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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是辛亥革命無可爭議的領袖，他的革命綱領是盡人皆知的三民主義。關於民族主義、民權主義人們已做了相當多的研討，而對民生主義及其在辛亥革命過程中的地位、意義、影響如何評估？似乎仍有討論研究的餘地。本文試圖對此略做一些分析與評述，希望引起進一步的批評和討論。
（一）
孫中山象中國歷代革命領袖一樣，極為關注民生問題。民生疾苦是每一次革命的重要原因。所以，尋求並許諾一種解決民生疾苦的理想方案便是革命領袖們不能回避的問題。
孫中山認為貧富不均是社會的最大悲劇，也是歷次動亂和發生革命的原因。他覺得，他所領導的革命，應該從根本上解決這個重大課題，以防止今後再發生革命。防止革命的首要辦法就是均貧富，均貧富的辦法就是實行民生主義。
照孫中山自述，他的民生主義思想產生於倫敦蒙難後不久。他說：“倫敦脫險後，則暫留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並結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于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欲為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①］可見，從那時起，民生主義已構成孫中山思想的主要內容之一。孫中山又把他的民生主義與歐美社會主義思潮聯繫在一起。他在倫敦清使館被拘，向僕人尋求援助時，便自稱是中國社會黨。說明他對社會主義早有所聞。有人據此認為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思想的最早來源是西方社會主義。［②］但我們不能忽略，孫中山的出身背景使他一開始就考慮到解決社會民生問題。他把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制度，乃至古代的“井田”，王莽的“均田”，王安石的“青苗”，皆視為民生主義。［③］他特別關注農民的土地問題。從歐洲到日本後，他多次與梁啟超、章太炎討論土地問題。他指出：“今之耕者率貢其所獲之半於租主而未有己，農之所以困也。土地國有後，必能耕者而後授以田，直納若干之租于國，而無複有一層地主從中朘削之，則農民可以大蘇。”［④］他對章太炎也說到，農民收穫三分之二被田主和賦稅所奪，原因即在於土地為地主私有。土地乃天然之物，不應私有，應使勞動者有平等的機會享用它，“不稼者不得有尺寸土”，［⑤］而這時在日本正有“土地複權會”在活動，其領袖則是與孫中山極其接近的宮崎寅藏的哥哥宮崎民藏。他們之間的互相溝通是不言而喻的。
馮自由還指出，這時，孫中山已表現出頗傾心於美國的亨利·喬治的土地單稅論。［⑥］
孫中山融鑄古今中外有關解決民生問題的各種思想學說，形成自己獨特的“平均地權”思想。1903年初，在越南建立興中會分會時，把它列入誓詞之中。
孫中山有時把自己的民生主義看成是社會主義。他在1903年12月發表於《警鐘日報》的《致友人書》便是如此。1905年再度歐遊，他主動找到社會黨總部，表明自己與他們是同一理想，同一目標的同志。但雖如此，孫中山在同自己黨內同志談話中，並不經常提社會主義。自1905年同盟會成立後，在《民報》發刊詞中把革命綱領概括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以後，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孫中山都以民生主義來概稱自己有關社會民生問題的主張。
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民生主義思想的基本內容可作如下概述：
（一）庚子前後：孫中山在同梁啟超、章太炎討論中國土地問題時，主要想法是反對或消滅地主所有制，將土地收歸國有，由國家將土地租給有力耕作的農民，農民直接交租給國家，國家以此為主要收入。
（二）同盟會成立前後：同盟會成立前夕，孫中山在比利時訪問國際社會黨總部，解釋他自己的社會革命主張時說過土地全部或大部為公共所有，就是說很少、或沒有大的地主，但是土地由公社按一定章程租給農民。
