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中華民族是一個凝聚力很強的民族，這使它在整個古代史上，始終以一個強大穩固、具有高度文明且不失多層次豐富多彩的民族屹立于世界先進之巔。可是進入近代以後，卻出現了民族凝聚力嚴重淡化的趨向，民心的“一盤散沙”之狀，始終使一批批近代改革先驅者們在鬥爭中深受其累，且又為尋找不到解脫之途而困惑不已：每一次並不失以弘揚民族傳統精神去作為鼓動民眾的鬥爭口號，則都一一在失敗的反省中深悟民心渙散仍是改革的致命阻力。以源遠流長、具有強大凝聚作用為著的中華民族傳統精神，進入近代何以會頓然失色、漸入困境？重新強化近代民族凝聚力的出路在哪兒？下面且試圖從孫中山民族革命實踐的悲劇意識去探討這個問題。 

一 

“民族革命”是孫中山和他所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派首先揭櫫的戰鬥旗幟，而“排滿”則是“民族革命”的基本內容。不難發現，孫中山“民族革命”的實踐中，正是在鮮明的“排滿”口號下，顯示出三個非常突出的特徵： 

其一，強化種族對立的色彩。以“血統”作為依據，而將“華夏”、“軒轅後裔”同“韃虜”、“野番賤種”對立起來，且以強調前者為優後者為劣來著意濃化滿漢間的種族對立。所以將那些試圖依靠滿清政權以改良手段進行變法的維新派斥之為“失身於異族”的“漢奸”［①］。所以在辛亥革命後會輕易地將政權拱手讓與“同族”、“同種”的袁世凱。可見是以血統之別來將近代社會矛盾簡單詮釋為滿漢的種族對立，進而將社會的腐敗黑暗與落後完全歸結於異族壓迫所致，則使滿人作為民族革命的首要敵人。認為只需要將滿人趕走，便可達到建立民主國家的革命目的了［②］。 

其二，強化“大漢族主義”的至尊觀念，強化對漢文化的至尊優越與光榮傳統的絕對認同感。這一點非常明顯，在斥責滿族為“東北－遊牧之野番賤種”的同時，是極力地鼓吹漢族是擁有“四千年文明”的優越種族，是始終使外族異種仰慕且屈俯於膝下的天朝大國。這種大漢族主義至尊觀念的強化，無疑也就著意地張揚漢文化的優越與光榮傳統，而絕不談其弊處，也不談各少數民族對漢文化形成發展的貢獻。 

其三，渲染民族復仇意識。在宣揚“大漢族主義”的同時，是著意強調“堂堂華夏”屈從于一個起于蠻荒文化的“野番賤種”的統治之下，其承受的恥辱是巨大深痛的。切齒之恨中則將推翻滿清封建統治單純地看成是“復興漢室”的雪恥復仇之舉。可以說，孫中山過分地依靠具有強烈反清色彩的會黨組織和過分地推崇暗殺等暴力手段，都使這場意在達到民主建政的民族革命帶上過分濃烈的民族復仇色彩。 

從上述三個特徵來看，孫中山及其追隨者們正是意圖用“排滿”這個極富傳統民族主義色彩的鬥爭口號，來發動一場近代的民族革命。一時間，“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鬥爭口號是極富煽動力。極能鼓動人心，尤其是在滿清貴族專制政權一系列逆施倒行之後，更激起全國各階層漢族人民在反清的旗幟下同仇敵愾，終釀成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最後一個王朝。瞬眼間的成功使革命派欣喜地認為理想已變成了現實，滿人的垮臺已為民族復興和民主建國鋪平了道路。孫中山在充滿樂觀宣佈：“中華民國成立，民主、民權兩俱達到……”［③］的同時，將政權放心地交給了“同種”、“同族”的袁世凱，自己則雄心勃勃地致力於經濟建設去了。其他革命派人士亦多持一樣的樂觀態度，甚而認為可以取消革命黨了。 

然而，辛亥革命後的現實很快擊碎了孫中山等革命派的期望。帝制兩度復辟，軍閥連年混戰，最終形成的乃是以大大小小封建專制者割據統治的分裂局面。封建的一切東西仍以強勁生命力在延續著，甚而以更黑暗的形式表現。正如孫中山憤慨地指出：“民國之政治，比之滿清尤為不及”。“把持國家者，均系軍閥武人，爭權奪利，禍國殃民，有國家共和之名，而無國家共和之實。”［④］民眾們呢？仍然處於麻木不仁、漠視現實的渙散狀況，以致使革命派們在徒勞無望之中陷入更悲觀與更困惑的思想怪圈：莫非中華民族真的到了完全墮落、失去自尊之境了？孫中山不禁憤憤嗟怨國民覺悟太低，以致革命黨人孤立無援、終於失敗。甚至到了1914年，他重建中華革命党時，偏激地宣佈只有真正贊成共和的民眾才能取得“國民”的資格［⑤］，深刻而見孫中山等革命派對革命後仍是民眾渙散問題的極端困惑。正是在這種困惑中，導致了革命派隊伍中出現了嚴重的思想渙散、分裂乃至於倒退的現象，章太炎便是突出者。而孫中山本人也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處於異常孤獨、苦悶和彷徨之中。 

