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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運動是辛亥革命時期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資產階級立憲派一直以領導者和組織者的面貌影響著這一運動的發展進程。分析和研究立憲派特別是湖南、湖北、四川三省的立憲派在保路運動中的活動，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認清其性質和作用。
一
大規模地掠奪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鐵路修築權和經營權，是帝國主義進行資本輸出及劃分勢力範圍的一種形式和手段。早在十九世紀後期，俄、英、德、法等帝國主義國家就把中國當作鐵路投資和貸款的主要目標，隨著鐵路的延伸，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侵略進一步加深。對此，進步的愛國人士已有深刻的認識：“世界上獨立自主之國，其交通之權均歸自己掌管，不容他人干預。鐵路是交通權之一大端，若入外人掌握，自己主權便失了，主權一失，便事事受制於人。”“外國人既竭無限的心力，費無算的資本”在中國修築鐵路，“久而久之，即將土地占去”，“中國的財貸必多流入外國”。“外國人有不戰能侵略土地之法，得交通權是其一了。”〔1〕正是鑒於外國在華修路的禍害，一些愛國紳商倡議自籌股份，興修鐵路，以保利權而救危亡。迫於壓力，1903年清政府批准招商設立鐵路等各項公司，答允各省官商自集股本興修乾路或支線，得商部批准後即可籌辦。這樣，各省商辦鐵路公司紛紛出現。
商辦鐵路是中國近代經濟發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從1903年到1907年，廣東、湖南、湖北、四川等15個省先後創設鐵路公司，並籌集股本，進行勘測、興修等事項。雖然這些公司股本有許多是地方政府通過稅收征得的，但是，“商辦鐵路公司者，國人各出其資本以營業。”〔2〕在公開招募和自由認購股本時，有不少商會、總商會以及教育會等社會團體攜資入股，使商股在股本中佔有一定地位。而且，“股皆有息，仍屬自有之財，”〔3〕將來鐵路修成後，“年有年息，紅有紅利，”“準將股票轉售與人。”〔4〕所以，這種商辦鐵路已經具有了比較完全的民族資本性質。
商辦鐵路儘管在集股、管理等方面存有許多缺陷，進展速度遲緩，但它具有捍衛民族利益、維護國家主權，抵制帝國主義侵略的作用，“帶有民族解放的政治性。”〔5〕所以全國一切愛國人士都支持鐵路商辦，反對清廷假官辦國有之名去推行官賣鐵路的政策。
商辦鐵路公司的陸續設立和集股成效的日益顯著，導致了那些控制鐵路事務，參與籌集股款並從中獲利的地方官紳向資產階級轉化。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從鐵路公司的股份籌集上說，主要是“挾公家之力取諸地方公款或捐款。”〔6〕有著封建地主地租剝削和封建國家捐稅徵收的因素。從鐵路公司的人事安排上說，其總理、協理等雖由各該省士紳公舉，但卻必須由督撫移文商部具疏奏派，大都是在職官員或解職的紳士擔任。這樣，這批新起的資產階級人物同清王朝存在著密切關係。另一方面，各省鐵路公司的設立是為了自保利權，拒借外債，而且籌集的股款又時時面臨著被中央專制政權攘奪的危險，因而他們又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爭取召開議會，制定憲法，實行地方自治。從社會地位、政治傾向和經濟利益上看，他們同那些因開辦近代工業而獲得經營利潤、進行資本積累的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存在著利害關係和命運前途的一致之處。可以說，他們是剛剛發展起來的民族資產階級上層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是一些內地省份新式資本主義企業還很微弱，但資產階級立憲運動卻很活躍的原因。