同盟會成立後，在《民報》創刊周年慶祝演說中，在同盟會革命方略中，均甚明確提出核定地價，原價歸原地主，漲價歸國家，國家可以按價收買，並且突出了土地單稅論的主張，即國家單收地租一項，“現今苛捐盡數蠲除”，“把幾千年捐輸的弊政永遠斷絕”，“但收地租一項，已成地球上最富之國。”［⑦］
（三）其他革命黨人關於民生主義的闡釋：民國成立前，孫中山沒有很具體地談論對資本家的政策。他認為工商業者靠自己的才力獲得財富，與地主依靠本應屬全體人民所有的自然資源——土地的壟斷以獲得財富不同。但同盟會成立後，他的幾個熱心宣傳民生主義的戰友，如胡漢民、朱執信、馮自由等卻都明確地提到大資本國有的主張。我們可以推想，孫中山是同意他們的說法的。倘他認為胡、朱等人說法原則上有違他的本意，是不會不過問的。但孫中山本人確實在民國成立前極少談論資本家的問題。這可能是因為：（1）他認為中國的資本家尚未出世，此問題尚非當務之急。（2）革命經費主要來源於華僑資本家，大談資本國有會傷害華僑資本家支援革命的積極性。民國成立後，孫中山一度認為，民族、民權兩大任務已完成，實行民生主義成為主要課題，一旦實行民生主義，資本家會應勢而出，故必須籌謀對策，乃特別宣傳大資本國有，私人不得操縱國計民生的主張。
（二）
孫中山的革命綱領中，最不易為一般黨人所理解和接受的，莫過於民生主義。1903年12月12日，孫中山在《警鐘日報》上發表答友人書。解答人們對民生主義的疑問。那時距離他把民生主義正式寫進誓詞還不到一年。而公開發表此信，說明有疑問的人正不在少數。據馮自由記載，1905年籌立同盟會，首次集議時，便“有數人對於‘平均地權’有疑義，要求取消。孫總理乃起而演講……剴切解釋至一小時之久，眾始無言。”［⑧］有疑義而至於“要求取消”，則已有反對之意。孫中山做了一小時的解釋，僅使眾人“無言”而已，似並未真正說服存疑者。以後的事實證明，不少黨人對民生主義仍存疑惑。馮自由說：“當日之革命青年眼光殊不遠大，雖經總理剴切講解，一致贊成之後，對於未來之社會經濟問題殊不重視。且有視為不急之務者。本部幹事某等，以有志入會者問題紛起，解釋困難，遂有另立他種團體名稱及刪改平均地權一項，以應付時宜者。”［⑨］
具體分析一下，這裏可能包含幾種情況。一種是一般革命黨人只對民族主義有強烈熱情，對民權、共和已不甚了了，而對民生主義，則覺得甚為新奇，難以理解和接受，用柳亞子的話說，對民生主義簡直是“莫名其妙”。［⑩］另一種情況是一些留學青年，他們有機會接觸西方社會主義各種學說，對民生主義有所瞭解，但認為是“不急之務”，取不以為然的態度。再有一種情況是一部分同盟會的骨幹分子，鑒於新加入革命隊伍的人，往往對民生主義疑問甚多，解釋殊不容易。他們從發展實際革命運動上考慮，認為不如去掉民生主義，反而更易於吸引群眾，擴大革命隊伍。歐洲同盟會的某些骨幹如胡秉權、史青、魏宸組、賀之才等就曾採取這種辦法，在同盟會外另立名目曰公民党，其誓詞只有“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刪掉了“平均地權”。［①①］另一個顯著的例子是共進會。共進會是在同盟會本部所在地東京組織起來的。其首倡人物張伯祥、焦達峰、鄧文輝、劉公等，都是實際革命活動家，在下層社會中有廣泛的聯繫。他們為推進內地革命運動的發展，意主聯絡長江一帶很有勢力的會黨群眾。而會黨中人，新知識甚少，對民生主義殊難瞭解。他們乃斷然捨棄“平均地權”的口號，而改為“平均人權”。［①②］
這裏不能不說到同盟會中部總會。此會1910年即已開始蘊釀，至1911年7月31日始在上海宣告成立。其章程明確提出：“本會以推覆清政府，建設民主的立憲政體為主義”。［①③］沒有提民生主義，也沒有照搬同盟會的誓詞，而是把同盟會綱領中民族、民權的內容結合一起，以非常明晰的文字強調了民主主義的內容，這是很值得注意的。從前喜歡依某種教條公式剪裁歷史的人們總是責備同盟會中部總會及共進會拋棄了同盟會的民生主義綱領，是對孫中山思想的叛離。這種說法我不知道今天是否仍有人尊信，我是不贊成這種說法的。我們研究歷史，應該拋開成見，從大量的歷史材料的清理中，弄清當時的主要歷史課題是什麼？人們對它如何認識？提出什麼主張？進行了怎樣的奮鬥？力圖取消這種歷史課題的努力，自然是應當批判的；回避這一歷史課題也是不能贊成的。凡是試圖解決這一歷史課題的努力，不論其正確的程度如何，成功的機會如何，我們都應給予適度的積極的評價。辛亥革命時期最主要的歷史課題是推翻腐朽的，毫無效率的，賣國殘民的清政府，建立某種形式的民主政體，以便為國家爭得走向現代化的機會。從這種角度去觀察問題，不但當時的立憲派應給予充分肯定，就是統治集團中某些確曾致力於改革的人士也應給予一定程度的肯定。至於革命党人中不同組織，不同派別，不同色彩的人物，就更不能隨意否定了。事實上，我們上面提到的共進會、同盟會中部總會，對於辛亥革命都是起了相當重大的積極作用的。
