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愛國者和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發動和領導的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比較完全意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結束了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是中國前所未有的一次深刻的政治思想啟蒙運動，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變革。這一歷史結論，早已成為人們的一種共識。 

但是，在近年來“歷史新論”迭起的浪潮中，有人完全不顧歷史事實，居然否定辛亥革命，說什麼慈禧太后在本世紀初推行了“新政”，又搞了“立憲”，如果孫中山不鬧革命，照這樣慢慢進行下去，不僅軍閥混戰等局面不會出現，而且中國可以走上民主的富強的道路。不是昏庸腐敗、賣國投降的清政府而是辛亥革命“延緩了中國現代化的發展進程”。他們拿出的所謂論據是，由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導致了中國的軍閥混戰；而由於中國的軍閥混戰，延緩了中國的現代化的發展進程。照此說法，辛亥革命搞錯了，推翻清王朝不但沒有“功勞”，反而成其為“罪過”。 

對這種否定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主張走改良主義的道路、違背歷史事實的謬論，必須予以回答。這裏，他給我們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清王朝應不應該推翻？二是軍閥混戰是不是辛亥革命所導致？ 

眾所周知，清王朝的垮臺，從根本上說，是由腐敗透頂的封建統治本身造成的。因為它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生產力的發展，不打倒它，中國就不能前進。可是，否定辛亥革命論者卻認為：只要清政府的“新政”和“立憲”進行下去，中國就可以走上民主、富強的道路。果真是如此嗎？現在就讓我們看看清政府的所謂“新政”和“立憲”是什麼。 

首先，清政府頒佈“新政”和“立憲”，並不是為了使中國走上民主的富強的道路。稍有中國近代史知識的人都知道，不是別人，正是西太后扼殺了所謂的自強求富的洋務運動和資產階級維新派發動的維新變法運動。時過不久，一貫反對變法、仇恨變法的西太后為什麼要高喊變法，贊同立憲呢？她果真是為國家的富強、民生的轉機著想嗎？絕對不是。 

中國歷史走到20世紀初年，面臨著巨大的政治動盪，民族矛盾日益深化；國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帝國主義大肆對中國進行政治、經濟、文化的侵略和滲透，而清政府則竭盡全力鎮壓中國人民的反帝鬥爭，容忍和保護帝國主義在華利益。從1901年到1911年，中國鐵路交通、航海貿易、財政金融、工礦企業，幾乎全部操縱在帝國主義手中。以慈禧為首的清政府，已經成為洋人的朝廷、帝國主義的馴服工具。她之所以忽而要高唱變法的調子，打出立憲的旗號，完全是為了適應外國侵略者和鞏固自身統治的需要。如當時任清廷商務大臣的盛宣懷為朝廷草擬致列強政府的信稿中，就曾奴顏婢膝地向帝國主義者表示：“敝國現議力行新政，正期圖報各大國之惠於後日”。這話明白地道出了清政府頒行“新政”的實質。 

再看看宣佈“預備立憲”是怎麼回事。如慈禧派出的載澤、徐世昌、紹英、戴鴻慈、端方五員大臣從外國考察憲政回來向清廷密奏：立憲之利最重要者有三：一是皇位永固，二是外患漸輕，三是內亂可弭。並說，今日宣佈立憲，不過明示宗旨為立憲之預備，至於實行之期，可寬立年限。這再明白不過地表明，清政府不過是把立憲當作鞏固皇位、緩和國內外矛盾、抵消革命黨影響的一種手段。表面上宣佈立憲，實際上是借預備二字來敷衍拖延，以延長清政府統治的壽命。顯然，把中國的民主和富強寄託於慈禧的“新政”和“立憲”，對那時代的人來說，也只能是一種幻想，何況現在！ 

其次，從清政府實施“新政”和“立憲”的舉措來看，它也不可能使中國走上民主的富強的道路。1901年，清政府在宣佈“變法”時，慈禧為了取悅於帝國主義，首先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為“外務部”，並且“班列六部之前”。又依照外國人的要求，規定保護外國在華築路、開礦等投資。至於改革軍制、提倡和獎勵私人資本辦工業、廢除科舉、設立學堂、派遣留學生等“新政”措施的經費，都要以加重舊捐稅或增添新捐稅來充當。因此，清末“新政”，就其實施結果而言，是十分有限的，充其量不過是一種點綴，遠不足以使社會各階級、階層感到國家有了新的氣象，國家的命運能有所改變。 