當時的資產階級立憲派擁有不少近代企業，操縱著各省路礦團體的大部分實權，並控制了一些省或府、縣的商會、總商會和教育會等社會組織。他們是民族資產階級上層或同其在經濟上、政治上有聯繫的知名人士、社會賢達，又是各省官紳中的頭面人物。他們首倡保路運動，就是民族資產階級上層隨著財力、地位和社會影響的增長，為了進一步擴大經營規模，增殖資本積累，同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和清王朝封建勢力發生一定衝突的表現。
二
“商辦之鮮明旗幟為拒外債、廢成約，收回自辦。”〔7〕從1898年開始，湘、鄂、粵三省人民就展開了“廢約爭路”的鬥爭，反對美國誘使清政府簽訂《粵漢鐵路借款草合同》，奪取粵漢鐵路“讓與權”以及開採沿線礦山等權益。1905年，美國答應廢約贖路，鬥爭取得勝利。美國當然不甘心失敗，繼而訛索贖款，各省又未籌集起款項，只得向英國銀行借款，便給外國資本的滲入留下了空隙。同時清政府決心實行大規模借款築路，並把主要目標集中在貫通西南、容易獲利的粵漢、川漢兩乾路上。1909年3月，清政府與英、法、德三國銀行簽訂了《湖北湖南兩省境內粵漢鐵路借款草合同》（湖廣鐵路借款）。後來美國加入，三國銀行團改為四國銀行團。他們要求清政府速定正式合同。
兩湖人民首先起來反對借款築路，展開了以“拒債”、“集股”為中心的保路運動。領導這次運動的就是剛剛成立的由立憲派人把持的湖南、湖北兩省諮議局。
1909年8月，湖南立憲派譚延ｋǎｉ闓、龍璋、陳文瑋等人發起召開“湘路股東共濟會”籌備會議，並設置該會事務所。不久又成立集股會，以譚延ｋǎｉ闓為會長，主要任務是拒款、集股、辦報和預備議案的研究。11月，湖南諮議局正式成立，通過了關於湘路無庸借款、實現完全商辦的議決案，回擊了清廷將湘路延宕歸咎于商辦的論調。1911年4月，諮議局和商務總會的立憲派人粟戡時、李達璋等又組成了湘路協贊會，致力於集股修路。
在湖北，1909年9月成立的諮議局首先發出“拒借路款”的號召。11月，諮議局召開特別會議，以議員吳兆泰、湯化龍、劉庚藻等人為核心組成鐵路協會，商討招股和籌款辦法，議決籌款數額。鐵路協會還在漢口召開特別大會，諮議局代表湯化龍及到會的紳商學界代表發表演說，反對借債，力倡籌款。1910年1月，鐵路協會選派代表進京請願，要求“准予商辦”“府順輿情而弭外患，”〔8〕迫使清政府於4月批准湖北省成立粵漢、川漢鐵路公司。
1911年5月，清“皇族內閣”悍然宣佈“幹線均歸國有，定為政策”，〔9〕以法令形式剝奪了各省自辦的權利。清政府任命端方為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與四國銀行團簽訂借款合同，四國銀行團分別享有兩湖境內粵漢、川漢路的修築權，以及該路在延長時繼續投資的優先權。清政府這種以國有為幌子，“收路為他國所有”的反動政策，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湘鄂川人民的保路鬥爭進入高潮階段。
“自鐵路收歸國有，湘人率先反對。”〔10〕湖南諮議局立憲派人通電四川等省呼籲協力爭路，還通過湘撫楊文鼎呈遞了一個措詞強硬的奏摺，揭露國有政策的陰謀。湖北諮議局的立憲派人在1911年6月和邀來的四川諮議局代表協商，確定對清廷採取一致行動，指示湖北進京請願代表“當與湘、川、粵共同組織反對借款合同之聯合機關，以擴充進行之實力。”〔11〕兩湖代表要求清政府收回國有成命。
