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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時期是湯壽潛一生活動中最活躍的時期，他參與發動和組織了立憲運動、收回蘇杭甬鐵路運動，及都督浙江、援寧北伐、籌建南京臨時政府等重大事件，給清末民初歷史以重大影響。但由於種種原因，學術界對其研究還不充分，有的觀點也值得進一步商榷。本文擬就這一時期湯壽潛的幾個問題作些討論，以求教同行。
一、湯壽潛與立憲運動
湯壽潛是著名的立憲派首領，時人常把他與張謇並稱為“張湯”。但與張謇、湯化龍等立憲人士相比，學術界對湯壽潛立憲思想與活動的研究顯得很薄弱。
湯壽潛是戊戌政變後較早主張立憲並極力策動清廷遣使出洋考察憲政的立憲派人士之一。
自1895年鄭觀應首先提出君主立憲思想後，1898年康有為通過光緒帝在中國首次進行了君主立憲的嘗試，雖然這一嘗試當年即被慈禧太后以暴力扼殺，但變法革新、追求民主政治成為不可抗拒的潮流。三年之後，西太后頒佈了變法諭旨，推行“新政”。雖然慈禧所說的“變法”遵循的仍然是洋務派的“中體西用”路線，但維新派、包括部分官員紛紛要求實現君主立憲，徹底改造中國政治。於是，中國興起了頗具聲勢的君主立憲思潮。
湯壽潛是較早宣傳君主立憲的人。1901年8月，湯壽潛寫就了《憲法古義》一書，雖然我們現無法找到該書，但從湯氏所寫的該書“敘”及現能看到的該書綱目看，這是他立憲思想的第一次集中闡述。湯壽潛在書中強調了立憲的重要性，認為中國只要立憲就能成為頭等強國。“夫西人絞無量數生靈之血，始得此數十條之憲法，日本行之而效矣。中國急起直追，但求有真精神灌注其間，酌中外古今之宜而通之，遂為頭等國不難。”他駁斥了君主立憲有害於君權的觀點，強調指出：“憲法者，民權之虎符，而亦君權之後盾。彼疑立憲之有損於君權，非真知憲法者也。”他把立憲看作是鞏固清王朝的法寶，以打動統治決策者，這是他宣傳的策略之處；同時他強調憲法對於保護民權的作用，視之為“民權之虎符”，這樣就把民權和君權這兩種對立權力有機地結合起來，為減少立憲的阻力，湯壽潛重在論證憲法是中國所固有的東西，並非是舶來品。他說：“庚子亂後，救亡無術，立憲之說漸騰于時，然只知憲法為東西所已行，不知憲法為中國所固有，”因此，他寫此書的目的就是要“臚舉東西國憲法所許之權利，一一證以中國古書，……使中國人民知憲法為深淵之珠，遠遊之子，循而求之，故所自有，未始非考求憲法之一助。”（注：湯壽潛：《憲法古義敘》，浙江省蕭山市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湯壽潛史料專輯》（以下簡稱《史料專輯》），1993年3月印行，第466、465頁。）
湯壽潛不但宣傳君主立憲，而且極力策動中央和地方權臣贊成並奏請清廷實行立憲。1903年6月上旬，湯壽潛與張謇、張美翊、張元濟、趙鳳昌連日商談，策劃說服清廷贊成立憲。次年6月初，湯壽潛又與張謇、張美翊等商議策劃推動清廷政治改革事宜。5日，由寧波人張美翊以學生身份向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瞿鴻禨寄呈說帖，建言“改定憲政”。3個月後，湯壽潛通過浙江甯海人章梫（一山）連呈瞿鴻禨二函，其一是鼓動瞿勇敢地站出來宣導立憲。“憲法之義，走以瀆吾師者三年餘矣。以去就爭之，豈非中國一偉人乎？成則人人將以銅像，不成則奉身而退，此心可訊三光”；其二是向瞿獻策，說“今有一筆兩用之策，莫妙於考求憲法為詞。凡立憲各國，侈然以文明自負，我若有所輸入，星軺所蒞，無不全國歡迎；入手得勢，暗中與商及俄日之局，彼更易於水乳。否則，如此專使游跡，不容獨遺俄國，唯以憲法為名，彼中無可採訪，不妨棄之如遺。”（注：《湯壽潛致章一山函，光緒三十年八月一日，轉引侯宜傑：《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50、51頁。）經湯壽潛等的策動，瞿的立憲態度轉趨積極，他面奏派員出洋考察政治，並“自請親赴歐美”。瞿是深受慈禧信賴的軍機大臣，他的態度轉為積極，對慈禧作出遣使出洋考察政治的決策有重要影響。1906年7月21日，戴鴻慈、端方從日本、歐美考察憲政回到上海後，湯壽潛與張謇、趙鳳昌等先後4次謁見，“極力勸其速奏立憲，不可再推宕。”
