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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滿”革命，也是近代民族革命的一種，它的標幟是認同血緣，屬種族民族主義；另一種認同文化為標幟，是文化觀民族主義。前者狹隘、激烈，後者較為寬容與先進。
《左傳》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說，即是從血緣上認同，有著強烈的排他性。嗣後凡遭受異族侵略，特別是文化落後的遊牧民族的侵略，這種血緣認同，形成了“夷夏之防”的原則。明清之際，“夷夏之防”觀念表現得最為強烈。
晚明腐敗，李自成入京後戲弄願降的明朝文武，並對他們拷打追贓；吳三桂引清軍入關，北京文武百官出城五裏拜降，居民老幼焚香跪迎。而遠在南方的江浙，軍民卻聯合殊死抗清，不僅有揚州、江陰、嘉定的屠戮，浙江也是南明抗清的基地。1645年，錢肅樂、張肯堂、張國維、張煌言、黃宗羲等號召當地民眾萬人，擁立魯王朱以海為監國，建都於紹興，守錢塘東岸抗清兵。繼則據守舟山，直至1651年被殲，無一人投降。民眾雖易服清裝，死後入殮時仍換上明代衣冠，所謂生降死不降（注：蔣夢麟：《西潮·新潮》，第20頁，嶽麓書社2000年版。）。明末義士組織秘密會黨，主旨即在反清複明。
但年代久遠，滿、漢同化融合日深，夷夏之防日益淡化。19世紀中葉，西方勢力入侵，朝野則視西人為夷，稱之謂“夷性犬羊，難保不生事端”（注：《道光朝夷務始末》所載疆臣的奏摺中常用此語。）。在此外部的壓力下，民族觀念有變化，對內而言，已由種族論式轉為文化觀式。滿漢一體的觀念，漸臻盛行。鴉片戰爭，更使中國知識份子對西方國家有新的認識，承認西方國家的長處在船堅炮利，由此改變了“夷性犬羊”的看法，有人還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理論。因此使民族主義的概念，成了滿漢一體，中西對立。不過太平天國的出現，為了造反有理，為了奪取清廷政權的需要，繼承並發揚明末清初王夫之、黃宗羲等人的“夷夏之防”理論，對內排斥滿族統治，對外同樣排斥西方國家，成了這一時期的插曲。
此時清廷的有識高官及知識份子，認識到當時的中外形勢，是自古以來所未有的大變局。他們進一步完臻文化觀的民族主義思想，開始拋棄傳統的妄自尊大以中國為中心的大漢民族主義世界觀。不過它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其淵源仍來自中國傳統。
甲午戰爭，偌大的古老帝國，竟為蕞爾鄰國所敗。但日本雖小，卻因其西化改革成功而國力大增，使人看到“國無大小，民無眾寡，能修其政則強，不修其政則弱……突厥（土耳其）至大國，守舊拒之則弱削……日本小國，更新變用之則驟強”（注：《戊戌變法》（三），第2—3頁。）。激發維新之士進一步注意向西方學習，不僅注意器物層面的文化，還開始懷疑固有的道統，相信精神文化亦非變不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進化論思想深入民心，逐步形成近代國家民族的意識，戊戌變法應運而起。
世紀之交出現的義和團運動與自立軍運動代表著當時政壇革新與守舊的兩種走向：慈禧為首的一方，利用下層迷信群眾，意欲完全拒絕來自西方的影響，盲目排外，引來了八國聯軍侵華戰爭；自立軍欲保證改革順利繼續而發動了清君側勤王運動，也失敗了，慈禧被迫接受新政，嗣後又有仿行立憲……