四川的保路運動也是由立憲派紳商發動的。鐵路“國有”政策公佈後，川路公司致電清政府，希望維持川漢路商辦原案。四川諮議局請護督王人文代奏呈文，駁斥清廷強加給商辦鐵路“曠時愈久，民累愈深”的罪名，指出“延誤之咎，尤必不盡在商，”“而在於官府之沮泥干涉。”呈文還批評清廷侵害資政院、諮議局的權利，指責所謂鐵路“國有”是“務國有之虛名，坐引狼入室之實禍”，要清廷暫緩接收川路，“以遵法律而順輿情”，〔12〕言詞激切。後來立憲派鄧孝可等人又在承認鐵路國有的條件下，要求償還路款。但清廷並不讓步。6月1日，郵傳大臣盛宣懷和端方致電王人文，聲稱“欲舉現存，已用之款，一律填給股票，如果川省定要籌還路款，朝廷必借外債，必以川省財產作抵”，〔13〕直接侵犯了立憲派紳商的利益。1911年6月17日，川漢鐵路股東代表集會成都，宣佈成立保路同志會，推舉著名立憲派人、諮議局正副議長蒲殿俊、羅綸為正副會長，確立“破約保路”宗旨，並派人分路遊說宣傳，揭露清廷鐵路“國有”，舉借外債的罪行，指出“政府借款合同，實葬送人民死地之合同也。”〔14〕保路同志會在四川各地成立後，人民群眾紛紛入會，捲入保路運動激流中，而諮議局、保路同志會、川路股東會，則是運動中三位一體的領導核心。
從三省的鬥爭情況可以看出，資產階級立憲派始終是保路運動舞臺上的主要角色。他們在扮演這個主角時，使用了一些非常得心應手的道具：諮議局，全省的言論場所和“民意”機關，利用它擺出“為民請命”的姿態，充分發揮社會輿論的作用，把人民群眾引到自己身邊，向清廷施加壓力；各省鐵路公司，民族資本比較集中的地方，反對“國有”，拒借外債，藉此可以名正言順；近代企業和商會組織，可以為運動提供資金，使爭路具有一個經濟後盾；翰林、進士、舉人的出身，各種實缺或候補候選的官銜，它是自己文明爭路的佐證，不致引起清廷動武。正是使用了這些道具，立憲派人唱了一出拒債保路的戲。
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愛國主義傳統對湘川等地立憲派的影響。資產階級上層在內地省份較之在沿海省份，和帝國主義的聯繫較少，而封建主義的忠君愛國思想在他們那裏則有更多反映。他們力倡鐵路籌款自辦，反對外國對華投資，以維護國家的主權，這種反對帝國主義的立場是他們愛國主義思想的表現。四川立憲派曾表示：“收路國有之命，川人尚可從，收路而為外人所有，川人決不能從。借款主辦內政，川人尚可從，借款而令外人奪我財政，川人決不能從。”〔15〕由於立憲派的階級局限性，他們把維護國家主權的希望寄託在清朝統治者身上，可恰恰沒有認識到，他們所依託的清廷早已是“洋人的朝廷”了。要打倒帝國主義，就必須打倒清王朝的封建統治。當保路運動使清王朝陷入風雨飄搖的危機的時候，資產階級立憲派對運動的態度便產生了變化。一部分立憲派仍是運動的領導者並成為民主革命的發動者，一部分人則成為運動的阻撓者和民主革命的破壞者。
三
立憲派力倡保路，“登高一呼，眾山回應。”〔16〕廣大人民群眾紛紛投入保路鬥爭，使運動迅速向前發展。立憲派知道自身力量薄弱，希望人民群眾參與爭路。但他們時時不忘給人民群眾戴上“文明”、“合法”的緊箍咒。然而，人民群眾一經參與運動，就不是立憲派紳商所能控制得了的。激烈的群眾鬥爭，特別是罷市、罷課、罷工一再衝破他們設置的框子，立憲派人畏之如虎，惴惴不安。列寧曾指出，資產階級自由派“害怕民主派和群眾運動，比害怕反動派還要厲害。因此，自由派永遠傾向于向舊制度讓步，向他妥協，維護舊制度的許多基石。這就使自由派軟弱無力，畏縮不前，不徹底，總是擺來擺去。”〔17〕當人民群眾尚未廣泛動員起來，革命傾向尚不明顯的時候，保路運動中的立憲派人比較大膽地在群眾中作宣傳和動員工作，向清廷爭路。可當運動衝破“文明爭路”的藩籬，發展到罷工、罷課、罷市階段，他們就開始明顯地倒退，和封建勢力妥協。後來，武裝起義發生，他們更站在封建統治者一邊，成為其鎮壓人民的幫兇。1911年5月和6月，湖南湘路長株段工人罷工，長沙幾乎所有學堂罷課，商人罷市和抵制捐稅的議論也到處傳播。對此，封建官吏驚恐萬狀。這時的諮議局立憲派人或者堅持反對學生罷課，或者辭職避禍，譚延ｋǎｉ闓也留京不返，逃避爭路風潮。湖北在6月發生罷課、罷市，立憲派人控制的商務總會和教育協會卻予以勸止。