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史上，湘籍志士以尚武精神而著稱於世，產生了一代聞名遐邇的軍事家，其中有開國元勳蔣翊武，有被讚譽為“武聖”的黃興，有護國將軍蔡鍔，他們不愧為戰場上的英雄；而且，在這一時期，湘籍志士同全國各地革命志士一道，撰寫和編輯了不少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著作，翻譯了大量介紹西方各種社會思潮的作品，創辦了30多種報刊雜誌，而且身體力行，大力翻印和散發革命書刊，四處演說，奔走呼號，衝破了封建輿論的一統天下，使康有為、梁啟超的保皇邪說偃旗息鼓。湘籍志士卓有成效的輿論宣傳為喚醒國人投身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洪流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他們也不愧為輿論界的驕子，在辛亥革命史上留下了彌足珍貴的一頁。本文擬對湘籍志士的輿論宣傳作一探討，以求教于史學界同仁。 

一 

章士釗在《疏黃帝魂》一文中將辛亥以前的革命形勢分為兩個時期，前期為“理論鼓吹期”，後期為“分途實行期”，“其所以後期得如是行之者，蓋認為前期鼓吹演成”。[1](P182)在“理論鼓吹期”，湘籍志士發憤著述，撰寫或翻譯出版了一大批著作，其中首推楊毓麟的《新湖南》。該書於1902年冬在東京刊行，早于鄒容的《革命軍》、章炳麟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等著述。《新湖南》雖以省區命名，“鼓吹湘省脫離滿清獨立之說甚力”[2](P342)，但其出發點並非僅僅論述湖南省範圍內的區域自治，而是基於作者深厚的國學根底和對世界歷史與現狀的深刻瞭解，以其廣闊的政治視野探索了20世紀的時代特徵。他指出，列強之所以推行侵略擴張政策，不是偶然的，而是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產物，有其歷史上之遠因和近因，“夫所謂歷史上之遠因者何也？則民族建國主義是也。所謂歷史上之近因者何？則由民族主義一變而為帝國主義是也”。因此，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不是“出於世主一人之野心，或出於武夫健將一二人之權略”，而是出於“國民工商業發達，資本充實之所膨脹也”。換言之，是出於經濟擴張的需要，這就抓住了問題的實質。作者進一步指出，在“民族建國主義”階段，“列強之耀兵力以索取商權也，其始但有所謂通商主義而無殖民主義”；但到帝國主義階段就“一變而為殖民主義也”，帝國主義實行的方針就是在全球推行殖民主義，“以殖民政略為主腦，而以租界政略、鐵道政略、破產政略、傳教政略、工商政略為眉目，用以組織此殖民政略，使達于周密完全之地”。接著，楊毓麟還批駁了所謂白人是“優等民族”、其他有色人種是“劣等之野蠻民族及衰微民族”、“優等民族”侵略“劣等民族”是“天賦之權利使然”等謬論，指出這是“最無慚德的”“強權”政治。毫無疑問，楊毓麟對於帝國主義的本質的認識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先進的中國人所能達到的最深刻的理解。 

《新湖南》作者從強烈的愛國願望出發，揭示了帝國主義利用清政府統治中國人民的卑劣手段，論證了反清革命的必要性。他指出，帝國主義“利用我土地以為其外府，則且利用滿政府以為守藏之胥，利用我權利以適其陰謀，則且利用滿政府以為竊符之使”，“於是以扶植滿洲政府為兼弱攻昧之秘藏，以開中國門戶為斷腰絕臂之妙術，滿洲政府為之倀，而列強為之虎，滿洲政府為之  ，而列強為之羅。”列強把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鬥爭污蔑為“盜賊之行徑、野蠻之舉動”，把清政府與帝國主義各國簽訂的屈辱條約和巨額賠款美化為“維持國家之安寧，保全外交之睦誼”，列強與清政府已成為一丘之貉，因此反帝必須“排滿”。他說：“今日吾輩之所研究者，在存中國，在存湖南以存中國；苟有不必排滿而得存湖南者，吾輩不必排滿可也，苟其不出於排滿而必不得存湖南者，吾輩又奚為隱忍苟活坐視其亡也”[3](P613-648)。他以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學說作為理論武器，用西方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即他所說的“民族建國主義”來反對滿洲貴族的民族壓迫，用西方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思想即他所說的“個人權利主義”來反對清政府的封建專制主義、反對封建官坤的壓迫和封建綱常名教的束縛，他十分讚賞並大力宣傳“三權分立”的資產階級國家學說，有力地駁斥了康、梁等保皇黨人片面強調種族融合的所謂“合則強、分則弱”的反對“排滿革命”的謬論；也批評了國內某些人思想上存在的那種害怕“滿政府之餘威”、害怕革命會引起“外人之干預”的恐懼心理。楊毓麟把湖南人的歷史責任放到民族運動的整體中進行考察，同時又把振興中華的事業放在新世紀的世界全局中來認識，因而使自己的著作具有超越同時代革命黨人的思想深度。《新湖南》一書出版後，“風行於世”[4](P116)，大量“傳佈內地”，成為當時散佈“最多”、影響最大的讀物之一。[2](P342) 