此時則有一些革命知識份子，有鑒滿清政府中的親貴大臣顢頇無能，是革新的阻力，為求有效的清除他們，就選擇在民族問題上做文章，否定滿漢一體論，恢復“夷夏之防”傳統理論——仇滿。章太炎是這方面的理論家。1902年在東京召開支那亡國242周年紀念會，即把種族與革命合一，號召留日學生“雪涕來會，以志亡國”，煽動種族仇恨。1903年鄒容作《革命軍》（注：單行本，1903年上海大同書局刊行。今見於《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2卷第1冊，第649—677頁，三聯書店1978年版。），亦強烈宣導種族民族主義，引證《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所載史料，激發人們的仇滿情緒，提出“父兄之仇不報，而猶厚顏以事仇人”。徐錫麟的仇滿思想，就是在這種氣氛中形成的。陶成章在《浙案紀略》的《諸黨會原始》中說：“明之末也，浙江沿海義師抗拒最烈。……及太平天國之師入浙，浙人恢復之思想復活，而會黨之勢力乃又熾矣，……（20世紀初）乃複有所謂革命黨者，乘時奮興，與諸會黨結合，為之助其焰而揚其波。積而久之，遂成丁未之巨案”（注：《辛亥革命》（三），第18頁。）。即是說浙江的會黨，上承明末之反清複明運動，光復會則是“助其焰而揚其波”。
把仇滿溶入革命，孫中山實是始作俑者，1894年成立興中會，即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同盟會時改為“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政綱。1902年在東京召開的支那亡國242周年紀念會，就是由孫中山主持的，並稱鄒容的《革命軍》“為排滿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為力甚大”（注：《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236頁。）。他創立的興中會、同盟會與光復會的宗旨基本相同，只是寬窄有別。兩會之間的矛盾、分歧，有人以孫中山的話“‘惟以名位為爭端，則二會之公咎也’，一語最為正確、公平”（注：陶冶公：《光復會與同盟會的分歧和合作》，《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錄》第256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表明它倆的分歧，不是由於宗旨不同而引起的。在1905年同盟會成立以後，排滿革命則一度成為華僑、留學生以及上海等地的主流思潮。與海內的立憲派形成鮮明鴻溝。
民族主義在古代，是為了抵禦異族，我國春秋時期有“尊王攘夷”，西方羅馬人的力拒蠻族皆是。近代西方民族國家思想的出現，一般都是由民權主義帶動民族主義。為了發展國內的民族工商業，啟發國民自覺心，抵抗異族入侵，或反抗異族壓迫，民族主義思想是團結一致對外的最佳工具，所以民權主義可說與民族主義是互動的、共生的。我國戊戌變法與庚子勤王的失敗，在爭取近代化過程中的阻力是封建專制，不是滿清王朝此時驟然對漢族實施變本加厲的殘酷壓迫所致。官僚政治的腐敗，是封建體制造成的，不是種族壓迫的原因。
章太炎說：“同族相代謂之革命，驅除異族謂之光復”（注：《〈革命軍〉序》。）；孫中山同樣持此論，光復的舊業是朱明王朝，以清朝替代明朝為“亡國”；鄒容所著的《革命軍》，亦署“皇漢民族亡國後二百六十年，歲次癸卯三月”（注：《〈革命軍〉序》。）。這樣的光復，與西方的文藝復興有質的差別。文藝復興是恢復古代的人文精神，反對宗教神權統治，成為近代的開端。排滿的光復，僅僅是恢復漢人做皇帝，如果不能證明明代比清代先進，則與文藝復興正是相反。其所謂“革命”，也只是傳統意義上的改朝換代，不具西方“革命”一詞“革故更新”之意。恢復“夷夏之防”，更是大漢族主義歧視異族，進而壓迫異民族，依然是民族不平等，與同盟會所強調的“自由、平等、博愛”是不相符的，在邏輯上是矛盾的。
