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發生的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大社會政治變革，80年來中外學界也一直熱切關注著這一研究課題。為了總結成果，交流心得，推進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中國史學會和湖北省社會科學聯合會，於1991年10月15-19日在辛亥革命首義之區——武漢聯合舉辦了“紀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中國大陸、臺灣、香港和日本、韓國、美國的學者一百余人參加了會議，提交論文99篇。討論會以“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為主題，討論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 辛亥革命的性質、地位和作用 

辛亥革命的地位和作用問題，一直受到中外學者的重視，這次討論會更側重於從中國的現代化、民主化進程來認識辛亥革命的意義。有的學者指出，辛亥革命是一場劃時代的偉大民主革命運動；它以比較完全意義的民主革命的理論和實踐超越先前的進步社會運動，結束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民主革命準備階段，使之入於正軌。辛亥革命無疑是中國走出中世紀、踏上近代化路程的重要步伐。有的學者認為，20世紀初年，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由革命和改良兩部車頭在不同的軌道上向前牽引著。但民主共和與君主立憲不是可以隨意選擇的，兩部車頭在不同的軌道上終於還是走到一起來了。在中國，民主共和是歷史的選擇。有的學者提出，辛亥革命的意義有兩方面：一是軍事、政治方面；二是社會方面。前一方面成功地推翻了有二千年歷史的皇朝專制政治，建立了共和政府；後一方面的變動雖然緩慢，但確在進行；如思想上價值尺度的轉變、知識的普及、教育的進步、產業的發達等。還有學者從“分散”與“整合”這一新的思維取向，深化了對辛亥革命的認識，指出從晚清到本世紀20年代，是中國社會分散與整合兩種態勢並存、兩種路向的統一力量較量和消長的時期。遠在辛亥革命發生之前，中國社會已處於高度分散化之中，統一只是徒具形式。並非是辛亥革命造成了中國社會的分散乃至分裂，相反，資產階級革命派力圖克服地方主義和分散化傾向，為建立民主共和的統一國家做出了多種努力。 

海峽兩岸學者關於辛亥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革命”抑或“全民革命”的討論雖已相當深入，會上仍有學者對此表示關注，認為革命派的階級屬性與革命運動的性質是兩個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概念。前者主要應看是什麼階級提供了革命的基本力量，體現了階級的支持和參與；後者主要看革命的綱領及其實際效果體現了哪個階級的歷史使命和要求，革命黨人的階級屬性是什麼。依此，革命黨人所肩負和履行的無疑是資產階級的歷史使命，辛亥革命是名副其實的資產階級革命。 

辛亥革命在終極意義上的失敗是無可避免的。有的學者主張從大範圍、長時段重新審視辛亥革命對整個中國社會的重要影響。有的學者強調，視野的開闊和思路的拓寬，更有利於我們從宏觀上把握辛亥革命的歷史價值，辛亥革命作為中華民族覺醒的豐碑將永載史冊。 

二、辛亥革命時期的社會環境 

早在10年前即有學者呼籲，要加強對辛亥革命時期社會環境的研究，惟此才能從更廣闊的社會背景出發，科學地說明辛亥革命的全局，說明當時整個的中國。這已引起學術界的積極反響，並且成為這次討論會的主要議題。 

有的學者首先考察了人們較少留意的自然環境對社會變革的影響，指出辛亥革命前10年，中國大地上連綿不斷的自然災害極大地加劇了社會的震盪，成為促進革命形勢漸趨成熟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1911年遍及沿江沿海10餘省的大水災，更成為誘發辛亥革命運動的直接導因。 

近代中國社會的震盪，更突出地表現在傳統社會結構的逐步解體，新的社會力量逐漸形成，從而嚴重地削弱和動搖了清王朝的統治基礎。有的學者考察了清末龐大的遊民社會及其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正面和負面作用，認為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由於同幫會的既有社會聯繫，在其從事推翻清王朝的鬥爭中，必然會依靠遊民社會的力量，但又無法克服這一階層固有的劣根性。有的分析了辛亥革命時期的士大夫階層，說明20世紀初年士大夫階層開始了一個自我否定的異化過程，隨著這根封建統治支柱的動搖，它所支撐著的封建專制統治也必然隨之崩塌。有的學者考察了辛亥革命前後的家庭變動，認為辛亥前後自然經濟的解體及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家庭變動的社會經濟基礎，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群體的出現及民主革命思想的興起是家庭變動的思想根源。 