8月，四川成都等地的人民群眾也進行了罷市、罷課鬥爭，立憲派人趕忙發出“保路同志會公啟”，多方勸導，力戒暴動。他們還要求成都各同志分會保證治安，並與清地方政府一起組織官紳商學聯合會，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得到了充分的暴露。但仇視進步的封建統治者對此並不領情，9月，川督趙爾豐逮捕蒲殿俊、羅倫等人，並一手製造了“成都慘案”。此後，巴蜀大地風雷激蕩，同盟會及其影響下的哥老會發動了同志軍起義，四川保路運動進入到推翻清朝統治的武裝鬥爭階段。這時立憲派人又利用自己的聲望對人民群眾進行欺騙，力求維持清朝統治。蒲殿俊、羅倫等被趙爾豐以“對於匪事絕無干涉”釋放之後，即拋出《哀告全川伯叔兄弟》書，稱人民起義是“禍毒”，要同志軍放下武器，息事歸農。這時的立憲派人的的確確是“不惟無作亂之事，抑且無作亂之心”〔18〕了。
恩格斯指出：“在資產階級看來，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不是為了金錢而存在的，連他們本身也不例外，因為他們活著就是為了賺錢。”〔19〕因此，經濟利益的得失，往往左右著資產階級的思想和行動。起初立憲派人並不反對鐵路“國有”。譚延ｋǎｉ闓贊成“將湖南鐵路移交官民共同管理，”〔20〕湯化龍也說“不應反對鐵路國有”，〔21〕四川立憲派也聲稱對鐵路“國有”政策並無反對之意。這裏，除了傳統的忠君愛國思想因素影響之外，更重要的在於他們發起爭路的經濟上的主要目的是要向清廷爭錢。立憲派人由於投資籌款，手中握有大量鐵路股票。他們深知，一旦清廷奪路國有，股款扣還，就會使自己想賺的錢賺不了，已賺到的錢也將受損失。他們的爭路，僅僅是以反對國有為手段，以索還用款為歸宿。這時清政府也擔心他們鬧下去會影響其統治地位，便部分地答應了兩湖立憲派人對股款的要求。對此，兩湖立憲派人大有求之不得之感，爭路的態度轉向消極。他們又怕群眾運動將這些難得的金錢沖走，故而對人民群眾的鬥爭多方阻撓，極力破壞。
立憲派反對群眾運動的原因還在於他們要維護君主立憲的理論。由於同清王朝的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的政治要求只能是君主立憲。同時在他們看來，這種政治要求只有用哭跪主義的和平請願方式去要求清朝最高統治者進行必要的改革來實現，劇烈的群眾運動只會導致革命的發生，導致清廷的徹底垮臺，而這又會使他們的君主立憲理論完全破產，使他們的社會影響大大縮小。清王朝為了維護其統治，欺騙資產階級和人民群眾，曾經大搞“預備立憲”的騙局，設立了諮議局、資政院這些專制王朝的點綴品。僅僅這些就使得立憲派對清廷感激不盡，對君主立憲充滿信心。“皇族內閣”的登場，鐵路“國有”的出籠，雖然使他們十分失望，但對清廷的幻想還未完全消失，對他們所堅持的君主立憲理論仍不願丟棄。他們反對鐵路“國有”的本身就含有防止人民革命發生的意圖，即所謂使“無偏激暴動之虞也”。所以他們在保路運動開始時就規定了“伏厥上書”、“泣求天恩”的鬥爭範圍。湖南立憲派以“奉先朝遺旨”、“不准借用外債”與清廷相爭。四川立憲派在運動發生後，一再向清廷辯解和表白，並告誡人民群眾“能守秩序，便是國民，無理暴動，便是野蠻。”〔22〕他們還刊發光緒牌位，旁貼“庶政公諸輿論”、“鐵路准歸商辦”的字條，要人們朝夕哭拜，焚香叩首。這既是他們自己的護符，又是防止革命的工具。