特別應當指出，同盟會中部總會的主要領袖宋教仁，他放棄民生主義的口號，絕不是他不瞭解民生主義，更不是他反對民生主義。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宋教仁對民生主義有關理論知識的瞭解，決不遜於任何革命黨人。他頭腦清楚，富於獨立思想，用心研究各種政治問題，是革命党人中不可多得的政治領袖人才。在同盟會成立時，他作為骨幹分子，對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未曾提出任何疑問，他的日記反映出他與日本土地複權聯盟的領袖交往頗多，還同俄國革命黨人一起討論過社會主義問題。他在《民報》上發表《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長文。這些足以說明他對民生主義、社會主義有相當的研究。
既然宋教仁相當瞭解民生主義、社會主義，何以不把民生主義列入他親自策劃組織的革命團體的綱領呢？這正是問題的關鍵。宋氏在同盟會中部總會成立後不到兩星期，在《民立報》上發表《社會主義商榷》一文。［①④］研究此文，便可以解釋上面的問題。
在這篇文章裏，宋氏把當時流行的社會主義區分為四派：（1）無政府主義；（2）科學社會主義；（3）社會民主主義；（4）國家社會主義。這四大派的區分是相當正確的。尤應注意，宋氏對這四大派各自的實質的認識也是相當準確的。他指出：無政府主義對現制度、現政權、以及一切現存秩序都是絕對否定的；科學社會主義則要求消滅私有制；社會民主主義是結大團體用政治力量取得政權，然後實行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則是現有國家政權的一種社會政策。宋氏問道：今日在中國主張社會主義，究竟是哪一種社會主義呢？主張社會主義的人是否認真考慮過現實社會狀況與自己的主張之間成一種什麼關係？是否考慮過，實行此主義將引出何種實際後果呢？顯然，這些都是不應回避的問題。提出這些問題，表明宋教仁這位一向肯面對實際的革命家，是唯一認真思考過這些問題的人。也正因為他認真思考過這些問題，所以他才毅然在自己組織的革命團體的綱領中刪去了民生主義的內容。
在革命黨中還有一部分不贊成民生主義的人，主要是以章太炎、陶成章為首的光復會。他們的社會背景主要是農村。他們帶有明確的土地要求，主張革命後應將土地收歸公有，然後交給農民耕種。孫中山早年也持此主張。後來漸漸信奉亨利·喬治的單稅論，又雜揉一些西方社會主義觀念。這與原來主要反映農民土地要求的思想距離越來越遠了。這也正是民生主義不易贏得普通人的理解和贊成的重要原因所在。
（三）
從上述可見，民生主義在辛亥革命時期實際革命運動中，沒有，也不可能發生號召力，因而也不可能產生直接的推動力。甚至有時為了推進實際的革命運動，還不得不放棄這個口號。
那麼，為什麼孫中山和他的某些最親密的戰友卻一直很熱心宣傳民生主義呢？
如上所述，孫中山作為從下層社會湧現出來的領袖，對民生的關切乃是他獻身革命的重要動機之一。他自幼受西方教育，又頗讀了一些西方的政治書籍與文獻。於是選擇了亨利·喬治的土地國有論，又參照其他一些“社會主義者”如約翰·穆勒等人的主張，遂形成了平均地權的思想。在他看來，這個方案自然可以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這一思想既經形成，便成了他革命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他解決社會問題的綱領。不管別人對它如何看法，他作為革命領袖，不能放棄這一綱領。對他來說，放棄這一綱領就等於放棄了他革命的一部分目標，就放棄了他作為革命領袖的一部分資格，一部分責任。所以，儘管許多人對此不瞭解，不熱心，他還是堅持不懈，並力圖說服他的同志們。
而且，必須肯定，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綱領，在理論上是有積極意義的。
迄今的研究者，多半只限於引述列寧的評論或基本上從政治上考慮對民生主義加以肯定。還甚少，甚至可以說基本上還沒有真正從經濟學的意義上認真分析以平均地權為基本內容的民生主義的確切意義。筆者不避簡陋，想對此做一點經濟學上的分析。