如果說楊毓麟的《新湖南》是用文言寫成、專從學理上闡述政治革命和種族革命學說、鼓吹反帝反封建鬥爭、在“中等社會”中流傳最廣的話，那麼陳天華的《猛回頭》、《警世鐘》則是用白話寫成、更容易在“下等社會”中流傳。凡“輿夫走卒皆能讀之瞭解，故其文字小冊散播于長江沿岸各省，最為盛行，較之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政見書》及鄒容的《革命軍》，有過之無不及”[4](P119)，從而使他贏得了“革命党之大文豪”的美譽。[5](P25) 

《猛回頭》、《警世鐘》兩書中蘊蓄著強烈的反帝愛國思想，《猛回頭》以唱詞的方式痛陳了列強瓜分中國領土的危急形勢，對於國人所處的“人命如草”、“莫保糟糠”的境遇寄予了深深的同情。陳天華號召人民緊急行動起來，與敵人開展針鋒相對的鬥爭，他堅定地指出，“洋兵不來便罷，洋兵若來，奉勸各人把膽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讀書的放了筆，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職事，做手藝的放了器具，齊把刀子磨快，子藥上足，同飲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萬眾直前，殺那洋鬼子，殺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6](P71) 

陳天華還進一步提出了反帝鬥爭的策略和方法，即反帝不能只靠少數人去反，必須發動全國人民採取武裝鬥爭的方式，才能克敵制勝。他說：“只要我全國皆兵”，四萬萬人“合成”一股力量，無論怎樣強大的敵人也能戰而勝之；他還認為，要戰勝敵人必須學習敵人的長處，“越恨他，越要學他，越學他，越能報他，不學，斷不能報”。[6](P84) 

毋庸置疑，反清民主革命思想也是陳天華《猛回頭》、《警世鐘》兩書的重要內容。他尖銳地指出，清政府早已淪為“洋人的朝廷”，成了外國侵略者的“守土官長”。他說：“你道今日中國還是滿洲政府的嗎？早已是各國的了！那些財政權、鐵道權、用人權，一概拱手送與洋人。洋人全不要費力，要怎麼樣，只要下一個號令，滿洲政府就立刻奉行”。“你看滿洲的政府，只圖苟全一己，不顧漢人永世翻不得身，件件依了洋人的，你道可恨不可恨！”[6](P31)兩書出版後，在城鄉廣為流傳，軍學各界為之轟動，有的學堂將其“備作課本傳習”，學生讀之“如同著迷”，“時以偷看《猛回頭》為樂”；士兵讀之“即奉為至寶”，革命派在新軍中的代表，甚至以此為政治教材，士兵退伍，“散至民間，則用為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5](P130)兩書再版10餘次，仍然供不應求。 

需要指出，另一部宣傳民族獨立和民主革命的帶政論性的著作是黃藻所編的《黃帝魂》，該書輯錄清末報刊中有關反清革命論著而成，比較重要的有《國民報》之《亡國論》、《中國滅亡論》、《正仇滿論》，《開智錄》之《義和團有功於中國說》，《蘇報》之《駁〈革命駁議〉》、《釋仇滿》，《國民日日報》之《黃帝紀年說》、《王船山史說申議》，黃藻自著之作品有：《過金陵》、《燕京遊記》（即《義和團與中國譜系》）。全書凡45篇，成為1903年“綜合輿論、畫龍點睛”、“鼓吹高潮中典型著述之一”[1](P183)。 

