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上半期，西方現代文化伴隨著炮火大規模湧入中華國門以後，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層面逐步出現了裂痕，作為精神文化深層結構的國民性問題也逐步進入人們研究反省的視野，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終於形成一股頗有影響的改造國民性社會思潮。這一思潮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趨於高漲。為篇幅所限，本文僅對辛亥前這一思潮產生的邏輯進程、社會歷史條件和思想淵源作一詳盡闡釋，並揭示思潮在救亡主題下的雙重性質和特點，從而求得對這一思潮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歷史地位和局限性的恰如其分的評價。 

一、改造國民性理論思索的邏輯進程 

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時代的變遷和國運的轉折，迫使中國人思考：為什麼處於天下中心的泱泱大國竟然會敗於彈丸之地的“夷蠻”之邦？人們從各自不同的認識層面上進行思索，嘗試尋求問題的答案。從此，關於中國民族特性的認識，包括對中國人現實命運的反思、中國人傳統精神文化的探討、中國人與西方人不同特性比較等問題的論爭，成了近代中國進步思想文化的一股潮流。 

當然，在鴉片戰爭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裏，中國社會的先進群體還只承認西方物化的科學技術有價值，其精神文化非但無益，而且有害。直到洋務運動時期才有少數人開始對外來的精神文化加以心平氣和的評判。洋務派的某些思考已跨越了技術、工藝層面。他們感到必須“借法自強”，即借取西方人勝於中國人的各種具體辦法，包括器械、工藝，乃至經濟、政治制度等，來促使中國強盛起來。因此，洋務派一面極力反對傳統中國人視為當然的“農本商末”的思想，另一方面強調國家的富強、民族的振興是受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制約的，主張“通商賈之氣”，認為商務是國家的“元氣”和“血脈”。[1]洋務派這一觀念的變化，是對傳統的“華優夷劣”思想的一個猛烈衝擊，而對整個民族理性地認識自我具有革命性的意義，預示著一個更加深刻和持久的民族自我反省時代的到來。 

繼洋務派後，改良派登上了歷史舞臺。他們深受中國甲午戰敗的刺激，認為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在於“新其政不新其民，新其法不新其學”[2]，在於“中國民氣散而不聚，民心默而不群，此其所以百事而不一效者也”[3]。他們開始突破洋務派“中體西用”的思想藩籬，認識到中國不僅在科學技術、政治制度方面遠遠落後於西方，即使在體力、智力和道德精神方面中國人也是不如西方人，存在諸多弱點。他們明確指出，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和政治制度，首先需要中國人具有相應的知識水準、精神狀態和心理素質，“蓋政如草木焉，置之其地而發生滋大者，必其地肥磽燥濕寒暑，與某種族最宜者而後可。否則，萎矮而已，再甚則僵槁而已。”[4]這樣，改良派在主張學習和引進西方物質文明和政治制度的同時，開始悉心探索對人（即國民性）的改造問題，並在更公開和更大範圍內鼓吹這一主張，以便得到更多中國人的接受和回應。 

當時，改良派從救國的邏輯出發，認為在這個生存競爭、優勝劣敗的世界裏，中國的生存發展之道，只有靠自身的強大，而強大之道一是要以君主立憲的資產階級國家制度代替封建的帝制，二是要改造國民精神，造就一代新民。他們開了三帖著名的藥方：一是“鼓民力”；二是“開民智”；三是“新民德”。[5]嚴複、梁啟超以及早期的魯迅，他們都認為只有把人變成“新民”，才是立國之本，救國之本。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說》中再次強調：“凡一國之能立於世界，必有其國民特具之特質，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風俗習慣，文學美術，皆有一種獨立之精神，祖父傳之，子孫繼之，然後群乃結，國乃成。斯實民族主義之根柢源泉也。”[6]既然民族性對立國如此重要，那麼要解決中國積弱的問題，倡“新民”，創造新的國民性就成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7]。 