二 

為什麼孫中山“民族革命”的實踐會出現這種悲劇性的結局呢？不妨先注意兩個突出的現象： 

第一，從孫中山“民族革命”實踐的特徵可見，孫中山是襲用了傳統的民族精神去發動一場近代的民族革命。 

不可否認，古老悠久的中華民族文化傳統是以漢文化為主體、為向心力而發展起來的。尤其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形成發展中，頻繁受到周邊外族文化的衝擊，這種頻繁衝擊下更能顯示漢文化強大的凝聚力。無論是抵禦外侮時，或是已形成外族入主中原的格局後，漢文化總是以它高度的文明而成為強大的凝聚核心並保持它至尊的地位。這個歷史背景，固然造就了以漢文化為主體的中華民族文化的綿延不斷和高度成熟，但同時也造就了傳統悠久的“華夷之別”和“大漢族主義”的觀念，造就了對漢文化至尊優越地位的高度認同感，和造就了蘊含著過濃的民族復仇色彩的愛國主義精神。這幾者不能不是作為中華民族傳統精神的一部分而保留著，在遇到外敵威脅時，勢必作為一種增強民族團結，振興民族意識的凝聚力而被弘揚，這在整個古代史上是慣常出現的，這種慣常的出現則又使之更強化，而作為民族傳統精神的一部分始終延續下來。孫中山“民族革命”實踐中體現的特徵，正是這一傳統的民族主義觀念與意識的沿襲。 

第二，孫中山對這一民族傳統精神的襲用，在近代特定的歷史背景下被強烈地濃化和張揚，以致造成一種“過分強化”的鮮明特色。 

近代一個十分明顯的事實，就是中西之間的衝突已大不同于古代史中的任何一次與外族的衝突。西方列強在政治、軍事、外交上的強大與其文化上的優越，使中西之間的差異十分懸殊，中國明顯處於弱勢。而這弱勢又伴隨著民族危機的日益加劇，其後果則是導致了嚴重的民族失落感：一次又一次的喪權辱國下，巨大的恥辱卑屈感日漸淹沒著民族自尊心；西方先進文明的強大衝擊和誘感，強烈地動搖著民族的優越感；而面臨強大外侮之下國內政治卻日益腐敗的現狀，更導致民心的失望和渙散。可以說，這是一個民族自尊心遭到嚴重蔑視，民族意識和民族凝聚力日益淡化的時代。近代改革者們無不注意到這個問題。孫中山及其那批以留學生為主體的革命派在海外更是深感一種巨大的壓抑，甲午戰後留日學生中革命思潮特別活躍，正是由於身受日人對中國人的強烈卑視所刺激的。而以振興“民族魂”為號召，正體現了革命派們已深悟要振興民族意識，凝聚民族力量是解救民族危機的迫切任務［⑥］。因而決定孫中山的“民族革命”遵循以振興民族精神的途徑來發動是十分自然的。而且，也正由於近代社會這種民族意識和民族凝聚力淡化的現狀，使孫中山“民族革命”的實踐口號不能不帶上濃烈的民族主義色彩：以強化“華夷之別”的種族對立觀念來穩固民族獨立自強意識；以強化“大漢族主義”觀念、強化對漢文化至尊優越地位的高度認同感來恢復民族自尊自信心；以“排滿複漢”鮮明的民族復仇主義口號，來鼓起民眾的愛國精神以結成更廣泛的反清聯盟。 

此外，近代歷史背景尚有另一鮮明特徵不可忽視：社會變革的異常急劇多變使民智遠遠趕不上。因而，為了防止“曲高和寡”，改革者們乃努力以更合乎民眾接受水準的鬥爭口號去爭取民心，從維新派的“保皇”到革命派的“排滿”，則都體現這一精神。孫中山的“民族革命”為什麼不是以反帝而是以反滿作為基本內容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正在于反滿在當時社會具有更廣泛的群眾基礎。由於帝國主義侵略的不平衡，反帝對於大多數中國人還並不重要，而滿清的黑暗統治則使全國人民直接深受其害其苦，尤其使廣大漢族人民備受“種族屈辱感”的壓抑［⑦］。可以說，當時的社會氛圍更適於反滿運動的發動。所以，孫中山將“排滿”作為民族革命的基本內容，一方面固然是針對了滿清封建統治造成中國落後，貧窮的現狀；另一方面也是迎合了廣大漢族人民對滿人的強烈的民族復仇心理，出於這一點，其鬥爭口號必然帶上濃烈的民族主義色彩，這對鬥爭的發展有著極強的策略意義。近代改革先驅們在鬥爭中都非常注意使用靈活的策略口號，這也是他們處在近代變革急劇狀況下所形成的一種急功近利的鬥爭風格。孫中山照樣無法避免這個歷史條件的局囿，所以他在理論上雖也一再強調只針對封建統治者，但在實踐口號中則充斥著體現強烈種族對立色彩的“韃虜”、“野番賤種”等等稱謂。 