知識份子往往是最先覺悟的社會群體，也是推動社會變革的先鋒力量。會上有些學者分別探討了留學日本、留學歐美和國內學堂的學生以及辛亥時期的女知識份子。有的通過考察留日學生的留學動機、留學期間的生活和社會活動，分析他們直接或間接參與革命時表現出的互相矛盾的兩種性格：積極與軟弱，前進與反動。有的認為，留學歐美的學生人數雖少，思想發展很不平衡，但他們與留日學生一樣，同辛亥革命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做出過一定的貢獻。有的學者強調，關於辛亥革命與學生的關係，以往多注重于留學生，其實，為數300萬之眾的國內學生也是革命党的重要社會基礎，他們的啟蒙宣傳和愛國民主運動，客觀上一直為革命創造條件，並日趨緊密地與武裝起義協調並進，成為反清第二戰線。學生與革命党的直接關係，既是學生活動的重要方面，又是革命運動的有機成分。有的學者指出，辛亥革命時期女知識份子的崛起，是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必然產物，也是解放運動形成高潮的鮮明標誌。參加同盟會的大約200名女子，絕大部分是知識份子。她們為革命做出了可貴的貢獻，顯示了她們的覺醒和力量，但她們的價值與作用並沒有得到社會的承認。 

有些學者還探討了清末的防軍、八旗駐防以及江南農村社會等課題。以上這些探討，有助於我們在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中去認識辛亥革命，認識中國近代社會的特點和變革趨勢。 

三、清末新政、預備立憲和立憲運動 

對於清末新政和預備立憲的探討，也有人引人注目的成績。有的學者著重分析了清末新政在經濟和政治關係上的矛盾，指出辛亥革命從根本上說就是要解決這對兒日益尖銳的矛盾。有的學者從清末第二次出洋考察這一事件入手，說明清廷何以確立了日本明治憲政的改革模式，還有學者從政治發展的角度，斷定清末“預備立憲”是一次具有政治近代化性質的憲政改革。所謂政治近代化，具體地說是在國家制度和政治生活中貫徹資產階級民主原則。清末憲政改革正是提出了體現政治近代化性質、與封建專制時代不同的東西，它使清末國家制度和政治生活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有些學者則對清末新政和預備立憲的過程或某些個案作了頗有新意的探討。有人考察了辛亥革命前的農會這一尚屬研究空白的課題，認為農會是一部分新興地主和資產階級聯合組成的新式社會團體，清末新政對於農會的產生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究其根源乃與近代中國新的經濟因素的增長密切相關，很大程度上應視為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農會以研究農學、請求農務為主旨，對推動農業發展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在清末歷次政治運動和辛亥革命中不具有顯著影響，有人以四川為例，評析了晚清員警與地方社會改造之間的關係，認為員警的設立，奠定了地方警政的基礎，標誌著地方控制由軍隊或地方武裝向專門組織轉化，成為地方政治近代化的組成部分。有人論析了清末籌備立憲時期的地方自治，認為清末地方自治的推行，不僅是資產階級的要求，也是封建政府的需要；既有正面的積極的價值，也有負面的消極的影響。它作為近代地方政治改革的先導，構成了中國政治近代化的一個階梯。 

立憲派和立憲運動仍是學者們興趣不減的課題。有的根據新獲取的諮議局議員的背景資料，證明立憲派90％出身於舊科舉制度下的紳士階級，他們既保守又進取的性格，決定他們在辛亥革命中成為一種阻力而非助力。有的從議政程式、議政態度和議政效果三方面，對湖北立憲黨人在諮議局中的實踐活動進行了入微的個案剖析，指出諮議局既不是清政府的“御用機構”，也不是類似資產階級議會的“具有獨立性的政治權力機關”，而是遵循一定民主程序對本省行政事宜實施提案和審議的“議政機構”。取得這種實踐經驗的立憲派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辛亥革命在湖北的結局。 