正是由於改良派對改造民族精神、造就一代新民的大力鼓吹，使越來越多的人痛切地認識到：對於幾千年來逐步形成的各種價值觀念、行為方式、風俗習慣，簡言之我們這古老民族的國民性，有加以深刻反思、去除弱點的必要，唯其如此，民族才復興有望。於是，到20世紀初，改造國民性的呼聲便匯成一股強音，回蕩在中華大地。從理論上看，當時梁啟超提出的“新民說”便是對近代中國改造國民性的理論依據、目標模式、實現途徑最完整的闡述；從參與討論的人數來看，幾乎當時所有的先進中國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談論這一問題，而主角是當時中國政治、思想舞臺上最活躍、最有影響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從傳播的方式來看，一方面是開展有關國民性及其改造的討論，另方面更有大量湧現的雜誌、文學作品涉及這方面的問題。當時影響較大的各派刊物如改良派的《清議報》、《新民叢報》、《東方雜誌》，革命派的《江蘇》、《民報》等都不同程度地充當了這一問題的傳播媒體；從討論的內容來看，既有對中國國民劣根性及其根源的揭露和鞭撻，也有對新民、新國魂必要性的闡述，對理想新人格的設計以及對造就新國民、新靈魂途徑的探索。可見當時對這一問題的探索已達到了完全的社會思潮形態。 

當改良派竭盡全力宣導“新民”時，資產階級革命派則高舉起“革命”大旗，以無所畏懼的氣概蕩滌一切阻礙革命前進的舊勢力，包括對傳統國民性各方面惰性的無情批判，以喚起民眾，振奮國民精神，達到振興中華的目的。 

1899年章太炎率先發表了《菌說》，從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兩方面呼喚“人的解放”。次年，他在初步編定的《訄書》中，以求真求實的批判精神，對中國古代文化遺產系統地進行發掘和清理，企圖在這一基礎上，推進民族文化的現代化，即創造適應新時代要求的現代型民族文化。接著，他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以大量的事實闡述了革命能明公理、去舊俗的觀點，表明他已看到了國民性改造中革命的巨大作用。因此，他強調對構成革命的精神障礙，即民族性格中的怯懦、浮華、詐偽等品格，以及畏死心、拜金心、奴隸心、退卻心等必須堅決消除，[8]如此，才能發揮民族的主體意識。 

在章太炎發出用革命去除奴隸心的同時，年輕的資產階級革命戰士鄒容在《革命軍》一書中也喊出了“拔去奴隸之根性”的雷霆之聲。他高歌革命，認為革命能夠“去腐敗而存善良”，“由野蠻而進文明”，“除奴隸而為主人”，“除禍害而求幸福”；革命的開展，是“為建設而破壞”的活動，要破壞舊的社會，建設新的社會，就須喚起民眾。然現時國民受滿洲和列強的壓迫，為“數重之奴隸”，不能承擔革命的重任。為此，鄒容提出要以革命教育改造國民，使其既有民族意識，又有平等、自由、政治、法律之觀念，從而把國民性的改造與革命運動有機結合起來，為改造國民性提供了新的方案。 

繼章太炎、鄒容批判國民奴隸性後，偉大的民主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在改造國民性問題上表現了更多的理性思維，提出了心理建設的理論。他認為改造國家還要從根本上自國民的心理改造起，使真正的近代意識（自由、平等、博愛）成為改造國民舊思想的武器。後來，孫中山把他注重心理建設的努力鍥入《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從而使改造國民性步入了社會制度規整的新境地。 