除上述著作外，還不能不提到一批頗具影響的翻譯家及作品，最引人注目的是武陵縣人趙必振及其譯著。趙於1902年在上海廣智書局翻譯出版了日本著名社會主義思想家幸德秋水所著《二十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該書主張用“世界的大革命運動”，“變資本家橫暴之社會為勞動者共有之社會”，以科學的社會主義“亡其野蠻的帝國主義”；同年又翻譯出版了幸德秋水的另一部著作《廣長舌》，闡述社會主義學說；翌年，他還翻譯出版了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會主義》，該書介紹了馬克思著的《哲學的貧困》、《資本論》和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等著作，稱頌馬克思“為一代之偉人”。在此前後，他翻譯的著作還有：《日本維新慷慨史》、《日本人權發達史》、《日本維新英雄兒女奇遇記》、《世界十二女傑》、《東亞將來大勢論》、《揚子江流域大勢論》、《阿拉伯史》、《土耳其史》、《巴比倫史》、《希臘史》、《羅馬史》等10餘部著作，成為我國較早分析批判帝國主義和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學說及社會主義思想的著名翻譯家，儘管他所說的社會主義並不完全是真正的科學社會主義。 

還應該提及的是，1902年底由黃興、蔡鍔、楊毓麟、張孝准、魏肇文、許直等創辦的湖南編譯社，在介紹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知識和宣傳民族主義革命思潮方面，厥功甚偉。20世紀初年這一大批湘籍志士的譯著，如果從整體上考察，無論在廣度還是在深度方面，較諸啟蒙大師嚴複都有所前進，誠如章開沅教授正確指出的那樣，湘籍志士“對於帝國主義的認識，對於民族主義和民主學說的傳播，以及對於歐洲各種社會主義流派的介紹，都已經把嚴複遠遠地拋在後面了”[7](P7)。 

在1903年前後的眾多譯者中，還有一位長沙人章士釗，他出於對孫中山領袖素質和品格的推崇，將日本志士宮崎滔天所撰的《三十三年落花夢》加以節譯，改題為《大革命家孫逸仙》。據章氏回憶：由於章當時日語水準不高，貿然將孫中山的日本姓“中山”綴于孫姓之下，錯譯成“孫中山”，“連篇記載，大抵如此稱謂，自信不疑”，“習慣自然”，“終無與易”，“久而久之，從不見有人提出問題”，孫中山“亦聞而默認”[1](P207)，孫中山的名字就這樣流傳天下！章士釗在該書《序言》中稱孫中山為“近今談革命之初祖，實行革命者之北辰”，大聲疾呼“有孫逸仙而中國始可為”！秦力山亦為該書作序，推崇孫中山為“天誘其衷，天錫之勇者”[8](P91)。此書出版後，“一時風行天下，人人爭看。”[1](P208)這部書是當時國內第一部介紹孫中山的著作，它的出版，對於人們全面瞭解、重新認識孫中山確曾起過重要作用。完全可以說，以1903年《大革命家孫逸仙》一書的出版為契機，孫中山初步確立了他在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中的領袖地位，從而為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同盟會的創立準備了重要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講，它的影響力亦不亞於同時代的其他革命讀物，其功亦不可沒矣！ 

二 

報刊是傳播思想文化的重要工具，是輿論之母，輿論導向的正確與否，又將直接影響著革命事業的成敗得失，因此，湘籍志士始終把創辦報刊作為民主革命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們或自行組創，或改造舊有報刊宗旨，或操縱控馭，或收買利用，使革命派始終擁有自己的言論機關。這些報刊有如“黑血”“金鼓”和“警鐘”“木鐸”，對推動辛亥革命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留日學界較早宣傳“革命排滿”思想的報刊是《國民報》。該報創刊於1901年5月10日，在日本東京編印出版，以秦力山為總編輯。該報宗旨為：“破中國之積弊，振國民之精神，撰述選譯，必期有關中國大局之急務，毋取空瑣，毋蹈偏私。”[9](P1)這一宗旨雖然較為溫和,但就其主要宣傳內容看卻超出了宗旨所規定的範圍，實際表現得更為激進，更為革命。章士釗評論該報“發佈推倒滿清大革命之宣言，是為第一次堂堂正正革命之文字”[1](P230)。馮自由推崇該報“大倡革命仇滿學說，措詞激昂，開留學界革命新聞之先河”[10](P96)。 