孫中山始終未及形成平均地權的具體實施方案。但他確實打算在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後實行這一綱領。他的基本方案是：核定地價，按價徵稅，漲價歸公，按價收買。比如某地主某塊地一畝定價二千，革命後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土地增值，一畝可貴至一萬，則二千歸原地主，八千歸國家。如地主故意定高價，則土地出售前，每年按價征高稅額，地主並無利可圖。如地主想輕稅而故報低價，則政府可按所報之低價收買，得益的仍是國家。所以，孫中山說，核定地價是最為公平合理的辦法。
但應說明，政府不可能靠收買全部土地的辦法來實行土地國有。革命前，一部分革命黨人在宣傳民生主義時，誤說國家將收買全國土地，有人甚至表示，此一政策須依靠暴力助其實現。這是不切實際的。另一種說法，政府主要依賴收取土地買賣中的增價部分來充實國庫，這也是不切實際的。因為既然增價歸公，土地買賣便不可能經常發生。國家不可能依賴這種不經常的不穩定的土地買賣來保證自己的財政收入。最可靠的，經常的，穩定的收入還是靠徵收土地稅。這就是說，孫中山的土地國有方案最基本的含義是通過徵收地價稅的形式，把地租——原來土地所有者憑藉所有權而獲得的那部分剩餘價值——轉交給國家，國家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地主。顯然，地價稅應當相當於原來的地租。因為如果低於地租，就未能將全部地租交給國家，也就未能實現真正的土地國有化。如果高於地租，地主一無所圖，土地對於他就完全失去財產的意義了。從經濟上說，他只有放棄土地所有權，把它賣掉，還略可獲得基本地價。可是既然地租歸公已成國策，那麼，誰還願意花重價——那怕是花低於原定價的錢去買一個空頭地主的名義呢？而國家顯然無力收買全部土地，所以賣地之法亦非普遍可行。這樣，作為一個土地所有者，他只有從其他途徑來尋求自己的經濟利益。而這種情況下，唯一可走的路是向土地承租者，或者說土地經營者打主意，從他們所得的剩餘價值中榨取一部分出來以補損失掉的地租。這時，如果土地經營者是一個工業資本家，他除了交出相當於地租的地價稅以外，還要從自己應得的利潤中扣出一部分交給名義上的地主——原土地所有者。而這個資本家作為一種經濟關係的人格化，他同時必須設法保衛自己的利益，他的出路只有提高利潤率，即除了地租和平均利潤以外，他還要追求一個高出上述兩者之和的多餘利潤。這個多餘利潤的來源，顯然只有從工人身上取得，也就是資本家將加強對工人的剝削。如果土地經營者是一個農業資本家，依同樣的理由，他必須加強對農業工人的榨取。如果土地經營者是農民，那麼，他就必須從自己應得的收入中提出一部分來交給原土地所有者，否則，他將租不到土地。
但資本家對工人剝削終究要受到經濟規律本身限制，長期過分的榨取會損害工人的勞動積極性，有時甚至會激起罷工反抗。而且，使廣大勞動者長期處於過度貧困狀態，將使資本的擴張失去內在的衝力。所以，超額榨取勞動者，從經濟學上說，這不可能成為資本家經常的唯一的出路。於是我們進一步看到，既然原土地所有者傾向于賣掉土地，而資本家與其除了交出地租以外還要交出一部分利潤，那就不如自己買下土地。唯有小農將面臨嚴峻的命運，在無情的經濟規律作用之下，他們中一小部分或許有機會僥倖成為農業資本家，而絕大部分將破產，淪為無產者。
綜上所述，足可令人信服地證明，孫中山的土地國有主張，如果真能實行，它確實有利於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摧毀農村封建經濟關係。我們說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在經濟學意義上有其進步性，道理即在於此。儘管孫中山和他的追隨者實際上並不曾真正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
（四）
有人認為孫中山主觀上並不害怕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不排斥資本家，這是不真實的。孫中山提出民生主義的重要動機就是要避免社會兩極分化，防患於未然。他充分承認資本主義物質文明的成就，承認發展現代經濟的絕對必要性，但他並不想把這個偉大的歷史責任交給中國的資本家。他要用他的民生主義——主觀社會主義的方法達到國家現代化的目的。資本家小量的產生與存在，在他看來不過是無法完全避免的惡。民國以後，孫中山痛駡資本家的言論是人所熟知的。所以，說孫中山主觀上歡迎資本主義發展，那是不符合事實的。某些人既然承認孫中山是“主觀社會主義者”，又說他主觀上歡迎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是說不通的。