綜上所述，從洋務派、改良派、革命派對中國國民性的思索來看，它們是交替演化、層層推進。洋務派以實業救國的認真努力翻開了近代中國民族自省史的第一頁；改良派在總結洋務運動失敗的基礎上，在變革政體的過程中，發現了民族自身強大的藥方，即改造民族精神，造就一代新國民；而革命派則以鮮明的革命宗旨蕩滌著一切阻礙革命前進的國民劣根性，它與改良派相互交輝，把辛亥革命前改造國民性思潮推向一個高峰。但由於洋務派的急切功利性，減低了其努力對傳統國民性改造的意義；改良派雖渴望以政治變革重塑國民性，但因顛倒了社會制度與國民性的關係，故不得要領；而革命派由於想把一切問題的解決都託付給一次革命，又懷有很強的種族情緒，使他們難以看到與政治革命性質不同的國民性改造的艱巨性和複雜性。因此，歷史要求人們以更自覺的態度，更理性的精神，更科學的方法，批判傳統國民性，建設新的國民性，以推動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進程。而這一切，歷史已安排給五四時代的先驅者來承擔。 

二、改造國民性思潮形成的社會歷史條件與思想淵源 

近代中國改造國民性思潮的形成既有與歷史時代息息相關的諸種原因，也有其思想淵源。 

（一）近代中國現代化運動使然。近代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可以概括為三個層面，即現代化的物質層面、制度層面、心理層面（或人的現代化層面），它們波浪起伏，層相推遞。從鴉片戰爭至洋務運動期間，中國曾從西方引進了與工業革命相關的科學技術，建立了機械、冶鐵、採煤、紡織、運輸、電機等工業部門和與之相應的自然科學學科，逐步形成了不同于傳統學科的中國現代科學體系。但令人奇怪的是，這些科學技術的被引進，並沒有在中國引起深刻的“科技革命”，實現長足的工業現代化進步，而卻是在政治、思想領域起到了異乎尋常的推動作用。因此，當旨在使近代中國實現物質層面現代化的洋務運動還沒有徹底退出歷史舞臺時，一批近代資產階級啟蒙家便開始用西方文化的物質內容來檢討中國的意識形態，並把西方的政治學術思想與中國儒家文化中可利用的成分結合起來，製成“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新學”，來反對傳統的封建文化。這種“新學”造就了有志維新改良的一代人。他們面對救亡圖存的危險處境，用“新學”作為變革社會現實的理論依據，在中國進行了政治體制以及其他具體制度的改革試驗，力圖使中國在制度層面上也趕上世界先進國家，以保護物質文化的創造與發展。但由於改良派對西方先進文化分析、消化得不夠，對中國封建制度與文化的餘毒反思、肅清得不夠，再加上中國複雜的國情和傳統文化的強大惰性，使他們變革社會的理論難以實現。相反，盤根錯節的舊勢力一巴掌擊倒了頗有聲勢的維新變法，這意味著注重理論制度層面的變革並不能使中國走上建設現代化強國的坦途。歷史必然要求先進人士在更深層次上思索中國現代化的道路。這樣，在戊戌政變以後，在理論制度層次上的現代化運動還未完全失去時代青睞的情況下，資產階級改良派與革命派便開始深入到現代化的心理層面，呼喚改造傳統國民性，以鑄造新民、新國魂，實現人的現代化。他們雖出於不同的政治目的，卻共同提出了改造國民性的歷史課題，表明了近代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已進入更為複雜、更為艱巨、更為深刻的心理層面。 

（二）沉重的民族危機。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華民族的危難達到了空前境地。甲午戰爭、八國聯軍進京、列強割地索款，這一切使得一種亡國滅種的危機感和再難立足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恥辱感積壓在人們心頭。尋找民族的出路，探索救國的方略已成為具有憂患意識的先進人士的共同願望。並且時局的嚴重壓迫，使他們的思維方式迅速發生了巨變，由對社會客體的思考轉到對社會主體的探討，即對人的素質的思考，對國民性改造的關注。他們認為，當今世界競爭，已不再是國家之競爭，而是國民之競爭。所謂國民競爭，就是“一國之人自為其性命財產之關係而與他國競爭者也”[9]，即把國家之價值放在國民身上，盛衰存亡系于國民，國民如以為國猶可存，則中國斯存，若國民以為將亡，則中國斯亡。正是從這一邏輯出發，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將國運民性緊緊地聯繫在一起，認為民眾不覺醒、對政治運動無參與意識，志士的一切努力將化為烏有，因此，“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10] 