“全以譯述為主”的刊物是《遊學譯編》。該刊創辦於1902年11月14日，參與編輯的為湘籍留日學生，有楊毓麟、周家樹、陳潤霖、周宏業、曾鯤化、梁煥彝、范銳、黃軫（興）、張孝准、楊度等人，以楊毓麟為主編。該報“專以輸入文明、增益民智為本”[11](P111)。楊毓麟在該刊發表的譯文有《自由生產國生產日略述》、《紀十八世紀末法國之亂》、《滿洲問題》等文，長達十多萬字，黃興翻譯的《學校行政法論》連載於該刊第2、3兩期。《遊學譯編》第十冊發表《民族主義教育》一文，分析了教育與革命的關係，號召吾党志士苟言教育者“不可不言革命”！“今日支那民族”當務之急就是“革命”二字，作者大聲疾呼：“革命者，今日支那民族最大之幸福也。”[12](P968)該刊與其後同在東京創刊的《湖北學生界》、《浙江潮》、《江蘇》等刊物此呼彼應，從而吹響了1903年中國知識界新覺醒的時代號角！ 

《蘇報》應該說是國內創辦較早的報刊之一。該報創刊於1896年6月，初辦時由中國人胡璋（鐵梅）的日籍妻子生駒悅任館主，原是一份與日本外務省及黑龍會關係密切的“日商”報紙，以兜售黃色新聞見稱。1900年《蘇報》創始人將報社的全部設備轉售給湖南衡山人陳范，陳接辦《蘇報》伊始，便“高唱保皇立憲之論，時人多以康黨目之”[10](P120)。1903年5月27日，章士釗應陳範之聘入《蘇報》館，主筆政，他大刀闊斧改革《蘇報》，該報始以“鼓吹革命為己任”[13](P38)。從6月1日到29日的一個月內，《蘇報》刊登了大量宣傳“排滿革命”，抨擊保皇黨人的文章，主要有：《康有為》、《論中國當道者皆革命黨》、《序〈革命軍〉》、《駁〈革命駁議〉》、《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嗚呼保皇黨》等文。經過改革後的《蘇報》已經不再是保皇黨人的喉舌，而是革命派的立言機關，是當時“最富於種族思想的報紙。”年輕的章士釗作為該報主筆，他不顧一切“盡情揮灑”，“以放言革命自甘滅亡”，對於“外間之遠邇轟動，官僚之隨時恫喝”，“置若罔聞”，“絲毫無動於衷”[14](P388)。《蘇報》上刊登的《論中國當道者皆革命黨》、《讀〈革命軍〉》等文章筆意恣酣、聲容激壯，皆出於章之手筆，成為傳頌一時的佳作。[15](P1226)如果說《國民報》和《遊學譯編》是留日學生在東京主辦的最早的宣傳革命的刊物，那麼改革後的《蘇報》則是國內較早的宣傳革命的刊物，《蘇報》發表的激越言論引起了清廷的嫉恨，於是勾結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於6月30日逮捕了章炳麟等人，鄒容激于義憤於7月1日自動投案，釀成震驚中外的《蘇報》案。 

《蘇報》被封禁後，原《蘇報》主筆章士釗以及張繼等人不畏強暴，於1903年8月7日又在上海創辦了《國民日日報》，由章士釗主編。以“圖國民之事業，造國民之輿論”，“收全國之觀聽，挽全國之傾勢”為主旨。該報積極聲援了《蘇報》的鬥爭，對《蘇報》被封的經過和《蘇報》案審訊的有關情況都作了連續報導，並發表了章士釗撰寫的題為《蘇報案》的長篇述評，控訴了清廷對章、鄒的迫害，是當時屈指可數的革命報刊之一，其“主張與《蘇報》同，而篇幅及取材則較《蘇報》為新穎，發刊未久，風行一時，時人咸稱為《蘇報》第二”[10](P135)。嗣以經費無著停刊。 

1904年冬，華興會領導的長沙起義和鄂寧起義先後失敗，華興會的主要成員陸續來到東京，他們仍然沒有放鬆輿論宣傳。1905年6月3日，湖南留日學生即華興會主要成員宋教仁、黃興、陳天華、仇式匡等人在東京與其他革命黨人一道創辦了《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其宗旨標明：“提倡國民精神，輸入文明學說”。該雜誌第一期刊發的一篇文章說得更加具體：“以正確可行之論，輸入國民之腦，使其有獨立自強之性，而一去其舊染之汙，為世界最文明之國民，有同一程度，因得以建設新國家，使我二十世紀之支那，進而為世界第一強國。”《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用黃帝紀年，創刊號印有軒轅黃帝之肖像，附有宋教仁的題辭：“嗚呼！起昆侖之頂兮，繁殖于黃河之滸。借大刀與闊斧兮，以奠定乎九有。使吾世世子孫有啖飯之所兮，皆賴帝之櫛風而沐雨。嗟我四萬萬同胞兮，尚無數典而忘其祖。”表現出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嗣因該雜誌第二期登載蔡序東所撰《日本政客之支那經營談》，抨擊日本的侵華政策，而被日本政府沒收停刊。1905年8月20日，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同盟會成立，經黃興提議，將《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改名為《民報》，作為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率先揭櫫三民主義旗幟，其主要論文幾乎都是圍繞三民主義理論開展對改良派的論戰的，而陳天華、宋教仁等湘籍志士都是《民報》的主要撰稿人。《民報》出至第24期，因刊登《革命之心理》一文被日本政府“停止其發賣頒佈”；1910年2月1日，在黃興的努力下，《民報》又續刊25、26兩期之後停止。 