但是，“排滿”是一個能煽動民族感情的口號，有人說同盟會（國民黨）的成員，“信仰三民主義的加入同盟會的幾等於零”（注：獨秀：《辛亥革命與國民黨》，《嚮導》週報第87期，1924年10月15日。），而多半是為排滿而加入。“排滿”作為革命的一種策略（或曰“政略”），事實證明它能鼓動群眾的情緒，但不能貫徹革命的宗旨。鄒容《革命軍》在社會上流行之際，即有革命派中的蔡元培，著文解釋所以提倡仇滿的原由，題為《釋仇滿》。他說：
吾國人皆一漢族而已，烏有所謂滿洲人者哉！凡種族之別，一曰血液，二曰風習。彼所謂滿洲人者，雖往昔有不與漢族通婚姻之制，然吾所聞見，彼族以漢人為妻而生子甚多，彼族婦女及業妓而事漢人者尤多……彼之語言文字、起居行習，早失其從前撲鷙之氣，而為北方裨士莠民之所同化，此其風習消滅之證明也。由是而言，則又烏有所謂滿洲人者哉？然而滿洲人之名詞，則赫然揭著于吾國，則亦政略上佔有特權之一記號焉耳（注：《蘇報》於1903年4月11—12日連載，當時未署作者姓名，直至1919年才在《口述傳略》中說明所以撰著的用意。）。
蔡元培指出，現在“新可以為滿人標誌者，惟其世襲爵位及不營實業而實食之特權耳”（注：蔡元培：《口述傳略》，黃世暉記，載徐蔚南編《蔡、柳二先生紀念集》，中華書局1936年版。）。
蔡元培在此指出現在所以仍有“滿洲人”三字保存，是一部人保持自己特權所採取的一種“政略”。那麼革命者也可反其道而行之，用“排滿”或“仇滿”為反“政略”。蔡說：
自歐化輸入，群知人為動物進化之一境，而初無貴賤種之別，不過進化程度有差池耳。昔日種族之見，宜若為之消釋。而仇滿之論，反熾於前日者，以近日政治思想之發達，而為政略上反動之助力也。蓋世界進化，已及多數壓制少數之時，風潮所趨，決不使少數特權獨留於亞東之社會，此其於政略上所以有仇滿之論也。
本來是個政治問題，為什麼反“政略”竟成了種族復仇？他說，仇滿論的提出者，也是受西方影響的知識份子，“適聞西方民族主義之說，而觸其格致古微孔教大同之故習，則以仇滿之說附麗之。”這樣就把政治革命變成了種族革命。
蔡預測，仇滿論者採取的措施，將會有二途：一曰暴動，二曰陰謀。前者如義和團，不分教士商人，見洋人就殺；後者則“如周之于殷，越之于吳，聞敵之治焉而憂，聞其亂焉而喜，遣諜者以間之，貽玩好以惑之……。要之，無滿不仇，無漢不親，事之有利於滿人者雖善亦惡，而事之有害于滿人者雖凶亦吉，此則純乎種族之見也”（注：蔡元培：《釋仇滿》。）。歷史證明，“暴動”未有見，史籍所見的排滿措施，均屬第二種（謀有所圖而隱秘不使人知）。以種族之見，“聞敵之治焉而憂，聞其亂焉而喜”。誠如徐錫麟所說：“滿人妄想立憲，便不能革命。殊不知中國人之程度不夠立憲，以我理想立憲是萬萬做不到的，革命是人人做得到的”。《申報》曾建議清廷：“實行立憲而推誠相與，使彼黨中具有能力之一、二人，恍然於朝廷之與民更始，而無所用其破壞，無所用其反抗，則不但上下可無事，即中外亦相安。”（注：《論皖撫被戕》，《申報》社論，引自畢志杜《徐錫麟》。）一方推誠，另一方如不承領，亦屬無效。徐所刺的恩銘就是一位積極推行新政的巡撫，委“曾經出洋”的新派道員辦巡警學堂，亦全力支持嚴複在安徽高等學堂作新教育試點，成績卓著。仇滿論者卻把這樣的滿吏作為報民族公仇的對象。