（三）新參照系的出現。中國與西方列強的第一次較量始於鴉片戰爭。在這次戰爭中，中國是正義者，但又是失敗者。巨大的失敗，從根本上傷害了我們民族的自尊心，挫傷了“中央大國”的自大心理，造成了我們民族的一次最嚴重的心理傾斜。為了求得民族心理上的平衡，為了重新尋找傳統文化在世界文化總格局中的主導地位，中國的先進分子從自己的民族利益出發，開始了對本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重新認識。更重要的是戰爭給中華民族帶來了一個巨大的西方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參照系統。獲得這個參照系統等於具備了自我觀照的時代鏡子，也就獲得了自我認識的文化條件。運用這一條件，中華民族開始在新的層面上認識自己。當然，這種認識有一個深化的過程。如前所述，開始只認識到自己技術、工藝方面的落後，以後又認識到政治制度方面的落後，最後才認識到國民文化觀念和思維方式的落後，認識到民族的崛起和自強要靠國民覺悟和動員。這樣，改造國民劣根性便提上議事日程，並在辛亥革命前形成一種社會思潮。因此，西方現代文化輸入，與其說給了中國傳統文化以無情毀壞，毋寧說給了中國人一個極有說服力的參照系。所以，近代中國人對傳統文化的體認，對走向現代化的探索，都特別注重中西文化的比較，這也是改造國民性思潮的一個特點。 

（四）日本、歐洲啟蒙思想的影響。在考察改造國民性思潮產生的原因時，我們常常發現中國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對國民劣根性的批判，對新國民精神的宣導，其基本精神大都能從近代日本啟蒙學者那裏找到類似的論述。如被稱為“日本伏爾泰”的福澤諭吉認為，國民德、智的提高是國家進步的前提。他說，政治與文明程度相輔相成，文明前進一步，政治也隨著前進一步；而文明程度則取決於人民的智德，日本的文明，還遠不及西洋各國，是因為人民的智德不足，為達到這個目的，必須追求智慧和道德。這就是目前日本的兩個要求。[11]至於如何改造國民性，提高國民道德，日本啟蒙學者一致認為要培養人民的獨立精神。為此，他們極力抨擊日本人乃至亞洲人的奴性及旁觀，提倡國民的獨立性和社會義務感，使人人都應該盡國民應盡的義務。[12]從這裏我們有理由認為，改良派與革命派對國民性問題的探討是深受日本啟蒙思想影響的，表現了一種師承關係。當時探討改造國民性的文章全是發表在創辦于橫濱、東京的《清議報》、《新民叢報》、《江蘇》、《湖北學生界》、《浙江潮》等報刊上，或由留日歸來者所撰，如《革命軍》。 

當然，日本近代思想許多來自西方，近代中國人受日本人思想影響的同時，也通過日本間接或到西方直接吸取西方的近代啟蒙思想，這也是改造國民性思想的淵源之一。如嚴複在《原強》一文中論述“新民”的主張時，就表現出直接受到西方的進化論和社會有機體論的影響。他認為，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不只是生物界的規律，而且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人類社會從一開始便處於種與種爭、群與群爭的狀態之中，只有那些適應生存競爭的知者強者得以自存和發展，因此民族要生存，就必須不斷提高自身的素質。再者，他認為國家如一生物體，個人為一細胞，生物體的強弱優劣取決於各個細胞的強弱優劣。從這一社會有機體論的思想出發，嚴複得出了民族強弱興亡系於民力、民智、民德的結論，指出：“未有三者備而民生不優，亦未有三者備而國威不奮者也。”[13] 