應當指出的是，立憲派雖竭力限制群眾運動的發展，但事與願違，他們非但沒有達到目的，反而被群眾運動推著向前邁步，越來越接近于清王朝的對立面。四川保路同志會的成立及宣傳和動員群眾的工作，使得“人心悲憤鬱結甚深”，以致立憲派“每當演說時，憤激不顧前後，則聽眾歡迎。若果瞻前顧後，研究辦法，則眾極不滿。”他們抨擊清廷奪路賣國的反動政策，激起人們更大憤慨，並且“愈演愈烈，已成風氣，不易執回矣。”〔23〕很快，運動發展到罷市、罷課階段，在一些地方還出現了搗毀清朝官局和外國教堂的暴動。為避免革命的發生，立憲派曾試圖以罷糧罷稅來轉移群眾的視線，意圖複市。結果，複市沒有實現，自己又不得不做出抗糧抗捐的決定。清朝統治者使用暴力鎮壓人民，已經覺悟的人民群眾則以廣泛的武裝起義進行回擊，並把立憲派甩在後面，使保路運動發展到頂峰。兩湖地區的保路運動由於立憲派的畏葸退縮出現低潮，但群眾鬥爭仍不斷發展。湖南人民為支援四川人民，曾集合千餘人會議，決定實行罷市罷課。表面平靜的湖北，報紙上也公開聲援四川人民日益擴大的保路鬥爭。所有這一切，都預示著人民革命的高潮即將到來。
四
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一直注視著保路運動的發展，並積極參加了運動的組織和發動工作。
總的說來，主張排滿革命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和主張立憲改良的資產階級立憲派，在二十世紀初年是嚴重對立的。兩派之間曾在日本等海外地區進行過激烈論戰。然而，正象一位美國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在日本，資產階級革命派和立憲派之間“存在著經常指出的嚴厲抗禦。在中國內部，這兩個集團卻不管這些，它們的社會背景和政治信念似乎有類似之處，以至產生了一種實質程度的合作。”〔24〕保路運動時期的革命派與立憲派就有著這種“實質程度的合作。”湘路股東共濟會和集股會，是由湖南立憲派與革命派控制就有著這種“實質程度的合作。”湘路股東共濟會和集股會，是由湖南立憲派與革命派控制的留日同鄉會合作領導的。湖北革命党人詹大悲曾支持湯化龍入都拒債爭路。四川同盟會員在諮議局、股東會和保路同志會中十分活躍，還竭力營救被捕的立憲派人，並為保路同志會提供經濟資助。革命派和立憲派密切配合，推動了革命形勢的不斷發展。
革命派同立憲派合作組織領導保路運動，固然是革命派能夠以民族利益為重，在大敵當前之時對立憲派做一定讓步的表現，但也不可忽視另一個原因，即立憲派對保路運動中的革命派採取了默許乃至支持的態度。立憲派人在發起保路運動時明確表示，“能贊成吾人破約保路則愛吾國者，雖仇也親之，不贊成吾破約保路，雖我親也仇之”，〔25〕並提出不分新黨、舊黨，都要往前看，文明結成大團圓。湖南立憲派歡迎革命派參與爭路，參加鐵路協贊會等組織的活動。湖北《大江報》案發生，詹大悲被捕，湖北諮議局曾“擬為《大江報》案陳請督院外夫報律之處罰，並誓以解散對付之”。〔26〕四川立憲派人讓同盟會員程瑩度擔任了保路同志會的講演部長，派江潘等代表川省去湘鄂粵等省聯絡，表現了對革命派的信任。民間秘密反清組織在四川有很大勢力，加之革命黨人數年來的活動，影響很大，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立憲派為壯大勢力，著意聯絡哥老，他們中的一些人本來就和哥老會有較為密切的聯繫，並得到他們的擁護。羅綸的父親是川北一帶有名的哥老會首領，羅綸本人又在保路運動中頗有影響，因而他在哥老會中有很高的威信和一定的號召力。他曾動員侯寶齋、吳慶燾等哥老會首領參加保路鬥爭。很多士紳因為參加了同志會而參加哥老會，甚至出面領導哥老會進行同志會的活動。哥老會也得以在同志會公開、合法的名義下活動，其中許多首領成了各地保路同志會的負責人，引起了清朝反動官僚的巨大驚恐，認為它“貽患滋大，實與川省人民治安大有關係”。〔27〕立憲派對革命派及哥老會活動的認可和支持，是想向清廷施加更大壓力，換取更大的讓步，而這在客觀上不僅助長了立憲派的爭路聲勢，也增強了保路運動中的反清革命力量。
