天從楊篤生、鐘憲鬯試驗炸藥。這時孓民先生也常常來試驗室練習、聚談。” 

楊篤生投海當日，恰逢李曉生赴利物浦探友。他“聞有中國學生投海自殺。李曾赴殮房一看。但因未嘗認識楊先生。故不知究屬何人。及晤先生偕石瑛趕到，即再同赴驗房認看，始知為楊同志”。而這一巧合，卻為楊篤生投海後的善後記錄，為吳稚暉迫使錢士青撥款為楊篤生築墓建碑留下了知情的一筆。 

五、胡漢民與孫眉衝突引發孫中山與吳稚暉之爭 

陳三井在《中山先生歸國與當選臨時大總統》一文中，對孫中山先生1911年10月間在倫敦的活動作如下記載： 

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山先生自紐約致電已先期到達倫敦之軍事顧問美人荷馬李(Homer Lea)，委託荷馬李全權在英籌款，並報告國內的革命情況。十一月二日，中山皆党人朱卓文等一行自紐約搭乘船茅利塔尼亞號啟航赴英同月十一日到達倫敦，住于薩福伊旅社(SavoyHotel)。行裝甫卸，即造訪在英倫留學之吳敬恒。適吳外出未遇。中山先生因行動秘密，特留書約定會唔時間。翌日兩人唔面，縱談以往籌款接濟革命研究將來建設國家大計，中山先生並商請吳敬恒每日至旅社為其處理文件。[8](p888)
李書華在《辛亥革命前後的李石曾先生》一文“辛亥革命”一章中，曾根據抗戰時吳稚暉在重慶上清寺寓所面談所述，對孫中山1911年10月間在倫敦的活動作如下記載： 

清宣統三年，辛亥（一九一一年）陰曆八月十九日，即陽曆十月十日武昌起義。時中山先生正在美國，旋於陽曆十月下旬，由美抵倫敦，住Strand之Savoy Hotel。中山先生隨帶隨員二人，一為朱卓文，一為美人荷馬李(Homer Lea)。時國內有許多電報拍致中山先生，均由駐英劉玉麟公使轉變，劉公使均照轉。吳稚暉與李曉生（名廣平）每日均到Savoy Hotel。曉生為同盟會老黨員，吳先生為中山先生起草電稿，曉生翻譯電碼。其次吳先生為中山先生起草複電。中山先生欲修改數字，吳先生不同意，中山先生仍欲修改，吳先生推中山先生至床上，堅請不可改，中山先生遂允不改。吳先生在倫敦家中約中山先生便飯，吳夫人自己做菜，中山先生連稱“難得”，在座者有李曉生。[9](p42-46) 

從文中看，孫中山與吳稚暉起爭執之事的知情者只有三人：孫中山、吳稚暉與李曉生。事後，吳稚暉在重慶上清寺寓所對人提及此事。李曉生在多年之後也特別提及此事，並注明爭執的起因乃是孫眉、胡漢民之衝突微詞。爭執的發展和如此結局，大大出乎意料，應給當事人留下了極大震動。 

不知是否對孫眉、胡漢民人事安排（注：據孫穗芳著《我的祖父孫中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1頁）載：“在2月間，廣東各界紛紛給祖父來電，請祖父同意讓伯祖父孫眉擔任廣東都督，蔡元培也熱心支持這個提議，但祖父堅決不同意。他回電婉拒說：‘家兄質直過人，而素不嫻於政治，一登舞臺，人易欺以其方。粵督任重，才淺肆應，決非所宜……文愛吾粵，即以愛兄也。’”）耿耿於懷的緣故，在李曉生所遺的檔中，特保留了一份寫在“總統府報房去報”(ThePresident''s Telegraph Office)上的孫中山的手跡。電文的意旨正是對廣東都督的安排意見。孫中山的手跡經整理並添加標點符號如下： 

廣東陳都督並各界公鑒： 

革命功成，民國統一。胡都督不日可回原任。精衛亦能同回助理。請毋容另舉他人。現狀維持。統祈暫為盡力。 

總統：孫文 

元年二月廿一日 

六、結語 

辛亥年前後，留英的中國學生為數不多。據陳三井校訂《旅歐教育運動》載：“民國元年，張靜江君來法。見儉學會行之有效，因思國人習英文者最多，若有留英儉學會之組織，留學英國者必增多。歸國後，遂與吳稚暉君及儉學會同人，發起留英儉學會，組織會所，以為膳宿；設立專班，以為補習。由會介紹赴英者二十餘人。在倫敦擔任儉學會之招待者為吳稚暉君，及其子女與李曉生、謝儀仲兩君。”[10](p58-59) 

獲悉武昌革命爆發時，孫中山正在美國丹佛。他沒有直接回國，卻前往歐洲。孫中山去英國進行外交活動的目的，主要是想取得英國政府的支持。他的最重要的計畫之一，是與銀行團談判一筆借款，但，所有籌款或借款活動也都落空。據李曉生文所載，當時，孫中山每日拍發電報多件所需電報費亦時感拮据，須偕李曉生、謝儀仲、石瑛等赴倫敦東郊唐人城召集華僑演說，向聽眾籌款，以應當時之急。這也從另一側面說明，孫中山在抵達上海時以“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8](p896)回答記者有關攜鉅款回國之詢問，的確是一大實話。 

因在英籌款多倚重美人荷馬李，有關孫中山在倫敦活動的記載亦多見於外文文獻。如，Eugene Anschel所撰"Homer Lea,Sun Yat-sen,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等專著。相比之下，可作深入研究的中文資料較為匱乏，且所傳資料主要出於吳稚暉之手。在武昌起義成功後的這一段日子裏，在孫中山身邊的同盟會人員約有：吳稚暉、李曉生、謝儀仲（注：據李曉生記載，謝儀仲為1906年加入中國同盟會新加坡分會的始會員。見附注[1].(p134)。）、石瑛、朱卓文等。這些人員大都即分批回國為臨時政府效力（李曉生、朱卓文隨孫中山同行；石瑛隨吳稚暉同行）。李曉生所遺這份手稿為孫中山以及過英同盟會員的活動，勾勒出一個輪廓。其中以補錄形式記載的數事，可視作為後人瞭解這一歷史階段的真相提供了一份難得的史料。 

【參考文獻】 

[1]李紓.李曉生未完成自傳稿先睹：辛亥年前的革命生涯[J].（新加坡）南大語言文化學報，1998年第3卷(1). 

[2]黃福鑾.華僑與中國革命[M].香港：亞洲出版社有限公司，1953. 

[3]馮自由.華僑革命開國史[M].一冊，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53. 

[4]陳洪、陳淩海編撰.吳稚暉先生大傳[M].臺北：穎慶印刷文具有限公司. 

[5]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C].第三輯辛亥革命.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 

[6]薛君度著、楊慎之譯.黃興與中國革命[M].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 

[7]陳獨秀.蔡孓民先生逝世後感言[A].見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紀念集[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8]陳三井.中山先生歸國與當選臨時大總統[A].見教育部主編《中華民國建國史》[M].第一篇革命開國（二）.臺北：國立編譯館，1985. 

[9]李書華.辛亥革命前後的李石曾先生[J].傳記文學，1974.第24卷(2). 

[10]陳三井校訂.旅歐教育運動[M].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資料來源：《史學月刊》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