從上述兩個現象可見，孫中山“民族革命”的實踐口號中，不僅是襲用了傳統民族主義的觀念與意識，而且這種襲用在近代特定的歷史背景下被更強烈地濃化和張揚，乃致使孫中山“民族革命”的實踐帶上過分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這正是悲劇產生的癥結所在：民族主義色彩的過分渲染，不僅使這場旨在建立獨立民主國家的“民族革命”放過了一個真正的民族敵人－－外國侵略者，而且也放過了中華民族內部的一個大敵人－－封建主義。因而清王朝雖然推翻了，但舊有的一切沒有得到改變，民主革命的真正目的沒有達到。而更令人困感的是民心仍然處於“一盤散沙”之狀，民族凝聚力淡化的現象不僅不能得到扭轉，反而因為中央大一統集權統治秩序的被打破，則以軍閥割據的分裂形式使之表現得更加淋漓盡致。 

三 

這悲劇意識裏存在著一個多麼大的疑問呀！為什麼以著意弘揚民族傳統精神的民族鬥爭口號，卻沒有真正的提高民族意識？沒有真正的凝聚民族團結呢？－－這裏是否給我們提出了這樣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以源遠流長、具有強大凝聚作用為著的傳統民族精神，為什麼不能再成為近代民族凝聚力的有力支柱？ 

應當承認，“民族凝聚力”是一個具有傳統色彩的概念，一個民族在它悠久的歷史傳統中形成它獨具的民族精神，同時也成為它在向前發展中應付各種新挑戰的有力背景和重要支柱，而不致於使之失去自身的獨立生存地位。中華民族也毫不例外，而且還以其歷史最悠久，古代文明最發達使其民族凝聚力的傳統色彩更強烈。可以說，中華民族凝聚力在其歷史非常悠久的古典時代（包括上古時代、中古時代）形成和發展得非常牢固，並具有其特定的內涵－－那就是一種支撐中華民族強勁且綿長的生命力的民族精神。 

那麼，作為傳統民族凝聚力核心內容的民族精神，難道就是孫中山“民族革命”實踐中所強調的“華夷之別”、“大漢族主義”這些包含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觀念嗎？難道我們常自得誇耀的中華民族傳統精神中最有光彩的“愛國主義”，也就以這種觀念來表現嗎？ 

作為傳統民族凝聚力的民族精神，誠然有很豐富的內涵，包含著非常積極的因素，但也不可忽視，由於特定的民族歷史背景，使中華民族傳統凝聚力的意識裏，不可避免地包含了非常強烈的嚴格“血統”的“華夷之別”觀念、強調漢文化至尊的“大漢族主義”、渲染民族復仇意識的“愛國精神”。而且也正是特定的民族歷史背景，使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意識裏，難以擺脫一種極強的封閉色彩：頻繁的外族入侵，在強化了民族自立自強意識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強化了“非我族類，必存異心”的華夷對立觀念；而始終保持的文化至尊地位，在不斷增強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滋長著“唯我為大”、“唯我獨尊”的自大封閉心態。不能否認，在古代歷史背景下，傳統民族凝聚力的積極意義非常突出，而在進入近代以後，則以它的封閉特徵使其消極色彩明顯表現出來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首先要看到進入近代以後，中華民族不僅是受到西方列強的強大武力侵略，而且受到遠勝於己的資本主義近代文明的巨大衝擊。這種文化衝突更導致民族卑屈心理的日益見強，無形中就不斷削弱和否定著“大漢族文化”至尊優越的意識。而再欲以這種意識作為增強民族凝聚力的內容，則顯得虛弱蒼白、甚而是滑稽可笑的了。再者，正是中西文化的巨大差距，使處於民族危機下的中華民族其所面臨的選擇，不僅僅是如何將侵略者趕出國土；而更重要的是，必須要進行一場社會變革，才能使自身在當時已是資本主義瓜分狂潮正盛的世界局勢中得以生存。這一社會變革又由於中西文明的差距使之付出的代價是巨大而慘痛的，中國必須要奮力掙脫封建主義那古老而堅實的繩索束縛才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這一點決定了從舊時代帶來的一切思想和觀念，都必須經過改造和更換才能適應這新時代的挑戰。而作為傳統民族凝聚力的意識和觀念，由於其本身不可避免的封閉色彩，使之不能再完全適用於近代社會：強調了“華夷之別”，強調了“漢文化至尊”，不僅僅是排斥了西方先進文明的影響，而且是在自我封閉中將封建主義更完整地保留下去；強調了“種族對立”，強調了“民族復仇”，也不僅僅是忽視了真正的民族矛盾，使帝國主義侵略下的民族危機不能解脫，而且也嚴重掩蓋了近代民主革命中反對封建主義的重要內容，從而使自身更為封閉起來。近代社會變革所需的精神應以開放、變通為特徵，因而，傳統民族凝聚力的封閉色彩，使之與近代社會的變革氛圍格格不入，難以融通。 