按列寧的說法，孫中山的主觀社會主義是一種反動的空想。說它是空想，大概不會有人反對。他想在非常落後的社會環境裏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超越現實條件，實行社會主義，這當然是空想。但說它是反動的，不但大多數國民黨人不同意，大概許多自命為馬克思主義的人也不願承認這一點。我以為，列寧批評其反動性，至少有兩個意義：（1）在落後的東方國家，發展資本主義是社會進步的必然趨勢，企圖阻止它，是反歷史潮流而動。（2）欲解決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造成的社會弊病，只有靠科學社會主義，靠無產階級革命。而此時西方社會主義運動，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已經勢如潮湧，孫中山的民生主義避拒這一潮流，也是逆潮流而動。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其形式與內容是如此的矛盾，難怪一般革命黨人不能理解，少數有識者亦因其模糊不切實際而不願附和，至於資產階級當然更不會熱情歡迎它。
人們不能不承認，同盟會革命的那個時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前景是資本主義，也就是說，對於落後的中國來說，資本主義還有相當的發展餘地。孫中山和其他民生主義的熱情宣傳者們無疑都是當時中國最先進的分子。這些先進分子為什麼會害怕和反對資本主義，而對社會主義表示嚮往呢？以往的研究一般已揭示了其最明顯的一面，即孫中山長期在海外奔走革命的經歷，使他瞭解到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瞭解那裏的勞動群眾的痛苦和鬥爭。因此，資本主義在他心目中已不是合於理想的東西。既然資本主義不合他的理想，要尋覓理想的東西勢必去注意那些否定資本主義的運動，即社會主義運動。所以西方社會主義成為孫中山民生主義的重要思想來源。當然，中國歷代均平思想給孫中山提供了易於接受西方社會主義思想的基礎。可是，孫中山畢竟不是在工人運動中湧現的領袖，又不是嚴格的學者，未能通過系統的學習和研究接受科學社會主義。他是實際革命家，是個以封建專制王朝為革命物件的革命家，他的革命，客觀上必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他的思想也必然易於與資產階級合流。所以，儘管他主觀上反對資本主義，厭惡資本家，但實質上，他卻只能從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流派中汲取思想養料，來造成自己的主觀社會主義。
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還有另一個重要的方面須待進一步分析和闡明。這就是，孫中山的資產階級性質的經濟綱領會以社會主義的形式表達出來，或者說，其資產階級的綱領會披上社會主義的外衣，是與中國資產階級的實際狀況和孫中山對自己階級地位的自我意識有關的。
當時，中國的資產階級太微弱了。孫中山多次講到中國的資本家尚未出世。他當然不可能以為自己是這個未出世的階級的代表。就其主觀上說，他倒是真誠地同情中國農民的遭遇。他曾自述：“吾受幼時境域刺激，深感到實際上及學理上有講求此問題（指民生問題——引者）之必要。吾若非生而為貧困之農家子，則或忽視此重大問題亦未可知。”［①⑤］孫中山民生主義思想最初形成時期確實帶有解脫農民苦痛的強烈動機。但後來逐漸定型的以亨利·喬治思想為主的平均地權論已不再直接反映農民的願望。因此也不能斷定說，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是農民要求的直接表現。儘管民生主義外觀上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然而誰也不致誤認它與工人運動有什麼直接聯繫。