1906年9月1日，清廷下詔宣佈“預備仿行憲政”，正式拉開了“預備立憲”的序幕。隨後，湯壽潛的活動主要集中在敦促清廷速開國會、建立責任內閣、真正實行君主立憲方面。
清廷發佈仿行憲政後，湯壽潛歡欣鼓舞。他在給瞿鴻機的信中說：“以五千年相沿相襲之政體，不待人民之請求，一躍而有立憲之希望，雖曰‘預備’，亦極環球各國未有之美矣。”（注：《湯壽潛致瞿中堂函》，光緒三十二年，轉引侯宜傑《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第74頁。）但湯壽潛並沒有以清廷詔諭仿行憲政為滿足，當他發現朝野上下部分頑固守舊分子對憲政陽奉陰違，使憲政“名與實違，甚或有假新政以罔民而誤國”時，當他意識到朝廷在有意無意延宕憲政時，他又投入了敦請實行真立憲和速開國會的活動。
預備立憲上諭頒佈不久，湯壽潛即在《為憲政維新瀝陳管見事》中表示了對新政的不滿，提出了立憲的4項主張，敦請政府仿照西法，真心實意實行立憲，不要借立憲罔民誤國。（注：湯壽潛：《為憲政維新瀝陳管見事》（1907年），《史料專輯》，第515頁。）同時，他和鄭孝胥等人兩次電請清廷要求速開國會。是年12月底，湯壽潛與鄭孝胥、張謇聯合旅滬江浙紳商200餘人在上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並被選為副會長，積極參與籌備立憲，推動朝廷立憲等活動。
1908年5月29日，預備立憲公會致電憲政編查館要求速開國會，湯壽潛在電文中增加了“時不待我，敵不待我”八個字，表明了湯壽潛對速開國會的熱切心情。他與鄭孝胥等以預備立憲公會名義電請清廷要求以兩年為限，正式召開國會。湯壽潛還與張謇等人以預備立憲公會名義電邀全國各省立憲團體，採取統一步調，赴京請願，以敦促清廷早日召開國會，並派人赴各省聯絡發動。湯壽潛即派人到浙江進行發動，並向各府寄發傳單和簽名冊，要求各地士民簽名並派代表到省城開會。7月28日，各地代表聚集杭州開會，會上推舉葉景葵、邵義等為赴京請願代表，通過了由湯壽潛主稿的《國會請願書》。這份由歸安籍前吏部侍郎朱祖謀領銜、全省8000多紳民簽名的請願書，駁斥了反對開國會的種種觀點，從正反兩方面論述了速開國會的極端重要性，“海通以來，十數強國鷹膦虎視，其所以馴至富強者，所有政體無不歸墟立憲，收效於國會，且有視立憲更進者，大率立兩院制度之國會，予人民以參政之權，有參政權而後有責任。時勢所趨，日本迎其機而利用之，蕞爾三島，已見明效。中國為之，事半功倍，何獨不為？顧或疑人民程度太低，惟其太低也，汲汲需開國會以便人民實地訓練，得以增長其智力。國會一日不開，即緩至數十年，其人民之程度現象猶今日也。…或又疑人民權力太大，中國幅員廣矣，交通又不便，人方議我十八省如十八國。正苦人民未有權利，故如潰瓜，如敗葉，有事輒煩，朝延[廷]獨當其沖，主客勞逸，勢成倒置，動為列強所淩辱。未聞人民有權力之國而列強敢於淩辱者。”至於中國教育未普及、工商業不發達，那也是無國會之故，“無國會則予奪之權操之政府，人民率觀望不前；有國會則人民參訂工商法律，資本家地位鞏固，自能並全力而為對外之競爭。”總之，“圖存濟變，系命于立憲，而根據於國會。”請願書警告清廷：“國勢日亟，列強對我政策瞬息萬變，愈迫愈緊。”如不迅速成立國會，“恐列強無容我設立國會之餘地。”（注：湯壽潛：《代擬浙人國會請願書》，光緒戊申年，《史料專輯》，第489—490頁。）