為什麼中國不能象西方那樣，可以以復興古典精神來進行資產階級革命，創造近代文明呢？這在於中西古典精神的形成有不同的歷史背景，因而風格各異。作為西方古典精神的精萃古希臘、古羅馬文化，由於其海洋文明的特性，使開放性、變通性更強，這與近代社會變革的精神特性容易融通。而從農業文明、以及頻繁處於外族侵擾下所形成的中華民族傳統精神，則難以擺脫其更注重穩固不變，封閉自守的特徵，這與近代社會變革所需的精神特性則相去太遠、難以融通了。所以，在進入近代以後，包括孫中山在內的一批批近代改革先驅者們，意圖要依靠傳統的民族精神來增強民族凝聚力，都沒有收到樂觀的效果。反而因為某種程度上過分的強化和渲染，使之成為改革運動中一種具有惰性的破壞力，從而引致民族意識更加頹廢，民族凝聚力更加淡化。辛亥革命後的現狀正是如此。 

那麼，中華民族凝聚力在進入近代以後的出路是什麼呢？這乃是一個十分棘手、尚須不斷探索的難題。但筆者認為有一點應要引起注意的：就是“觀念轉換”的重要性。近代是一個“文化轉換”階段，搞“近代化”需以“觀念轉換”為重要前提，因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是截然不同的思想範疇，舊的沿襲和溫和的調整都不能適合新的社會變革。所以必須要在對民族傳統精神的揚棄更新上，建立起一套適應於近代化的新思想、新觀念，來重塑民族凝聚力的主體意識，才能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重新恢復民族自尊自信和自立自強的意識，重新增強民族凝聚力。孫中山“民族革命”的實踐恰恰是忽視了“觀念轉換”的重要性，沒有注重先以新思想、新觀念“開啟民智”來作為民族革命的基礎，乃企圖以傳統的“凝聚意識”來發動一場近代的民族革命，又再期望可“以革命開民智”，結果是民智未開而革命的成功也只成曇花一現。沒有與封建主義的徹底決裂，民主建政必成一紙空文，這正是孫中山民族革命實踐的悲劇。對失敗的反思，才使孫中山及其追隨者深悟“開啟民智”乃是近代民主革命必不可少的一步。辛亥革命失敗後不久出現了震撼人心的新文化思想啟蒙運動，正是近代改革者們在痛苦反省中所作的一種積極探索。 

由上述可見，孫中山“民族革命”實踐的悲劇揭示了一個嚴峻的事實：進入近代以後，強烈的民族危機和中西文化上的巨大落差，已導致民族凝聚力的嚴重淡化，而試圖仍以傳統的民族精神來強化民族凝聚力的作法也告幻滅。由此給近代中國人提出了一個艱巨的新課題：必須要在開啟民智、提高民族文化素質且勇於作民族理性反省的基礎上，對傳統民族精神進行“觀念轉換”的改造重塑工作，然後才可以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重新的喚起民族自覺、重新的振興民族意識和重新的增強民族凝聚力，從而使中華民族重新自立自強於世界先進之林。 

注釋： 

①孫中山：《敬告同鄉書》，摘引自《中國近代政治思想論著選輯》，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532頁。 

②孫中山：《中國問題的真解決》，摘引自《中國近代政治思想論著選輯》，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524～531頁。 

③孫中山：《在南京同盟會會員餞別會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二卷。摘引自李侃：《近代傳統與思想文化》，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年版，第249頁。 

④孫中山：《在廣州宴請各軍軍官時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七卷。摘引自李侃：《近代傳統與思想文化》，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年版，第248頁。 

⑤孫中山：《批釋加蓋指模之意義》，《孫中山全集》第三卷。摘引自李侃：《近代傳統與思想文化》，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年版，第257、258頁。 

⑥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401、402頁。 

⑦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539頁。 

（資料來源：《暨南學報》哲社版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