仇滿革命，是近代民族主義理論的倒退，可是在我史界，長期均以辛亥革命的成功而詮釋其正當性。辛亥革命成功何在？揆諸事實，辛亥武昌十月的炮聲，不在同盟會謀劃之列，孫中山等人都在國外。其所以能使清廷震潰，連孫中山亦說：“按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此殆天心助漢而亡胡者歟！”（注：《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243—244頁。）據國外學者的研究，當時起關鍵作用的是立憲派、紳商和新軍中的一批新軍人，“1908年—1913年是中國民主運動的黃金時期”，“當時新聞自由和選舉自由”，是特別重要的二點，因此“認為是諮議局和自治會的聯合行動推翻了清政府”（注：見高慕軻：《辛亥革命之消失》，《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紀念辛亥革命8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冊，第1559頁，中華書局1994年版。）。立憲派本是信任清廷預備立憲的，在1910年發動了三次請願速開國會的運動，就是對清廷立憲信任的表現。但在第三次國會請願代表團進京時，因其請願書措辭激昂，清廷震怒，下詔勒令返裏，代表們則對清廷失望。據當事人徐佛蘇說：“吾輩公決秘謀革命，並即以各諮議局中之同志為革命之幹部人員，若日後遇有可以發難之問題，則各省同志應竭力回應援助，起義獨立”（注：轉引自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69年版，第105—106頁。）。第二年武昌的炮聲，他們認為是“可以發難之問題”就行動起來了。他們是政治革命。
清廷於此期間亦是有進步的，就從其對革命者的態度而言是如此。以徐錫麟案為例，軍機處“會議曰：‘宜處徐黨以嚴刑，夷其九族，以戒後之為逆者’。肅邸聞之，獨不謂然，曰：‘夷滅九族，非文明之法制，而酷刑尤傷寬仁之德。……何若將該逆正法外，其親眷戚屬，均勿連累。’軍機不允，肅邸即告醇邸，並詢貝子以此意，得其贊成。三人連袂赴軍機處，再言夷滅九族之非計，慶邸、麟中堂等聞言，始允其議，乃電飭江督從寬懲辦。”（注：人尹郎編纂：《皖變始末記》，新小說社光緒33年9月發行。徐錫麟被施以酷刑剜心祭恩銘，是其家族所要求。）並非以牙還牙，使鎮壓擴大化。在立憲問題上，被徐錫麟聲稱要刺殺的鐵良和端方驚恐萬狀，端方由此曾致長電於鐵良，“其大旨雲：吾等自此以後，無安枕之一日，不如放開手腳，力圖改良，以期有益於天下”，甚之萌“掛冠之志”（注：畢志杜著《徐錫麟》所輯錄的新聞。）。因攝政王載灃的顢頇而失去民心，但也曾把9年的預備期限改為5年；武昌響起炮聲，諸省宣佈獨立，也未堅持以武力鎮壓，以致雙方沒有作殊死決戰；終於接受了南方優待條件，宣佈遜位，“尊號仍存不廢”。1912年2月12日，清帝所頒的遜位詔說：
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注：《辛亥革命》（八），第183頁。）。
在協商中談判政權的交替，使我民族避免了一場兵燹浩劫。首創我國和平移交政權的先例。對清廷來說是識大體的，值得宣揚，不應貶低、更不宜抹煞。
在交接政權的過程中，縱然有袁世凱的介入與操縱，但作為南方的革命派，也主要因袁是漢人而認同，袁亦是投其所好。其結果，因“清室一退位，革命黨便失了革命運動的機能”（注：獨秀：《辛亥革命與國民黨》。）。除換了一塊招牌外，究竟比清廷立憲還增加了多少新東西？
排滿革命，不是近代建立民族國家的先進理論，即使作為革命的“政略”，也得重新評估其在歷史上的價值，本文兼論此題，意在抛磚引玉，就正于方家。
（資料來源：《安徽史學》2005年第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