在各地絡繹不絕的上書和請願的壓力下，1908年8月，清廷被迫公佈9年預備立憲期限。湯壽潛認為9年預備期太長，要求早開國會。1909年農曆十月十六日，湯壽潛上奏《為國勢危迫敬陳存亡大計》，再次呼籲“提前速開國會”。湯氏指出，成立國會，建立責任內閣，使人民與中央直接議事，共擔責任，不但可以消弭內亂，且外交艱危事件也易應付。他批駁了國民程度底，召集國會需待以時日的觀點，指出“試思日本明治二十三四年間，其程度豈能一一盡合？中國人民知為立憲之請求，亦正非無程度矣。如曰‘待’也，安保待至九年必能盡合？且外禍方急起直追而旦夕不待我也。”（注：湯壽潛：《為國勢危迫敬陳存亡大計》，《史料專輯》，第522頁。）同年，他在上攝政王書中，再次陳述局勢危迫，盡速召開國會的緊迫性。
1909年各省諮議局相繼設立後，立憲派有了更大的活動舞臺，各地之間也加強了聯繫，形成了一定聲勢。在自身實力壯大後，立憲派更不滿足於已定的預備立憲期限，於是發起了全國範圍的國會請願運動。湯壽潛因“路事竭蹶”，堅辭浙江省諮議局議員。他在複諮議局議員函中說：“下走目擊外力內漸，意非立憲不克支柱，暗言者廿年，明言者十年，皆在舉國不言之日，有著作可按也。”他說今所以堅辭議員，實因路事，因“路事系奔走之役，不特杭滬也，今已遠至甬紹，更非鞭長能及，正苦求脫不遂，兼任之說，期期以為不可。”（注：湯壽潛：《複諮議局全體議員》，《史料專輯》，第579頁。）湯氏雖辭議員，但他仍是浙江省諮議局的精神領袖，給諮議局的活動以積極影響。1910年4月，湯壽潛遊歷廣東，對廣東各界發表請開國會的演說，再次論及君主立憲制度的益處，希望廣東各界發揚三元里人民鬥爭精神，再接再厲，再次發動國會請願運動。（注：《湯蟄仙學使遊歷粵省演說詞》（請開國會演說詞），《史料專輯》，第585—586頁。）
由於清政府預備立憲原本只是為了欺騙輿論，消弭革命，所以1911年5月8日它所成立的“責任內閣”，皇族成員竟占一半以上。湯壽潛立即與張謇、沈曾植、趙鳳昌等聯名致電攝政王，要求改組“皇族內閣”，“重用漢大臣之有學問閱歷者”，但被拒絕了。“皇族內閣”的出籠，加以領導浙路鬥爭中的艱難經歷，使湯壽潛對清政府完全失去希望。同年6月27日，清朝已岌岌可危，湯壽潛在漢口遇鄭孝胥，因主張共和，與主張保皇的鄭氏決裂。（注：陳志放等：《湯壽潛年譜》，《史料專輯》，第635頁。）
由上可知，湯壽潛是20世紀初最早宣傳君主立憲並策動朝廷遣使出洋考察憲政的立憲派人士之一，並極力敦請朝廷速開國會、建立責任內閣，發動和組織國會請願運動，對立憲運動的興起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但由於“皇族內閣”的出籠，湯氏在武昌起義爆發前即已轉向共和。
二、湯壽潛與南京臨時政府的籌建
武昌起義爆發後，革命形勢迅速發展，籌建統一政權問題很快被提上了日程。湯壽潛積極參與了籌建活動，為南京臨時政府的建立作出了貢獻。但長期以來，學術界把湯壽潛與張謇、趙鳳昌等立憲派相提並論，認為湯壽潛等企圖操縱臨時政府的籌建權，因而多有貶責，這是值得商榷的。
湯壽潛是較早意識到組建統一革命政府問題並公開發出這一倡議的人。武昌起義爆發的第二天，湯壽潛抵達武漢，在鄂兩天，他看到武昌起義的蓬勃聲勢，並瞭解到湖北、廣西、四川等地一些州縣已繼起回應，意識到清政府即將傾覆，遂於13日返滬，22日即“與三數同志組織臨時會，為臨時政府之預備會。”（注：《浙軍都督府卷宗》有關都督湯壽潛書信底稿集拾，《史料專輯》，第712頁。）