立憲派對革命派的態度，還可以從他們的“密謀革命”上反映出來。出於經濟、政治利益得失的考慮，立憲派反對革命派的暴力行動，不願看到清王朝立即崩潰。然而他們不斷的國會請願和拒債爭路活動，日益引起清朝統治者的厭煩、疑心和惱怒，甚至認為他們“欲借立憲傾陷朝廷以陰行革命”，“以立憲為名，以攘權為實，使朝廷勢成孤立，自可遂其陰謀”。〔28〕清朝當權者同立憲派之間已經接近破裂。“皇族內閣”醜劇上演，鐵路“國有”政策拋出以後，立憲派對清政府所存的幻想破滅，並準備以革命的手段推倒清政府。“是時各省諮議局聯合會成立，辛亥俱樂部紛起，雖未侈談排革，竊見清室貴胄專橫日甚，則亦願革命之早成”。〔29〕1911年6月，各省諮議局聯合會第二次會議閉會時，湯化龍強調：“果能佈告國民，使國民確知現政府之不可恃，生出種種惡感，將來政府一定能推倒，此是確有把握的”。〔30〕立憲派在大造輿論的同時，還準備在各地建立商團武裝，以為應變之用。當然，立憲派人所要推翻的現政府，比較多的是指清“皇族內閣”，但是，在專制政治的條件下，既然這個內閣是清最高統治者意志的代表，那麼，推倒它就意味著推倒清皇室的統治。
資產階級革命派不斷的武裝起義和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持續發展，造成了高漲的革命形勢。立憲派人已深知清王朝的覆滅是不可避免的了。他們放棄一直堅持的君主立憲主張，另謀他略，反叛清朝的統治，成為革命派的同路人，從而改變了當時階級力量的對比，加速了革命的進程。這就是立憲派在政治上的一大進步。
應該說，高漲的革命形勢，已經使清王朝坐在火山口上，岌岌可危。但是，“這種政府，如果不‘推’它，即使在危機時代也是不會‘倒’的”。〔31〕這時立憲派人轉向革命的作用，就在於增強了這個“推”的力量。
許多研究者認為革命派以自己獨立的行動方針，不斷地促使保路運動的深入發展。其實並不儘然。革命派雖有“外以保路之名，內行革命之實”的策略方針，並且也實際做了一些組織和宣傳工作，但從運動的全過程來看，他們對合法鬥爭的作用重視不夠，沒有很好地宣傳和動員群眾，基本上處於被動狀態，許多活動都是在立憲派人的影響下進行的。保路運動發生後，譚人鳳等雖在湖南等地開展工作，但他們所做的主要是準備武裝起義，而且熱衷於秘密活動。湖北立憲派紳商力倡爭路，革命派居正等人認為這是“一部分無聊紳士，欲接踵川湘，假做民眾運動，以張體面。餘恐礙我等之進行，暗中破壞，故示鎮靜”。〔32〕四川的革命派也覺得“全省民氣尚不可為”，“保路云云，要皆枝葉耳”，〔33〕致使在重慶等地，“同志會日益張大，演說時恒集萬眾，嘩動一時，而不見同盟會党人於會場中有言論”。〔34〕革命派雖然認識到“爭路者日與清廷言法律，辨是非，清廷終不悔悟，不如激揚民氣，導以革命”，〔35〕並“積極部署革命，但未作公開行動”。〔36〕當時的群眾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受著立憲派的影響，被限制在破約保路的範圍內，罷市、罷課等鬥爭帶有很大的自發性。激進的《川人自保商榷書》雖出諸同盟會員的手筆，具有愛國反清的思想，但其內容仍未脫離立憲派的爭路原則，反映了立憲派“地方自治”及對經濟、政治、軍事權力的要求。這表明，革命派只能用立憲派的語言，通過擁戴立憲派來實現領導民眾，並依他們的思想水準來確定鬥爭方針。“成都慘案”發生後，同盟會員截木板作“水電報”，上寫“趙爾豐先捕蒲羅，後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反映出革命派利用立憲派的威望，打著他們的旗子發動群眾，從事革命。對於蓬勃發展的群眾運動，革命派沒有統一的部署，組織渙散，領導不得力，內部不團結，沒有很好地配合各地保路同志軍的起義。這種狀況，較之立憲派有組織有計劃的行動是大為遜色的。
五
郭沫若同志說過：資產階級立憲派“生在由封建社會轉移到資本制度的一個時代，成了那個時代的新興階級的代言人”，“當時新興勢力的領袖”。“他們並沒有革命意識，然而他們才是真正的社會革命的發動者，而且也是民族革命的發動者”。〔37〕