由上可見，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不是中國社會中任何一個特定階級自己錘煉出來的思想。或者說，它不是任何一個特定階級的階級意志的直接表現。這樣的思想，只有對國家民族命運特別關切，同各個階級都有關聯而又存在相當距離的知識份子最容易接受。這種思想聚攏了古今中外多種不同的思想，其外表的階級色彩已十分模糊。因此，對於清末的社會實際，對於革命黨人的實際革命運動來說，民生主義都顯得具有超越性，或者說，它理想主義的成分太重，因此它是孫中山革命綱領中最缺少現實性的部分。
更進一步說，民生主義是中國社會舊的統治階級已經沒落，而新的階級尚未成長起來的情況下產生的一種獨特思想，它是西方社會主義在中國被扭曲的形式，是中國古代均平思想的近代版，是下層勞動群眾要求擺脫困苦的願望的學理化的反映，是資產階級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的欲望在革命運動中的折射。總之，這是一種不成熟的歷史條件下的不成熟的思想，是落後的社會條件下的超越現實的思想。這種性質決定了它缺乏現實的階級基礎，得不到廣泛的群眾支持。因此對現實的革命運動不可能產生直接的推動力。但這不等於這一思想沒有任何歷史意義。它的意義就在於它的預言性質，它預示了中國社會獨特的發展道路，即由於資本主義得不得順利發展的機會，資產階級的力量過於脆弱，所以，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將取非資本主義道路的發展模式。說具體些就是，在民主革命的歷史階段裏，無產階級在廣大農民同盟者的支持下，提前走到歷史的前臺，承擔起革命的領導責任。在這種情況下，孫中山的主觀社會主義將起到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同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聯合起來，把各個擁護革命的階級聯合起來的特殊的歷史作用。自然，民生主義本身也不能不適應新的情況而適當改變自己的內容與形式。
可見，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最重要的意義是在未來，而不在當下，後來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
注釋：
①《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第八節《有志竟成》，《孫中山全集》第6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32頁。
②美國學者伯納爾在其《1907年前的中國社會主義》一書中認為孫中山民主主義最早來源可能是讀了《萬國公報》1892年所載艾瑟約的《富國養民策》。夏良才在《論孫中山與亨利·喬治》一文（載《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認為這一來源可能是讀到《萬國公報》1891年載美國社會主義者貝拉米的小說《回頭看紀略》。
③見孫中山：《在廣州歡宴各軍將領會上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8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72頁。據馮自由記載，早在1899年至1900年間，孫中山在日本與梁啟超、章太炎討論土地問題時即說到古代井田、王莽之王田、王安石之青苗及太平天國之公倉制度，足見這些中國古代的均田思想對孫早有影響。見馮自由：《革命逸史》（三）第206頁。
④梁啟超：《社會革命果為今日中國所必要乎？》，《新民叢報》第86號。
⑤《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13頁。
⑥見《革命逸史》（三）第206頁。
⑦見《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29頁。
⑧見《革命逸史》（二）第132頁。
⑨見《革命逸史》（三）第207頁。
⑩《柳亞子自傳》，原載《珊瑚》第13期。
①①見《革命逸史》（三）第207頁。
①②見同上，又見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第179頁。
①③見《宋教仁集》（上），第277頁；又見於《辛亥革命在上海資料選輯》第9頁。
①④此文發表於《民立報》1911年8月13日、14日。
①⑤宮崎寅藏：《孫逸仙傳》，《建國月刊》3卷4期。
（資料來源：《廣東社會科學》1996年第5期） |