11月5日湯壽潛被舉為浙江軍政府都督後，11日，他與江蘇都督程德全聯名致電滬軍都督陳其美，倡議于上海設立臨時會議機關，以籌建臨時政府。電文說：“自武昌起事，各省回應，共和政府已為全國輿論所公認，然事必有所取，則功乃易於觀成。美利堅合眾之制度，當為吾國他日之模範。”因此，急宜仿美國獨立戰爭時大陸會議的精神和方法，“于上海設立臨時會議機關，磋商對內外妥善方法，以其保疆土之統一，複人道之和平。務請各省派代表，迅即蒞滬集議。”並提出代表舉派方法是由各省諮議局和軍政府各舉代表一人常駐上海。（注：《民立報》1911年11月14日）湯壽潛等關於組織臨時會議機關的倡議順應了形勢發展的要求，得到各省的積極回應，其集議方法也為各省所接受。11月15日，先期抵滬的蘇、滬、閩三省代表成立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
湯壽潛倡議設立臨時會議機關，籌建臨時政府的目的主要有三。第一，為了統一內外政策，結束獨立各省的紛亂局面。這已在前引電文中說得很清楚。在致雲南及各省電中，他又說：“海內苦專制久矣，自武漢義旗一麾，不一月全國回應，應天順民，具有明證。側聞各省之主旨，多以後此政體，專采共和，一洗苟且補苴之陋。”但今獨立各省“雖同激於義憤，而起事各不相謀，容或多立名目，頭緒紛繁，此一都督，彼一司令。今雖勢力較厚，後則觀聽將淆。為久遠計，不能不慮。”（注：《湯壽潛等致滇省及各省函》，《史料專輯》，第595頁。）所以必須組織統一政府。如果說這類公開電文不免有些冠冕堂皇的話，那麼他給他人的私人信件當是他真實思想的表白。11月13日，即他與程德全聯電發出的第3天，他在給袁世凱的信中說：“東南人士，咸以政體不可不立，外交不可無主，謂宜亟設共和政府，以收統一之效。”（注：湯壽潛：《致袁世凱函》，《史料專輯》，第709—710頁。）稍後，他在給黎元洪的信中也表露出對“省自為制，紛絮錯亂”（注：湯壽潛：《致黎元洪》，《史料專輯》，第693頁。）局面的憂慮，表示應急速成立中央政府，統一內外政策。第二，為了統一軍事行動，徹底推翻清政府，肅清封建勢力。湯壽潛在給一位故友的信中說：“援鄂伐燕，俱不容緩。但得臨時政府早日成立，庶可望謀定後戰，以靖餘孽耳！”（注：湯壽潛：《複紹興議事會金騰》，《史料專輯》，第696頁。）第三，為了避免列強的干涉、瓜分。湯壽潛擔心革命由於帝國主義的干涉而遭致像太平天國那樣的失敗，更擔心帝國主義乘此舊政府將傾、新政府未立之際瓜分中國，當時也確實存在這種危險。他認為避免列強干涉、瓜分的根本方法就是迅速成立共和政府，並設法使列強承認，而要求外人承認，就必須統一外交政策，維護社會秩序，保護外人生命財產安全。11月17日，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說：“惟是新國初造，來日大難，東西強鄰，眈眈虎視”，“必先保治安，始可不生交涉。”（注：《湯壽潛史料專輯》，第695頁。）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說：“今舊者推翻，新未承認，吾曹遂為無國之民，……臨時政府能早承認，則無國亦有國，否則，千萬進行皆水泡。”（注：湯壽潛：《致子川》，《史料專輯），第688頁。）
從上述情況看，說湯壽潛倡議設立臨時會議機關是為了操縱臨時政府的籌建權是有失公允的。
總統人選和建都地點是組建中央政府最為重要的兩個問題。學術界認為，湯壽潛是主張舉黃（興）的（注：金沖及等《辛亥革命史稿》第3冊第488頁及章開沅等《辛亥革命史》下冊第292頁均持此說。），在建都地點上他主張都鄂，反對都寧。（注：劉堅等：《首任浙江都督湯壽潛》，《杭州師範學院學報》1989年第1期。）這並不符合事實。關於中央政府首腦人選，湯壽潛經歷了舉黎（元洪）到舉孫（中山）的轉變，反對舉黃；在建都地點上，他又經歷了由都鄂到都寧的變化。