有的學者提出，1911年的拒英、拒法、拒俄運動為時雖暫，但它迅速和保路愛國運動合流，在輿論、組織、武裝上為辛亥革命作了準備。有的揭示了收回利權運動、立憲運動在階級基礎、政治經濟要求和人民權利意識方面的內在聯繫，論證了兩個運動與辛亥革命的關係。有的考察了辛亥革命時期上海國貨運動的發生、發展和社會影響。有的探溯了貴州自治學社與憲政預備會有合有分的演變歷程。有的以l910年長沙搶米風潮被“鎮壓”為例，分析了清末社會運動與近代通信的關係。這些探討無疑都加深了人們對清末社會政治變革的特點的認識。 

四、武昌起義與各省的反應 

在為數不多的有關武昌起義的論文中，仍提出了一些新問題和新看法。有的分析了湖北的輿論導向與武昌起義的成敗，指出輿論宣傳在武昌起義過程中起首先鋒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講，武昌起義成功於輿論的深入宣傳，但又失敗于“反滿複漢”的錯誤導向。民族資本主義的微弱，小資產階級的廣泛存在，是造成輿論導向不能健康發展的根本所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土壤上成長起來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無從建立和掌握銳利有力的宣傳武器。有的考察了武昌起義的地利，認為從聚人、接濟、進取三方面看，地利對武昌成為“首義之區”起了作用，但革命党人未能充分利用武昌的地利，從而影響了武昌起義後的戰局與政局的發展。 

有的學者從宏觀的角度全面審視了武昌起義後各省獨立的概況，指出武昌起義不是一個局部性事件，而是遍及中國的全面危機的產物。各省獨立的形式和性質，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的特點。有些學者則分別考察了滬軍都督府與南京臨時政府的籌建過程、辛亥革命前後的東北政局、香港對武昌起義的反應及與廣州革命政府的關係。 

還有學者對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反清武裝起義進行總體反思，並且不囿史學界的陳見，對其作了較多的肯定，認為辛亥革命的失敗與革命派運動新軍、會黨，發動城市起義的戰略並沒有必然的聯繫。 

五、辛亥革命時期的經濟 

有關經濟方面的論文也數量不多，但仍體現了學者們的研究功力。有的學者探溯了近代中國工業化的道路，說明從甲午戰爭到辛亥年間，是民族資本在歷史上發展最快的時期，平均年增長率達15.1％，正是這種增長，成為辛亥革命經濟上的動力。有的學者強調，產業革命精神是辛亥革命的時代精神。中國的資產階級沒有經歷過真正的產業革命，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激發了中國獨立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強烈願望和產業革命精神，辛亥革命即是中國產業革命精神與愛國主義的結合。 

有的學者論述了城市近代化與辛亥革命的關係，認為中國近代化的啟動和發展是以城市為基礎的，城市近代化既推動了辛亥革命的發生，也對辛亥革命的失敗有著很大影響。有的則通過分析民初經濟團體的起因、結構、功能和活動，從社會動員的角度，揭示了辛亥革命對中國經濟近代化的促進作用，認為這種社會動員作用雖有某些局限，但在總體上仍給中國經濟近代化造就了比較廣大而穩固的社會基礎。 

還有學者分別對湖北區域經濟近代化、重慶城市經濟、近代企業漢冶萍公司以及土紗與機紗在近代中國的價格對抗關係等問題作了具體分析。以上討論，有助於我們瞭解近代中國新的經濟因素的成長與發展，瞭解在此基礎上所發生的辛亥革命的新的性質。 

六、辛亥革命時期的思想文化 

比較而言，思想文化的討論是又一較為集中的課題。有的學者以辛亥革命與“只爭朝夕”為題，以近代意義的歷史緊迫感為中心，論析了辛亥革命前後的社會心態，指出近代意義的歷史緊迫感，產生於中西經濟、文化發展水準的明顯差距，以及因此而出現的外來嚴峻挑戰，它影響了鴉片戰爭以後近百年我們整個民族的潛在心態，不僅對辛亥革命，而且對辛亥以後的中國歷史發展都具有多方面的影響。歷史緊迫感本身是一種必要的有益的社會心態，是民族的生機與活力所在，是社會發展與繁榮的驅動力之一，因此應該永遠珍惜與保持；但需要正確地加以引導與調節，注意保持民族心理的平衡與穩定，否則也可能導致極大的民族災難。 