保路運動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帝愛國的群眾運動，波及到社會各階級、階層。人民群眾是運動的主力軍。正是他們的不斷鬥爭，推動了資產階級立憲派從對清王朝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到逐步同其決裂、對立，最後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立憲派都是紳界的頭面人物，掌握著諮議局、商辦鐵路公司這些言論和實業機構，並向以“開明”、“進步”著稱，在群眾中有著相當高的威信和號召力，取得了保路運動的領導權。他們在保路運動中提出了兩個口號，即“庶政公諸輿論”和“鐵路准歸商辦。”“這兩個口號把當時的那個社會革命精神表示得很完備的，前一個是參政權的要求，後一個財產權的爭鬥。兩個一合併起來，正好是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打成了一片”。〔38〕也就是說，立憲派人為了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抵制清廷滿洲權貴和大買辦官僚劫奪路權以抵借外債，所以要求“鐵路准歸商辦”，為了實現君主立憲，爭取政治權力，又要求“庶政公諸輿論”。
十九世紀下半葉，外國侵略者就在中國瘋狂地搶奪路權，並把它當作使中國殖民地化的主要步驟和手段。因此，路權的得失，關係到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前途，保衛鐵路主權就成了中國人民挽救民族危亡，進行反帝反封建鬥爭的重大課題。立憲派力倡鐵路商辦，領導保路運動，一方面具有促進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是愛國主義的舉動。從這種意義上講，保路運動推動了中國革命向前發展。辛亥老人黃綬曾說過，有了羅綸等立憲派人的“倡抗路反清，”革命派才能“革命成功”。〔39〕
“庶政公諸輿論”的口號反映了資產階級立憲派君主立憲的政治目的。為了實現這個政治目的，他們又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專制的黑暗，宣傳了民主和法制。四川立憲派曾斥責清政府是“最黑暗、最專制、最慘無天日、最澌滅人權、最喪心病狂”的“賣國政府”，〔40〕稱“皇族內閣”“野蠻專橫，實貫古今莫斯為甚”，〔41〕言詞頗為激烈，使清王朝假立憲，真專制賣國的面目暴露無遺。極富政治經驗的立憲派為了避免同清廷正面衝突，把郵傳大臣盛宣懷當作眾矢之的，大罵“賣國郵傳部”，“賣國盛宣懷”。而盛宣懷又是極受清廷寵愛和庇護的大買辦官僚。這就使人們認識到，奪路賣國的主謀是盛宣懷後面的清朝最高統治集團。立憲派還要求言論自由，保證“立憲國民”的義務和權利，提倡法制，宣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他們以為清政府借款奪路是違反資政院、諮議局章程和大清商律公司律的，要求清廷遵依憲法和法律，收回成命。舊中國在封建專制主義統治下，外無獨立主權，內無民主自由，立憲派對清王朝黑暗統治的揭露和批判，對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的宣傳，儘管不徹底不全面，但它無疑對正在鬥爭中的人民群眾起到了啟迪和教育作用，提高了他們的認識水準和思想覺悟，有利於資產階級革命的進行和清朝專制統治的迅速垮臺。
立憲派把光緒上諭中“鐵路准歸商辦”、“庶政公諸輿論”這兩句話當作自己的口號，是“適合於當時人民群眾覺悟，又剝奪了統治階級任何反對藉口的很高明的鬥爭方法”。〔42〕這種“文明抵制”的“合法”形式，雖然影響了群眾鬥爭和武裝起義的發動，但它能夠容納更多的社會階級和階層在保路運動中活動。當時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也只能在這種形式的範圍內確定自己的行動方針，並依靠立憲派的威望進行活動。這種“文明抵制”的發起人立憲派則由於反復的保路鬥爭，對清廷感到失望，最後轉向革命。這種“合法”鬥爭也使統治階級內部發生分化。兩湖督撫陳夔龍、岑春萱曾參與認股爭路，四川府縣以上地方官聯名致電政府，承認“川民爭路破約，志堅理足”。這就孤立了盛宣懷、趙爾豐、端方等極少數頑固官僚。在文明爭路的形式下，資產階級立憲派和革命派、農民、工人、城市市民組成聯合陣線，使清朝統治者眾叛親離，促成了武昌起義及其以後的全國革命高潮。