（五）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翻閱19世紀末20世紀初有關改造國民性的大量文獻，我們可以看到：注重從道德修養來塑造國民精神面貌是中國資產階級改良派與革命派設計新理想人格的共同模式，而這一思維模式與藉道德人心治理國家和社會的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思維方式是一脈相承的。這意味著改良派與革命派在啟發國民通過反省進行自我改造時運用了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教義作為其主張的理論依據。如他們所說的“新民”一詞，即直接取自於儒家經典《大學》中所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這一思想，認為要從國民精神面貌的塑造，從個人道德修煉上尋求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後來，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的辦報宗旨中，更明確地表白其受《大學》的影響：“本報取大學新民主義，以為欲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14]需要指出的是，改良派與革命派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封建制度乃至封建文化的叛逆者，其改造國民性思想本質上不同於封建社會的整肅人心，但他們吸收了前人在塑造理想人格上的合理成分。 

三、改造國民性思潮的性質和特點 

（一）救亡與啟蒙的雙重性。改造國民性思潮產生的原動力是拯救國家和民族危亡，革命派和改良派痛斥國民的劣根性，其目的之一就是為了喚醒國民不當亡國奴，達到民族自強，因此，這一思潮帶有鮮明的愛國救亡性質，是一股積極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潮。 

在強烈的救亡主題下，改造國民性思潮還帶有很濃的反封建啟蒙性，是時代先覺者追求人的現代化的進步思潮。雖然資產階級要改造國民，是從救亡的首要任務出發的，但在救亡中，他們卻不僅發現自己的國家不是強國，而且發現自己不是“人”——不是現代化意義上的“人”。他們意識到：要把國家推向現代化，除了必須改革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外，還必須改造人的精神素質，療治和重新塑造人的靈魂，把人變成人，變成具有現代文化意識的人。為此，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通過大量出版書報雜誌、撰寫文章，著力批判封建意識形態及封建時代的國民精神，認為中國國民性中的奴性、怯懦、旁觀、好偽、保守、愚昧等劣根性，無一不是封建專制主義壓制和毒害人民的產物，進而呼籲中國人從長期的封建束縛和薰陶中解脫出來，去除一切封建社會染就的劣根性。從這點上講，改造國民性思潮又是一場反封建啟蒙運動。 

（二）國家思想的凸現。透過20世紀初中國資產階級注重培養國民獨立自主人格的表像，我們可以發現，在改造國民性中，他們更重要地是極力強調國民應具有公德心、責任心、愛國心，提倡國民關心國事，增強參與意識，將小我投入到大我的事業中去。而這一切都表達同一個意思，就是要樹立“國”在“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國家思想的凸現是這一社會思潮的顯著特徵之一。正如孫中山當時指出：“在今天，自由這個名詞究竟要怎樣應用呢？如果用到個人，就成一片散沙。萬不可再用到個人上去，要用到國家上去。個人不可太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國家能夠行動自由，中國便是強盛的國家。要這樣做去，便要大家犧牲自由。”[15]這就是說，只有首先使國家自由，擺脫列強壓迫，個人才能真正自由。所以，以國家思想至上為特色、為前提，中國資產階級在處理群體與個體、國權與民權的關係上，更重視群體的利益、國家的利益，要求國民盡關心國事之義務，發達其愛國力，把國家合成“一個大堅固團體”[16]，從侵略者手中奪回民族的完整權利。 

總之，中國資產階級面對幾千年封建小農經濟培育的散漫麻木的人民，面對民族危亡而強調國家思想、國民公德和責任心、愛國心，其目的無非是為了振興國家的需要，這不僅深刻揭示了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生活的弊端，而且恰當地反映了時代的主題，表現了改良派和革命派真誠的愛國主義情懷。 

四、改造國民性思潮的歷史評價 

改造國民性思潮是以挽救民族危亡為出發點，以改造國民心理與國民意識為己任，追求中華民族人的現代化的愛國進步思想運動，是中國現代化總體思潮的一部分，也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一個因數，這就決定了這一思潮在中國近代史上佔有不可抹煞的歷史地位。 