從“立憲”的舉措來看，1906年7月，慈禧在她發佈的“預備立憲”的“上諭”中規定了“大權統於朝廷，庶改公諸輿論”的基調。所謂“大權統於朝廷”，就是封建專制制度不能觸動；所謂“庶改公諸輿論”，就是在封建秩序範圍內，恩賜人民一些“言論權”。具體體現在三件事上，一是改革官制，只是變更某些部門名稱，裁併一些衙門，將各省督撫的軍權、財權收歸中央。二是編制憲政條文，即拿出了一個《欽定憲法大綱》，規定大清皇帝統治“萬世一系”，皇帝權力“不可侵犯”。三是各省設諮議局和中央設資政院，對這些帶有議會性質的機構，清政府盡力拖延並採取控制手段。可見，清政府的任何一件變革舉措，都是為了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就連那些心存幻想，企圖用請願方式參與政權的立憲派、漢族官僚、“新軍”頭領，也因1911年5月清廷成立皇族內閣而對朝廷嚴重不滿。可以說，這時的清朝親貴統治集團已完全孤立，清王朝的傾覆已不可避免。即使沒有辛亥革命，清王朝的垮臺也是命中註定了的。 

由孫中山發動和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嚴重阻礙中國社會發展的封建清王朝，結束了長達兩千多年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無疑它有助於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有助於推動和實現社會進步。從這種意義上來說，辛亥革命非但不是延緩中國現代化的發展進程，相反，它倒是為中國現代化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至於辛亥革命後建立的中華民國，為什麼也沒有使中國走上民主的富強的道路，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不在本文論述之列。 

從1912年袁世凱竊國起，中國社會又進入一個黑暗的混亂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持否定辛亥革命論者據此認為，這種軍閥混戰局面是由辛亥革命所導致的。這種說法也是有違歷史事實的。 

首先，軍閥混戰是軍閥的封建本性所決定的。須知軍閥的存在是以原清軍的派系為基礎的；派系的形成又是以一派一夥的私利為基礎的。軍閥都擁有一支靠封建依附關係維繫的軍隊，控制著一定的地盤，並在自己的地盤內按各自的利益各行其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軍閥為自己的私利和統治，對外投靠帝國主義，喪心病狂地出賣民族利益；對內橫徵暴斂，殘酷地壓榨人民。為了擴大自己的實力，大軍閥以金錢、地盤、官階來收買小軍閥；小軍閥則依附于大軍閥來助紂為虐。這樣，派系首領總是想方設法通過各種途徑擴大自己的實力，進而控制中央政權。其中最重要的途徑，便是發動戰爭，搶奪地盤，控制資源。於是，戰爭跟軍閥便結下了不解之緣。可以說，一部軍閥割據的歷史，同時就是一部軍閥混戰史。 

其次，軍閥混戰是帝國主義互相爭奪中國殖民地的反映。近代中國的軍閥勢力最早是在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過程中形成起來的。一些地方督撫逐漸獲得了獨立的兵權、財權和任命官員的行政權力，因此出現了曾國藩、李鴻章等湘、淮軍閥。洋務運動的開展，使湘、淮軍閥和部分地方督撫的勢力更加膨脹，清政府實際上已面臨內輕外重的局面。1901年以後清政府的“新政”措施，含有改變這種局面的意圖，但其已力不從心。民國初年各地的“督軍”，幾乎可以當作軍閥的代名詞。在全國大大小小新新舊舊的眾多軍閥中，要數袁世凱的勢力最大。袁世凱上臺後，特別是在撲滅南方各省“二次革命”戰火後，依靠帝國主義“善後大借款”的支撐，挾持強大的軍力，實現了全國表面的統一。1916年6月，袁世凱死後，帝國主義便根據各自的勢力範圍，分別支持一派或幾派軍閥，作為維護各自在華利益的軍事工具。這樣，就使得帝國主義各國的矛盾和北洋軍閥各派系的矛盾交織在一起。從此，北洋軍閥發生了分裂，他們在主子們的支持下，為了各自的利益而連年不斷地混戰。可以說，軍閥的割據和混戰的歷史現象，正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產物。顯然，把軍閥混戰歸咎于辛亥革命的這種“歷史新論”，是完全錯誤的。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延緩了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的不是辛亥革命，而恰恰是以慈禧為代表的反動、腐朽的清政府的反動統治以及外國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後來歷史的發展，也充分證實了這一點。 

（資料來源：《真理的追求》199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