《民報》創刊不久，1906年10月18日在上海又創辦了一份由陳家鼎、寧調元、傅熊湘等創辦的革命刊物《洞庭波》。該雜誌以宣傳民族革命為主旨，刊發了《二十世紀之湖南》、《仇滿橫議》等鼓吹排滿革命、提倡暗殺、批判改良的文章。“每期印數千冊，散佈各省，流入醴陵、萍、瀏等縣尤夥”，“雖窮鄉僻壤之氓，咸了然於革命之不可一日緩矣”。[16](P649)《洞庭波》出版第1期後停刊，於1907年1月改名為《漢幟》出版，以“光復祖國，防護人權，喚起黃帝種魂，掃除白山韃虜，建二十世紀民國，還五千年神州，而尤以維持各國公共安寧、鼓吹漢人實行革命”為主旨，刊有劉道一撰寫的《驅滿酋必先殺漢奸論》等著名文章，雖出至第2號又停刊，但其影響卻至為深遠。 

1907年4月2日，楊毓麟協助于右任在上海創辦《神州日報》，該報創刊初期，于任社長，楊任主編，它是革命派創辦的第一份在編輯和印刷方面完全現代化了的大型日報，是這一時期同盟會在東南八省進行革命宣傳的一個重要言論機關。日發行量在萬份以上，是當時上海地區銷路最廣的報紙。楊毓麟在他主持《神州日報》的一年時間裏，在該報發表的文章至少在50篇以上，共計超過10萬字，主要文章有：《政府與國民大戰爭之開幕》、《論高景賢事件》、《論津鎮、蘇杭甬強硬外債之不可承認》等，社長于右任對他的工作曾給予高度的評價，於寫道：楊毓麟“是對於《神州日報》最努力的一人，長於小學，熟諳國史，血性尤熱烈過人，故其為文，能以堅確之詞義，抒其真摯之感情，深切地注入讀者”。[17] 

1910年10月11日，《民立報》在上海創刊。于右任任社長，宋教仁於1910年冬剛從日本回到上海，就擔任《民立報》的主筆，在此後一年多的時間裏，宋在該報發表《東亞最近二十年時局論》、《討俄橫議》、《論近日政府之倒行逆施》等上百篇政論文章，分析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危急形勢，抨擊了媚外殘民、壓制革命的清政府和阻撓革命的立憲派人，筆勢矯勁，議論豪健，傾動一時，顯示了作者豐富的歷史知識和良好的理論素養及宣傳鼓動能力。據于右任回憶：宋教仁剛至滬上，上海人士“無有知先生姓名者，同社中稱先生為桃先生，外來之函件亦以桃先生目之”，“今日我報之有此成績者，先生實規其先疇”，宋教仁離去後，“本報文字猶有漁父名者，乃方君潛及記者所為，蓋恐漁父名驟遁，易啟人疑團而質先生之行蹤也”。[18](P247)可見宋教仁的去留直接影響著《民立報》的命運。 

此外，湘籍志士還參與了湖北革命團體所辦報刊的編輯和發行工作。例如，由宛思演和詹大悲接辦的《商務日報》，成為群治學社的言論機關，協助宛、詹擔任編輯和發行工作的有劉複基、蔣翊武、何海鳴、楊王鵬等人；創刊於1911年1月3日的《大江報》是文學社的機關報，後改由詹大悲擔任總經理和總編輯，衡陽人何海鳴擔任副總編輯，是報紙的“半個主體”，報上的論說和時評，由他和詹大悲“輪流包辦”。1911年7月，該報發表了何海鳴的《亡中國者和平也》和黃侃的《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兩文，重點在駁斥保皇分子企圖用請願等“和平”手段來抵制革命的反動主張，從而說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