（一）改造國民性社會思潮的形成經歷了一個從器物層面、制度層面到心理層面反思的複雜過程，這些反思的層面相互交輝、層層推進，表現了這一思潮與中國近代思想文化進步合拍的動態過程。同時，中國資產階級的先進人士面對救亡重任，提出重新認識自己，改造國民自身素質這樣一個新課題，這對在歷史上向以燦爛文明同化外來民族的古老中國來說，確乎是石破天驚、前無古人的壯舉。儘管這方面理論還不成熟、不系統，但畢竟開始了中國人認識自己的過程，是人的解放在中國的開端，因而這一思潮的出現是中華民族覺醒的里程碑。從此以後，對中國傳統國民性的反思一再撥動每個關心祖國命運的中國人的心弦，成為一個常新的課題。 

（二）改造國民性思潮第一次較系統地探討了中國國民性問題，大膽地揭示出了本民族傳統文化中的痼疾，並將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封建專制、禮教及宗法家族制度。中國資產階級對中華民族的這一無情解剖，無疑拉開了中國近代史上大規模批判封建文化的序幕，並深深影響了後來的新文化運動。 

（三）客觀上為辛亥革命的爆發準備了一定的國民心理基礎。為了改造國民，就需要樹立一個理想形象，為此，中國資產階級啟蒙學者從西方大量輸入自由、民權、獨立的新思想。在這些思想的薰陶下，一代新青年成長起來。他們極富政治敏感性，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中起了先鋒和橋樑作用。同時，對舊制度的批判和對清政府腐敗的揭露以及對獨立、自由、民主的共同追求，確使一部分國民主人翁意識加強了，激發了他們投身社會變革的熱情。從1904年起，在中華大地掀起的以收回利權為中心的愛國運動，不能不說與這一思潮的影響有關。因而，改造國民性社會思潮客觀上為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礎和社會基礎。 

當然，由於時代、階級、經濟的制約，辛亥革命前的改造國民性社會思潮也存在著局限性。如思潮對中國國民性的優劣缺乏全面、辯證的認識，存在著注重揭露劣根性而忽略總結優良面的偏向，往往把中國人說得一無是處，甚至把好的一面說成是壞的，這種思想方法上的主觀主義和片面性，使思潮產生了對本民族文化遺產不加分析地一筆抹殺、對西方資產階級文化頂禮膜拜的錯誤傾向，因而也就不能真正找到新民的道路。 

同時，改良派與革命派在強調新民的重要性時，過多地把國民性中存在的弱點都歸結於封建的綱常倫理、家族制度以及政府政策、歷代宣教等，而忽視了各個時代社會經濟對國民性的決定性影響。事實上，國民素質的提高取決於一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的整體發展水準。從根本上講，只有發展社會生產力，才能根本改變人的狀況，從而自覺地推動中國的社會現代化進程。 

另外，這一思潮也未能較好地解決思想啟蒙與政治革命的關係，其結果是思想啟蒙因政治革命的急迫而流於淺嘗輒止；政治革命又因思想啟蒙的膚淺而不能真正完成。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近代中國特殊的同情：中國資產階級面對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和救國的嚴峻現實，不得不負起變革社會和啟發民眾的雙重任務，在救亡中求進步、求進步中救危亡，而這是軟弱的中國資產階級所不能完成的。另一方面是由於中國資產階級對傳統文化在心理結構上的反思還只停留在少數人範圍內，忽視了廣大處在下層的民眾，這使他們在變革社會過程中缺少堅強的後盾。這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的悲哀。 

注釋： 

[1]鄭觀應：《盛世危言》，商務一。 

[2]《唐才常集》，32頁，中華書局，1980。 

[3]麥孟華：《總論·民主第一》，載《時務報》第28冊。 

[4][5][13]《嚴複集》，第1冊，26、27、18頁，中華書局，1986。 

[6][7][9][10]《梁啟超選集》，211、207、116、20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8]章太炎：《答夢庵》，載《民報》第21號（1908年）。 

[11]參見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商務印書館，1982。 

[12]參見福澤諭吉《勸學篇》，商務印書館，1984。 

[14]《新民叢報》第1號《本報告白》（1902年）。 

[15][16]《孫中山全集》，第9卷，282、283頁，中華書局，1986。 

（資料來源：《社會科學研究》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