如前所述，湯壽潛在11月11日的通電中主張在滬召集臨時會議機關，但他並沒有提臨時政府設於何處，且當他得悉武昌方面黎元洪已於11月9日發出通電，要求獨立各省派全權委員赴鄂組織臨時政府後，即改變了原來的設想，主張親赴武昌組織中央政府。11月16日，湯壽潛召集參議員、各部目、敢死團長等特開臨時會，並在會上“倡議親赴武昌，會合各省籌聯邦政府之組織，以定國基”，後經全體商議改派張元濟赴鄂。（注：《中報》1911年11月20日。）所以，他遲遲不派代表參加原由他發起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直到11月20日代表聯合會議決承認武昌為民國中央軍政府，以鄂軍都督執行中央政務後，他才派湯爾和等作為浙江代表出席聯合會。（注：劉星楠：《辛亥各省代表會議日誌》，《辛亥革命回憶錄》第6冊，第242頁。）反映了他的建都地點和中央政府首腦人選意向。
11月20日，黎元洪通電各省，建議“先由各省電舉各部政務長，擇其得多數票者，聘請來鄂，以政府成立照會各國領事，轉各國公使各請本國承認，庶國基可以初定”，並擬定了臨時政府暫分內務、外交、教育、財政、交通、軍政、司法7部的組織機構方案，提出除外交首長推伍廷芳外，“財政首長敝省擬舉張謇。”（注：《黎副總統政書》卷一，第6頁）湯壽潛複電對此表示贊同，並電舉了各部首長，除外交推伍廷芳外，“內務程德全、教育章炳麟、財政張謇、交通詹天佑、軍政黃興、司法汪兆銘。”（注：《申報》1911年12月1日。）從這一複電可以看出：（一）當時湯壽潛是主張都鄂的，這與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議決的以“武昌為民國中央軍政府”一致。（二）湯壽潛在電文中雖沒有明確提出臨時政府總統人選，但黎元洪當時是以中央政府首腦的姿態電告各省的，湯壽潛既贊同黎電主張，並推舉了各部首長，其總統人選意向是明確的。這也與各省代表聯合會議決的“以鄂軍都督執行中央政務”相吻合。（三）在湯電所舉的各部長人選中，除外交、財政屬附和鄂方建議外，其他內務、教育、交通、軍政、司法五部中至少有3個部的人選是革命黨人，看不出有使立憲派人控制中央政府權力的企圖。
南京光復後，湯壽潛的建都地點主張發生了變化。南京光復的次日，即12月3日，他即與程德全、陳其美、趙鳳昌及留滬各省代表決以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12月5日的《申報》、《時報》也說湯壽潛贊成都寧。（注：轉見毛注青：《黃興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243頁注②。）以前對湯壽潛等的這一都甯決議曾有指責，認為是背著赴鄂代表和鄂軍政的一幕“滑稽戲”（注：劉星楠：《辛亥各省代表會議日誌》，《辛亥革命回憶錄》第6冊，第242頁。），似乎又有企圖控制臨時政府籌建權之嫌。其實這一決定適應了客觀形勢的變化。武昌是首義之區，革命黨人雲集之地，且起義爆發後一度成為全國革命政治軍事中心，本是理想的建都之地點，但11月27日漢陽陷落後，武昌一直處於嚴重的軍事威脅之下，顯然已不宜再作都城。南京為六朝古都，東南第一重鎮，南京光復，東南底定，自然成為最適當的建都處所。事實上，就在湯等與留滬代表作出都寧決議的當天，赴鄂各省代表也作出了“臨時政府設南京，各省代表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于南京”的決議。這種不謀而合，只能說是“英雄所見略同”。