資產階級立憲派在保路運動中具有很大的矛盾性。他們既是運動的領導者和民主革命不自覺的發動者，又是運動的阻撓者和民主革命的破壞者。然而，正因為有了立憲派的努力宣導，保路運動才能形成如此宏大的規模，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承認保路運動的重大意義，就應該肯定資產階級立憲派在保路運動中所起的積極作用。
注：
〔1〕四川省檔案館《四川保路運動檔案選編》第123—124頁。
〔2〕《蜀報》總11期，《川路今後處分議》。
〔3〕〔9〕〔11〕〔23〕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四），第346、340、405—406、334頁。
〔4〕〔13〕〔15〕戴執禮《四川保路運動史料》第72、160、108頁。
〔5〕吳玉章《紀念辛亥革命二十五周年的一個回憶》。
〔6〕〔7〕曾鯤化《中國鐵路史》第420、103頁。
〔8〕《東方雜誌》第六年第十三期。
〔10〕〔20〕宓汝成《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第3冊，第1261、1260頁。
〔12〕《呈請電奏取消川漢鐵路收歸國有一案文》。
〔14〕〔16〕〔40〕〔41〕《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第9號、24號、14號、9號。
〔17〕《列寧全集》第18卷第221頁。
〔18〕程昌祺《靜觀齋日記》第27號。
〔1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64頁。
〔21〕《詹君大悲傳》，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6冊《列傳》第1601頁。〔22〕《李劼人選集》第2卷上冊，第366頁。
〔24〕（美）周錫瑞《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第200—201頁。
〔25〕1911年6月上諭《宣統三年五月份現目檔案》。
〔26〕〔32〕武漢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教研室《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選輯》第557、134—135頁。
〔27〕《辛亥革命前後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一》第123頁。 〔28〕《皇朝續文獻通考》卷400。
〔29〕唐乾一（筆名子虛子）《湘事記》第1卷第4頁。
〔30〕《直省諮議局議員聯合會第二屆報告書》第65─66頁。
〔31〕《列寧選集》第2卷第621頁。
〔33〕〔34〕〔36〕《辛亥革命回憶錄》（三）第76頁。
〔35〕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六）第4頁。
〔37〕〔38〕郭沫若《反正前後》。
〔39〕《四川保路風雲錄》第254頁。
〔42〕吳玉章《辛亥革命》。
（資料來源：《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1996年第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