有的學者探討了辛亥革命時期的倫理思想和人生價值觀，認為政治革命需要倫理思想的變動，完全株守中國傳統道德，不可能達到推翻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目的；而全盤照搬西方的倫理學說，襲用西方的價值觀，既不合中國國情，也不能解決中國社會的實際問題。有的學者強調，辛亥時期西方政治學說的引進與傳播，對辛亥革命起了理論準備與思想指導作用，對中國人民的思想解放與社會覺醒起了前導作用，但又存在缺乏選擇、良莠不分乃至脫離國情、盲目崇拜的歐化主義傾向。 

有的學者考察了革命圖書出版與辛亥革命的關係，認為革命書刊的出版發揮了輿論先導作用，推動了辛亥革命的發展；辛亥革命則為出版陣地掃除了封建專制主義障礙，出現了民國初年出版事業的新發展。有的學者論析了辛亥文化革新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關係，認為辛亥時期的資產階級新文化發揮了同封建文化作鬥爭的革命作用，為“五四”前的新文化運動開闢了道路；“五四”前的新文化運動是辛亥革命時期文化革新的繼承和發展。 

有些學者則分別考察了辛亥時期的愛國主義思潮、辛亥時期的民權觀、辛亥前後對封建家族制度和宗法思想的批判、革命黨與保皇黨在新加坡的論戰、辛亥前後教育思潮的變遷、革命派與清末民初的文學革新運動、辛亥革命中的激進主義與烏托邦主義等問題。這些探討，又使我們對辛亥革命時期意識形態領域的變革有了進一步的理解。 

七、孫中山與其他辛亥人物 

孫中山研究歷來是辛亥革命研究的重要內容。會議提供了11篇論文，力圖從新的角度或用新的方法重新評價孫中山的思想與活動。有的學者探討了孫中山民生主義研究中較為薄弱的社會主義思想，認為在中國人民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途程中，孫中山是先知先覺者，他高倡社會主義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孫中山不是科學社會主義論者，但他是一位真心實意要在中國推行社會主義的理想家、革命家，他的思想為中國人開啟了一條既要實現國家工業化，又要避免西方資本主義的新的思維方式，預示著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必將在中國代之而起。 

有的學者借鑒現代政治學的方法，從政治認知、政治價值、政治進步三方面探究了孫中山的政治文化取向，認為孫中山作為一個文化人，其政治取向代表了他那個時代社會進步潮流的方向，具有世界性的影響。有的學者考察了學界甚少研究的孫中山與基督教關係的歷史發展過程，認為基督教觀念在孫中山整個思想體系中佔有重要地位，但孫中山首先是一個偉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其次才是一個品德高尚的基督徒。 

以往學術界多認為孫中山對政黨政治態度消極，其政黨政治理論在民權主義學說中不占重要位置，這次會上則提出了新看法。有的認為，孫中山對政黨政治是很熱心支持和宣揚的，他對政黨政治存在的必要及其功能、政黨政治運作的原則等問題，都有很精確詳細的說明。有的強調，孫中山的政黨作業貫穿他整個革命生涯，目的就是力圖按照他所希冀的方向解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權威轉換和政治造型問題，而這正是眾多國家和民族從古代社會走向近代社會都曾面臨的問題，有的則把孫中山與國民黨的關係視為其政黨政治思想的一次失敗嘗試。 

此外還有學者分別探討了具有史鑒意義的孫中山中國和平統一的思想、孫中山振興實業與對外開放的戰略決策、孫中山大亞洲主義思想、孫中山的國家觀與伯倫知理的《國家論》和1913年初孫中山訪日等問題。 