12月4日，程德全、陳其美又與留滬代表選舉黃興為暫定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次日複議決，以大元帥主持臨時政府。學術界有認為湯壽潛是這一行動的策動者之一（注：金沖及、胡繩武：《辛亥革命史稿》第三卷，上海人民版1991年版，第490頁。），並據此得出湯主張舉黃的結論，這不符合歷史事實。如前所述，湯壽潛鑒於武昌的軍事壓力確實同意以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但他並不同意由留滬代表選舉大元帥，更不同意舉黃。所以，在12月4日的會上他先是反對選舉，繼則拂袖而回杭州。12月10日，他在給武昌軍政府臨時代表何海鳴的信中解釋道：“若滬會之舉，合席惟閩代表林（即林長民，引者注）與弟反對，因托快車，不終議先散，蓋恐負黎，且自負去鄂之代表，期期以為不可，第少數無如何耳。”（注：湯壽潛：《複何海鳴》，《史料專輯》，第702頁。）同日，他在給浙江赴鄂代表陳時夏、湯爾和等的信中也說當時他反對舉黃，但江蘇、上海的代表“全持之尤力”，他“乃拂袖不終議先散”。（注：湯壽潛：《去組織臨時政府代表函》，《史料專輯》，第694頁。）章太炎在其自訂年譜中也說12月4日滬會討論大元帥人選時，“諸代表未有言，蟄仙稱浙江有事，遂引去。”（注：《近代史資料》，1957年第1期，第124頁。蔡元培在20多年後寫的回憶錄《辛亥那一年》中說湯當時主張舉黃，顯然有誤。蔡的回憶錄見《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續集》，第426頁。）
湯壽潛為什麼反對由留滬代表選舉正副元帥，反對舉黃？其中緣由是：（一）湯壽潛認為，既然各省代表聯合會早已議決認武昌為中央軍政府，以鄂軍都督執行中央政務，那麼再舉黃興為大元帥，則“與推黎之宗旨頓悖”（注：湯壽潛：《去組織臨時政府代表函》，《史料專輯》，第694頁。）“蓋恐負黎”，將失信于黎，失信於民。（二）湯壽潛又認為，既有前約，以赴鄂之各省代表議組臨時政府事，留滬的各省代表只作為聯絡通信機關，為鄂會後援，那麼由留滬代表選舉正副元帥，雖情有可原，即為“急求統一起見”，但“終似不正當之行為”（注：湯壽潛：《致黎元洪》，《史料專輯》，第713頁。）“且自負去鄂之代表”。（三）湯壽潛還認為，作為首義之區的黎元洪督師武漢，抗擊清軍，苦支危局，使東南各省得以“暫安枕席”，其功業“于廿世紀亞洲光復史中首屈一指”（注：湯壽潛：《致黎都督》，《史料專輯》，第693頁。），而且事實上已在起著執行中央政務的作用，自然是比較合適的大元帥人選。
怎樣看湯壽潛的舉黎主張？能否因今人看來黃興是僅次於孫中山的革命党領袖，黎元洪是武昌起義時持反對立場的清朝高級軍官而對湯的這一舉動進行貶責？我以為在評論這一問題時不能不注意以下兩個史實。第一，在這之前各省代表聯合會確已有以湖北軍政府為民國中央軍政府，以鄂軍都督執行中央政務的決議，而且近兩個月來湖北軍政府事實上已扮演了中央軍政府的角色。第二，黎元洪是首義之區的都督，而黃興則是他設壇親授的中華民國軍事總司令，當時又背上“漢陽敗將”的名聲，在當時獨立各省，黃的地位和影響確不如黎，這可以從12月17日鄂滬兩地代表齊集南京後改舉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及12月28日南京各省代表會議醞釀總統人選時主黎者達十分之六，主黃者僅十分之三（注：章開沅等主編：《辛亥革命運動史稿》，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370頁。），得到說明。所以在當時情況下，如果不是出於某一集團或個人的考慮，自然會作出舉黎的抉擇。
但湯壽潛獲悉孫中山回國後，其臨時大總統人選意向發生了變化。12月22日，即孫中山抵達香港的第二天，湯壽潛在致伍廷芳的電報中說：“袁先違約，唐非全權，浙曾有議和作罷之電。今若再與遷就，蓋示以弱。中山既來，必有北伐之計。”（注：湯壽潛：《致伍廷芳等電》，《史料專輯》，第595頁。）表達了他對南方與袁世凱議和的強烈不滿（南北和議已於12月18日開始）和對孫中山歸國主持軍政大計的厚望。對南方與袁妥協的不滿，自然包括黎元洪，因為黎是南方與袁議和的主要策劃者和組織者。12月25日，即孫中山到達上海的當天，湯壽潛又在給程德全的信中說：“中山到滬，情態何似？是此來能否有總統之資格？公路（引者注，公路為三國時袁術字，湯借指袁世凱）逢此敵手，恐益堅其誘約進犯之志矣。”（注：湯壽潛：《致程德全》，《史料專輯》，第706頁。）這裏湯壽潛雖然沒有明確提以孫中山為臨時總統人選，但十分明顯，他已在考慮是否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湯壽潛並非革命黨人，此前與孫中山也從無交往，且由於孫流亡海外16年剛剛歸國，他對孫中山的政治主張也不十分瞭解。但即使這樣，湯壽潛還是在孫中山一到上海就考慮是否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且把孫中山看作袁世凱最主要的“敵手”，其總統人選意向還是很明顯的，次日，他又在給汪精衛的信中說：“聞中山君已到，唐亦約伍續議，臨時政府誠刻不容緩耳。”（注：湯壽潛：《致伍廷芳》，《史料專輯》，第707頁。）如果我們把這封信與前述兩則史料聯繫起來考察，就不難看出湯壽潛的意圖是：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迅速成立臨時政府，中止與袁世凱議和，由臨時政府統一謀劃北伐。1912年1月1日，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終於順應革命形勢的發展需要而宣告成立。
綜上所述，湯壽潛倡議並積極參與籌建臨時政府，是為了儘早結束獨立各省各自為政的局面，統一內外政策，維護國家的獨立和主權；在建都地點和臨時大總統人選問題上，他的主張經歷了由都鄂舉黎到都甯舉黎，再到都甯舉孫的變化，這都是根據當時的客觀實際作出的正確抉擇。在籌建臨時政府問題上，湯壽潛與張謇、趙鳳昌等立憲派人的主張不盡相同，不可簡單化相提並論。
三、湯壽潛與南北和議、北伐
在武漢保衛戰期間，湖北軍政府就接受了袁世凱的秘密議和，並於12月1日達成了武漢地區停戰3日的協定，以後民、清雙方又派代表正式議和。以往學術界認為：浙江都督湯壽潛是這次議和的幕後策劃者和襄助袁世凱奪權的得力謀士之一。事實上，湯壽潛是堅決反對議和、主張北伐的，也是立憲派中為數不多的激進反袁之士。
湯壽潛出任浙督後四天，即11月9日，已被授予“欽差大臣”、擁有節制赴鄂水陸各軍全權的袁世凱又被授為內閣總理大臣，成為清政府事實上的實權人物和革命的最大障礙。
鑒於當時省內外形勢，湯壽潛督浙後，在推進全省光復、建立革命秩序、鞏固新生政權的同時，於11月12日派出援寧支隊，積極參與光復南京，期以“鐵血主義”徹底推翻清朝封建專制統治（注：南京光復後，湯壽潛在給援寧浙軍前線指揮官的的信中勉勵浙軍將士再接再厲，為造共和血戰到底。他說：“此役所以底成功者，實賴浙軍誓死血戰。…諸君為傾覆專制政體而戰，為造一般人民之幸福而戰，此為二十世紀我中國最可尊可敬之軍人。…世界共和政體，無不以血戰得之，諸君實行其鐵血主義，何功勿成，何戰勿克！”見湯壽潛《致徐則恂隊官、張兆辰指揮官》，《史料專輯》，第717—718頁。）。為了儘早結束戰爭，穩定社會，避免列強的干涉，減輕人民的痛苦，湯壽潛同時也試圖策動袁世凱擁護共和，“反戈一擊”，推翻清朝，成就光復大業。所以在派出援寧支隊後第二天即11月13日，湯壽潛就致書袁世凱，說“東南人士，咸以為政體不可不立，外交不可無主，謂宜亟設共和政府，以收統一之效”。他指出清朝政府已日暮途窮，“財匱民貳，根本已搖，諸鎮離心”，即使有“百勝之師”，也無法挽狂瀾於既倒，“且外人伺隙，不容自為攻戰”，若由此而遭“分割之禍”，將是全國的不幸，希望袁世凱能“翻然變計，恭行天罰”，只要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