其他辛亥人物的研討也顯得豐富多彩，不僅研究方法有所更新，而且視野更為開闊，既有重要人物的重新透視，也有陌生面孔的初步觀察，既有群體塑像，也有個體解剖。 

有的學者用社會心理學的方法，探討了辛亥革命先驅家族背景與個人解放的關係，認為辛亥革命前宋教仁等人之成為革命者，家庭環境的影響是個關鍵因素。有的學者以比較研究的手法，分析了吳玉章和胡漢民對辛亥革命的反思，指出反思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結論不同，對他們後來人生道路的影響也不同。其他辛亥人物之所以在“五四”後選擇了不同的道路，與他們對辛亥革命的反思不無關係，從而揭示了辛亥革命與中國社會發展道路的內在聯繫。 

還有學者根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汪榮寶日記》稿本，剖析了以汪榮寶為代表的京城立憲派；有的利用新加坡丘菽園家藏資料，考察了康、梁以及丘菽園等海外知識份子；有的以上海光復為背景，勾畫了各派人物群體形象，尤其著重審視了以李平書為代表的地方紳商。此外，還有學者分別研究了劉揆一、林森、宋教仁、陳獨秀、趙爾巽、程德全、徐寶山等眾多人物，使辛亥人物的研究取得長足進展。 

八、民初政局與政黨政治 

對於民國初年研究薄弱的現象已經引起與會學者的高度重視。有的學者從有關法律的制定、人權條款的提出、國會制與內閣制的確立、政黨制度的創行等方面，論證了辛亥革命與中國民主制度的建立，認為民初民主制度已經建立起來，這是辛亥革命的最大成就，後來雖為袁世凱所破壞，但民初所建立的民主傳統，影響了此後十餘年間國家的政治方向。有的學者對以往缺乏研究的《臨時的法》所設計的政體問題進行探討，認為《臨時的法》在設計國家政體時與西方原型產生差異，是共和制與內閣制折衷的產物，而且在運作中也逐漸偏離了民主政治的軌道。 

有的學者考察了辛亥革命前後的政黨政治，認為中國資產階級不論是左翼還是右翼，其政黨政治在清末民初的中國社會大變革中都起過巨大作用，但因中國社會還缺乏開展資產階級政黨政治的必要條件，以及政黨本身鬥爭策略上的錯誤，導致民初政黨政治的失敗。有的學者考察了1912年前後的國民“參政熱”，認為民元前後以政黨為核心的國民參政活動雖以袁世凱獨裁統治的最後確立而失敗，但卻反映了近代中國人追求民主政治的必然趨勢。有的學者探討了民初國會覆亡引起的反省和探索，指出仿效歐美議會制度的民國第一屆國會的敗亡與墮落，引起袁世凱及其御用政客、一部分資產階級政論家、孫中山等革命派和早年共產黨人等中國各派政治勢力的反省和探索，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政見，從而表明：國情需要認識順應，更需要改造並且能夠改造，並在此基礎上明定改革進步的國是。 

還有學者分別考察了中國政黨史的發展歷程、袁世凱獲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的經過、民初廣東軍政府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制度的奮鬥與挫折、民初的民主黨以及交通系與清末民初政局。這些探討，不僅加深了人們對民初社會的認識，而且展示了今後一個時期的研究趨向。  

九、辛亥革命時期的中外關係 

辛亥時期中外關係的研究顯然是一薄弱環節。會議提交了三篇論文，均是探討中日關係。有的從區域研究的路徑入手，考察了辛亥革命期間湖南省與日本的關係，認為湖南省對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國民生活均有一定的影響。有的從日本對袁世凱的認識著眼，探討了辛亥革命與日本外交。還有學者研究了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的中日外交，認為這時期中國分裂為北袁和南孫，而圍繞分裂的中國的國際環境又分裂為日本和英國，這四者既相互對立、相互牽制，又相互協商、相互妥協。這時期中日外交就是在此種國內外關係中開展的，並且決定了中日外交的姿態、外交的內容及外交的交涉過程和結局。 

綜上可見，這次學術討論會是近十年來中外學術界關於辛亥革命研究成果的一次檢閱，從研究方法到研究物件，從史料發掘到主體思辨，都體現了學者們的辛勤勞績和執著的追求，展示了辛亥革命研究的前景和希望。正如有的學者指出，這次學術討論會確實在已有成果的基礎上把辛亥革命的研究工作又向前推進了一步。這證明歷史是不斷前進的，人們對歷史的認識也是不斷發展和深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